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适”到“差异”：译者职业伦理“本地化”走向刍议

杨 迪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具有跨文化性质。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人们对伦理的要求各异，翻译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必然触及到伦理层面，遵循各种约束。随着翻译服务市场化、翻译组织形式多样化、译员成分复杂化和受众的多元化，翻译活动的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加，涌现一些棘手问题：如不可控因素的控制、翻译行为的约束以及翻译活动的规范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对翻译的技巧和方法做一些硬性的规定之外，还应该有一些软性的约束，即翻译伦理方面的约束。中西方翻译研究一直关注伦理问题。相比而言，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起步更早，集大成者是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2001年，他在“圣哲罗姆宣言”中首次提出来的翻译九大价值，可谓“普适性”翻译伦理的代表。本文拟从切斯特曼九大伦理价值出发，考察中西方翻译伦理“普适”的内涵，并从中国本土翻译市场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翻译公司作个案分析，总结“差异”职业伦理的特征，最后对未来职业伦理建设阐发一定设想。

1 “伦理”之概念解析

人类的群居生活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维系一个社群的稳定需要社群中各个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人际关系、规定一系列的行为准则，由此伦理步入人们的生活。对于伦理的讨论，西方始于苏格拉底。他提出“美德对人有利”[1]，认为有美德的人拥有真正的幸福，拥有富足的精神世界。之后的学者从苏格拉底的观点延伸出两大伦理学派，即快乐学派和犬儒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