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新闻学科的现状、危机与挑战

向芬 季为民 叶俊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2家新闻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进行调研，试图展示高校新闻学的现状、危机与挑战，指出，部分高校存在急功近利办学模式，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并且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校；新闻学；现状；危机；挑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把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闻学的重视，同时也给新闻学界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为了解高校新闻学科的发展建设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建专门的课题组①，于2017年5月至7月间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先后调研了12家新闻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

通过调研发现，新闻学在全国主要新闻院校中存在边缘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停滞不前、后续乏人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创新不足，某些高校部、校共建的效果不容乐观。

一、部分高校存在急功近利辦学模式

（一）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有力和有效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高校无法像传统媒体主导时期那么从容地进行学科建设规划布局，并突出新闻学的主导地位，反倒出现主要新闻院系新闻教育与学术研究主体性淡化、过度市场化等问题，这也直接导致某些高校新闻教育对于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的偏离。

由于就业和生源等方面的原因，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有力和有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选择去传统新闻媒体就业的学生大幅减少（约11%），而企业是新闻院校毕业生主要的去向（占38%）。②以暨南大学为例，过去到传统媒体工作的毕业生占到三分之一，现在越来越少，大概占比五分之一，大量的学生选择去企业，特别像房地产、银行这样的企业占了多数。如今，一些互联网公司大量招人，“今日头条”2017年在广东招1500人。③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过去在招生方面特别倚重学生的外语基础，后来经过几年教学后发现，外语好的学生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这些学生有的思想可能已经固化，加之内外环境如社会、专业、学风等影响，政治意识往往淡化，毕业后往往想挣大钱，去外企做翻译、做律师和会计。即便有的学生去了主流媒体，但不久也跳槽去外企，或者外媒了，这跟清华大学培养的初衷差别很大，也与十年前的情况判然有别。④

积重难返的局面如何扭转？传统媒体在媒介融合趋势中向新媒体整体平移，高校人才培养不得不跟随业界的变化趋势，尽量满足学生对于传播新技术运用的需要；但是对于“政治坚定、党和人民放心”这些思想层面的要求，在针对市场培养人才的新闻教育中显得乏善可陈。

（二）高校社会科学实用主义导向下传统新闻教育的边缘化

20世纪80年代带有实用主义基因的传播学的引入，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给学界引入某种意义上的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以“科学”的面目逐渐消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经验、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传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时至今日“新闻无学”的说法仍然在调研中一再被提起。“新闻无学”一是源于新闻宣传工作本身实践性、操作性很强，因此偏重工具理性或是技术理性的一面，难以形成具有共识的、稳定的新闻理论；二是源于新闻与政治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则被解读为其中隐含着新闻自主性无法得以伸张的意味。这些观点对于传统新闻理论的解构日积月累，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如今各大新闻院校传统新闻教育的边缘化态势。

传播学和新闻学在理论上有明显分野，事实上各大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也是“两张皮”。80年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并非互相助力，而是不断拉扯的局面。在这一你争我夺的过程中，新闻理论多年来并无长足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新闻教学都相对陈旧、落后。因此，存在着“现在中国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很少有自身的学理，构不成体系，不论是学科、学术研究还是学科的话语，均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学派”⑤的局面。暨南大学邓绍根认为：“新闻学科要成为支撑学科还是有点弱，无论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说，跟其他的文史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种比较深厚的学科发展来说，确实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新闻学核心的东西比较少，因此能被别的学科借鉴、应用的东西较少。我们都还是在跟着别的学科做，中央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视，也高度期待，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来说，其实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整个学科建设中，新闻学在现实当中显得越来越狭小了，越来越受挤压了，但是传播学的外延在无限的扩大，扩大到没边没际。同时，新闻学研究的力量也在越来越减少了，队伍肯定在萎缩。坚持原来那个传统领域研究的人肯定是不多的，大家都在不断用传播学，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它怎么样整合得更好，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党的体系里面强调新闻学，在学术范畴领域叫传播学，怎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我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特色，可能是我们今后一个需要认真去斟酌和研究的问题。”⑥

而传播学虽在80年代末遭遇批判，但90年代后以更迅猛的势头被大力倡导，并以科学、实证的面目大行其道，由此成就了一批传播学学者。尽管在传播理论方面从热衷译介到力主原创，过去一味跟随西方学术步伐的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如今看来，过去希望引入传播学给予新闻学以突破的初衷，并未实现，相反，立足中国本土的新闻学，在传播学的挤压下，不仅没有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观点中受益更多，反倒丢失了过去的人文学科底蕴，更远离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对此，清华大学刘建明认为：“2005年后，西方传播学者逐渐修正或抛弃了过去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观点，我国的传播学者跟其脚后又照搬新的观点，这也是必要的。但这种缺乏独立思考、亦步亦趋地‘向西看齐的学术倾向，不能不令人汗颜。这不是指像何道宽、展江等学者的翻译论著，这些译著给我们介绍了传播学，功不可没，而是指那些不从中国新闻工作实践出发，唯西方传播学是瞻的东施效颦者。厘清这些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混乱，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年青一代学子和记者在传播学哺育下大都已成为西方传播学错误倾向的忠信者。”⑦李彬也以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必读书目为例，指出唯洋是举的学术殖民地现状，“柳斌杰院长来清华后对20种书目进行调整，一看吓一跳，20种书目里，有方汉奇的通史，还有赵月枝的，剩下的全是美国的。后来我们做了大的调整，增加了英国、法国、德国，哈贝马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葛兰西等等这样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此现在看来还不够，还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东西。”⑧

（三）高校评价体系重科研轻教学

在此次调研中正逢各大院校如火如荼争创“双一流”之时，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希望搭乘同校其他优势学科的快车，以便能在“双一流”评选中借势入围，通过联合来加大自身入围“双一流”的砝码。各大院系的合流，必然需要他们对于这种新的联合予以合理阐释，于是新一轮的“讲故事”开展起来。虽然学科评估的既有格局很难打破，但一些高校仍然不遗余力，希望能抓住任何一点有利因素，寻求破局。各大高校如此热衷这种评估竞赛，不仅因为学科排序所带来的名声影响，还有直接可观的经济效益。

2017年中山大学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中标数量居全国第二，高校第一，仅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项目立项则是全国第一。对此，张志安也觉得压力太大：“我要是副研究员，压力也会很大。”他认为：“中大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比较希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候，推出带着试验性质的人员聘用的政策。它的确可以遴选出一批非常强的、有竞争力的青年学者，但是它的确又对很多非升即走的人造成了压力。制度有其阶段性和试验性，在短时间内会立竿见影，从成果产出和学科的指标来讲，会有直接效益。”⑨

在高校学科评价的指挥棒下，为保障在全国高校重新排名之际能够靠前，各地纷纷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各大高校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问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既然科研成果是硬道理，那么教书育人自然成为次要的考虑。各高校内部教师间新闻理论研究的合作还稍微紧密，而基于新闻教学的学术会议则相对缺失。

新闻学专业教师在授课方面面临较多的困惑：一是，在新媒体发展迅猛的信息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鸿沟消失，教师意见的权威性、知识的前沿性不断受到挑战，甚至由此在教学中产生无力感。清华大学周庆安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情况谈到：“传统意义上，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时候更多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所以采写编评摄这样的基础课程，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好讲，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现在媒介融合之后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好讲，因为在讲的过程中老师们经常遇到新的舆论场，新的传播现象，新的问题和西方理论很多对接的工作，在这之中需要做进一步的融合。”⑩二是，教师的课程讲授往往与媒体市场化导向错位，课堂与媒体无法达成顺畅连接，这也使得新闻学专业渐受冷落，从学生选课情况可见一斑。人民大学张辉锋提到：在本科培养里，新闻学这个专业每年选的同学不多了。人大传播学主要是两个方向，公共关系和新媒体，相比而言，学生会选择这些与媒体市场接轨紧密的方向。三是，学生重“术”轻“道”，倾向于技术化、娱乐化的课业选择，而对于新闻理论及核心价值鲜有兴趣。因为教学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某些高校为迎合社会需求、取悦学生兴趣，以期博取用人单位乃至学生的青睐，根据社会热点调整课程内容，在求新求异的课程规划中轻视了新闻理论的教学传统，新闻学被进一步确认是僵化、过时的，致使教师教学和研究的兴趣不大、热情不高。

教师群体同样存在忽视道、热衷术的倾向，教书育人成了急于回应市场效应与社会局部需求的事务性工作。上海大学吴信训对此提出：“务必要在对国情和世情有正确、深入的理解之上，才可能建立正确的理念，但是这一部分有我们老师队伍本身的不足，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的时候，我们老师能正确地理解多少？正确地给学生回应多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和不足。所以常常就会使我们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间，面对社会戏谑的时候反应是无力的，或者是不敢反应的，或者是回避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我们要用发展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力丹也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者多数没有较深厚的现实新闻传播的实践基础，而从事新闻传播实际工作的人则缺乏学术研究的基础。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有几年新闻传播工作的实践，且最好有在新媒体总览全局的部门工作的经历，然后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即使离开了实践岗位，也要把每天看新闻和观察新闻传播业的变动作为职业工作的一部分，养成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批判性观察的习惯。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建设不尽如人意

（一）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在院系整体学科构架中独木难支

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基地，并开始注重各院校之间的协作发展，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6年6月共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教学研究基地；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开始着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研与教学团队的培养，基本形成了人才梯队。

不过，大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团队没有实体依托，即使有挂牌的研究中心或基地，其核心团队在学院教职员工总数的占比也微不足道。就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与教学在院系整体学科框架中所处的位置而言，没有起到支撑与主导的作用，甚至部分研究和教学团队存在“凑班子”现象。由于相关人才较为缺乏，某些并未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相关研究的教师也不得不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团队。其他未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教职员工，则认为事不关己。上海大学许正林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教育，目前从学术趣味上来看，有一种很明显的去马列的风气，而且是很突出的。清华大学李彬更担心，一些形式主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弄不好会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在新闻教学科研中边缘化。他以盐和菜作比談到，对甘惜分、范敬宜等老一代新闻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当于菜里的盐，每道菜都不可或缺，虽然看不见，但都能品尝到，而如今大张旗鼓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教材、中心，看起来轰轰烈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而像是一道菜，即便是一道大菜也仅仅是一道菜，而其他“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再涉及马克思了。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学科中应该居于的统领性地位并未得以实现，其实际处境是它不过是新闻学中一个研究分支而已，相对其他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团队的研究成果往往有限，教学积极性往往也不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常被视为一种僵化过时的意识形态，一些院系只是在大环境下被动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教学，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教师屈指可数，导致新闻理论的解释力往往不够。南京大学丁柏铨对此感触颇深：“在大学里面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生听了课之后往往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现在阶级都不讲了，为什么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还要那么强调？因为学生也知道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处于基础部分的阶级和阶级性现在很少提及了，那么为什么独独作为阶级性表现的党性，要在新闻实践当中、新闻理论当中那么强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看到许多的教材和专著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上海大学郝一民也谈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没有人听？学生是不是真的读过《资本论》？是不是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经典？包括教这个课的老师是不是真正看过？如果是真正看过，讲起来一定应该很精彩，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课堂的推广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沈荟在研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由于长期的老式教学以及课程体系安排，我们对于马克思有一种本能性的排斥，但是自己看了很多马克思的传记和201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所写的《到芬兰车站》，读得很兴奋，国内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对他的研究还不够透彻？”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突破难度大，后续人才难以为继

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上海大学张咏华认为：“需要在研究经典著作上面下点功夫，否则的话你就是被人家的话语体系牵着鼻子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毕竟不可能是凭空建造出来的，它跟西方的关系怎么样摆好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囊括了西方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学术的思想，既然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应该包含这样一个开放性在里面。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东西还是跟哲学联系紧密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内涵跟新闻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新闻学核心的内涵，这个建设当然要靠学术界全体的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则认为：“目前在真正的理论范式上没有突破，我们的问题是停留在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上面，不能真正回应中国和世界面对的挑战和现实。这也是为什么要做批判传播学的原因，就是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问题找出来，让不同的思想激荡，要让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入到中国来，他们对中国的不同理解和我们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进行对话和激荡，我们也要让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学者来，我们也要跟他们对话，如果道理上说不过别人，我们自己就失败。马克思说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真正有用，你不能掌握群众，不能说服群众，你不能让学生信服，那学生就被那套理论带走。你不能真正的从学理上、逻辑上和研究范式上有突破的话，我们的学生被新自由主义那套带走是很容易的。如今最大的转机就是西方传媒的危机已经是无法遮蔽了，以前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不管学者还是学生都面临挑战。这也是一个反思的开始，也是建设性的开始，以前是在一个防卫的阶段，但是现在应该是战略转换，要进入一个更加有建设性的过程，但是这个建设性的过程一定是开放的和真正有学术活力的课程才有可能，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的屏蔽、禁忌。”

刘建明则从务实的角度指出，为了证实新闻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指导性和预测性，可以对最近17年来（2000-2017）发表的重要学术论著进行一次核查，这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着手投入力量进行研究。例如：哪些观点和结论被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证明是对的，哪些观点望风捕影、虚与委蛇，纯属妄论或泡沫。比如：17年前高调宣扬“传媒入市，外国媒体将在华纷纷落地”的论文和文章曾一度高潮迭起。传媒究竟入市了吗？哪家外国电视台和报纸在中国落户了？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严肃的学术考察，新闻学研究岂能回应中国问题，岂能预测和指导实践，又怎么能让人们认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核查研究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新闻研究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十分重要。即使进行一次内部研究，成果不公开发表，无论对新闻学管理层还是全国的新闻学者和从业者，都有非凡的意义。

现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仍然以童兵、郑保卫、刘建明、陈力丹这一代学人为带头人，虽然他们都著作等身，但也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研究突破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阐释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解读也意义重大，但未来研究如何与中国问题紧密勾连？如何回应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系列现象？如何激活舆论与宣传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如何使青年学子与学者真懂真信等，都是急需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由于老一代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专家，正在逐渐退出各自学院的相关工作，接班人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各大高校的状况均是较为得力的后续人才稀缺。人民大学胡百精谈到：“按照现在大学的人事制度，基本上得进海归博士，本院的不能留。但是，海归博士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多少隔了一层，而本院的学生留不下，就只剩下挖人这条路子了。同时，也发现兄弟院校专门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以清华大学为例，李彬老师、王君超老师做这块，很难列出第三个了，传媒大学可能雷跃捷老师做这块，剩下再找也很难找，复旦是童兵老师，再往下年轻的可能很难明确。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队伍建设这块。在整个学术队伍的建设上，现在确实面临着老中青队伍的衔接问题。复旦大学周晔同样认为：“海归的青年讲师，有国外求学的经历，长期接触国外新闻理论的知识框架，长期师从西方的学术权威，他整个衣钵、自我认识、自我定位都会觉得自己是西方学派的传承者，是西方学术的正宗，这个从学术上来说是一回事，但是拿到中国来，则很难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很显然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没有深入的调研，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和马工程教材创新有限，对于高校学生的吸引力较低

某些高校并未设置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相关课程，有些老师对此的回应是：“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融入到所有的课程中。”某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采取大讲堂的形式，邀请相关专家来为学生做讲座，童兵将此种做法称为“救火队”；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则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的形式进行，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课程着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典精读，学生反响不错；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则设置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授课老师强调理论聯系实际，他们普遍反映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避免枯燥的理论讲解。但总体而言，学生对于理论的学习缺乏热情，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列为必修课，学生选课情况不容乐观。

复旦大学童兵提到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点评论中国新闻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他强调这个课是解放思想的，不抓辫子，怎么讲都行。比如说“一带一路”有的同学比较担心，我们国家投入这么多钱，钱追不回来怎么办？同学讨论，他们自己得出结论，老师评点，课堂已经注意联系实际。张涛甫则认为要读经典让学生真正地沉下去，而不是让他看二手或者三手的材料。“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门课，同学们看原典的时候非常地惊讶，因为这跟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不一样，原来马克思是非常有思想的，而且学生会特别欣赏马克思。后来我推荐他们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也推荐他们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让他们感觉到马克思有思想、有学问。之前，学生们理解这是一门思政课，教学靠理论的魅力，把思政和专业性结合起来，教学就变得扎实了。”陈建云还提到：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00后，都是伴随互联网、网络语成长的，有些问题你要能够对他讲清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不能简单说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不对的，你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跟他完全对立来讲，现在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多，简单的说人家制度不好，那为什么西方那么多国家选择这个制度，教师要讲清楚选择这个制度的时代性，把道理讲清楚，让学生能够信服。

清华大学胡钰谈到：“现在自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还亟待提升。我们跟学生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如讲新闻的党性原则，现在的学生很强调批判性思维。他会举手问：新闻如果强调党性原则怎么保持独立性，怎么监督政府？这些问题当然可以解答，但是当时必须用非常简单的话，一针见血地给他解答。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构建。”他还认为：“现在的学生一方面听老师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同时也接受一套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会让学生觉得有撕裂感。在教学中过去那种简单理论阐释，或是对领导人讲话的复述，在学理上立不住，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还举了讲课中的重点即习近平“2·19”讲话作为例证：“实际上总书记讲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人民为中心，是三位一体的。片面的宣传很难让学生们真正的信服，所以需要自主话语体系构建。”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相对而言成效显著，学生对此反馈较好，院系设定好实践主题，让学生深入中国大地去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见成效。这方面，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有值得一提的案例。清华大学梁君健谈到：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回老家写的《乡村八记》，得到了温家宝的批示。现在清华大学还开拓了国企的社会实践和海外的社会实践，老师带着学生们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西非，去东南亚，这样的一些地方让同学们能够不断拓展社会实践，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上的一个激发。暨南大学张晋升也谈到过去的社会实践“重走长征路”，还有2017年和郑州大学联合搞的“重走穆青路”，接下来还有跟黑龙江大学合作的“重走抗联路”。

就相关教材而言，马工程教材从实施到出版耗时多年，专家成稿后宣传部门审稿，编写组往往需要几易其稿，进度缓慢。目前来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就编写本身来说，教材的编写出版进度缓慢，使得编写者也担心各高校的师生未来在使用教材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看到一些陈旧、过时的内容。如此，国家投入的财力，专家投入的精力，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三、小结

根据调研情况，我们建议新闻学界将来可以在这几个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一是调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组建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构小组，在“十三五”期间制定规划，将新闻学与传播学调整为各自独立的学科门类。二是，重视人文通识课。新闻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通盘性问题，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面临相同情况，而这些学科也是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较多的学科。新闻学如何内生出自主性？这需要人文学科方面资源的支撑。三是，改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方式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加强各高校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经验交流，组织精品课程在全国各大高校巡讲。四是，注重中青年人才的培养。扶持和吸引中青年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建设中来。加大中青年学者在评价系统、评审系统、教材系统中的比例，激励中青年学者在理论研究创新方面献计献策；鼓励和加强中青年教师的基层锻炼，基层（或西部）挂职锻炼，与出国访学相较，应加大前者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五是，自上而下的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大幅度调整现有的一系列评价机制和体制，切实落实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

注释：

① 课题组主要成员为季为民、向芬、叶俊。

②数据根据各高校调研数据表合并整理得来。

③2017年6月29日上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张晋升发言。

④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司久岳发言。

⑤ 2017年7月17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笔谈。

⑥2017年6月29日上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邓绍根发言。

⑦2017年7月17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笔谈。

⑧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李彬发言。

⑨2017年6月29日下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调研，张志安发言。

⑩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周庆安发言。

2017年5月24日下午，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调研，张辉锋发言。

2017年6月6日上午，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调研，吴信训发言。

2017年6月6日上午，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调研，许正林发言。

2017年7月16日下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访谈。

2017年6月6日上午，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调研，郝一民发言。

2017年6月6日上午，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调研，沈荟发言。

2017年6月6日上午，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调研，张咏华发言。

2017年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调研，吕新雨发言。

2017年5月24日下午，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调研，胡百精发言。

2017年6月7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研，周晔发言。

2017年6月7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研，童兵发言。

2017年6月7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调研，张涛甫发言。

2017年6月7日上午，復旦大学新闻学院调研，陈建云发言。

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胡钰发言。

2017年5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调研，梁君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