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嗑子

尹明举

抄书之乐

在我利用阳台一隅布置出的一间窄小的“书房”里，常年悬挂着一张条幅，书写的既非优美的古诗古词，也并非作为座右铭的警句箴言。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纯粹中国式传统的家居装饰中，书写的竟是外国文学中的散文诗句，曰：“在一支支春水流过的地方，如今是一条条鲜花的河。”只记得此言出自俄罗斯著名诗人普里什文的著作，却忘了抄自何部经典。其实这正是我在历来抄书习惯中之所得。本人自知缺乏文学天赋，却非常喜欢广泛涉猎群书，但又绝不愿让每本书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只满足于不求甚解，却又强制自己记住其中最感兴趣的东西，甚至抄录下来，哪怕是只言片语。这张条幅正是朋友应我所求，将其变为精美的书法相赠的。它值得我永久欣賞，常诵常新，因其所述正是我对生活的理解。

养成我抄书习惯的动机，首先是为了学习词语。每当动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总是觉得掌握的词语太少，无法把自己的感觉准确地表达出来。其实，这还不单是“表达”的问题，一个人所拥有的词汇量的多少，首先就决定了他对事物感知、发现、理解的程度。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得好，“能感知事物的趣味，就是会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许多事物能否欣赏。”会欣赏生活的人情趣是丰富的，不会欣赏的人，情趣必然是干枯的。如何才能提高对生活的欣赏能力？有位叫墨子的学者一语道破玄机。他说：“一个词汇量只有100的人，很难理解词汇量达到1000的人是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这两种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谁都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能力也就是思维的能力。语言的丰富标志着心智的成熟，心智成熟则能洞达世情，洞达世情则各种奇思妙想自会联翩而来，否则即便是“枵腹搜枯”，也是苦而无益的。语言尚未学好，想法也就无由而生。

我之所以喜欢抄书，就是为了学习语言。凡是能够准确地表达某种物象世态、某种奇妙的感觉、某种微妙的心理活动的词语或短句，我便立刻抄录在自己常备的小本子上，随时翻阅，努力使之成为自己可以随时调用的思维工具和表达方式。先从感兴趣的语言开始，逐渐扩大到一些对生命和生活有所发现的警句箴言、一些富于哲理的格言谚语、一些精道的学术见解，甚至一些耐人寻味的俗语流言。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不但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更主要的是能丰富头脑，启迪智慧，提高审美能力，拓展视野，安慰你的灵魂，给你无限的乐趣。这样的例句多如繁星，略举一大一小两句短语便可见其一斑。大到表达人的生死观，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小到一种极其微妙的美感，如“忽听好音飘耳过，一枝花瓣打琴弦。”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宝库中，一代代贤者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如不加以继承和运用，岂不成了不肖子孙。

抄书学习，可以从欣赏角度出发，日积月累，“学以致用”；也可以是“用以促学”，带着问题向书中求索。二者都是有效的学习方法。然而要抄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功夫先在读书上，要读出确实值得抄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无论读还是抄，都必须勤于思考，漫不经心地阅读和抄写，也就达不到学习的目的。

回想自己多年来，还能多多少少写出一些言之有物，得到读者青睐的东西，总是和抄书的习惯分不开的。当一个命题出来，正苦于“牛吃南瓜——无从下口”的时候，一句曾经抄录的锦言妙语瞬间冒了出来，打开了思路；在行文过程中，当朦朦胧胧地憧憬着一种美好的境界，而又找不到恰当的形象和词语加以表达时，往往又是不知何时摘抄下的几句生动的话语救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如此这般的结果，常常帮助自己把写作中的痛苦煎熬变得轻松愉悦。当然，有时我也会反问自己，这种学习和写作方法，是否有失于投机取巧？但终究还是被文学大师钱钟书的一句话打开了心结。钱先生说过：“做学问有什么难的，无非是把书架上的书拿来，抄到自己的书里，然后再把自己的书摆到书架上去罢了。”不过他也同时告诫后学，“抄书有高下，高者抄出学问，下者甚至抄到法庭上见也说不定。”在此，他把摘抄的引用和剽窃他人的成果划清了严格的界限。古人早已有言：“天下文章都是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实际上，世间的一切学问家都是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自己，激发出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而得以功成名就的。文化的宝库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这种代代相传，不断接力，不断创新的结果。可惜的是，对于某些城府很深的知识分子来说，参考借鉴了别人的思想成果，蒙受先人启迪的恩惠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其实大可不必，人世间哪有真正从石头缝里凭空蹦出来的孙猴子。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抄书之乐，其乐融融。于已来说，是把别人的智慧融入自己的思考，脱口而出，如出已意，这也就不算抄了。与朋友闲聊之中，也可当作一种谈资，“就如同在哪个地方吃到什么美味要告诉朋友，甚至打包带来共同分享，也如同沙里掏金，让别人免却披沙之劳，直接拣到金子。”真乃不亦乐乎。

笑容引发笑容

在我的记忆中，岁月难以抹去的东西并不多。这里我要说的是一位彝族朋友，名叫罗富洪，洱源县大松甸村人，年龄稍长我一两岁。个头不高，面庞白皙，眉目间随时有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甚至带几分木讷，总体上给人非常憨厚朴实的感觉。应当说，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我交往的时间最为短暂，交流的内容最为单纯，而又是心灵极为相通，意味最为深长的一位。他给了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段哲思。

全部内容归结到一次听他弹奏白族三弦的经历。

一个彝族汉子，能够极其精道地弹奏白族三弦，这是我们心灵沟通的开始。那是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记得是1979年。日本有一家名为“映像纪录中心”的拍摄机构获我们国家批准，来到当时尚未对外开放的大理拍摄一部影视人类学的电影纪录片，片名叫《秘境云南》，后来又增拍一部专门反映白族的电影纪录片，名为《洱海之民》。我和罗富洪都是由政府抽调参与此次拍摄任务的。我担任白语翻译和向导，罗为民间艺人，临时抽调来作为民族器乐的采访对象。罗富洪的专长是白族三弦，使用的也是一把用羊皮蒙鼓面的民间土三弦。但是在罗富洪手里，发出的却是一种美妙得难以言喻的天籁之音。在招待所里，每当空闲时间，他有时无时地拿出来弹奏。最拿手的调子一个叫《月光曲》，一个叫《老倌调》。不知这曲名从何而来，或许只是表达一种演奏的场景和演奏者的老成持重吧。然而一旦演奏起来，这些曲调旋律的丰富多样，表现力的绝妙神奇，的确难以用语言表达，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用以形容这种琴声，非但不为过，反而嫌其不及。在罗富洪的琴声里，我还听到了乱石丛中流泉的声响，深山密林里松涛的呼啸；看到了疾风吹拂着鲜花的原野，群鸟啁啾在浓密的树梢。那是一种心灵的倾诉，宇宙的回声。无法记录，也不可复制。

此次拍摄的重点选在大理市纯白族聚居的周城村，摄制组吃住都在这里。按日方导演的要求，首先要给罗富洪录音。由于当年的大理还找不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录音棚，只好就地安排，在村里找了一处僻静的农家庭院，导演和录音师在院里与罗富洪反复操作，我们随行人员在门里门外四处把关，杜绝一切杂音干扰。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老罗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心里挂牵着家里的农活，本想第二天清早就赶回家。谁知导演不让走，他坚持认为这样美妙的音乐从古到今绝无仅有，应该让全世界都听到，而且还应该看到它来自何方，出自何人之手。单有声音怎么行呢，還必须要有现场录像。

于是，一幕让我此生难忘的情景出现了。录音的第二天，导演选择了周城村小广场上那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大青树，让老罗手持三弦，背倚着嶙峋苍劲的树干进行现场演奏。当摄影机开始转动，老罗神情专注地弹奏起来，不一会，导演立即叫停，要求重来。再来一次，一阵子又被叫停，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此刻，素来与我们说话非常谦恭的导演脸上挂起了一副十分无奈的表情，对我说，能不能请他面带一点微笑。我如是用白族话告诉老罗，殊不知老罗却同样无奈地对我说：“平白无故的，我实在笑不起来。要不你在我对面的远处看着我笑，我眼睛看着你，也许就会让我笑起来了。”我俩如此默契以后，我对导演说行了，下一次准包你满意。按照老罗的安排，果不其然，当摄影机又一次对着手弹弦子的老罗，我一笑，老罗也自然地跟着微笑起来。可惜的是那么长的曲子，我真无法一笑到底。然而只要我一停，对方的笑容也就没了，于是我又只能再笑，对方也才随着笑起来。就这样，我俩笑笑停停，停停笑笑，仿佛我的笑脸长到了老罗头上。这次拍摄结果导演十分满意，后来听说老罗的三弦录音在影片上被直接用作白族生活场景的一段伴奏，他的录像也被编进影片之中。再后来又听说这两部纪录影片先后在美国和日本都获得了大奖。

多年以后老罗的三弦曲又被编入当年流行的《白族乡音》盒带，发行数万盒，遍及全州城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听到这段音乐，我便想起这段往事，老朋友罗富洪和他的三弦曲完全成了我的一段抹不去的乡愁。特别是其中发生的以笑容引发笑容这个细节，我曾经感到有些怪异。人老之后，常常情不自禁地回顾纷繁复杂的人世风景，却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世上万事，总是好的招致好的；坏的传染坏的，善的引发善的，恶的刺激恶的。”无论大事小事，似乎都概莫能外。

不识字也能读经书

祖母是一位生于光绪年间的地道的白族妇女。从小不会讲汉话，没上过一天学，也从未出过大理之外的远门。奇特的是到了晚年，信了佛之后，我这位不识字的奶奶竟然能够翻开她那本常备的经书，一页一页地诵读下去。那是一本本村三教宫印发的专讲宗教仪轨的经书。

此事说奇也不奇，说不奇却又很奇。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记得我还在读初小的时候，每当临睡前，奶奶总要把这本经书拿出来，让我一句一句地教她读，一页一页读完，如此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对于贪玩贪睡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件不胜其烦的功课。

出于无奈，我只好这样勉为其难地断断续续坚持了几个月，直到把全书读完。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赌气不再教她时，她竟然自己翻开那本小册子，照样一页一页，一字不落地诵读起来。我惊奇地问奶奶，怎么这么快就把一本书都背下来了？奶奶说，也没有完全背得，不看着书还是读不下去的。为了验证奶奶的说法，我任意翻开书中的一页，请她读给我听。想不到她老人家竟然准确无误地一句一句读了起来。然而当我单独把书中的某个字抄出来让她认读时，她却又真是张口结舌，吞吞吐吐。这就不能不说是奇了怪了。

无独有偶，事隔50多年以后，我也已经是退休的老人。有一次，我和同事到洱源城北的标山去考察标楞寺的古建维修。当时看守寺院的是山脚下村子里的一位白族大妈。一通寒暄之后，得知大妈是村里莲池会的一位会员，即通常说的“斋奶”。因为寺院日常没人管理，这些“斋奶”们便轮流上山当临时住持。就在我们逐一参观该寺的各种碑刻时，这位大妈拿出一本经书，在坐椅上一篇篇认真地诵读起来。我好奇地看着她诵读，那是一本用红笔圈点过的棉纸直书的手抄本，记得封面贴着的红纸条书名写的是《往生陀罗尼经》。大妈诵读得十分顺当，而且准确无误。我说大妈您文化真高！大妈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有什么文化！我从小没读过一天书，不识字。”不识字也能念经文？于是我又把我当年验证奶奶读经文的过程重演了一遍。事实证明大妈读经文的方式和当年我奶奶一模一样。我们惊诧不已，大妈却说：“这没有什么。在莲池会里，跟着大家抬着经书读的次数多了，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读了。这与识不识字没有关系。”

如今，我们理智地分析她们这种识读经文的方法，除了对信仰的虔诚之外，应该说也并非与识字毫无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背诵与认字相辅相成的阅读方式。只不过并非一个字一个字地单独认其字形，而是一个词组，一个句子地认其整体的形象。特别对于直排的汉字，或许她们会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图画符号来整体加以识别。我们的汉字有着如此神奇的魅力，恐怕就连那些造字的老祖先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后来，我又访问了不少白族乡村里不识字的老斋奶，她们识读经文的方式方法都与上述个例毫无二致。于是又一个带几分传奇色彩的概念在我脑海中油然而生：汉语汉字能如此方便地为白族人民所运用，其中必定有着某种自古如斯的亲缘关系。

“走路”上的文章

走路。这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动作，有什么文章可作，这不是无病呻吟吗？其实，往往许多习以为常的事物，要想把它说透倒还确实大有文章可作。

过去，对于大多数忙于生活，疲于奔命的人来说，走路，只意味着辛苦，劳累，谁也不会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时代发展了，丰衣足食，除了继续奋斗着的人们，在各种艰苦条件下造福于人的劳动者外，一般情况下都能在家坐沙发，出门就有车。于是，走路反而成了一种新的时尚，什么缓行慢走、劲走、暴走，五花八门。

最为流行，而且已被无数实践证明确有成效的是，走路乃一种养生之道。许多中年人笃信走路可以强筋健骨，保持身材，预防衰老，于是在很多本来可以乘车的时候也强求自己走路；老年人则普遍认为，走路是防病治病最有效的途径，天底下最好的锻炼莫过于此。有一条传得飞快的信息称，据美国某医学家论证，要发挥走路的健身作用，每天至少得走1万步以上。因此，许多人给自己规定，每天的行走不能少于5000米，由此也带来了一些电子产品新的商机，随身携带的计步器上市了，连新型的手机也增加了计步功能。

“且打住吧！”这些尽人皆知的道理说多了确实有些累赘。然而，当我们再说到一些具体案例时，它却又不是尽人皆知的了。据报载，有位老人经医院确认得了绝症。而这位老人心态十分豁达，往后的日子，他除了吃药打针以外，便忙着要亲自为自己选一块理想的墓地。在家人的陪同下，他东奔西忙，跑了许多山头，总是达不到满意。然而却在这个选址过程中养成了一个多走路的习惯。后来干脆和病友们成了到处旅游的“驴友”。又经多年，才愉快地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又有一位名叫布鲁斯·费勒的美国老人，他的下肢瘫痪，只能依赖双拐勉强走路。但他仍坚持每天在公园行走。他的口号是“和乌龟一起散步，放慢脚步看世界。”终于，他从中感悟到：“走路是与重力、笨拙和灾祸的持久对抗。”而且他坚信“最伟大的朝圣之行都是在行走中实现的。”于是，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认识：走路，不单在生理上助人养生健体，在心理上更能够给人一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力量。

还不止如此，其实走路这个话题也早已进入文学领域，由它所引伸的美感和寓意，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名人佳句。仅就本人立时想得起的就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宋代文豪苏东坡的“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等等。连电视剧《西游记》最流行的一句歌词也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令人立刻联想到唐僧师徒们艰难的西天取经之行。

要言不烦，似乎该说的都差不多了。但我们的文章还不能到此为止，还有几句锦言值得与朋友分享，那就是季羡林大师关于思维方式的一种独到见解，他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一种经验：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有更多的认識……难道我们不能永远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吗？”也许这正是我在“走路”这个问题上也要作点小文章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