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小团圆”结局的悲剧性

2018-07-08 10:30张筱星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8年5期
关键词:倾城之恋人物性格比较

张筱星

内容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一向以悲剧结尾居多,而在《倾城之恋》中,她为数不多地为男女主人公安排了“团圆”的结局。然而《倾城之恋》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作品,这部作品的结局仍旧蒙着一层灰暗的影子,本文将这种类型的结局定义为“小团圆”,并通过分析主要人物性格,比较《倾城之恋》及其他作品及分析其他人物的结局,来分析小团圆作品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倾城之恋 小团圆 张爱玲 人物性格 比较

《倾城之恋》的结尾处写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1]由此看来,张爱玲本人对范白二人的结合亦不完全看好,指出这二人能有这样较为完满的结局多半要感谢当时的战争。而范白二人的情感结局之所以给人以悲凉的体验,与两个人的性格特点密不可分。

一.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双面人格

《倾城之恋》中的两位主角分别是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主人公都不是以扁平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的表层性格是社会性格,而深层性格则是压抑住的真实的自己。

范柳原的表面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社交场上的熟手,受到不少萨黑夷妮这种等级的名媛的青睐,他喜欢懂得在场面上“长袖善舞”的女子。范柳原最初注意到白流苏正是因为对方是一个会跳舞的女子。范柳原早年因家庭原因产生了一定的厌世情绪,他对于两性关系抱着消极的态度。

然而,范柳原的玩世不恭来源于他内心世界的孤独,这种孤独感使他在内心深处并未将爱情两个字完全剔除。范柳原一向喜欢名媛,但是作品中他却是因为白流苏像“中国女人”才对她有了兴趣。他说自己喜欢中国,或者说喜欢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中国,而白流苏就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中国里他认为的女人的样子。人对陌生人往往更愿意吐露心声,起初他对白流苏是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但是他对白流苏的那些告白,那些深夜心声的吐露,也并非全无真实。

同样,白流苏也是个非常矛盾的女人。她在“寄居”在自己家中的离了婚的女人,一面被家人利用一面还被视为不详。范柳原在社交场认识的女人很多都是学着西方的女人,所以他看见了白流苏以后觉得她是典型的“中国女人”。范柳原曾称赞白流苏的特长是低头,做小伏低也确实是白流苏的保护色。白流苏在家的时候,家人讨论她的去留,她没有任何的反驳和回避,只是静静地听着,但是手上的汗却已经把针尖濡湿,拔不出来了。

但是白流苏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她敢离婚,会跳舞,敢苏子跑到香港去赴男人的约。家中的白流苏和远赴香港之后的白流苏可以说判若两人,香港的白流苏好像是她压抑依旧的另一个性格。从她的特点上来看,范柳原喜欢的并非是真正的“中国女人”,而是喜欢一个“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要对别人坏,独独对你好[1]”的女人,白流苏深谙此道。

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范柳原还是白流苏都有着两张面孔,并且这两张面孔中都有着自私自利的一面。两人看似甜蜜和谐,却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相互琢磨,对于彼此的手段心知肚明而仍然喜欢征服对方,叫人看了心凉而又无可奈何。“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张爱玲暗示,他们凑在了一起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因而,虽然结局看似美好,但还是给读者以妥协之感,正是这种妥协使原本的“团圆”蒙上了灰霾。

二.比较白流苏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外文学史上与《倾城之恋》有相似之处的作品很多,但是这些作品又与《倾城之恋》完全不同,不同的人物设定,历史背景及作家写作方法都会影响一部作品的结局走向。以女主角的塑造为例,如果给白流苏标签化,她的身上将有如下几个标签,即“出走的女人”“战争中的女人”及“上海女人”。

首先就《伤逝》与《倾城之恋》里“出走的女人”形象进行比较。白流苏时一个出走了的女人,20世纪的文坛有很多这种出走的女人。西方有娜拉,中国有子君。鲁迅在《伤逝》里面勇敢地占了出来反对腐朽的婚姻制度。但是子君的爱情观念太过缥缈,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是诗人般的恋爱。白流苏的出走,却是始于物质的,后来当然也有爱情,但是这爱情只是她整个故事里的一个插曲。

仔细分析这两个女性形象,从鲁迅笔下的子君到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都没有真正打破束缚的观念,没有彻底将自己与男性相提并论。子君和白流苏出走后都是不满足于上一个供养自己的人,找到了下一个供养自己的人。她们分别通过养小动物,往墙上抹油漆来找寻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感”,但其实不是逃脱了体制,而是在体制里找寻一个相对安逸的位置。子君的爱情不够脚踏实地,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又在一个激烈的新旧文化碰撞的时代,她的爱情就这样成了牺牲品。而白流苏“成功”了,因为她物质,因为有了战争的大局势,这些因素奠定了整个故事的结局。鲁迅是一个有过痛苦婚姻经历的人,他希望有一个子君一样的爱人,但由于当时较为悲观,所以没有给文中二人一个美满的结局。张爱玲自己也是一个出走的人,她出走是因为在家里不受尊重,白流苏身上有着她的影子。

而同样在战争环境下,将《飘》与《倾城之恋》里的“战争中的女人”进行比较后就可以看出两个作品在风格特点上的异同。白流苏不是文学作品里唯一在战争中品味爱情的女性,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作品《飘》中,女主人公思嘉的形象同样深入人心。《飘》的结尾在感情方面算是悲剧,女主人公思嘉的爱人瑞德最终选择离开了她,思嘉伤痛不已,却在心中说出了“明天又是另外一天!”的经典台词,说是悲剧性的结局,却让人心生希望,给人以一种恢弘之感。而《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看起来得偿所愿,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却给人悲凉同情之感。

思嘉与白流苏两个人都是自私的形象,是看重视物质的人,都有过不如意的婚姻,都帶有不服输的心理。但思嘉是一个追求冒险精神的形象,她经历了三次婚姻,三次婚姻分别是为了满足她在三个时期的需要,代表了她不同层次上的需求。[2]瑞德评价她是个“哭着要月亮的孩子,拱手放弃手中的幸福,且任性倔强地死不回头。[3]”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评价思嘉,也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评价:“她从未真正理解过她所爱的那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所以她把两个人都失去了。”白流苏也是在利用男人,但是白流苏不像思嘉那样永不示弱,她有女性骨子里的自卑,又会利用男人对这种“自卑”的喜欢。

这两个形象和两部作品的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有较大关系,两位作者都具有叛逆的气质,都有过不幸的爱情经历。而张爱玲是一个在世俗里浸染过的人,她的人物更加细腻,生活圈子很小。而玛格丽特是一个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人,她的描写更为恢弘,她的人物眼界更为宽阔。这也就造成了两人文风上的区别以及结局的走向。

白流苏同时也是一个“上海女人”,《长恨歌》中也有一位上海女子王琦瑶,比较两个女子后会发现两部作品中感情基调的区别。从小说的整体情感基调来看,《倾城之恋》透露出一种绝望,认为人只能回归到世俗中去,同生共死过的人最终也是会平淡下来,爱情云云脆弱不堪。《长恨歌》里王琦瑶起起伏伏的一生也叫读者的情绪随之起落,但是里面的人物内心里总是坚持着一种对优雅的追求,里面的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慰藉的温情。《倾城之恋》里的上海人似乎格外刻薄,说话也总带着讽刺的味道。而王安忆的叙述却是“轻描淡写”,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淡漠之感。《倾城之恋》里,开头部分家人对白流苏明目张胆的嫌弃,范白二人的谈话里隐藏的嘲弄,以及措辞时诸如“成全”的若有若无的讥讽,都张显着张爱玲的语言特点。而《长恨歌》里,以西餐厅里薇薇和王琦瑶近乎点菜事件为例,薇薇当时几乎是对王琦瑶剑拔弩张,但是作者的字里行间平淡得叫人看不出一点的烟火味。王琦瑶只是简单地阐述着自己更改菜单的原因,言语里没有一点的轻视或怒气,言谈举止体现以为“上海小姐”的矜持温婉。

从主人公的情感态度上来看,白流苏与王琦瑶都是上海女子,但是这两位上海女子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在生活方面,两人都追求物質,然而白流苏追求的是物质本身,而王琦瑶追求得是物质带来的享受。在感情方面,两个人一个在追求物质,一个在追求精神,两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与两个人的性格相呼应。这两个人与家里都素有隔阂,于是都有一种上进的心。但是白流苏是因为婚姻不幸与家里产生芥蒂,她有一种“赌徒”心理,希望再利用婚姻得到尊重。而王琦瑶是自幼与家人淡漠,她后来与亲生女儿也很淡漠,她的性格相对隐忍,在乎一切事物的质量,也包括爱情[4]。

至于作者对于上海的感情,两部作品中也有很大的区别。事实上,张爱玲是一个生长在上海的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而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了解多半源于书本资料以及自己的想象。上海伤害或张爱玲很多,所以她笔下的上海十分苍凉。而王安忆的上海则是带着一分温情的,爱丽丝公寓里的回忆,与牌友一起准备下午茶,失落中总给人一种生活还是会继续的感觉,对生活的恨意里带着安慰。

上述的三组对比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他三部作品在两性关系上都是悲剧,只有《倾城之恋》的结局相对圆满。但是《倾城之恋》给人的感觉却意外的悲凉,从女主人公的塑造,小说的风格特点,以及小说里的感情色彩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的感情经历以及处事态度。《倾城之恋》的结局可以说是张爱玲给白流苏的一个成全,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成全,但是成全毕竟带着妥协和无奈。

三.比较《倾城之恋》与“大团圆”作品的结局差别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大团圆”结局,其中以戏曲作品最为突出。无论是“终成眷属”的《西厢记》还是悲剧代表的《窦娥冤》,最后都逃不开一个善恶昭彰,如果涉及到两性关系一般都是终成眷属。而《倾城之恋》虽然也写到了终成眷属,但是又看似不经意地向下延展了一点耐人寻味的情结。

即便是最拮据的时候,范柳原都会邀请萨黑夷妮来家里吃饭。由此可以看出范柳原从始至终都没有脱离一个场面人的自我认知,对此,张爱玲给出了一个含蓄而明白的答案:“(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表示他完全把她当自家人看待……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范柳原理所应当地回到了舞场,而白流苏安分地做好一个范柳原需要的妻子。白流苏的心里一直再清楚不过,她自己说:“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她是不寻常的女子,但是在她不同于传统女子的方面仅在于她在心里将丈夫分成了值得守节和不值得守节两种。作者借范柳原之口评价过白流苏的婚恋观,称在她的潜意识里婚姻就是长期买淫。

说是战争成全了白流苏,用“成全”两个字,本就充满了悲哀。无论是白流苏还是范柳原都对爱情产生过向往,但是范柳原的向往太过虚无,白流苏的向往太过卑微。浪子范柳原总需要一个台面上的妻子,需要一个在家里一个人开了所有的灯不愿意关上,熬着等他的人,这个人必须要乖巧懂事,还要具有欣赏价值,对他死心塌地。如此可见,白流苏非常合适:她的骄傲美丽,足够站在身边撑场;她又足够自卑,不会去理会他在外的游戏。

范柳原喜欢游戏,整部作品最大的浪漫之地在于他回到乱弹之中救回白流苏,但是他当时是真心还是游戏读者不得而知。他早先也考虑过将白流苏娶回去,他曾在午夜的电话中说“不会花了钱还娶回去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时就动了心思。但是更像是一种交易的口气,爱情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喜剧往往以婚姻为结束,而悲剧从婚姻开始。张爱玲将故事的结束点放在婚姻刚刚开始显露出悲剧性的时候,看似不是悲剧,却将悲剧性更加延长。

另外,大团圆结局不仅是给予主要人物圆满,还是将次要人物安排妥当。大团圆类的作品中的人物有明显的脸谱化特点,一般非好即坏。而《倾城之恋》中出了范白二人外还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的性格较为立体化,这些人的结局对于整个故事的格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倾城之恋》是以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故事为线索的,但是在他们身边还有两个群体。一个是白流苏的家人,一个是范柳原的朋友。这两类人都不是非常正面的角色,但是也非反面人物,他们结局的不圆满性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些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沉重反思。

白流苏的家人看不起当时的新思想,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还惦记着封建礼教的一套,认为白流苏离婚不和礼法,觉得她理所应当要去给离了婚的丈夫守寡。这喜人对于“寡居”在娘家的白流苏十分看不上眼,对她出去香港和范柳原“同居”的事情更是不齿。但是在文末,白流苏居然嫁给了大华侨,她叫人开始以她为榜样了。

张爱玲特意给了白四奶奶两处特写,第一处在小说前面,她以不会跳舞,没和丈夫离婚而十分骄傲;后面则写她见了白流苏有这般奇遇,也与所谓百无一用的白四爷离了婚。由此看来,白流苏的出走后的“成功”起到了一些作用,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有人称之为洋场中人的变态,是传统道德被打碎,而新的道德观念没有成体系的一种现象。因此,虽然白流苏的家人对这段婚姻持有支持的态度,但这种前后反差体现的人性真实与社会道德体系崩塌,都给结局蒙上了灰暗色彩。

另一部分人是范柳原的朋友,也就是洋场上的人[5]。这里面很多人和范柳原一样,一面回忆着在国外留学时的情感,一面对所谓的中国情调进行追随。《倾城之恋》的电影里提到,有两个不愿意结婚,怕婚姻会会毁掉爱情的法国留学生最后还是分开了,没有婚姻保障的爱情最终還是没赢过世俗。这一段虽然没有在文本中出现,但是文中也处处都在渲染着这种不同于童话故事的真实感和压抑感。

范柳原的朋友里还有一个身份比较特别的人,就是萨黑夷妮。她在起初穿着巴黎的“一线天”服饰,打扮得极为时尚讲究,且几次出场从没穿过重样的衣服。而战争里,她的情人进了集中营,她只能穿着借来的棉袍子邋遢地寄居在旧时为她当过差的巡捕家里,常吃不饱饭。后就隐遁在世俗里了,不知是生是死。她过去的风光是依靠附男人才得来的,等到她落魄之时还是要依附男人,还是过去可能根本瞧不起的男人。她最终没了消息,大概是依附了个小人物或者是无枝可依了。

作者对于萨黑夷妮的设计也暗示着白流苏的另一种可能。白流苏的结局比较圆满,但她比萨黑夷妮的幸运之处在于她依附的男人没有抛弃她,同时还有能力养她。从萨黑夷妮的结局可以看出,白流苏是一个懂得反抗的人,但是她的成果并不完全来源于反抗,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命运,这也再次解释了白流苏不同于励志故事里的主人公的原因。

从《倾城之恋》的人物分析和历史背景等方面来看,这部作品之所以可以走向大团圆的结局与战争背景、主人公性格特点及作者创作作品时的心境等密不可分。整部作品依然没有脱离闺阁视角,是以女子的角度描写战争,反应战争里的人性。作品的结尾处,张爱玲虽然给了小说看似美好的结局,但也埋下了苍凉悲哀的种子,这部的作品的整体基调是悲哀的,从中能够看出张爱玲自己对于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态度。可以说,《倾城之恋》讲述的是一个披着团圆外衣的悲剧故事,也就是“小团圆”结局。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倾城之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12.

[2]陈煜强.“斯嘉丽的婚姻观:马斯洛‘需要理论解读”[D].云南师范大学,2007.

[3]玛格丽特·米切尔著(美).《飘》.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05.

[4]洪建妮.“论王安忆《长恨歌》的都市书写”[D].青岛大学,2014.

[5]张瑞英,高丽.“张爱玲与《哀乐中年》关系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I207.42;J905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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