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贵族的哀怨之歌
——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

⊙钟海林［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安 710061］

文学是对于不同时期社会生活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想感情的反映与表现。《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反映了特殊历史环境下特殊地域、特殊人群的生活，但是细读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作品既不属于“怨以怒”的文学，也不属于“哀以思”的文学，更不是“安以乐”的文学，它实在是一种“哀以怨”的文学。《游园惊梦》是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代表作，很能体现作家的整体风格和美学倾向。这一作品表现了被逐出大陆、偏安一隅的往昔豪门贵族的生活，作家暗示表面的繁华下面隐藏的危机。可以说，它是没落贵族唱出的一曲哀怨之歌，其中渗透了浓郁的悲凉感。

一、王朝的倾覆

南京，古称金陵邑，虎踞龙盘，地形险要。吴时称建业，东晋、宋、齐、梁、陈时称建康，此六朝先后在此建都。但是，在此建都的朝代大多为短命王朝：吴五十八年，东晋三年，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二年。王朝的短命使得后人来此游览凭吊往往感慨万端。唐人刘禹锡游览古金陵写下五首诗，最为有名的是《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昔日繁华之地，眼前一片凄凉。历史无情，世事难料。探究短命王朝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既是天数也是人祸。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奢靡、思想上的愚昧是失败的根本原因。以陈而言，后主陈叔宝在位期间，耽于酒色，不亲政事，终日与贵妃张丽华、孔贵嫔及江总、孔范等一批“狎客”酗酒赋诗。他大修宫室，横征暴敛，造成百姓流亡，田园荒芜，以致“神怒民怨，众叛亲离”。公元588年，隋军进抵建康城下，陈叔宝仍与群臣“奏伎纵酒，作诗不辍”。这样的王朝焉有不亡之理？！

历史上常有惊人相似的地方。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领导民众推翻满清王朝，并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建都南京。经过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中原大战，国民党终于统一中国，成为执政党。然而，民国政府，犹如六朝腐败而短命。尤其是在蒋介石执政的几十年里，政治黑暗，民怨沸腾，拥有庞大数量军队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最终被装备简陋的解放军逐出大陆。蒋介石在败退到台湾之后，反思国民党大败绩的原因时，总结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原因是军事的崩溃。军事崩溃的原因又在于军队“六无”：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还有军官生活的糜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抗战”之后，军队的腐败更加显著。

《游园惊梦》侧面描写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前，高级军官们最后的疯狂。尽管战乱不止，民不聊生，但是，国民党上层依旧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钱鹏志是国民党的一位军长，亡党亡国在即，他无动于衷，每天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听昆曲、捧小旦。仗着有权有钱，六十多岁的人娶二十多岁的漂亮戏子做填房夫人。军政要人如此，而那些受宠的太太、姨太太们也不甘落伍，她们披金戴银、争奇斗艳，一个人的生日宴会也会办得极为豪奢。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是国民党桂系军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民党退败大陆之前，白氏家族红极一时。作为白崇禧的爱子，白先勇自小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历史在1949年出现大转折，白先勇们失去了自己的天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失却了地位与荣耀的庞大集团，其心中的伤与痛可以想见。文学是表达苦闷的很好载体，白先勇便成为这一集团苦闷情绪的书写者和代言人。

二、亡国哀痛

亡国君主李煜在《浪淘沙》中哀叹往日繁华的逝去，他吟道：“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白先勇的《台北人》抒写的正是这样的离愁别绪和亡国之痛。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文学是形式的艺术。对材料的不同处理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以《游园惊梦》而言，它在叙事艺术上的处理与安排，就是为了恰当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

就人物而言，作者着意选取一个容颜衰老、穷途末路的将军的遗孀作为描写对象，她给人的印象，倒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意象：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钱夫人，一个风光不再的前将军夫人。作者把焦距对准她，颇似白居易把目光投向琵琶女，“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作品中人与作者有着相似的命运与经历。

小说截取钱夫人去窦公馆赴生日晚宴的生活片段，在有限的时空里，参差对照，有历史、有现实、有过往、有现在。钱夫人从台南来台北，又有象征意味：边缘与中心。窦公馆的无限风光和大红大紫又从钱夫人眼中见出，真可谓气焰方炽、臻于鼎盛。前来赴宴的人都是身势显赫，开着官家的黑色小轿车，而这样的小轿车又将窦公馆门前的场地摆满。生活颇豪奢，往来无白丁。公馆门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门两侧站了卫兵。花园雅致深阔，曲径通幽，满园子种着奇花异草，在朦胧的夜色中影影绰绰。仆人们穿梭来往，忙个不停。前厅，摆着一堂精致的红木几椅，几案上搁了一套景蓝瓶罇，玻璃鱼篓瓶里插了鲜花。客厅里高朋满座，贵妇如云。厅堂装饰得富丽堂皇、气派非凡。宴席请来名厨掌勺，美味佳肴颇为讲究。餐后，鼓乐齐鸣，“贵妃醉酒”“游园惊梦”，响遏行云。

《游园惊梦》从钱夫人的视角写来，实写窦家，虚写钱家。窦家的繁花锦簇和钱家的凄凉败落形成鲜明对照。窦公馆这样的气派场面，十几年前在南京的钱将军梅园新村的公馆中并不鲜见。官家的车队排成行。今日窦公馆的刘副官曾是昔日钱公馆的副官。那时的钱公馆一如今日的窦公馆一样阔气，也有洋式的别墅、阔大的花园，也办过大型筵宴。那时的钱将军大权在握，钱夫人年轻美貌，生活的豪奢南京城中也算有名。可是，人世沧桑，世态炎凉。历史大转折使得原有的生活秩序人间关系得以重新调整。往日落魄者，今天红得发紫；昔日占尽风光者，今天颜面扫地。那失去的不仅仅是岁月、年华、美貌。钱夫人眼见着自己帮衬过的桂枝香，今天摇身一变成为窦将军夫人，自己失去的而今为她所拥有。回想过往的繁华与荣耀，感慨、伤感、哀伤何堪忍受？她的心头很受伤，眼泪暗自吞进肚子。“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分的，还数不出几个来。……钱鹏志娶她那年已经六十靠边了，然而怎么说她也是他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她明白她的身份，她也珍惜她的身份。”钱将军怕委屈了她，在社交场合总叫她讲排场、耍派头。“单就替桂枝香请生日酒那天吧，梅园新村的公馆里一摆就是十台，吹箫的是琴雪芳那儿搬来的吴声豪，大厨司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居接来”。与其说钱夫人不胜酒力，不如说她借酒浇愁，她醉了。眼看着贵妇人们一个个乘车离去，自己只有坐计程车的份，那份失落也让她伤悲。

白先勇自1964年发表《香港——一九六零年》以来“开始思考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逃离祖国大陆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或寄寓台湾、港澳，或流落异邦，都是流亡者。他们既没有将来，也失去了过去，他们的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他的《台北人》“台北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国民党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去的四川人、广西人、上海人、南京人……其中有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大学教授、社交界的交际花、舞女等。他们始终身在台北，心在大陆，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也无法忘掉大陆。他们是怀旧病患者，又失去故土之“根”，他们既怀旧又思乡，而又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属于他们的只有空虚、绝望和痛苦。 “过去”与“现在”不只是时间概念也是心理概念，对钱夫人们而言，“过去”意味着幸福，“现在”承载着空虚，但是，对当红者窦夫人而言，又恰恰相反。在宏观的历史长河中，谁又能阻挡了斗转星移，兴衰更替呢。钱夫人何曾只是她自己，是窦夫人的未来 。谁也逃不脱由物极必反的变化，悲悯才具有普遍性广泛性。作为一个失掉地位的集团的代言者，白先勇借作品抒写出了他们的“国破家亡”之痛。

三、怨其不争

鲁迅对不觉悟群众持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白先勇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则持着“哀其不幸，怨其不争”的态度。“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游园惊梦》中人物失掉了“天堂”，但是他（她）们依然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不去反思自己的历史。作者对因玩物丧志失去势力的本阶级，没有金刚怒目式的痛骂，而是以谦谦君子的风度巧妙讽喻。作品体现出儒家倡导的中庸与中和的美学原则：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作品中的怨既在“过去”，也在“现在”。

对“过去”，白先勇自觉不自觉地为他父辈“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和自己心爱的贵族唱出了无可奈何的挽歌。毫无疑问，白先勇对自己的本阶级怀有同情，对他们的命运无限叹惋，同时，对本阶级的失败原因也通过作品进行形象反映和深刻反思。作者含蓄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历史认识：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失去民心。在时局动荡、事势艰危的时候，国民党上层官僚、国家倚重的所谓“党国栋梁”——那些党政军大员们依然过着腐化、奢侈的生活。在《游园惊梦》中，我们可以看到钱鹏志为了讨得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太太的欢心挥金如土。他的南京梅园新村公馆的生活是整个南京大员们生活的缩影。钱鹏志们没有政治信仰，谈不上个人节操，也缺少担当，他们贪鄙而虚荣，无知而短视，是一群社会的蛀虫。由蛀虫组成的政党和政府焉能不亡？！国民党的败亡是在于自身腐败以及由腐败引发的公信力的丧失。古语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国民党在蒋介石执政之后，镇压革命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内战……失尽人心，它被人民唾弃也是必然的。

对“现在”，尽管偏安一隅，白先勇对本阶级仍然怀有希望，期望他们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但是，

作者所见甚感失望。旧贵族、旧官僚依然故我，不思改悔。作者之怨甚矣。从《游园惊梦》表层来看，小说表现了两个时空即：“过去”与“现在”；如果说钱夫人代表“过去”，那么，窦夫人则代表“现在”。但是，实际的情形是，小说表现了三个时空，即“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在小说中没有实写，它通过暗示与隐喻传达出来。钱夫人的“过去”是窦夫人的“现在”，然而，如果历史按照惯性逻辑演进的话，钱夫人的“现在”可能成为窦夫人的“未来”。《游园惊梦》应该说是对本阶级的一个警示。与《游园惊梦》相似的是《永远的尹雪艳》。这一小说写的是从上海百乐门来到台湾的一个交际花的故事，但小说并未出现对上海百乐门舞厅的实际描写，却已包含在台湾空间内。作品中“过去”“现在”“未来”时空重叠交叉，重心指向“未来”。白先勇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倾向性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并没有生硬地塞给读者。虽为不满，但作者并没有“怒”，相反，他很有节制把情感控制在“怨”的层面。

赵友龙先生在评论白先勇小说时说：“感伤如一根红线贯穿于白先勇创作的始终。”无论是初期创作中以残缺的视角对于情感、青春、自由的追求，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守卫，还是后期作品中以冷峻的笔触对于偏安台湾一隅的大陆故人生存现状的描绘，对于海外学子的生存图景的展示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感伤色彩。确实，白先勇小说充满悲凉之气，而且也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由于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他的作品追求含蓄内敛，不求激烈紧张。这样他的怀旧之作便成为哀与怨的文学。

白先勇小说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表现领域，描写了一群社会特殊的群体，从大陆流亡的“没落贵族”，他的创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填补了空白。白先勇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所以其作品尽管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技巧，但是其美学风格还是中国化的、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