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怀疑：论丁尼生诗歌的伦理内涵

⊙逯阳［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一、引言

丁宏为教授在其专著中提到维多利亚诗人大多面对两种因素的冲突：一种是他们作为时代代言人的“公共良知”，另一种是以忠实于自己审美品位为实质的“个人良知”，这种双重意识是维多利亚诗歌的“最主要的特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继华兹华斯之后的桂冠诗人，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其作品题材广泛、语言优美、音律和谐，深受女王及民众的喜爱。由于他常在作品中吟咏过去，选材上偏好古典内容，所以一些评论家把他定位为逃避者。解读丁尼生诗歌有多种途径，若从伦理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其实丁尼生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诗人，绝非逃避者。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尽管身为“桂冠诗人”，丁尼生并不完全赞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切，作品中也常有一些负面的表述，其程度丝毫不低于卡莱尔、狄更斯和阿诺德等主要作家的那些黑色文字。丁尼生诗歌创作贯穿其漫长的一生，其中伦理道德因素非常突出。其作品中既有浓厚的个性化色彩，也有一些时代的强音。比如在诗集《亚瑟王传奇》中，他描写的虽是传奇故事，却是在借古讽今，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丁尼生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解决信仰与怀疑的矛盾冲突的答案。本文拟从伦理角度探讨丁尼生诗歌中的道德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

二、丁尼生诗歌的伦理内涵

（一）信仰与怀疑

科学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典型的社会特征，这一冲突困扰着几乎所有的维多利亚人，并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时代。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冲击了人们的信仰。不同于其他诗人，丁尼生热爱科学，甚至还把科学称为自己的缪斯。一些科学家也把丁尼生看作是“科学诗人”。因为丁尼生的《悼念集》发表时间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了九年，而《悼念集》又涉及物种进化思想，所以有人还把丁尼生称为“达尔文的先驱”。随着对科学认知的加深，丁尼生也和其他维多利亚人一样产生了信仰危机。在《绝望》一诗中，他描写了一对投水自杀的夫妇，妻子溺水而亡，丈夫获救，获救后丈夫倾吐了失去信仰后生活的悲惨和无意义：“我怕的是生命，不是死亡。”这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的困惑。另一首诗《两个声音》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本质，丁尼生在诗中设计了两个声音的对话：一个声音倾向于否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认为没什么值得人活下去；另一个声音则与之相反。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在丁尼生的作品中，最能代表当时思想矛盾和信仰危机的就是他的《悼念集》。该诗集花费了诗人十七年的时间完成，创作缘由虽是对好友哈勒姆早逝的悼念，但丁尼生在其中探讨了许多时代主题。它记录了诗人由绝望到怀疑，到重拾希望，到最终坚定信仰的思想演变过程，诗集中同时含有“信仰”和“怀疑”。在评论该诗集时，艾略特曾说：“不是因为高质量的信仰而成为宗教诗，而是因为高质量的怀疑。”

在《悼念集》中丁尼生反复强调宗教信仰的价值和意义，主张人类应该积极向上，摆脱身上的兽性而向神性靠拢。比如，在其第118首诗中丁尼生写道：“我们脚下坚实的土地／起源于茫茫流动的热气，／长成了仿佛任意的形状，／经历了周期的摧残震荡，／直到最终，人昂然立起／他一处一处兴起，分支，／并预报着更高级的后裔，／并预言人将占更高的位置，／……／快起来超越／那醉舞的牧神、／那声色之乐，／向上运动，从“兽”中超脱，／而让那猿性和虎性死灭。”人类是经由漫长的地质运动和生物进化而来，应该超越动物的属性，应该发挥身上的潜能：“向上运动，从‘兽’中超脱。”在诗歌《黎明》中，诗人认为人类世界仍充满了种种暴行，比如奴隶贸易和战争，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还很远。“巴比伦是初生儿，罗马是怀中幼儿，／而伦敦和巴黎之类还只是学步的小孩。”世界充满了欺诈、贪婪，人们的灵魂被“四脚欲念奴役”，绝大多数人在“低下的渊薮”里爬来爬去，“我们人离中午还很远，成长的机会还很大”。人类要摆脱身上的兽性，也许要“十万百万年之后”，未来的人类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是“人的中午”。而现在只不过是“黎明”，刚刚有了一点光亮而已。人类“进化”的历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技发展不仅带来人们对信仰的怀疑，也引发社会上的拜金风气愈演愈烈，《洛克斯利宅》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诗中的主人公曾与表妹艾米相爱，然而迫于父母的压力和社会的风气，艾米最终嫁给了一个庸俗粗鄙的财主。这令主人公十分难过，也体现了诗人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的不安：“不曾想落入到如此的年代，现在能让我移情别恋的该是何物？／每一扇门都用金的门闩闩住，没有金钥匙就别想进入。／每个大门口都有成群的求婚者，所有的市场都挤得水泄不通。”另一篇名为《莫德》的作品也有类似的主题。《莫德》讲的是主人公的父亲因为投资失败而疯狂，跳崖身亡。主人公也担心自己会遗传了父亲的疯狂病。家族疯狂的遗传以及主人公对自己会变得疯狂的恐惧都和丁尼生本人的经历相似。此外，主人公爱慕富家小姐莫德，却因为自己家境败落而无法与对方结合，这同丁尼生年轻时的经历如出一辙。丁尼生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正如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一样，人类社会同样充满了掠夺和欺压。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一文中指出：“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工商业的发展、资本的快速积累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诱发了人身上的兽性成分，而《莫德》这首诗的主题就是反对商业社会中的物欲横流。

（二）爱情与责任

丁尼生的爱情伦理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爱情是一种稳定、庄严的情感，是男女之间和谐生活的基石；爱情是人类合理的欲望，应该大胆追求，但在实现自己幸福的同时，不应违背社会伦理和责任。长诗《伊诺克·阿登》描述了阿登、腓利、安妮本是三个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安妮幸福地接受了阿登的求婚。婚后由于经济原因，阿登不得不到海外打拼，漂泊了十多年后才回来，却发现妻子安妮已经同腓利重新组建了家庭。看到妻子儿女生活幸福，阿登没有去打扰他们，而是选择了悄然离去，默默而终。诗歌通过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甘于为爱付出、自我牺牲的美德。

反过来，在《亚瑟王传奇》中，骑士兰斯洛特和王后吉娜薇的婚外情导致忠诚美德的沦丧，进而使得整个王国分崩离析，这正是违背了社会伦理的后果。丁尼生一生创作了许多有关亚瑟王的作品，在《亚瑟王传奇》中，亚瑟被塑造成一位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形象。他先是带领圆桌骑士们打击日耳曼海盗，驱逐野兽，平定战乱，带领人们走出了伦理蒙昧；随后他迎娶了天下第一美女吉娜薇，并统一了不列颠，建立起亚瑟王国。王国建立之初，亚瑟王用神圣的誓言约束圆桌骑士，用崇高的信仰灌输他们，用自身的言行感染他们，国家一片繁荣，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后来，王后吉娜薇与骑士兰斯洛特违背伦理道德，发生了私情，接着其他圆桌骑士也纷纷效仿。整个王国伦理失陷，日渐衰落。最后在莫俊德的叛乱中，圆桌骑士灰飞烟灭，亚瑟王也受伤远逝。

《亚瑟王传奇》在主题上是对《悼念集》的延伸，也是丁尼生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隐喻，体现了诗人对信仰危机和世风溃败的忧虑。丁尼生信仰社会进化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总体上是在不断摆脱兽性、趋向神性的。但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缺少精神向导的时候，也会有兽性重占上风的可能。亚瑟王的宫殿代表着完美的过去，象征着昔日的辉煌，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的。忠诚和信仰是圆桌骑士必须遵守的美德，是骑士精神的写照，是道德和神性的体现。而吉娜薇与兰斯洛特的私情则代表着骑士精神的没落，是对忠诚的背叛和对信仰的怀疑，是物欲和兽性的表现。在丁尼生看来，亚瑟王代表着尊严和秩序，而他的死则意味着昔日美好时光的逝去。《亚瑟王传奇》的主旨是强调精神向导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意义，比如骑士们寻找圣杯的情节就说明了信仰的重要性。同时，丁尼生也在强调爱情要建立在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不是真正完美的爱情。吉娜薇与兰斯洛特都违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违背了伦理道德，成为导致亚瑟王国倒塌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所谓“爱情”成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产生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恶劣影响。

（三）人类与自然

伴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人类的物欲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产业革命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大自然，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神秘感和家园感。丁尼生最拿手的诗歌形式是歌谣，许多作品都是用歌谣的形式创作的，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对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描写。这反映了诗人对19世纪英国工业环境和商品社会的抗拒。丁尼生诗歌有许多对古老的不列颠形象进行象征性展示的例子，比如在《伊诺克·阿登》中，他用文字还原了一个典型的英国渔村的景象：“连绵的悬崖从中断开，露出一道罅隙，／罅隙中满是泡沫和黄色的沙石；／远方红色的屋顶簇拥着窄港；／接着是一座倾颓的教堂；／在高处，一条长街通往耸入云霄的磨坊；／街上满是手推车，一株榛树在秋天采果人光顾之前，／占据了紧蹙的一隅，绿意盎然。”这种景物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透纳笔下恢弘壮丽的大海以及乔治·克雷布所吟咏的乡村风光，而诗中的海边渔村作为由浪漫主义运动所“发现”，并不断加以典型化的标志性景物在这里同样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丁尼生对古老绿阴文明的依恋和向往。

在上文提到的诗歌《两个声音》中丁尼生写道：“他甩干翅膀；翅膀像网；／穿越农场和牧场，浑身湿漉漉／他飞过，是一道生命的光芒。”此处描写的是蜻蜓，诗中的“消极声音”告诉诗人，蜻蜓与人类一样被精彩地创造出来，人与蜻蜓没有差别。诗人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说道：“当世界原始，／年轻的自然经历五次循环，／第六次她孕育了人类。”在这里，丁尼生把《圣经·创世记》解读为大自然孕育生命的过程，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由大自然孕育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地位是平等的。诗的结尾也暗示了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类终将回归自然，归入泥土。丁尼生渴望回归自然，他的这种愿望也表现在对“死亡”的理解上。在诗歌《过沙洲》中，诗人认为人的死亡不过是越过海滩、回归自然的过程。在另一首诗《冲击，冲击，冲击》中他也把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放在了大自然的背景之下。诗歌描绘了一幅生命的图景，在潮涨潮落之间映现了微小却又生动的人生。

除了生态整体观、众生平等观以外，丁尼生也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做了警示。诗歌《狄米特和波斯芬》就是丁尼生改写希腊神话的生态警示作品。大地女神狄米特掌管着一切作物的生长，她有个美丽的女儿叫波斯芬。狄米特非常疼爱波斯芬，可是，有一天冥王海蒂斯把波斯芬掳到了冥界做王后。狄米特非常着急，她四处寻找，无心照料大地，导致作物颗粒无收，人间饥荒，无人祭祀，诸神不安。于是宙斯出面调停，安排波斯芬在一年中可以有九个月与母团聚，另外三个月则须留在冥界，于是就有了四季更迭。在诗中，丁尼生称狄米特为“大地母亲”，并说她能与万物交流思想。当女儿在身边时，她心情愉悦，于是大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当女儿不在身边时，她便郁郁寡欢，万物的生长也会出现异常。这里丁尼生借助古典神话传递了一个生态信号：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如果人类为了私利而恶意破坏自然、改变自然秩序，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三、结语

丁尼生诗歌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反映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世风溃败、人心不古的担忧。当然，作为桂冠诗人的丁尼生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节制。他不是直接批判现实，而是借古讽今，通过对古典题材的改写来塑造新的人物形象，使古典传说和维多利亚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向读者揭示了古典传说的现代寓意，也体现了诗人在“最悲惨时代”的人文情怀。在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中，丁尼生既接纳了科学，也没有放弃信仰；既承认人的物性，又重视人的灵性。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社会和科技浪潮中，丁尼生坚持做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这就是他对19世纪时代精神的诗意阐释。在当今人们过度追求物质利益、精神食粮相对贫乏的背景下，丁尼生诗歌的伦理书写对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