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南京市的经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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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家庭农场这一概念，指出通过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采取奖励和补助等多种有效办法，扶持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家庭农场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国家长期高度重视家庭农场的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也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是提高经营效率的有效途径，也是国内学者们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影响因素的问题，对推进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迄今为止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进行研究。在评价指标上，于洋（2003）指出应由分工效率所决定的效率标准来衡量适度规模，郭庆海（2014）则认为收入和效率可以用来确定家庭农场经营的适度规模，而郭熙保（2013）、纪志耿等（2014）都认为应当以其农业收入与机会成本的比较来衡量适度规模。在研究方法上，贺书霞（2014）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生产能手比重、土地数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决定了适度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刘维佳、邱立春（2009），白士天、李凯伦（2016）采用DEA模型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进行评价与分析。在研究结果上，田伟、肖融（2017）对粮食作物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进行比较，得出种植水稻的适度规模约为10hm2，小麦的适度规模约为30hm2。然而，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会受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地域差异（曹东勃，2013）。其中，钱克明、彭延军（2014）通过实地调研认为我国南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为4hm2，北方地区为8hm2。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学者们在实践性探索中针对各地情况提出最佳适度规模标准，对深入研究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目前学术界鲜少关注不同资源禀赋差异所产生适度规模效益的差异。

由于受到不同地区自然禀赋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定和影响，且面临符合本地实际的家庭农场合适的规模区间不明晰，生产要素配置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境，导致现实中家庭农场所选择的经营规模与理论测算出的适度规模不同。南京市在发展家庭农场、推进规模经营方面起步较早。到2016年底，南京市家庭农场经营面积达到80万亩，其中，粮食类家庭农场达到40万亩，占家庭农场经营面积的一半，因此，选取南京市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开展其适度规模等相关问题的现实考察，探究现实中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与理论的适度规模差异的原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鉴于此，本文以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南京市主要涉农区的实地访谈，选取典型案例深入分析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启示。以期在丰富家庭农场理论研究的同时，进一步为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测算提供现实依据，有助于满足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实际需求，推进家庭农场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类型与现实审视

一般认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经营环境下，投入生产的土地规模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与其他要素，能够获取最佳经济效益时的土地规模状态。关于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多大即为“适度规模”，国内外的实践过程中所给出的标准各不相同。

（一）国外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分类

一是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企业或商业性的大中型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美国农业部认为家庭农场是将商品化生产作为目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并辅以少量雇工。加拿大的农业机械化设施高度发展，并且由于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其退化严重，主要以大型家庭农场发展为主。Rob（2005）认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是代际传递的，具有传承性。苏昕等（2014）认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与国内的不同，其规模大小与资源禀赋没有直接关系。

二是以西欧（英国除外）、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小中型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日本主要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因为其土地较为分散，农业劳动者年龄较大，并且缺乏农业接班人。同样，韩国也以小规模家庭经营占主要地位，因其规模小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二）国内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理解及发展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规模经营大户，有了家庭农场的雏形。近年来，在探索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方面形成了五种典型家庭农场模式，其中，浙江宁波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为3.33-33.33hm2（赵维清、边志瑾，2012），上海松江6.67-10.00hm2左右（尹哲友，2015），湖北武汉是1.00-33.33hm2，吉林延边约为66.67hm2，安徽郎溪是6.67-33.33hm2（陈祖海，2013）。由此可见，不同地区各地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呈现差异性。

此外，不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有所要求。例如《南京市家庭农场登记办法（试行）》中规定，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经营面积达到50亩以上为宜。苏昕、王可山等（2014）依据我国国情测算，认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大概是户均经营规模的10倍左右。然而，现实中大多家庭农场的最佳经营规模并未达到所规定的适度规模。

二、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主观选择与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学者研究和各地实践，适度规模的标准应考虑不同情况而定。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资源禀赋，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多寡、自然条件的好坏、地理位置的优劣等都制约着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苏昕等，2014）。二是经营项目，不同种植种类对土地需求不同，因此规模也有差异（黄新建等，2013）。如南京市家庭农场登记办法中，对大田种植和设施园艺的经营规模要求有所不同。三是社会经济环境，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生产经营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市场以及资金条件等都应与规模的确立联系在一起（朱启臻等，2013）。本文主要利用来自于南京市溧水、江宁2个涉农区的案例开展分析，进一步得出影响农场最佳经营规模的现实因素。

（一）基于农场主年龄的考察

典型案例一：农场A位于溧水区白马镇。农场主年龄55岁，是采访里年龄最大的，也是南京市第一批申报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该农场种植面积200亩，拥有农机数量6台，家庭劳动人数2人。

该农场主表示满足于现有土地规模大小，不愿扩张种植规模。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大，体力不支；另一方面是曾经经历过由于自然因素而导致的亏本，认为种植规模越大，承受的风险越多，一旦遭受风险带来的亏损越大。此外，该农场主对南京相应的扶持政策不了解，对当前政策接受度较低，当面临资金困难时，主要依赖于过去宗族式血缘等维系的人情往来的模式，带来融资渠道狭隘的问题，进而造成扩大经营规模的资金约束。尽管如此，鉴于多年的务农经验，该农场主现有的经营状况良好，对现有经营面积表示满意。

由此可知，农场主年龄会影响其对土地适度规模的主观选择。年龄越大，其风险规避意识越强，政策认知度越低，导致其融资渠道受阻，其实际经营的最适宜土地规模与理论上测算出的适度规模存在差异，主要受农场主年龄的限制。

（二）农场主人力资本对规模选择的影响

典型案例二：农场B位于溧水区秋湖镇。农场主年龄43岁，大专毕业，是受访者中学历最高的。农场B经营土地面积300亩，拥有农机数量6台，家庭劳动人数2人。

该农场主思路清晰，通过不断摸索和经验总结，不仅仅种植粮食作物，而且辅以一定面积的经济作物和养殖，同时还在溧水建立了两家超市，并将自家农场种植的水稻和小麦等加工后放在超市销售，将生产与销售灵活地有机融入，既发挥了家庭农场的规模优势，又提高了自家超市的销售效益，实现了有序的运作。与此同时，他会向各级农学专家请教吸取专业知识积累经验以找出更好的方式增产增收。该农场主明确表示非常愿意进一步扩大经营面积，认为随着经营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可以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可见，农场适度规模的选择与农场主自身的人力资本相关。各农场主对土地适度规模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其受教育程度、抗风险以及业务拓展能力等不同人力资本的影响。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乐于接受和学习新的种植方法和销售方式，从而乐于扩张土地规模以达到增加产量和销售收入的目的。

（三）家庭劳动力资源对规模选择的影响

典型案例三：农场C位于江宁湖熟街道。农场经营土地面积250亩，家庭劳动力人数2人，拥有的农机数量为8台。

典型案例四：农场D位于江宁淳化街道。农场经营土地面积500亩，家庭劳动力人数4人，拥有的农机数量为10台。

这两家农场的地理位置相近，农场主年龄相仿，学历相同，情况极为相似，但他们的农场规模却有所差异，这样的规模差异主要是由家庭劳动人数不同所引起的。家庭农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辅以雇工和农机作业，但江宁地区农场主普遍反映劳动力价格成本高，且劳动力稀缺，可能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逐渐严重，缺少青年劳动力，导致劳动力的价格水涨船高，家庭成员成为了农场劳动力的主力军。

因此，家庭劳动力资源差异也会影响农场适度经营规模的选择。在雇佣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情况，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家庭劳动力资源投入越多，越能提高管理效率并保障生产效果，同时也大大减少了雇佣劳动力的成本，进而可以通过扩张规模增加收入。

（四）土地条件对规模选择的影响

典型案例五：农场E位于溧水区洪蓝镇。农场主年龄45岁，农场E的粮食种植面积多达1 600亩，是访谈对象中规模最大的一户，也属于南京市种植规模大户之一。拥有农机数量15台，家庭劳动人数3人。

该农场规模较大，因此需要的资金投入也较大，其主要资金来源由家庭成员的自有资金，还包括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政策性补贴。农场想要规模发展需适应现代农业集中连片的经营方式，以便采取机械化耕作，这就对土地平整有一定要求。但该农场处于溧水区，溧水位于丘陵地带，土地不平整，有高低落差，并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因此虽然机械数量跟的上，却不能完全的使用。该农场当下正在平地的阶段中，若发展顺利，农场主考虑转入更多土地，以提高经济效益。

显然，土地是家庭农场经营的基础，土地条件也是影响农场主适度经营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各地土地条件不同、各农场所转入的土地大小及种植的农作物类型也不尽相同，即使农场劳动力资源、资金、技术等其他资源禀赋充裕，其选择的适度规模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所面临的地方政策不同，每个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的年龄、人力资本、家庭劳动力资源、土地条件及种植农作物类型不尽相同，在实际生产中，往往经营面积不一定是最佳规模，会受到诸多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某省份或某地区的平均适度规模，由此得出的适度规模还需考虑不同家庭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以满足家庭农场主的实际需求，使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差异化发展，这样才能使适度规模的形成由政府推动转变为农场主自发的行为。

一般来说，政府根据理论所预测的适度规模来界定家庭农场的实际经营规模，从而制定相关政策以期统一为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提供帮助。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各农场对适度规模的选择与理论测算值不同，从而需要政府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在年龄较大，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小型家庭农场，大多缺乏资金、先进技术及市场开拓能力，且其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这就需要政府、合作社及市场合作组织根据农村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对家庭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增强其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以推动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农场差异化发展。

土地转入大小及土地自然条件会导致农场主对适度规模的选择不同。在资金较为充裕、家庭资源投入较多的家庭农场，面临土地投入成本大、土地分割细碎、土地不平整、难以机械化操作等问题，无疑打击了农场主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既要保障土地流转的过程，又要监控流转后土地的使用效果；在土地平整方面，就需要政府主动提供平地、整地等有关政策支持，并增加公共投资以改善土地自然条件，从而推动家庭农场适度经营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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