1945：美苏对华的执着和误判

蓝云

雅尔塔会议如同冷战序幕的先声，世界第一次被按照美苏两国的利益取向而被分割，那些企图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小民族毫无余地地被裹挟进了美苏之间的这场“游戏”之中。作为弱国但却是大国的中国却没有按照美苏的意愿走下去……

四方“暗战”在东北

日本投降后，抢占日伪沦陷区成了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其中日本经营多年，重工业云集的东北地区炙手可热。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945年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苏联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损害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美国和国民党的表态，让苏联坚信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中共。

正是苏联态度的转变，才导致了10月间苏联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控制东北的步伐。

就在中共以为得到苏联密切配合时，11月10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人发出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苏联）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

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态度的反复，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只相信实力，并且善于左右逢源的斯大林压根不相信中共的实力能够战胜国民党。

斯大林眼中的中国局势

基于卫国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斯大林认为：从人数上，共产党武装只有100万人，而国民党武装有300万～400万人；从装备上看，国民党武装已经从美国获得了数十个步兵师的装备，有美式坦克和大量的卡车等摩托化装备，空军装备了四架重型轰炸机。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发起战略反攻时，在人员和装备数量上其实只有1.5∶1不到的优势，而国共双方这个数字达到了3∶1甚至更大。这仗，还怎么打？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对中国的状况没有深刻的了解，套用苏德战场的“理想化模型”进行双方实力推演。苏联、德国作为欧洲的大国，都有一部成熟、高效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动员全国资源来打总体战，近代化的军事制度使得国家首脑能够有效指挥军队。但这些东西放到国民党政权身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战争模型缺少一个“腐败参数”，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推演出现了重大偏差。正因为如此，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以共产主义老大哥的身份，要求中共不要挑起内战，尽快与国民党开始和平谈判。

苏联基于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为中共设计了几种“生存方案”：一是“很有诚意”地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组建联合政府；二是假如国共之间爆发战争，那么苏联就给中共提供一个“保底”的地盘——东北。

苏联对蒋介石表现出的和平姿态非常满意。同时斯大林认为：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否则一旦爆发内战，以中共的军事实力，势必如巴黎公社那样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到头来不但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可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还可能触怒美国，从而使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以及随后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如此时国民政府已正式承认的外蒙古独立）化为泡影。

此时，重庆谈判的第三方担保人——美国的态度却非常明确。中国建立西方民主社会，来抵制来自苏联的“赤化”，不但符合美国利益同时也符合美国民主社会的精神。但是缺乏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一厢情愿的美国最终对国民党孤注一掷。

美国：不单纯的“民主执着”

随着美国全面卷入二战，从1942年起，美国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也予以了比以往更多的援助。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最初的军事援助计划，是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都予以支持。美国政府和军方人员数次访问延安，甚至深入敌后根据地考察，并表达了对八路军战斗能力的肯定。

但是部分同情共产党的美国官员的个人态度，无法改变美国国策的走向。

超级大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的对外情报分析与研究机构之庞大，也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1945年底，美国政府和其他正式机构约有3000名雇员在从事对中国的国情研究，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现在中国从事对美国国情研究的人数。这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编写的报告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对当时的中国现状了解甚广，大至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小至军阀、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人物，均有详细的档案报告。

美国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深度超过了同时期的苏联，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内外形势，美国相关机构的报告陈述了相当多的准确可靠的客观事实。但这些报告在陈述一通事实后往往笔锋一转，认为国民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军事上的优势是无法扭转的，如果爆发内战，中共虽然无法被消灭，但国民党政权也绝对不可能一败涂地。

基于以上判断，美国积极撮合国共双方领袖在重庆进行谈判。对于重庆谈判，美国人最初的判断非常乐观。即使是力挺国民党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也认为国共谈判将为日后中国换来“真正的和平”。

美国一向希望自己成为“希望之乡”， 因此不断向全球推广它的民主和自由，美国采取种种方式力促“中国政府开明化，加强民主程序，规定个人基本权利，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其中也包括试图在1945～1946年化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但是对20世纪40年代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博爱与包容，而是一场彻底的变革。

在国共内战的序幕即将拉开之时，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局外旁观者未能看清中国局势的最终走向，可见旁观者也未必“清”。苏联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是对中国的总体局势缺乏全面、深刻了解，因此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共有如此的决心和信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敢于进行一场席卷整个中国的革命。而美国虽然有着准确的情报，但却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对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这两国也并不是纯粹的旁观者，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获得的利益、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若干通商航海条约，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捆绑，失去了旁观者的超然与客观。中国历史的车轮，就在旁观者的误解与当局者的决心中滚滚驶过了1945年。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