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区的 “牛碾子”遗存调查及相关问题

□杨 蕤 李发源

2016年4月18日《榆林日报》刊载《横山发现古代遗迹“牛碾子”》一文，称在陕北地区发现的“牛碾子”极有可能是西夏时期的遗存。为了进一步弄清楚“牛碾子”的分布、时代、保存等情况，横山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发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调查走访，笔者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调查。兹将“牛碾子”专题调查情况及相关问题梳理成文，供学界同仁参考指正。

一、基本调查情况

“碾子”是一种依靠人力或畜力对高粱、谷子、稻子等谷物进行脱壳，或把米碾碎成碎粒或面粉的石制工具，通常由石柱形碾磙子和圆形碾盘两部分组成，是北方农村地区曾经普遍使用的粮食加工工具。“牛碾子”是陕北当地百姓对类似“碾子”这种石制工具的称呼。由于农民通常使用“碾子”的碾盘大小为直径1.7米左右，而“牛碾子”碾盘直径多在3.5—5米之间，形体硕大，远远大于日常使用的碾子，因此当地百姓把这种形制的“石碾”称为“牛碾子”，意思是只有力气较大的牛才能拉动它运转。

《榆林日报》有关“牛碾子”的文章刊登以后，立即引起地方文史部门的关注。2016年4月20日—21日、8月8日—9日横山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横山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分别邀请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北方民族大学等单位的专业人士对部分“牛碾子”遗存进行再次实地考察，其后李发源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今横山区的周边区域，对陕北地区“牛碾子”的数量、分布状况进行了初步梳理。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境内保存有“牛碾子”遗存23处，分布在魏家楼、高镇、党岔、响水、波罗、南塔6个乡镇。其中，魏家楼镇庙湾村4处，魏家楼镇魏家楼村1处，魏家楼镇瓦窑渠村2处，魏家楼镇庙沟村1处;高镇兴旺山村1处，高镇冯家峁村1处;党岔镇北庄路家畔村1处、党岔镇北庄焰火沟村3处，党岔镇泗源沟1处，党岔镇三黄庙贾曹沟村1处，党岔镇杨口则村1处;波罗镇二石磕村1处;响水镇沐浴沟村2处;南塔乡大李家坬2处，南塔乡贾家墕村1处。此外，在榆林市的佳县、榆阳区和延安市志丹县境内也发现了“牛碾子”遗存。根据遗存保存状况，可以把陕北地区“牛碾子”遗存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遗存保存基本完整，既有碾盘，也有碾轮。由于碾轮容易损毁，不易保存至今，因此此类遗存发现较少。

遗存一，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路家畔村“牛碾子”，位于当地一处较为僻静的沟壑内，沟壑两边为土山，一些地块为当地村民的耕地，尚有稀疏植被，沟底部分均为裸露的砂质岩层，距离遗存大约300米处尚有溪水流淌。遗存基本完整，开凿于一处较为平坦的石台上，碾盘轮廓清晰可见，直径4.9米，碾槽宽32厘米、深30厘米，走道宽1.5米。(图1)在碾盘上存有两个碾轮，大小尺寸相仿，其中一碾轮边缘稍有破损。碾轮中间均有圆形孔，直径约为20厘米许，碾轮直径1.4米、厚30厘米。(图2)在碾槽壁和碾轮边缘还能观察到使用的痕迹。虽然年久废弃，但碾盘、碾轮甚至走道等遗存保存相对完整。

第二种情况:遗存只存留碾盘，且保存较为完整，未见碾轮。此类遗存较多。

遗存二，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庙湾李家山村小峁石畔“牛碾子”。石碾盘开凿于一处较为平坦的石台上，直径4.44米，中心孔直径20厘米，碾槽宽29厘米，走道宽1.5米。碾槽及碾盘保存完好，轮廓清晰，未有损毁和破坏现象。(图3)

图1

图2

(图3)

遗存三，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庙湾李家山村鱼峁石畔“牛碾子”。石碾盘开凿于一处较为平坦的石台上，直径3.9米，中心孔直径20厘米，槽口宽32厘米，走道1.7米。(图4)

图4

遗存四，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庙湾村匿沟台“牛碾子”。石碾盘直径3.85米，一角已被损毁;碾盘的中心孔略呈正方形，边长15厘米左右;碾槽口宽33厘米，磨损痕迹清晰;走道宽1.6米。在碾盘上还残存一处直径为40厘米和两处与中心孔大小相仿的臼窝。在碾盘上凿刻臼窝的做法较为少见。(图5)

图5

遗存五，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高镇兴旺山村“牛碾子”，位于一处“石畔”的平石之上，遗存轮廓十分平整清晰，保存完整。石碾盘直径4.3米，中心孔直径20厘米，碾槽口宽26厘米，槽深30厘米，走道1.5米。(图6)

遗存六，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三皇庙贾曹沟村“牛碾子”，位于一沟壑的石质平地之上。遗存已被杂草黄土掩埋，清理后能够显现清晰轮廓。石碾盘直径3.9米，中心孔直径20厘米，碾槽口宽34厘米，槽深30厘米，走道宽1.4米。(图7)

图6

图7

遗存七，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镇杨口则村“牛碾子”，位于一沟壑的石畔之上，遗存轮廓尚存。石碾盘直径4.06米，中心孔28厘米，碾槽口宽30厘米，走道宽1.6米。(图8)

图8

遗存八，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南塔乡胡沟岔大李家坬村“牛碾子”，位于一村庄附近的路面之上，是距离现在村庄最近的“牛碾子”遗存。石碾盘直径3.62米，中心孔20厘米许，碾槽及走道痕迹不甚清晰。(图9)

图9

遗存九，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瓦窑渠村“牛碾子”，位于一沟壑的石质台地之上，轮廓清晰，保存完整。石碾盘直径3．5米，中心孔20厘米，碾槽口宽28厘米，走道85厘米。(图10)

图10

遗存十，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石崖底村的石山峁啰兀城“牛碾子”，位于啰兀城址的山顶之上，轮廓清晰，保存完整。石碾盘直径4.82米，中心孔直径20厘米，碾槽口宽33厘米，并存留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走道宽1.6米。(图11)

遗存十一，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永宁镇永宁寨“牛碾子”，位于古寨顶部的侧边，由于长期被杂草及泥土覆盖，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根据横山区周凤举等人的实地勘察，永宁寨顶的“牛碾子”与横山区境内发现的“牛碾子”在大小、结构、形制等方面完全一致。(图12)

图11

图12

第三种情况:遗存破坏严重，仅存碾盘或碾轮的部分残件。

遗存十二，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沐浴沟南沟村原有两处“牛碾子”，根据实地调查得知，一处被采石场炸毁，一处只留小部分碾盘、走道等残迹。(图13)

图13

遗存十三，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魏家楼镇庙湾村匿沟台有一处“牛碾子”遗存，可惜被石料厂炸毁，今仅存部分碾槽等残件 。(图14)

图14

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在“牛碾子”遗存附近有碓臼窝等痕迹。如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高镇兴旺山村“牛碾子”旁边的碓臼窝，口直径35厘米、深49厘米，石锈斑斑，尚有磨痕。(图15)笔者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党岔乡的考察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图15

以上是近年来在陕北地区发现“牛碾子”遗存的基本情况。还有三点情况需要说明:一是从发现地点看，“牛碾子”集中分布在陕北横山、佳县、榆林、志丹等县区，以横山区的分布最为集中;二是在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以及各级文物普查材料中尚未将“牛碾子”遗存作为遗存点收录进去，此次调查是新发现;三是由于尚未开展全面的普查工作，调查所发现的“牛碾子”遗存应该是陕北地区此类遗存的一部分，笔者揣测还应有一些尚未发现的“牛碾子”遗存。在陕北地区的相邻区域是否有“牛碾子”遗存分布，尚需关注。下面就陕北地区发现的“牛碾子”遗存的相关问题略加分析讨论。

二、相关问题的讨论

调查发现，“牛碾子”与今天农家所用石碾的结构大体相似，均由碾盘和碾轮 (磙)两部分组成;不同的是，“牛碾子”使用的并非是圆柱形石磙，而是盘状石碾轮。二者的使用方法也有区别:普通石碾依靠碾磙在碾盘平面上转动进行碾压粮食，达到脱粒或轧碎的效果，而“牛碾子”则依靠两个碾轮在碾槽中的转动来达到碾压的效果。事实上，石碾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在通电之前常见的生产生活用具。中国的石碾可分为圆饼状的槽碾 (又称立碾)、辊状的辊碾和圆滚形的石碾等，其中大多数为人推或牲畜挽拉旋转，少数做往返直线运行［1］384。本文所讨论的“牛碾子”的正式学名应该为“槽碾”或“立碾”(也有的称“砣碾”)。陕北地区发现的十几处“牛碾子”多荒弃不用，当地百姓也说不清楚其用途，也未听闻祖上使用的情况。那么，陕北发现的“牛碾子”遗存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它的用途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断代问题:陕北地区的横山、佳县、志丹、榆林等地发现的“牛碾子”的规模、形制、结构、磨损状况完全一致，应该是同一时代的遗存。结合遗存讯息和相关历史背景分析，笔者推断应该是西夏时期的遗存，具体有两点理由。

一是在发现的十几处遗存中，均未发现有文字信息的记录，这就给遗存时代的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些遗存多处于荒郊野壑之中，基本上没有可资断代的参照物。不过在这批遗存中，有两处遗存建立在城址之上。一处筑于啰兀城的山顶之上，另一处则位于永宁寨的顶部。啰兀城即为《宋史》中的嗣武寨，宋元丰置，金朝沿用，元朝废之。因此，啰兀城只是在西夏时期使用的城寨，随着地缘政治情势的变化，西夏之后啰兀城就基本失去戍疆防守的功能，而啰兀城山顶上“牛碾子”的时间应与啰兀城筑城时间相一致，甚至可以说“牛碾子”就是啰兀城这一军事防御设施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符合情理的推测。所以，首先可以判定啰兀城上的“牛碾子”遗存应该是西夏时期的遗存。同理，永宁寨也是宋夏对峙时期的军事城寨，其上发现“牛碾子”遗存的时代也应该是西夏时期。

二是“牛碾子”遗存主要分布在横山、榆阳、佳县、志丹等县区。在一些地区遗存的分布还较为密集，如横山区的魏家楼、党岔一带，前者处于白于山东段地带，是为宋夏、夏金交锋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后者是西夏的发祥地银州所在，党项民族最早在此活动并且是西夏疆土的东大门，西夏十分注重上述区域的经营。检索陕北区域史，不难发现只有党项民族及西夏政权在这一范围驻足最长，再结合啰兀城、永宁寨等遗址情况，也支撑了“牛碾子”遗存应属西夏时期的结论。

此外，从遗存所在的环境状况、功能用途等方面分析，也都指向这批遗存应该是西夏时代的产物。这也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牛碾子”有何用途?这是调查中讨论思考较多的问题，尚有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制作火药说，意为“牛碾子”是西夏时期用于制作火药;二是加工粮食说，认为“牛碾子”是西夏时期加工粮食的主要的工具;三是造纸其他说，“牛碾子”还有造纸等其他用途。

要判断“牛碾子”的用途，其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现状甚至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都可能是重要的参考因素。通过实地考察，发现陕北地区的“牛碾子”具有如下一些共性或特点。

第一，目前发现的“牛碾子”遗存基本上处于远离村庄的沟壑区，一些遗存的所在地交通甚为不便。当然，我们绝不能用今天的地貌状况来推测古人的生活环境，因为黄土高原土质疏松的特点使得区域小地貌有着十分巨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想象一千年前这批遗存所在位置的地貌状况较为偏僻。

第二，几乎所有的遗存靠近水源地。陕北黄土高原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沟壑，一些沟壑有泉眼，在沟底形成一股股涓涓溪流。这些河床台地分布着白色的碱性物质。“牛碾子”遗存则往往处于有溪流的沟壑区。

第三，在一些遗存附近发现有铁矿石分布，甚至个别遗存附近发现了冶铁痕迹和居住、做饭等人为活动的痕迹。例如，笔者去横山区党岔镇一处“牛碾子”遗存考察时，就发现附近溪流阶地上遍布着包含矿石的石头，只是矿石呈零散小块状并且含铁量较少，一些石头的矿石碎块还有明显的锈迹。在横山区魏家楼镇一处“牛碾子”遗存的附近不仅出土了品质尚好的铁矿石，甚至还发现了冶铁遗迹，附近还有烧火、居住的遗迹。这些信息为寻求“牛碾子”用途真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笔者以为，“牛碾子”用于制作火药有一定道理，有三方面的证据。

一是西夏初期已经接触到火药，也具备制作火药的材料条件。文献记载元昊时期的军事对峙中北宋军队就使用火药武器:“庆历初，赵元昊围麟州二十七日。城中无井，掘地以贮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继宣拍泥以涂藁积，备火箭射。”［2］243笔者理解文中火箭应该为火药类武器。当然学术界对“火箭”各种解释甚多，有一种理解是使用油类和硫磺以及各种可燃物的纵合火箭［3］118。之所以认定这里的火箭应为火药类武器是因为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述了制作火药的材料和配方，显然这一时期宋朝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火药制作技术。现在一般认为制作火药的技术北宋时期已有了显著发展［4］18，出现了最早的军事火药配方［5］15。其主要成分由硫磺、硝以及木炭组成。《武经总要》中详细记载了火炮火药法、蒺藜火球火药法、毒药烟球火药法三种火药的配方，硫磺、木炭、硝石是当时火药配方的主要成分［6］522，622，635。

在制作火药的三种主要原料中，西夏能够自产两种。《天工开物》载:“凡火药以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7］328其中硫磺多不产北方:“北狄无黄之国，空繁硝产，故中国有严禁。”［7］331西夏硫磺极有可能来自其他地区，但制作火药的一部分硝石西夏可以自产，因为硝是硝酸钾的俗称，天然硝是白色结晶，通常产在炎热气候下水畔的盐卤地。西夏境内分布不少产盐地，自然可以生产硝石。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在发现“牛碾子”分布的区域也有食盐出产，如在银州附近的无定河边就是重要的产盐地。《榆林府志》卷二十三载:“榆林永乐仓盐地一段，在榆河堡之柳湾儿、盐沟则、花家峁、龙泉寨上下外四甲，并永乐仓等处，计地一十五顷四十亩，滨临无定河两岸，南北相距十有余里。”［8］445学界经常引用北宋边臣种谔的一番话来说明冶铁制盐在横山地区的重要位置: “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9］7893可见历史时期这一带食盐生产尚未断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然是当地百姓的重要食盐来源，至今仍保留着“上盐湾”、“下盐湾”这样的地名。如在当地制作火药，利用盐场之利，部分硝石可以就地取材。当然，硝石、朴硝、芒硝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入品［10］134，西夏利用控扼丝路要道之便利，从西域商人手中获取一部分硝石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自然界中的硝石往往是土壤中含氮有机化合物在细菌的作用下分解氧化形成硝酸后，与土壤中的钾质化合而成，所以每当秋高气爽，它通常呈皮壳状或盐华状析出，覆盖于地表墙角，这就是所谓地霜，刮扫起来为“硝土”。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部分“牛碾子”所在的沟壑区域也有地霜现象，根据当地百姓讲，在生活困难时期当地人用地霜来洗衣服，其主要成分是盐和碱。《天工开物》记载了提取芒硝的方法:“凡硝刮扫取时，入缸内浸一宿，秽杂之物浮于面上，掠取去时，然后入釜，注水煎炼。硝化水干，倾于器内，经过一宿，即结成硝。”［7］330西夏人是否学会利用地霜来制作火药的成分“硝”，存疑待考。制作火药的木炭应该就地取材，是较为容易获得的材料。

二是“牛碾子”遗存完全满足制作火药的程序要求。制作火药的三种基本材料齐备后，接下来进行研磨工作，“牛碾子”在这一环节就能派上用场。从“牛碾子”的位置看，除了偏僻之外，还都具有向阳避风的特点。这样的选择一则有利于火药的迅速干燥，另外也最大限度地避免风吹损耗。当然，“牛碾子”的碾槽较深，也能起到避风的作用。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牛碾子”附近凿有石臼，极有可能也是研磨火药的工具。因为在火药制作过程中，会有燃烧或爆炸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将一些危险的环节单独分开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过程在《天工开物》中有明确记载:“凡取硝制药，少者用新瓦焙，多者用土釜焙，潮气一干，取成研末。凡研硝不以铁碾入石臼，相激火生，则祸不可测，凡硝配定何药分两，入黄同研，木炭则从后增入。”［7］330当然，这样推测火药的加工研制方法并非是空穴来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根据的是明代《纪效新书》中所载:“至半干取出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块。此药之妙，只多舂数万杵也。……与手心中燃烧者不佳，又当添水舂之，如式而止。”在火药制作过程中，能否将材料舂捣到一定的程度将直接关系火药的功效。这种舂捣有点像制造上等墨那样。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何时首先使用舂捣机械来舂捣火药混合物，但是我们发现应该有可能在《武经总要》时代之前，即至少1000年左右能发现这一点。他还特别提到用碾子来制作火药的情况［3］303－304。因此，从制作火药的流程上看，“牛碾子”及其附属的石臼遗存完全符合和满足火药制作的条件和要求。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甘肃武威市和宁夏银川市各出土过一枚火铳，根据牛达生的考证研究，认为这两枚火铳应该属于西夏文物，并且推翻了元代才有金属管形火器的说法［11］。暂且不论西夏的铜火铳是否是最早的，但西夏在与北宋长期的军事对峙中学会制作火药并且制造出火药类武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是“牛碾子”用于制作火药的功用特征完全符合宋夏交锋的历史背景。

就目前陕北地区发现的“牛碾子”而言，最东遗存在佳县朱家洼境内，最西、最南遗存在志丹县永宁镇境内，最北遗存则在横山区响水、波罗镇境内。虽然西夏围绕疆界问题与北宋、金朝冲突不断，疆土互有得失，疆界屡有变动，但环庆路、鄜延路的北缘疆界均未突破“山川形胜”的限制:宋夏和夏金在这一地区基本上是以横山山脉、翰海等自然屏障物为界，此后也尚无大的变化［12］88－89。若将发现的 “牛碾子”遗存点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其完全处于宋夏或夏金的交界地带。在宋夏、夏金争夺疆土的军事冲突中，火药也大量使用其中。除前文引述元昊时期使用火药的文献记载外，尚有北宋在西北战事中较大规模使用火药的信息:“近据具析到熙河岷州、通远军及河州拟修三关堡，合用守御器具万数，非本路可办。令择其紧急要用者:……神臂弓火箭十万只，火药弓箭二万只，铁甲三千领，皮笠子一万顶，火药火炮箭二千只，火弹二千枚，铁额子五千枚，先次发去。”［9］8249文献中不仅明确出现了火药一词，而且火箭、火炮箭、火弹等均属于火药类武器。可以看出，元丰年间火药类武器在西北战事中已经非常普遍了。笔者推测，极有可能在宋夏交锋的过程中西夏获得了火药的制作技术。以上历史背景足以说明火药在宋夏战争中的大量使用，出现在宋夏军事交锋地带的“牛碾子”是战争的产物。以此来推断“牛碾子”用于制作火药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能够讲通的。

当然，在认定“牛碾子”用于制作火药的同时，不能否认它的其他用途和功能。在战争或和平的环境下，用“牛碾子”来加工粮食和其他用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天工开物》中“牛碾子”就是一种重要的粮食加工工具。 (图16)可见在明代时期，用“牛碾子”来加工粮食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

图16

情况恐怕还不止存在于中原农耕地区。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呼和点来元代聚落遗址中就有一处完整的立碾遗存，其中碾盘直径6米，边宽30厘米，碾槽宽20厘米，深7厘米。未见碾轮。遗址中还有三个石碌碡［13］133。综合判断，内蒙古元代聚落遗址是一处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定居村落，发现的石碌碡和立碾应用于作物脱粒和粮食加工。在今天四川、湖北、云南等地仍然能够看到用立碾加工粮食的现象。如在湖北恩施等地的土家族仍然有用“牛碾子”进行土法榨油的做法，其结构、工作原理与陕北地区发现的“牛碾子”基本一致［14］。在浙江宁波发现加工茶叶、粮食的立碾［15］。在今天的陕北地区个别地方仍然在使用立碾，如在调查中发现在今榆林市佳县峪口村用立碾来加工纸浆。(图17)与西夏时期的“牛碾子”的唯一区别是现在的立碾是单个碾轮，而西夏时期的“牛碾子”是双碾轮，但工作原理完全一致。从这些佐证材料分析，西夏时期的“牛碾子”不仅仅用于制作火药，用于粮食加工以及其他方面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后需要指出是，在榆林市佳县朱家坬乡脑畔圪塔村也发现一处保存十分完整的立碾遗存，与西夏时期的“牛碾子”略有差别，久弃不用，时代尚不可断 (图18)，但不会早于西夏，由此可以看出西夏之后使用“牛碾子”的传统在陕北地区流传下来。

图17

图18

三、余 论

以上梳理了陕北地区“牛碾子”的大体情况，讨论了“牛碾子”的断代、用途等问题，基本澄清了调查发现的“牛碾子”的历史背景。讨论之余，尚有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本次在陕北地区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牛碾子”遗存应该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实物材料，尤其是可以丰富中国火药史的实物资料。当然，火药传入西北地区的细节尚需关注。《武经总要》成书于宋庆历年间，如在元昊时期西夏就已接触或者掌握火药制作技术的话，说明在北宋初期火药制作技术就已经传入西北地区。北宋中后期，火药制作技术日臻完善，火药的产量也应大幅提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三“元丰七年二月丙子”知明州马珫言:“准朝旨，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磺五十万斤，乞每十万为一纲，募官员管押。”［9］8240文中讲到宋朝大量购买硫磺一事，极有可能用于制作火药。到12世纪下半叶，金朝和南宋对火药、硫磺、硝的控制有所松懈，甚至一般民众可以将火药应用到生产、娱乐之中［9］27。在此情形下，西夏也应该掌握了火药制作的基本技术。当然，西夏时期毕竟处于中国火药制作的早期阶段，由于材料极为有限，因此对西夏火药生产的规模、使用的范围、技术水准的高低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二，通过分析讨论可以认定调查发现的“牛碾子”应是西夏时期的遗存，但在西夏之前是否尚有类似的遗存，或者说西夏制作“牛碾子”的渊源来自哪里，尚需关注。有学者提出，石碾最早产生于北魏时期，曾在大同云岗出土过大型的石碾盘，一面有碾槽，未见碾轮。在山西长治唐王琛墓葬中的一套完整陶质立碾，虽为单碾轮，但结构与“牛碾子”基本一致。宋元时期，虽然辊碾有所增加，但立碾亦为普遍［16］。由此判断，西夏时期的“牛碾子”要么源自于邻近的山西地区，要么由中原地区传入，但准确的渊源信息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在调查中发现党项及西夏历史文化资源是陕北区域文化资源中的一座富矿，对党项及西夏历史元素的挖掘、提炼尚需关注。“牛碾子”遗存不见于各种正式的文物普查资料，在这之前也未引起相关专业人员的注意。本次调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陕北地区尚有不少等待挖掘梳理的党项和西夏历史文化资源，“牛碾子”调查仅仅是一个小的案例。党项民族居留陕北地区近五个世纪之久，留下不少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信息，但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例如，今横山小区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以大理河、小理河以及黑木头川等流域为中心的南部山区和以无定河、芦河等流域为中心的北部河川风沙区。二者不仅在饮食、歌舞、言语、风俗诸多方面存在细微差异，而且在民众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情感表达等方面略有不同。究其缘由，恐与党项民族长时期居留于此有一定关系。而这些区域文化上的“细枝末节”只有长期浸淫于乡土文化与研究的本土学者体会较深。如何很好吸纳地方学及乡土研究的成果，这也是西夏学界应该予以关注的问题。

附记:在调查“牛碾子”遗存过程中，得到了榆林市横山区政协党项文化研究小组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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