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离骚》英译本的选词技巧及翻译策略研究

雷紫珺 董春枝

内容摘要：《楚辞》中《离骚》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曾多次被收录入教材，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离骚》作为《楚辞》的代表篇章，其英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了所选译本的英译质量。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所翻译的英译本《离骚》为切入点，从格律、修辞、文化负载词三个层面分析其选词技巧，并分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为翻译工作者们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对我国的文学典籍英译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选词技巧 翻译策略 杨宪益 《离骚》 英译本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首楚辞作品，在典籍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离骚》这一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并且“加以诗人奇特浪漫的联想与绚烂多彩的幻想，辅之以徐徐铺展开来的描叙，把现实人、历史以及神话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天、地、人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具魅力的形象世界”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屈原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其艺术创造对后世的文人创作影响极为重大。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然而就其传播历史来看，一直到1852年，经由奥地利汉学家奥古斯都·费茨梅尔（August Pfizmaier，1808-1887）的德译，《离骚》才开始传入西方。此后不久，派克尔于1879年首次发表了《离骚》的英译本，由此随后的百年间，才逐渐先后出现了十余本《离骚》的英译本，如理雅各、翟里斯、韦利、霍克斯等译者都有尝试。相对而言，国内《离骚》的翻译开始较晚，我国的第一版英译的《楚辞》于1953年问世，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完成。而后，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等翻译的版本相继发表。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英译作品本身所具备的独特的文学性，并借此研究为翻译工作者们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经验，本文将着重杨宪益先生的《离骚》英译作品，从选词技巧以及翻译策略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研究其选词技巧与翻译策略的鲜明特征。

一.《离骚》的文学特征分析及对其翻译现状阐释

从语言特征来看，《离骚》参差不齐的句子形式、错落变化的句子结构、“兮”字的普遍使用等，表现出其较于其他作品的文学特征上的鲜明特别之处；从艺术特色来看，《离骚》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运用比兴手法、对比手法，并在抒情中加入故事情节的叙述。这些无不为《离骚》的英译工作增添了极大的丰富性，同时也增加了翻译难度，尤其在选词上对于翻译者提出了更为复杂多样的要求。而对于不同翻译家在英译此经典过程中的选词技巧与策略的研究尚有待补充。目前对于《离骚》英译的研究，也趋于繁荣。

纵观近年对于《离骚》译本的各类研究，“如风格标记、象似性理论、人际意义视角、思维方式、阐释学视角，多采用对比研究方法，通过对比不同的译本，使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然后分析解读。这种不同理论与翻译实际的结合，可以发现很多翻译中的问题，使未来的译者能够发现译本的特色与不足，从而扬长避短。”（彭家海，樊琳，2016）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相对而言，从文学特征的视角切人，首先理解诗歌本身的内涵，然后最大化地展现骚体诗的特点与美，才能真正地做好《离骚》的翻译工作。”从这一角度出发，可见英译《离骚》的文学特征研究极为重要，作为翻译的最基础的一步，选词的技巧与策略的采用可以说是译本的文学特征最为直观的表現形式了，而对于国内英译作品中此方面的研究尚有待补充。

二.选词技巧与翻译策略研究

（一）选词技巧与文学特征

1.格律

汉英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汉语诗词的格律与英语诗歌的韵律也因而各具特色。从文字形式来看，汉字大多为一字一音，相对而言形态稳定。中文的诗歌由于汉字本身的“字本位”特质，对于字数、格律与韵法的要求严格，所以汉诗相对十分工整。而英语的诗歌，往往是诗节一一诗行——音步层层划分下来，与汉字中的音节相对应的就是由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按一定规律排列而成的音步。不同的排列方式构成不同的英诗的格律。诗行的长短以音步数目计算，所以对于单词数没有明确要求。因此，英诗在形式上看起来没有汉诗齐整。

根据以上对于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字形式分析可见，在进行汉语诗歌翻译的时候，应重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规律，并在成文抓住韵律的协调性，使诗歌的美学价值得到较全面的再现。在这一点上，杨先生的选词无疑将韵脚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离骚》被誉为后世骚体诗的模板。但屈原在《离骚》里未曾着意格律与音韵，或者说当时的语言条件离形成格律诗尚远。所以，虽然六字诗行为主，也有短至五字，长达十字的诗行。汉诗有音调分平仄，而英诗则根据轻重读音节来展现诗歌的抑扬顿挫。对诗歌韵法的翻译，杨先生先生翻译的版本模仿了德莱顿的风格，采用英雄双韵体这种典型的英诗韵律方法，韵脚按照aabbccdd的形式处理。归化翻译使译文形式简洁，句式均衡整齐，更方便西方读者的阅读。如：

例（1）：“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The way was long， and wrapped in gloom did seem，

As I urged on to seek my vanished dream.

此句上半句对“路漫漫”并未进行强调，而是用long和下句中的urged on中的on寻求音律一致，并且采用了倒装手法，选用seem表达明知路漫漫的客观视角，放在句末，在下半句选用了dream这个词来直指“求索”的内容，寻求seem和dream的押韵。

例（2）：“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敶词”

To barbarous south I went across the stream，

Before the ancient I began my theme.

沅湘是指沅、湘水。杨译本把“沅湘”译成the stream，对地名的处理方法采用了模糊和浅化的方法，以实现格律和音韵的美感，同时也方便了西方读者的阅读。

《离骚》音义精美，声调激昂。屈原虽未着意格律与音韵，然韵之所至，自然清切，意到笔随，诵之节奏缓急有序，辞气浓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风格所决定的，尤其是“兮”字调的独特运用，不仅为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也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在对于《离骚》的翻译中，杨先生则选择省略兮这一虚词的翻译，极尽其对于译本在格律上的追求，使得英译作品也保留了诗歌创作本身在格律上的艺术效果，给读者带来形式和韵味上的美的享受。

2.修辞

修辞是《离骚》不可忽视的风格标记。汉诗中的修辞标记常用的有拟人、拟声、比喻、用典、夸张等等。为了再现原诗的意境，译者有时必须摆脱原诗的语言形式，酌情改换修辞。在这一点上，杨先生严格要求格律的同时，也并没有忽视修辞的重要性，选词时采用了适当的改换修辞的方式。如：

例：“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Andmelilotus leaves I took to stem，

The tears that streamed down to my garment's hem.

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先生适当地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在选词上以stream表现出了泪水“浪浪”的夸张意象，使浪漫主义情怀跃然纸上。不仅如此，杨先生化静为动，将“浪浪”的泪水用动词传达，更是达到了“泪水如河水般汤汤流下”的美感，进一步渲染了悲伤的情感，丰富了译文的艺术效果。

3.文化负载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找到与文化负载词完全对等的表达。因此，选择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翻译方法不仅是技巧问题，同时也会影响文化负载词内涵在译入语中的准确再现。”（李丹，2015）从文化负载词的采用来看，杨先生正是受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尊重中西文化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汉语和英语词汇中，尤其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词汇所蕴含的特殊含义的差异，选择避免直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名称，因此诗中的物名、地名等多处理不当，如他曾将“杜若”一词被译为“fragrant herbs”。而这一点在《离骚》译本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

例：“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此句中的“摄提”被翻译成Sirius，意为天狼星，而实际上“摄提”指纪年的“摄提格”，即中国文化中的寅年，很明显寅年这一概念与西方古希腊（及古埃及）天文学的一颗星名即天狼星并不对应。

由此可见，杨先生为使译文更为读者所接受而规避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本着便于西方读者阅读的原则，杨先生在选词上以西方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性事物，代替了中国文化中需要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才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的词汇。从利于读者继续阅读的角度来讲，在添加充分注解的前提下，基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进行适当的词义替换，采取此选词技巧，也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方法。

（二）翻译策略

“《离骚》整篇诗歌是个性化斗争的过程，是一种把各种心理活动调节整合成一种整体的过程。”（Jerah Johnson，1959）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除了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技巧和策略之外，其自身的主体性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作用。因为译者的创作个性不同，对生活的认识、感受、评价也存在差异，从而也就影响了其创作构思、翻译策略、译文技巧以及语言的运用，最终形成了译本风格的多样化。人格的形成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影响，是遗传、成熟与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不同译者会生成完全不同的翻译结果。这主要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道路、个人修养、学术背景、审美趣味甚至是性别的不同而导致的差异。

杨宪益将“忠实”置于翻译原则的首位，不主张译者对原著进行过多的主观改动，而这也正是杨先生自身的主体特征决定的。正是杨先生从小的见多识广、独立思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使其翻译出了独具特色的《离骚》译本，至今仍被视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多所高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如：

例（1）：“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My slaves were sad， my steeds all neighed in grief，

And， gazing back， the earth they would not leave.

原句中針对“仆夫”一词，杨先生选择忠实于原文，直译为slaves，体现了他将“忠实”置于翻译原则首位的主体特征。

例（2）：“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Exalted were the wise， the able used，

The rule was kept and never was abused.

在这一例句中，“绳墨”和“皇舆”是具有特定象征的词语。据王逸和朱熹的解释，“绳墨”是木工在做家具时画直线用的辅助工具。杨先生在翻译词句时，选择了rule这个词直接表明“绳墨”的象征意义，即“规则”之意。这是杨先生本身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所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杨宪益先生的翻译特点是忠实于原文，但同时在选词上适当地采用字面翻译、归化和省略的方法。“诗的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还可被看作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在文本中，而且还与作者的修养、所处环境、所受教育等有很大的关系。总之，通过对不同译本的详细比较和分析，不难得出当涉及到诗歌、文学和文化的翻译问题时，是很难用语言来转换的结论。因此，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李静茹，2016）这也正说明了杨先生自身主体风格表现出的在选词上的原因，同时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风格对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影响。

杨宪益《离骚》的英译本，从选词技巧上来看，在格律方面追求一致，达到艺术美感的同时方便了西方读者的理解；在修辞方面适当改变修辞手段，适当地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加深了对浪漫主义情怀的渲染；在文化负载词选用上，杨先生为使译文更为读者所接受而规避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从翻译策略上来看，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忠实”的翻译策略，在选词上适当地采用字面翻译、归化和省略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道路、个人修养、学术背景、审美趣味甚至是性别的不同会导致的译者主体风格的差异，从而形成主体自身的风格，对翻译的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翻译是具有创造性的，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一种文化碰撞，还是一种个性化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彭家海，樊琳.《离骚》两个英译本的文学特征翻译比较分析[A].湖北武汉：湖北工程大学学报，2016.

[2]李丹.目的论视角下《离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H].吉林大学，2015.

[3]Jerah Johnson. Li Sao： A Poem on Relieving Sorrow A Prose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Miami： Olivant Press， 1959，p.1，p.11，p.7，pp.9-10.

[4]李静茹.论《离骚》的翻译及其文化比较[A].湖南大学，2016.

（作者介绍：雷紫珺，江汉大学学生；董春枝，江汉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