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央视结缘
——兼记民选台长落选

☉杨伟光 口述 刘世英 编著

不情愿接受的工作调动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串数字：1985年7月16日。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我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只是那个时候的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

1985年7月16日，当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副台长，早晨刚开始工作，电话铃声响起。

对方是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郝南平。他在电话里说：“是伟光同志吗？请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我马上来。”放下电话，我随即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那里等待我的竟然是一纸意外的“任命”。

“杨伟光同志，部党组决定调你到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郝部长满脸微笑，平静地向我宣布了这一消息。可是，我却完全无法平静，觉得脑子里“轰”一下就蒙了。离开熟悉的广播，去做陌生的电视？这太突然了！

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我对郝部长说：“我对电台的业务比较熟悉，对电视比较陌生，能不走吗？”但是，郝部长只答复了我四个字：“已经定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便起身告辞。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就接受了任命。那天坐在办公室里，我的心里特别烦闷。晚上回到家后，还是没有想通，觉也没睡好。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努力。我当时认为我的理由是充分的。

从1961年毕业到1985年，我在广播领域工作了整整24个春夏秋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到新闻部副主任、工商部副主任，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里是我事业的起点，也是我成长的学校。所以，对于广播事业，我有着深切的眷恋，从未想过要离开。这是其一。

其二，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和学习提高，我对广播领域已经驾轻就熟，正是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不久前，我还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的文章，论证广播不会被电视冲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这个电台副台长居然要跑去主持电视工作，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儿？

当然，也有来自电视方面的担忧。我这个电视门外汉，一旦到了央视，他们能接受和认可吗？央视人才济济，其中不乏与我能力相当者，他们在央视苦干多年都没有当上副台长，对我这个外来者肯定会有抵触。此外，我对央视的业务不熟悉，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能不做考虑。

于是，第二天早上8点，带着这些想法和顾虑，我直接去堵了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办公室的门，希望部党组再考虑一下其他人选。

“这些组织上都考虑过了，你就按组织安排去吧。”艾部长的答复也是如此的斩钉截铁。此时我很清楚，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只能是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样想着，我的心情也平静了。

就这样，怀着无限的眷恋，我告别了熟悉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一年，我49岁。

站在今天，再度回首这段往事，我只能感叹：机遇往往降临在不经意间。在当时那个我不情愿接受的改变里，竟然隐藏着足以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机遇。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与广播、报纸等老牌媒体相比，几乎处在绝对的劣势地位，不仅是电视人，就连主管电视的领导也频频处于被动地位。中央电视台搞砸了1985年的春节晚会之后，一天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上级领导越发感觉到加强电视领域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了。于是，他们决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调一个人到中央电视台去抓新闻，而我正是被他们选定的那个人选。

新官上任，我先不“放火”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没有走这个路子，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点火，这火很可能烧不起来。所以，在来到央视的前两个月，我没有多说话，而是针对中央台节目质量不高（包括《新闻联播》）的现状，先是花时间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跟班参加《新闻联播》的审发工作和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结果发现，缺乏新闻意识是《新闻联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时效性差、信息量少，且缺乏新闻价值。

胡乔木同志曾说：“新闻的发表不光是论日子，而且要论钟点，耽搁一小时往往就耽搁了二十四小时。”而当时《新闻联播》的时效性很差，新闻部的记者下午三四点钟前拍的时政新闻通常要到第二天的《新闻联播》才播出。而且，新闻中的很多内容根本就不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最应该报道的一些“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却不能被及时捕捉到。

一方面，30分钟的《新闻联播》只播出十几条新闻；另一方面，一些没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播放时间长达三四分钟，好像小专题，严重影响了信息的新闻价值。

在调查的基础上，我和沈纪同志针对如何解决问题写出了《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我们明确提出电视新闻的改革目标：要求把《新闻联播》办成要闻汇总，做到新、短、快、广。新闻应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做到重要新闻不漏。时效迅速，重要新闻应力争比报纸快，努力发出正在发生和刚发生的消息。同时还要有自己的、具有电视特点的评论。评论要做到言之有物、旗帜鲜明、针对性强、短小精悍，语言生动；形式也应活泼、声形并茂，为群众喜闻乐见。

这份报告递呈给了时任广电部部长的艾知生同志，不仅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广电部的老部长吴冷西同志的大力肯定。他为这个报告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在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把电视新闻搞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希望你们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把电视新闻搞好。”

报告得到领导的大力肯定，我们打心底里高兴，这说明我们这数月的努力没有白费，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旅程。

走上台长之路

在到央视上任后不久，台里举行了一次征求台长人选的意见调查，我竟然落选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事实上，在调任央视副台长之前，组织就找我做过一次谈话，主要内容是了解我对出任副台长的一些具体想法。在这次谈话之后，基本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和准备后，我将出任央视的台长。

对于落选的事情，我并没有耿耿于怀，而是对落选原因做了客观的分析，我认为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央视人事关系比较复杂，这对于刚调任央视不久而且还是“半路出家”的我来说，显然极其不利。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当时我还没有做出能让大家认可的成绩。虽然央视台长是由上级部门指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个人能力”这一选项。有能力、有成绩才能服众。所以，对于这次的失利，我很快就释然了。

打破“先对内后对外”的新闻编排常规，在《新闻联播》中将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时爆炸的新闻放头条；首次播放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制定过程；直播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向全球转播党的十三大开幕式实况；克服困难，成功现场直播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运动员登攀珠峰的壮举；打破广播时效性神话，以最快时效报道汉城（2005年1月19日，汉城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奥运会；高质量完成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的报道任务……终于，经过几年努力，央视改革有了明显成效，而我也终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管正在做什么，马上来我办公室。”1991年12月18日下午，我接到这个来自艾知生部长和王枫副部长的紧急电话。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审查当天《新闻联播》的时间，如果不是有要事发生，两位部长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来这样的紧急电话。

我迅速赶到了艾知生部长的办公室。除了艾知生部长和王枫副部长，当时的央视台长黄惠群同志也在场。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一切能省的礼节也都省了。艾知生部长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宣布了组织的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从1985年7月16日接到调任的通知，到1991年12月18日再次收到任命，在央视副台长的位置上，我待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说实话，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长了一些。

其实，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寒门子弟”——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镇南福乡的一个贫苦农家，在我1岁的时候，父亲就去南洋闯荡谋生，后来病故在异国他乡。完全是母亲一个人，把我和姐姐、弟弟抚养长大，并省吃俭用供我读书。

那个时候的贫穷完全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想象的。因为贫穷，1948年小学毕业后，我不得不辍学回家种地。直到1949年冬，梅县解放了，我才重新回到学校。先考上了当地的松口中学，后又考入省立梅县高级中学。

因为贫穷，我14岁以前没穿过一双鞋，一直是打赤脚穿木屐；初中、高中都是依靠政府发放的助学金。也正因如此，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1957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来这个专业合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第一次进京，我只带了一个小书包，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到北大入学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我当时还是单衣单被，床上铺的是稻草，幸好学校为我购置了棉衣棉被。学校每月还发放16.5元的助学金，其中12元用来吃饭，4.5元用来零花，所以，我非常感激国家和学校对我的照顾，一门心思认真学习。

也是因为贫穷，在京求学四年，我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一趟路费要七八十元，那时候家里根本负担不起。直到1961年，我大学毕业了，思儿心切的母亲卖了一头猪，然后把钱寄给我，我才得以回家与她团聚。

看来，贫穷让人痛苦。可是，也正是因为贫穷，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得感谢那些清贫的岁月，是它们成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