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战争认同动员的话语框架

肖燕雄 王亚隽

【内容摘要】国民的战争认同是全面抗战的基础。本文研究《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在抗战时期，面对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艰难生存的社会民众，如何通过特定的舆论动员策略，唤起他们参加战争、反抗侵略的行动意识。两报的动员话语框架各有不同面貌，分别基于底层民众和上层意志进行动员，不同的动员话语收获了不同的动员效果，也可以见出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内蕴。

【关键词】战争认同；共识动员；话语；意识形态

导言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认为，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是由于存在长期受到压制并对现状不满的社会团體和民众。作为运动的组织者或推动者应始终关心运动应该如何争取这些社会团体和民众的支持以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一是形成和塑造一种内部的凝聚力和价值认同；二是将某种政治主张向整个社会传播，并透过各种社会机制争夺议题诠释的主导权。因此，其中议题的“意义建构”和“理论陈述”是最重要的工作。可供动员的资源有人力资源、权利资源、关系网络资源、利益资源、舆论资源等，其中“舆论资源动员”包括“国民合意动员”，“国民合意动员”又被称为“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①较之其他资源动员，共识动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内报纸要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两个：一是“抵抗侵略”，即打击日本侵略者，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二是“建设新中国”，即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抵抗侵略”是“建设新中国”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本文研究的是两份典型报纸之共识动员的一个侧面，即，研究两报在抗战时期，面对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艰难生存的社会民众，如何通过特定的舆论动员策略，唤起他们参加战争、反抗侵略的行动意识。

抗日战争是合理的，我们可以通过取得大部分人的共识和支持，来定义战争的正义性。战争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没有战争是万万不能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可是，所有战争都是非常残酷的，加之抗日战争初期，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是战还是和，当时国内意见分歧颇大。故而，彼时的战争认同动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两家报纸的战争认同动员除了围绕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必要性以及胜利的可能性等常规方面展开外，还有一些更具特色的表现。本文从宏观动员框架展示《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的战争认同动员话语面貌，并比较分析其话语异同。

一、《新华日报》基于底层民众的战争认同动员

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新华日报》的战争认同动员的框架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动员对象和动员方式两个方面。

（一）战争认同的主体：以农民、工人和妇女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定义极广，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抗战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又以农民和工人为代表。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次日即发表社论《团结救国》提出，只有团结，才能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生机和唯一办法，便是“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空前民族觉醒和空前民族团结”；进而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民族力量的团结提出看法，即，首先要大家相待以诚，其次要大家一切为国，再次要大家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再其次要大家共同工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巩固和扩大民族力量团结的具体表现是，通过抗战，实现军民一体，做到各界一致，达到举国一心。②但是，《新华日报》在广泛动员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战的同时，又对团结农民、工人与妇女等群体进行抗日加以侧重论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动员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创刊之后，《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多篇动员抗战的文章，如《动员广大的农村妇女》《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怎样才能使民众动员起来》《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妇女动员》《争取沦陷区的人民》等等。从标题和文章主题可以看出，共产党不仅动员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抗日，而且直指农民、工人、妇女这些特定对象，并且就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动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的社会，农民、工人群体占据中国人口绝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能否使得这部分人员认同抗日战争，成为了这场战争能否获取最终胜利的关键。因此中共报刊中尤其注重对这类群体进行深入动员。即使是在动员广泛民众的《新华日报》社论里，也时刻不忘拿出这些特定群体或团体作例举。如，1938年10月19日社论《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中，提出动员群众的目的，是为了“要人民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参加抗战”。那么，怎样使民众动员起来呢？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最能动员群众，最容易动员群众，最能使广大的民众行动起来，就是各种抗战动员和社会运动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文化的、青年的、妇女的以及其他各种职业和特殊性质的团体。③其中首要的例举对象就是工会和农会。

工人是反侵略、反封建的主力。1938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在《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一文中提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是目前的要务，而要达到这目的，只有加紧扩大工人的组织。”④并建议政府根据国民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精神，积极扶植职工运动，充分尊重职工组织工会的自由，动员职工自觉起来组织工会，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组织职工工会，加强和扩大职工组织，以便更好地参与抗战。

《新华日报》重视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新华日报》认为，动员农村妇女是农村工作动员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妇女团体的责任，而且是一切救亡团体、首先是农村救亡团体的责任。要动员农村，必须加紧动员农村妇女的工作，让农村妇女认识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她们可以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勇敢走上前线，参加保卫家乡和民族的战斗。《新华日报》号召妇女救亡团体用极大的力量去注意农村，使自己的工作方式适合农村妇女的生活习惯、政治认识和工作的要求；在组织工作方面，充实农村中原有的各种简单、不健全的姐妹团之类的团体，发展它的组织，健全它的领导。⑤不仅如此，为了让妇女更好地抗战，就必须要为她们争取平等的待遇，使已动员的妇女，在其职务和岗位上得以发挥其力量，同时社会上要能给妇女大众以服务和就业的机会，并予以平等的待遇和生活的保障。⑥为达到上述这些目的，《新华日报》认为，绝不能仅仅依靠妇女作孤立的奋斗，更不能片面地责成妇女去单独地努力就可以了，而是政府与社会要共同努力，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发动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象不仅只是人数最多的汉族民众，也包括少数民族群众。《新华日报》在1938年社论《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中提出，在进行全民族的抗战当中，我们必须动员整个中华民族，也就是说，要动员汉族，也还要动员蒙回藏以及一切少数民族参加抗战。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并执行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保障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建立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的机制。⑦在对西南与西北的少数民族的团结问题上，《新华日报》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发挥他们政治上的积极性，促进他们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要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因此，必须改善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他们中间建立广泛的抗战宣传组织，以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同时也要吸收真正能够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的优秀分子，来参加这些机构，以领导整个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⑧少数民族人民更多的是一些基层民众，其中包括大量的游牧民，他们看似散布夜空的星星，《新华日报》看重其“撒豆成兵”的力量，并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新华日报》将战争认同动员的对象主要定位于基层民众，原因有二：一是基层民众人数众多，是抗战的生力军；二是从事民众运动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二）战争认同的路径：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

1937年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的五项主张，其中第二项为“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⑨。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华日报》贯彻了这一方针政策。在抗战期间，它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民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对民众自发献金、献机、捐献寒衣等运动也作了大量报道，通过媒体的宣传动员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民众运动中去。其运动动员充分照顾了广大基层民众的心理，使战争认同有了稳固而坚实的基础。

1.积极宣传与组织民众运动

《新华日报》在1938年发表社论《论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提出组织开展民众运动的八项主张：第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第二，积极拥护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的抗战；第三，集中火力消灭民众运动中的托洛茨基奸徒及各种敌探汉奸；第四，促成民运的统一；第五，民众运动应该是公开的和民主的；第六，民众运动的推行，应更具体活泼，打破呆板机械的公式布置；第七，民众中抗敌先进部分，不要只顾先进，而脱离落后部分；第八，民众运动的开展，要依靠大批的得力干部。⑩在这八项主张之后，《新华日报》展开了多次民众运动动员，发表了如《妇女运动的跃进》《对于“桂林号”事件的认识》《华北军民反扫荡的意义和教训》《加紧组织民众切实保障民运》《发展驿运必须开展民运》等多篇文章宣传和巩固民运。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认为，知识妇女是能发生积极作用的“桥梁”，但保障妇女运动，首先需要政府当局认真保障救亡团体，消除劳动妇女生活中的痛苦，其次需要在妇女中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和文化工作，要按照各种职业、各种战时工作的性质，多方地加强妇女的组织，用统一的工作纲领和工作计划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动员妇女大众参加各种战时工作。在搭乘着18名乘客的客运机“桂林号”被日本军机击毁之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谴责这种“全体性战争”的疯狂虐杀。认为，只有动员全国人民之全体性抵抗，只有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才能够“保障我们一切的和平”；我们不应只是依赖美国，抵抗这种全体性虐杀的最主要的方法是依靠自己的全体性的民众动员，只有开展民众运动，才更能促进美国和其他爱好和平与同情中国的国家采取积极行动。

1940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新华日报》对此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这一组织纲领，确立以“一切人民团体，均应抗战建国”为共同目的，赋予了人民有组织地参加这种团体的权利，确立了各种人民团体之组织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精神的原则，还明确了人民团体确有民众基础及救国工作表现而依法组织者，应予以合法保障的原则。文章号召全国上下对这一纲领中的要点，都要有正确的透彻的了解，认真执行的决心和毅力。只有这样才能见诸实行，才能不致曲解妄解，才能不使纲领中的要点只是具文，才能不半途而废。它评价，该组织如果不只是具文而是真正实行起来，在民众运动方面，自然会有一番新气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占领了中国一些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为了解决当时运输上的困难，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发起驿运运动。《新华日报》发表社评《发展驿运必须开展民运》认为，因为“动员民众，依靠民众”是抗战建国必胜必成的主要条件，如果能使民众看到驿运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人力固然就容易动员，所以驿运的推行与发展，首先要动员民众起来共同奋斗，让民众把它看成自己的事，发挥出他们对于驿运的积极性以至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在民主原则之下开展民众运动，使民众有建立自己组织的民主权利，能运用这种组织来解决各种切身利益的问题，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使民众有参加政治、管理地方事务的民主权利。因而《新华日报》最后断定，民运是否充分对当局一切抗日工作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台湾问题，《新华日报》也从民众运动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台湾与祖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必须继续奋斗，直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完全解放为止。最后决定台湾命运的，仍须依靠台湾人民自己，而至于我们，对于台湾革命人士及革命党派開展民众运动，则应“采取支持态度”。

2.扩大宣传工人运动

抗战时期的工人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与争取工人权力的双重斗争。《新华日报》对工人运动进行了重点宣传。

日寇入侵严重破坏了上海工业，大量工厂关门或迁往日军无法进入的租界重新开工，许多工人失业。日寇入侵让工人蒙受了更大的苦难，但也成了上海老板发财的良机。1938-1939年间的上海工商业，呈现了畸形繁荣，虽然规模减小，但工厂数量比战前更多了，许多厂日夜开工，利润是战前的几倍。与春风得意的老板相比，工人的工资赶不上物价，工时延长了，工厂还任意开除看不顺眼的工人。由此引发了1939年上海工人为申请加薪、反对解雇的系列罢工。《新华日报》在1939年10月13日和14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上海的罢工潮与上海工人的职责》，赞扬深明大义的上海工人继承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日寇和汉奸。社论说，中国工人阶级为使自己的肚皮半饱，为有可能参加抗战建国，所以不得不谋取自己生活的必要的改善，这完全是大公无私和合理的奋斗，应取得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援助。对于这种工潮，《新华日报》认为其并不能满足工人群众的需求，所以建议必须把广大的工人，经过各种适当的组织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善于观察环境，善于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扩大工人运动，争取斗争胜利。它主张，分析工人斗争的意义应该看以下三点：一是斗争结果应该取得胜利，哪怕就是微小的胜利，也是很有意义的；二是斗争要在政治上有大的意义，并能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建立工人本身和其他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三是不仅要能够保存工人的力量，而且要能够发展和巩固工人的力量。工人是最容易组织起来的阶层，政治觉悟相对较高，只要工作上有一定的付出，以上三点比较容易做到，其对于抗日战争的顺利开展，功莫大焉。

每逢“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都会发表纪念性社评，并提出现实指导。认为，纪念五卅，就要强化工人自身的组织与力量，并以全力诚心诚意去扩大和巩固与全国党政军民学方面的亲密团结，共同奋斗，共同抵抗，削弱和消灭汪精卫之流的投降倒退力量，共同扩大和强化抗战的力量，以便中国工人与全国各界人士共同驱逐日寇，共同建立独立的新中国。同时，《新华日报》提倡改善工人生活，具体而言，要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办理工人消费合作社，使工人能购买廉价的日用品，改良工厂设备，减少对工人的劳动伤害，设立工人教育机构，提高工人的文化与技术水准，并扶助工人自己团体的发展。只有亲密团结，才能共同御敌；只有强健身体与组织，才能将广大工人阶级变为抗战的有生力量。这些都是抗战的基础。

二、《中央日报》基于上层意志的战争认同动员

从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至1945年9月9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中央日报》在战争认同动员上也做了一些工作，其特色性动员框架主要有：从抗战的神圣性质和它在特定领域的作用进行动员。

（一）积极开展“抗战神圣”的动员

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发表正式抗战宣言《自卫抗战声明书》后，《中央日报》随即发表社论《神圣抗战的展开》，将抗日战争定位为“为国家的生命，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正义”而进行的“神圣抗战”。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抗日力量动员拉开序幕。如，9月5日社论《青年壮士回家乡去》，动员青年回到自己家乡去，把所有的知识抱负，到家乡去表现，把平时所听到的各种，对父老子弟，每天讲一次，鼓励他们的勇气，振作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对于国家观念更明确，对于捍卫地方更热心。

1.大力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

193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于二月十二日晨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式。……本届大会中心工作在领导全国精神总动员。”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集中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次日，通电全国，宣布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1939年2月20日《中央日报》发表的头条文章中，论述了其精神总动员的核心思想与内容：有三个共同的目标：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就是其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个原则。在精神改造方面，还有五大纲领：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惯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在“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中，还有四个小目标，精神总动员的重大意义，就是要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动员起来。以上三个共同目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军事第一”的思想，将战争动员与民族主义、上层精神意志充分结合了起来，虽有蹈空之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

1939年3月13日“总理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央日报》发表《实行精神总动员》社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含义，是集结全国国民的精神于简单共同的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统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统一的建国信仰。共同的目标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在次年元旦的头条文章中，《中央日报》发表蒋介石的谈话，鼓励国人“努力实行精神总动员”。1941年的“总理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又发表社论《统一强固的战斗体格与精神总动员》，总结开展精神总动员两年以来的效果，即，最近国民参政会宣言所示：“中国抗战确已取得精神上之胜利。”

从1939年2月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始以后，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央日报》每年都有相当数量围绕该运动而展开的社论发表，每年的精神总动员纪念日都必然会发表纪念文字。

2.赞扬军人的职业和精神，勖勉青年要有战争意识

军人，在国民党的抗战力量宣传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中央日报》曾有如此表述：“抗战虽是全民族性的，然而军人却在最前线，军人所贡献的最伟大。全国抗战中表现的事实，证明军人最爱国，军人都能尽忠报国。”

《中央日报》认为，凡是参加抗战的武装同胞，不论他地位职别如何，又不论他的功勋如何，只要是在抗战中参加抗战工作而赤心为国、赤心崇奉主义的人，在我们心目中，都是荣誉军人。军人本身是荣誉的职业，抗战军人更是荣誉的功业，抗战军人一度受伤重上前线的尤有无上的荣誉。抗战军人的直系家属是光荣的，与抗战军人有关的亲属亦同沾着精神上的荣耀。在慰劳荣誉军人的呼声中，全国人民对军人本身及其家属的褒扬，热情的表现应该是同等的。

全面抗战之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军人的精神教育倍加肯定。它认为，革命军人特殊的长处，便是具备浓厚的精神素养，亦即具备智仁勇的精神；精神教育是革命运动成功的基础，也是革命力量的源泉。

青年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尤其在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如此。1938年12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一个民族國家，有了青年才有它的将来；国家民族将来的命运怎样，便看现在怎样去保育、扶植青年，并发挥他们潜伏着和在生长中的力量。同样的，民族国家的将来，也就是青年的将来。青年无论在学习或就业中，必须时时刻刻惦念着国家民族，在立志或行为中使所学或所事去增进国家民族的福利。

（二）宣传抗战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作用

1943年1月，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中央日报》评论：“中美中英新约，于十一日签订，我国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完全解除。国父毕生致力而临终不忘之遗志，经本党志士五十一年之革命流血、全国军民五年半之抗战牺牲，卒见实现。”“平等新约”的签订对国民政府来说，不仅意味着抗日战争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华民族的抗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国民政府在外交上获得了胜利。因此，国民党尤为重视对“平等新约”签订的宣传。《中央日报》连续发表多篇头条文章与社论予以分析。1月10日《这是谁的成功？》中指出：“平等新约签订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从此重得自由与独立，这是谁的成功？这是本党总理领导革命之成功！”1月16日《五十年来奋斗的成果？》表示，这一页光荣的新史实，是全国的先烈志士，以及无量数爱国的同胞，用了车载斗量的鲜血与汗汁换来的。2月5日在《扩大庆祝新约》一文中更提出：“今年政府在旧历新年，通令全国对新约扩大庆祝，……为什么我们今天扩大庆祝新约？因为新约特别与这个家庭节有关。”文中提出，在新约签订以前，中国受着不平等条约的压迫足足一百年，使国民个个人由有家而到无家。因此新约的签订，就是一个与“家庭”有关的节日。直到2月20日以后，《中央日报》对平等新约事件的重点宣传才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三、两报战争认同动员话语之交融与分歧

（一）两报战争认同动员话语之交融

面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国民党都将自身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表现出类似的立场和原则，实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也体现了左、右两派战争认同动员策略的“交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的新发展。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防卫型的”或“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因外来入侵而导致的生存危机，如何改变被压迫的命运，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矛盾。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具有政治内涵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概念诞生了，它要求通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路径，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两报”所代表的共产党、国民党，尽管它们不属于同一意识形态集体，甚至还存在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但是总体而言，两者在民族主义目标上还是一致的，都要求维护国家利益，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繁荣。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策略，随着日本对中国一步步侵略的加深，逐步发生改变，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变为联共抗日。1938 年7月，国民党制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国家的统一”，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到1939年2月，甚至提出“军事第一”的目标。这与国民党之前采取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专制独裁”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而中国共产党早在1937年就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方针是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赢抗日战争，实现“人民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这被称为是“全民的民族主义”。

无论是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还是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统一”，都在试图通过抗日战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这是民族主义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因此出现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派系的政治力量汇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的新局面。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已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已成为凝聚人心、融合社会思想的有效武器。有学者说过：“当民族国家进行社会动员，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比‘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进步来得更有号召力。”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它最强大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抵御日本侵略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从理论和概念发展成为运动，成为反对外来干涉的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民族主义作为民众的共同意识，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在各自的政治路线上对其进行主动阐发，并将其作为整合资源的有效武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明确表示：“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坚持彻底的民族主义。1940 年，毛泽东发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把“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作为在宣传中应掌握的纲领之一。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在发动民众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但其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本话语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虽然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没有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但还是把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武器。总之，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两报进行社会动员、整合资源、鼓舞各种抗战力量士气的重要精神武器，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共通性，促成中华民族最终实现了反帝反侵略的伟大胜利。

民族主义因为其复杂性，“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它必须与某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其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新华日报》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报纸、《中央日报》作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两者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中有所偏重，其偏重导致了下文所述的分歧存在，但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它们均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爱国主义的核心诉求，这也是两报共同的目标。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央日报》发表言论：“在不得已时，亦只有牺牲一切。”而《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爱国主义的宣传最为彻底。两报的理念是，在遭受外族侵略的特殊时期，只有牺牲、战斗才是爱国表现，抗日战争是保族保种的不二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两报所代表的不同阶级达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共识。

（二）两报战争认同动员话语之分歧

抗战期间，虽然两报在抗日救国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一致性，但进一步研究不难发现，两报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1.战争动员的实施路径不同

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无法互相取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问题凸显，阶级对立则退居次席。但是，不同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两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性差异，由此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在抗战期间走的是全民抗战路线，实行的是“全民的民族主义”。它着眼于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他们奔走呼吁，同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与无产阶级，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中国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家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利益范围狭小，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群众基础较为薄弱，阶级局限导致其宣传话语中时常出现“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一个军队”的表述。

由于中国共产党能深刻洞察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以及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走的是一条“先抗日，再统一”的民族主义路线，因此，《新华日报》的动员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战争动员。而国民党作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害怕既得利益被剥夺，于是，即使大敌当前，其党报《中央日报》的宣传报道也片面地企图走一条“先统一，再抗战”（全面抗战之前）或“边统一，边抗战”（全面抗战之后）的道路。同时，国民党思想意识更多局限在精英层面上，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多有隔膜，这就促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视角的产生。这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视角，很难照顾到底层阶级的政治要求，也不能在第一时间里有效地反映广大民众的精神面貌，从而影响了它的战争动员效果。

2.民众动员的广度和力度不同

两报阶级属性的差别，导致它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对动员对象的认知与重视也存在着重大区别。

基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当时决定抗战走向的最主要力量，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必然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在抗战动员上，与其说国民党对以农民为代表的民众“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动员他们，不如说国民党害怕以农民为代表的民众提出具体的政治要求，以至威胁其一党专制统治，从而不敢动员他们。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十分重视鼓舞和动员农民、工人、妇女、知识分子、青年、侨胞等一切民族力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来，特别是给予农民、工人和妇女以积极关注，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在社会革命和反击侵略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或者说共产党的胜利，恰恰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这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民众进行广泛动员后的成功结果。

当然，民众动员也需要高超的技巧。争认同动员要克服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人们对于暴力和死亡的恐惧。这就必须要以英雄人物的大无畏表现来消解这种恐惧。“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新华日报》尤其注重对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而牺牲的普通民众的宣传。比如，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新华日报》两次发表社论纪念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半数是农民、工人和学生，《新华日报》社论凸显其民族主义精神气质，以便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抵抗外族侵略。再如，《新华日报》作为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性觉醒意识具有强大推动力的报纸，率先开设了副刊《妇女之路》，大量报道普通女英雄的事迹，塑造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其中，战斗女英雄的报道就有80余篇，占女英雄报道总数的三分之一，她们英勇刚烈、本领高强，形象栩栩如生。而在同时，《中央日报》对女英雄人物的报道则单薄得多，人物形象扁平，宣传效果不佳。

四、结语

相对于《中央日报》宣传动员的最大缺点——民族主义宣传难以清晰、透彻地反映广大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新华日报》自下而上的战争动员，很好地履行了贫苦大众的代言人身份，坚定地依靠基层民众的力量，发扬传统，寄托遥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注释：

①林晓光：《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

②《团结救国》，《新华日报》1938年1月12日。

③《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9日。

④《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新华日报》1938年2月16日。

⑤《动员广大的农村妇女》，《新华日报》1938年4月21日。

⑥《加强妇女动员》，《新华日报》1943年3月8日。

⑦《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新华日报》1938年4月24日。

⑧《持久抗战与少数民族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2日。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⑩《论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新华日报》1938年2月21日。

《妇女运动的跃进》，《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

《對于“桂林号”事件的认识》，《新华日报》1938年8月26日。

《加紧组织民众切实保障民运》，《新华日报》1940年6月4日。

《发展驿运必须开展民运》，《新华日报》1940年8月25日。

《论台湾解放运动》，《新华日报》1942年4月5日。

《上海的罢工潮与上海工人的职责》，《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3日。

《上海的罢工潮与上海工人的职责（二）》，《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4日。

《纪念五卅事变增强工人抗战力量》，《新华日报》1940年5月30日。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蒋议长致开会词》，《中央日报》1939年2月20日。

《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日报》1939年2月25日。

《蒋委员长勉国人实行精神总动员》，《中央日报》1939年3月13日。

《实行精神总动员》，《中央日报》1939年3月13日。

《抗战中第三度元旦，蒋委员长策勉国人》，《中央日报》1940年1月1日。

《统一强固的战斗体格与精神总动员》，《中央日报》1941年3月12日。

《军人精神教育的表现》，《中央日报》1937年10月22日。

《慰问荣誉军人》，《中央日报》1940年12月7日。

《努力前锋的工作》，《中央日报》1938年10月15日。

《民族前途与青年前途》，《中央日报》1938年12月23日。

《本党外交奋斗成功——五十年来本党志士流血革命，已因新约订立完成重大任务》，《中央日报》1943年1月16日。

《这是谁的成功？》，《中央日报》1943年1月10日。

《五十年来奋斗的成果？》，《中央日报》1943年1月16日。

《扩大庆祝新约》，《中央日报》1943年2月5日。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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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