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族会馆的生存机制
——以胡志明市堤岸区华族会馆的田野调查为例*

谢林轩 麻国庆

引 言

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多具有同乡会或商业行会的性质，亦或二者兼具。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会馆时，由于观察角度、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差异，对会馆的理解各有侧重。有学者经过比较总结，认为会馆是“明以来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在会馆的演进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时代发展的阶段性，而且又包含了地域发展的差异性。”*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0页。以此定义为基础便不难理解，会馆可以具有多种形式和性质，并且适应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生发于中国的会馆文化，随着明清以来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去往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并在适应当地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落地生根”，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以及大众的关注。

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笔者注：华人，本文中泛指“长期生活在国外并取得所在国国籍，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华侨，本文中泛指“长期生活在国外，但未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会馆之研究，成果颇丰。研究内容上，既有介绍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会馆概况的文章，如菡冰(1986)、罗晃潮(1989、1994)、林卫国(1993、1995)、区如柏(2004)等人之文字；也有考究会馆历史渊源的相关研究，如陈来幸(1997)、梅青(2000)、刘正刚(2002)、褚志勇(2003)、魏建峰(2010)、马晓粉(2014、2015)等人之文章。有的学者具体讨论不同国家华侨华人会馆的组织活动及其变化，如傅乃昭(1993)、合田美穗(1999)、任娜(2002)、曾玲(2005)、贾冉冉(2008)、汤锋旺(2012)、李金萍(2014)等人所做之研究；有的则针对某一问题并以会馆为载体进行探究，例如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白叶2006)、会馆在华人青年群体中的认同问题(合田美穗(2001))、华人会馆与中国新移民问题(王玉娟(2013))等各个方面。从诸多有关海外华侨华人会馆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很大一部分研究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侨华人会馆为主，此外也有涉及缅甸、柬埔寨、日本、美国、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这既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移民数量有关，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政府对待华侨华人的政策影响。据统计，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6000余万人(2015)，且多分布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曾少聪、李善龙：《“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作用》，《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有数据显示，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总数就已达到4264万(2015)，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73.5%。*赵健：《东南亚华侨华人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潜力探析》，《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6)》，第98页。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在华侨华人研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东南亚诸国中，越南与中国比邻接壤，具有较为特殊的区位特点，中国与越南之间悠久复杂的历史文化关系，也使得越南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明清时期，许多中国移民出于各种原因，选择越南作为移居的目的地。移民的流入，使得一些中华文化要素被带到越南，并成为移民们重要的文化基源，会馆文化便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在与当地居民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既保留有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又融合了越南本土文化要素的族群——越南(华侨)华人，而在越南华人所继承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族群文化传统中，会馆文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因为，会馆既是一个具有现实功能的社会组织，又是一个饱含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历史上华人会馆在当地华人社会的运转层面，体现出了重要的价值。

一、扎根：华族会馆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功能

堤岸，因该区域历史上聚居了大量从事商贸的华侨华人，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市场而得名，时至今日，该地仍然是胡志明市华族聚居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堤岸的历史，是越南华侨华人开发越南南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投诚越南的明末将领及其兵眷，皆被安置于原属于真腊的东浦地区后，在此地开荒垦殖、兴市通商，才有了堤岸华侨华人区形成的基础。有历史文献描述了历史上堤岸热闹繁华的景象：

柴棍铺距镇南十二里。当官路之左右，是为大街。直贯三街，际于江津，横以中街一、下沿江街一，各相贯穿，如田字样。联檐斗角。华唐杂处，长三里许。货卖锦缎、瓷器、纸料、珠装。书坊、药肆、茶铺、面店，南北江洋，无物不有。大街北头，本铺关帝庙。福州、广东、潮州三会馆分峙左右。大街中之西天后庙，稍西温陵会馆。大街南头之西漳州会馆。凡佳晨良夜，三元朔望，悬灯设案，斗巧争奇，如火树星桥，锦城瑶会，鼓吹喧阗，男女簇拥，是都会闹热一大铺市。大街中古井甘水洋溢，四时不竭。横街小溪架大板桥，两廊瓦店列构其上，帷幔蔽日，街路荫凉，如行高堂之下。铺中大街东平安市，海错山肴，地产土货，夜犹烧烛以买卖。*[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卷六《城池志》藩安镇条，收入戴可来、杨保筠校注：《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

上述文献记载出自越南政治家、文学家郑怀德编著的《嘉定城通志》，根据成书时间(公元1819-1820年)推测，文字描述的应是早于十九世纪20年代的堤岸状况，可见历史上堤岸早已是热闹繁华、略具规模的街市，而且从文献中可知，华侨华人除了在当地发展商业以外，还将本族群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传统一并带入该地。根据此记载，十九世纪20年代的堤岸，已有福州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温陵会馆、漳州会馆等“扎根”当地，仅仅从数量上便可窥见当时堤岸华侨华人会馆之兴盛，更可想今日依然得存的华族会馆历史之悠久。会馆的建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会馆的创建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至少需要有群体基础、资金支持以及文化加持等多方面的配合，才有建立的可能。文献记载中的五间华人会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越南华侨华人在堤岸当地蓬勃壮大的态势。遗憾的是由于时代久远，加之越南在近现代又经历了诸多战争与社会变动，许多会馆的详细信息已被湮没在历史中，所以基本上对堤岸诸华族会馆的建立时间无从全面细致地进行考证，只能通过各个会馆保存下来的建筑、碑刻、楹联、照片、神像等事物，尝试一窥会馆的历史细节。毋容置疑，这其中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莫过于各个会馆中留存的石碑。这些石碑是有关会馆历史最直白的记忆，对当地华族而言更是得以了解本族群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要文物。

现存于堤岸诸华族会馆中的石碑，多为历史上重修会馆的记录，虽然通过这些内容无法精准确定各会馆的始建年代，但是对于探寻和理解会馆如何“扎根”当地却有所帮助。

穗城会馆部分碑刻：

常闻建设会馆者，是谓借神恩而酬报答，叙乡里以笃情谊也。溯前众艘自北南来，风帆顺利，瞬然可至，兴商利贾，全为相友相助之谊，益豫同人，公举克勤克俭之志，捐买吉地爰筑新基。*《I.C1.1重修穗城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义安会馆部分碑刻：

……我义安会馆商贾辐辏必恭敬止，联义同德取善辅仁，经营顺遂，地利相安，宏图大展，海晏河清，前辈远志择地南邦，山环水绕毓秀钟灵，风景醇醇名区胜地，我粤人创建义安会馆崇祀。尊神聪明正直，护国荫民，神灵黙佑，物阜人康……*《I.B1.1重修义安会馆碑记 重修义安会馆碑序》，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209页。

会馆之建设久矣！其初为潮客两帮诸商董协力同心创成基址。凡吾两帮人等来南者皆得赖以联络乡情，会议商务……取其名为义安云者：盖以潮客自唐以来，人色非其亲朋即其故友。古人有言，‘朋友之道以义合，苟能以义合故无不可以相安者’。而是地人适以安南名，于是义安二字遂因之而成立。故当日潮客两帮诸同人所斟酌，尽善而创为今名，并非有所沿袭而成也明甚……据兹胜地佐以神灵，必使坐贾行商蒸蒸日上，致富如陶朱者有人，输财如卜式者有人……*《I.B1.2重建义安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219页。

回忆昔人寄迹安南，经商营贾，援萃超群者指不胜数，所以同心同德创设会馆。为乡情而适义，会梓谊以问安，故就吾郡古名为会馆名，安然有亲亲周密之义。堂上虔祀关圣帝君，以昭我人修德作善，当念桃园义高，要知梓里情笃，安于斯也，义诚是乎于兹。*《I.B1.3重建义安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227页。

我堤岸义安会馆依隋代古郡以立名，合潮循道属而共建。创始何时文献无征，虽未易改而根据碑记则初期坐东向西，同治五年首次重修，仍其旧制。*《I.B1.4重修义安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240页。

霞漳会馆部分碑刻：

盖闻：圣母殿宇之建由来久矣。前此贸易斯土者共倡建而奉祀焉。*《I.A1.1 重修霞漳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23页。

伏为南都我霞漳会馆之设者创造有年，名虽籍为议事公所实则祗奉圣母璇宫。*《I.A1.2重修霞漳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31页。

温陵会馆部分碑刻：

昔人越境设立会馆必以神明是祀，其故何云？将以睦桑梓之亲，敦风化之美，亦修陈礼陈义之意也……会馆乃神明凭依之迹，亦吾人迁善之地……*《I.A2.1温陵会馆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49页。

三山会馆部分碑刻：

三山者为我福州之别名。盖以屏山，九仙山，越王山，鼎峙城中心，由来地辖有闽侯，闽清，永泰，古田，平南，连江，长乐，罗源，福清，屏潭十邑。旅越三山会馆系前此贸易斯土之先侨所倡建者，一八七一年因同侨众多曾成立福州帮历十年有五稔，且为西堤七府之列……至于会馆创立之年代，因代远年湮。殊难稽考……幸蒙各界同侨不靳解囊热心乐助，九月经始十月竣工，使庙貌巍峨，神灵显赫……*《I.A3.2旅越三山会馆重修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80页。

本会馆供奉之天后圣母，及福德正神，主生娘娘等神像，因年久剥落实有挂袍装金之必要。且神龛以至大殿地面亦须重砌新砖，已由本会历次讨论决议应克日筹划重修以壮观瞻，议请各同乡自动乐助共襄美举俾庇底于成。兹特由本会发动请各同乡自动乐助。凡乐助者芳名及金额均予勒石留念，用垂不朽云尔！*《I.A3.3三山会馆重修碑记》，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86页。

溯夫吴三山会馆肇始于清代嘉庆年间经阅二百余载历史绵长，信仰深重，悉以天后之安澜利济，菩萨之慈航普度，在胥楷模表率百代馨香也。*《I.A3.5三山会馆癸酉重修碑文》，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197页。

琼府会馆部分碑刻：

惟然吾琼府会馆其始设于嘉定也，有不曚其难者焉。盖琼属演海奇旬服贾于嘉定者或少其人，即有其人，而容蘘告匮，是以欲举而未能。甲申韩公满翼，苏公合利，陈公德成，郑公世法，邀集各船与商共八十余人，按名勒捐仅获白金六百余两。盖其难也。夫壮庙宇之观使之规模恢廓眩耀于人者，动以数万计，今乃以毫末之金而欲创华丽之举势必不能而诸公不愿也。惟是力集同人，即安定名区买地一所。佥曰：地山清水秀设圣母之庙于此，可以答神恩，联乡情，敦友谊者莫善于斯。*《I.D1.1》，李塔娜、阮锦翠合编《胡志明市华族会馆中的汉字石碑》，第371页。

从堤岸各会馆所存石碑碑文的摘录，不难发现虽然其内容各不相同，但中心思想却基本一致，无论是哪个群体建立的会馆，都无法绕开两个基本要素：同乡和神灵，即地缘与神缘。从碑文来看，历史上，越南华侨华人在当地建立会馆的主要目的和会馆初具的社会功能有两个，即祭祀神明与团结同乡，这决定了当地会馆最初的社会形象：神庙及同乡会。

从上述会馆供奉神灵的简单描述中，不难看出会馆作为神庙的社会功能被当地华族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一间会馆所供奉的对象都是多元的，会馆中既有中国民间信仰所熟悉的各种神灵，也有道教众神及佛教众神，而所有会馆基本上都遵循供奉某一主神，兼祀其他神灵的作法，但是谁为“主神”，谁为“兼祀”却因会馆所属群体的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供奉方式背后的逻辑值得注意，因为其从总体上反映出当地华族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多元性，同时又揭示了当地华族内部，来自不同地域或方言区域的群体在民间信仰文化层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共性体现在不同的会馆会祭祀相同的神灵，差异性则体现在虽然不同的会馆祭祀着相同的神灵，但是神灵在不同的会馆中所具有的地位会发生改变。这种反映在民间信仰上的“神缘”角度的微妙差别，或许正是华族内部划分不同地域群体的“地缘”性之投射。在堤岸华族社会内部，即便都是历史上自中国远渡重洋到达越南并聚居在堤岸谋生，即便都是信仰天后、关帝、观音、福神、财神等相同神灵的民众，各自之间的地域差异仍然被强调并表现出来，可见在华族社会内部对于“地缘”内涵的重视，由此则更容易理解会馆既是神庙，又同时作为同乡会的事实。

历史上，堤岸地区的商贸发展与华侨华人移民数量以及华商的规模几乎成正相关态势。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华商的人数在此基础上亦得以增加，堤岸商贸由此形成气候。随着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数量的增加，当地华侨华人社会中因地域、语言产生的内部区别也悄然产生。堤岸华侨华人以各自的祖籍(或方言)为标准，在其内部划分出了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群体的成员各自“凝聚”抱团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帮”*笔者注：帮，即乡帮。，各帮又根据自身的社会需求以及群体实力，建立起具有同乡会性质的社会组织，即会馆。在这个过程中，华商的作用不容小觑。现存于各个会馆的石刻碑文，几乎都肯定了华商在建立会馆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对此予以赞颂。并且，会馆建立的另一个功能：供神，也有“借神恩而酬报答”的目的，为的是祈求神灵庇佑，使乡民同人在越南能够生活顺利，经营如意。

各帮的会馆在建成之后主要负责“代表本帮同乡，向当地政府交涉有关事务，开展体育活动，联络乡情，为慈善机构和社会公益事业募捐，排解同乡之间的纠纷等。有些同乡会，每年举行春秋二祭，联乡谊，叙亲情。”*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0页。越南阮朝明命元年(公元1820年)时，堤岸当地建起堤岸“七府武庙”，由粤、闽、泉、漳、潮、琼、客家等七州府华侨华人集资公建，并由明乡人协助。*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第237页。1860年，堤岸“七府公所”成立，这实际上是南越华侨的管理组织，此处的七府据称为广州、潮州、琼州、福州、泉州、漳州、宁波(一说徽州)。*向大有：《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第240页。七府公所的建立，其实是堤岸各个地缘群体参与到地方社会治理的表现。历史上，堤岸华侨华人的各个乡帮在本族群内部的管理上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会馆作为由乡帮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除了具有乡邻议事以及供奉公共神祇的社会功能外，其对历史上堤岸的各类社会事业都有所涉及，如修建医院、建立学校、安置厝屋、租赁商铺、设置公祠、购置义庄等，这些都是对当地华侨华人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民生事业，既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又关乎节庆风俗、传统习俗的保持，更影响到族群文化与认同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作为同乡会的会馆还会以群体代表的身份与当地政府就地方性事务进行交涉，这其实意味着历史上的堤岸各个乡帮，曾参与到地方社会的管理中来，这种情况在法国对越南南方进行殖民统治之后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法国殖民时期对堤岸的管理与当地的各个华侨华人乡帮及其会馆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历史上堤岸华侨华人会馆的建立以地缘及神缘构建自身合理性，决定了会馆同时作为神庙与同乡会的二元一体形象及性质，祭祀神灵与团结同乡不分先后地既是目的又是功能。会馆能否建立，与本帮移民的数量以及商贾的实力直接关联，会馆的各项具体社会功能，则决定了其被社会接纳的可能性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些又是直接影响会馆社会地位以及寿命长短的重要因素。会馆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除了来自于其所专注的华侨华人社会内部诸事务外，同时还受到来自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而应对这种力量并寻求维持内外力量间平衡的智慧，对会馆是否能够顺利在当地立足同样至关重要。

二、生长：华族会馆的 当代形象与人文价值

堤岸的华侨华人会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以及实际掌握的社会资产，使得会馆在当地的影响力一时不容小觑。然而，随着越南的时代更替与社会变迁，堤岸华族会馆的当代社会形象与社会功能也因势发生改变。延续至今的各个堤岸华族会馆，在胡志明市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中，以自身的历史气息和文化特色寻求立足之地，多间会馆被认定为越南“国家历史文化遗迹”*笔者注：国家历史文化遗迹，指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建筑、遗址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遗址的国家遗物、文物、宝物。(参见越南《文化遗产法(28/2001/QH10号》)第一章第四条第三点)。，如穗城会馆(1993年获封)、义安会馆(1993年获封)、霞漳会馆(2001年获封)、琼府会馆(2001年获封)、温陵会馆(2002年获封)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华族会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景点，是国内外游客的必到之地。

笔者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时，结识了一位年纪24岁左右的L姓广东裔华族青年并与他成为了朋友，这位重要的“报道人”朋友对于华族自身的历史以及文化非常感兴趣，经常阅读与胡志明市华族历史或中国历史有关的书籍，并在网上搜索相关联的内容、图片然后分享到自己的Facebook上。L曾自费参加当地语言学校教授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语言学习班，并且热衷于搜集有关华族饮食文化与华族历史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在和L交谈时，每当言及历史上堤岸的华侨华人会馆，他总是感叹当时会馆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堤岸华侨华人社会中体现出的非凡活力与影响力，同时非常肯定会馆对于年轻人了解堤岸华族历史的重要性。华族会馆的历史对他而言就像是一段光辉的集体记忆，体现在会馆的石碑、雕刻、楹联、神像以及会馆曾置办拥有的各类产业如商铺、厝屋、医院、学校、公祠、义庄等事物之中，在L看来这些都是令人骄傲的华族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使更多人尤其是华族年轻人了解本民族的历史，L会通过华语学习班的同学或者Facebook上的各类华族社群文化小组，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或参加游览堤岸华族文化景点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将自己所了解的华族会馆与堤岸历史分享给大家。从L的角度而言，非华族游客游览会馆，看到的可能只是精美的华族建筑以及具有华族文化特色的民间信仰表象，但是华族自己参观会馆的感受就会不同，他认为会馆和自己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来自于会馆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会馆对L以及同L一样的华族来说，并非只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旅游景点，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从L的经验来看，每逢重要的华族节日、农历节气、神灵诞辰等时间节点，L都会前往会馆，在人群中参拜神灵，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到一个公共的祭拜活动中去，这种行为完全不存在旅游或探奇的心理，而只是堤岸华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这种不易被察觉的习以为常，恰恰体现出当地华族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延续，而会馆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神庙，是作为文化遗产的华族会馆至今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的最主要形象，虽然会馆原本携带的同乡会性质与功能仍有所保留，但其社会影响力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如今的华族会馆更侧重于民间信仰、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的延续这一层面。作为神庙的华族会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按照会馆中所供奉神祇的诞辰来安排每年重要的祭祀仪式与相关事务。以义安会馆为例，笔者在当地调查时发现其会馆理事会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用汉字书写的红底金字的“乙未年诸神诞节日”清单，上面按照农历习惯从右至左清楚地写着正月到十二月的重要日子，如正月十三日为关圣帝君飞升吉辰，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宝诞，三月二十三为天后元君宝诞，六月二十四为关圣帝君宝诞，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岁暮酬神等，除了神明的诞辰，这张“清单”还列出了重要的华族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盂兰胜会、中秋节、冬至等，据会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义安会馆每年的工作安排，都按照这样一张“清单”来进行。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堤岸其他华族会馆中，不同的会馆会根据自身情况略作调整，但是几乎所有会馆都会以一年为期，采用农历将一年中需要重视的各种神灵诞辰、时令节气与节日等重大日子列表张贴，然后按照列表规划安排一年中的各项活动。每当会馆有相应的活动时，便在会馆内外张贴用中文或中越双语书写制作的通告，以通知有心参与会馆活动的民众，从通告文字以汉字为主的事实来看，其通知的对象基本上以华族为主。笔者在当地曾有幸参加过穗城会馆举行的天后宝诞活动，温陵会馆举办的供太岁活动，义安会馆盂兰节期间操办的祭祀活动以及各个会馆在春节期间组织的各类节庆活动，深感当地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的活力，对会馆的社会功能亦有所感悟。

作为神庙的会馆在当地深受民众喜爱，民间信仰作为会馆重要的社会功能，使得会馆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立足之地与人文价值，但是会馆始终不仅仅是一座神庙，会馆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内涵决定了其多元的特性，为了更好地发挥会馆先天具有的另一重性质——同乡会，堤岸的各个华族会馆发挥自身优势，与当地各个姓氏、各个地方的宗亲会来往联系，互相支持。每当有宗亲会举行一些重要活动时，与其相关的会馆都会派代表出席甚至提供各种程度的帮助。笔者在调查期间曾经参加过几个不同姓氏的宗亲会活动，分别涉及客家人、潮汕人以及广东人等不同群体，每次活动除了宗亲会会员出资出力，与其常有往来并关系较好的其他姓氏的宗亲会以及代表本群体的华族会馆，也会在活动中表达自己的支持。

当代社会环境下，堤岸的华族会馆无不尝试着，通过举办与华族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种活动来联系乡谊、共叙乡情。例如，在新年期间利用会馆的场地，从中国请来地方戏剧团在会馆内演出。2015年元宵节期间，义安会馆邀请来自中国的潮州戏剧团在会馆广场上进行潮剧演出，前来观看的民众人数众多，人山人海；琼府会馆也在自己的场地内举行了琼剧表演，所请剧团同样来自中国。又如，在盂兰节期间，各个华族会馆均组织较为大型的祭祀与福利发放活动。以义安会馆为例，当地民众只需前往会馆报名，便可在节日期间乘坐由会馆提供的免费大巴，前往专供本群体同胞使用的义庄祭拜逝者，并参加在义庄进行的法会活动以祈福追思。除了利用节庆的时机展现与强调会馆作为同乡会的社会职能，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华族会馆组织建立免费的华语交流班一例。几乎所有的华族会馆都对延续本群体的地域文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这既是会馆建立时的天然属性，也是民众对于会馆历史传统及其社会功能的印象。代表广东人的穗城会馆，代表潮州人的义安会馆，代表福建各地的温陵会馆与霞漳会馆，代表海南人的琼府会馆以及代表客家人的崇正会馆，都曾以会馆的名义举办过教授地方方言的语言学习班，但是由于资金、人员、学员等各种原因，语言学习班的质量与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因为，目前生活在胡志明市的年轻一代华族，基本上都在国家公立教育体系下接受教育，越南语才是他们母语，而华语(包括地方方言与汉语普通话)则是陌生的乡音甚至是外语。因此，不难理解一些华族会馆内的长辈对于地方方言消失殆尽的担忧。以义安会馆为例，据会馆工作人员介绍，义安会馆过去曾组织过几次华语学习班免费教授潮州方言，但是每次都是持续一段时间便因各种原因搁置：或找不到老师，或学员越来越少，或教学效果不好等，有的人认为根本原因是没有语言环境，就算有感兴趣的潮州子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潮州方言，但是社会上却根本没有能够让其使用潮州话的语言环境，久而久之便忘记所学并使人感到学习这些方言感觉上像是在做“无用功”。幸运的是，堤岸的各华族会馆并未因此而放弃，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会馆仍然愿意为传播和延续族群文化尽力，让方言乡音能够继续传给后代。2015年春节过后，义安会馆收到一个再办潮汕语言学习交流班的请求，这个请求来自于Facebook上一些有兴趣学习潮州方言的网友们的集合倡议，他们在网上相互联系并在线下见面讨论，最后向义安会馆申请合作，得到了义安会馆的支持，在笔者离开越南之前，该语言交流学习班已经顺利举办了三个多月，学员从第一节课的五六十人发展到了一百二三十人，据了解，学习班至今仍在继续活动。综上所述，无论是节庆活动、民俗活动还是文化活动，都是会馆探索如何在当今社会健康生长的尝试，这些活动拉近了会馆与当地民众之间距离，延续了族群文化，也使得会馆焕发新的活力。

当代堤岸华族会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成长机制，毫无疑问是慈善。对华族会馆而言，慈善并不陌生。历史上堤岸的华侨华人会馆早有从事慈善事业的先例，当代华族会馆参与当地的慈善活动，实际上仍是对会馆历史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有利于华族会馆获得社会认同以及社会地位的途径。以义安会馆为例，在其理事会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许多因会馆参加当地慈善事业而获得的奖状、奖牌和勋章，这些奖励几乎占满了墙面，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地政府对该会馆积极参与当地慈善事务所给予的肯定，如：2005年由原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签署授予的三等劳动勋章；2005年由越南政府颁发的奖状，为表彰会馆于2001-2003年间在胡志明市慈善事业及扶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2011年由原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签署授予，为表彰义安会馆及其成员在2006-2010年间为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保卫祖国等方面所作出的成绩而颁发的二等劳动勋章；2014年由胡志明市红十字会颁发的“表彰2014年‘慈善事业之花’”奖牌；2014年由胡志明市越南祖国统一阵线委员会颁发的奖状，为表彰义安会馆在2013年积极参加扶贫工作等。当地政府对会馆从事慈善事业的肯定，有利于会馆在当地社会获得认可。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并经历过重大变动，险些消失又重新寻回生机并渴望长期延续下去的越南华族会馆而言，参与到当今越南的社会事务中去，成为对当地具有实际社会价值并获得政府的认可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必须保持的态度和非常重要的状态，同时也是对会馆历史记忆中相似“情节”的智慧参考。

慈善对社会大众而言通常都是积极正面的，无论从道德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舆论层面都具有其合理性并受到认可与支持。当代华族会馆正在积极打造并维持这样的正面形象，为此会馆常会组织一些社会活动，诸如帮助贫困同乡建造“爱心屋”，按时令节气为贫困同胞送去过节所需的食物钱财，举行各种类型的慈善筹款活动，在特殊节日发放免费食品等。这些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会馆的人文关怀与人文价值。

堤岸华族会馆在当代，既继承了历史上华侨华人会馆所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又根据时代背景与社会需要作出了自我调整，这正是其仍能持续换发生机的关键。华族会馆在当代被社会与民众更多地当做“神庙”来看待，这种第一印象源自华族会馆的表象——富有特色的建筑风格、精致的神殿、供奉众多的神祇，即便不知道会馆的历史，许多人也能够通过这些外在表象，察觉到会馆所具有的华族文化特色。对于会馆本身而言，以神庙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是可行的，因为当地人早已接受了会馆所代表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有自己的支持者，神庙有自己的信众。同时，华族会馆的另一属性并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轻易消失，会馆始终还是一种具有强烈地缘性的社会组织，虽然同乡会在当代社会的实力和形势并不能与过去相提并论，但是当代华族会馆找到了突破口，其通过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族群认同以及慈善事业等方面巧妙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体现自身的人文价值，并获得了当地社会的认同，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继续“成长”。

结 论

胡志明市堤岸区第五郡集中了对当地华族而言十分重要的会馆，历史上这些会馆以地缘与神缘为基础建立起来，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以及实力雄厚的华商，则是会馆得以扎根当地的重要因素。会馆同时作为神庙与同乡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复杂的社会功能，如涉及民间信仰、传统文化、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华侨华人会馆的建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历史上华侨华人会馆的社会地位，因其与当地政府合作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而变得重要，但是随着时代的更替与社会的变迁，华侨华人会馆也发生了诸多改变。

当代华族会馆不能再像过去的会馆一样生存，因为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得会馆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都大不如前，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成长方式。成为了文化遗产的华族会馆，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解决如何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其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保留了适合当代社会需求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对能够保证自我存续的相关活动进行实践。会馆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利用多种途径融入当地社会，渐渐形成新的成长机制——即以神庙形象为基础，传承华族传统文化，发扬慈善传统，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慈善事业，在此机制下不断挖掘会馆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人文价值并努力争取社会的认可。华族会馆的生存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既定规则。从华侨华人进入越南聚居堤岸到建立会馆，会馆如何扎根完全取决于群体本身之意愿与力量。堤岸华族会馆产生于地缘与神缘的二元合一，因此自会馆建立之后，一切机制，即如何运作、维持会馆，皆围绕神缘与地缘这两点进行。行至当代，会馆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审时度势，以现有资源继续维持着自身的运行，并不断尝试着在当代获得国家政府以及社会民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