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利》的D/S情节看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主体意识

⊙施文佳 黄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一、夏洛蒂·勃朗特与女性主义

女性文学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尽管那时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已经能表现出女性对平等权利的渴望。尤其是19世纪涌现出来的一批英国女作家，她们关注女性的生命体验，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主人公形象，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类英国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夏洛蒂·勃朗特是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进入我们的视野的，从“互文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她作品中一脉相承的女性意识。“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文本都会与其他文本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引证、隐秘的隐喻、文体特征的同化，也可以是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和参与等。同样，夏洛蒂·勃朗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以及她的情感痕迹自然也都会历时性地流露在她的各类文本中。显而易见，《简·爱》《谢利》《维莱特》和《教师》，处处渗透着夏洛蒂·勃朗特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与处境的思考和忧虑。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显得与当时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格格不入，她们都具有反叛精神，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出女性主义的特色。

在《谢利》中，夏洛蒂·勃朗特塑造了谢利·基达尔和卡罗琳·赫尔斯通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但是无论是热情爽朗、不拘世俗的谢利，还是聪明善良、温顺多感的卡罗琳，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并最终获得自由的爱情，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这实属不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女性从小就被自己的父母灌输以这样的观点：要学会不露锋芒、逆来顺受，要温顺贤德、自我克制。维多利亚时代，未出嫁的女子须听从父亲、兄长的意志，出嫁以后，应时刻为丈夫奉献出一切。妇女不该有自己的意见或愿望，而应完全赞同丈夫的意见，即使受到虐待，也很少能离婚。但夏洛蒂·勃朗特曾说：“世上最受尊敬的人是默默地、坚持不懈地独自谋生，而不靠丈夫和兄长供养的女人。”在《谢利》中，夏洛蒂通过卡罗琳之口，揭示出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女性都需要学会做好针线活这类看起来像个贤妻良母应该会的事务，并有心计地想方设法把自己嫁出去。“女性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给自己提供生存条件和庇护的丈夫，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正统的爱情观。”而《谢利》中两个性格迥异的女主人公都突破了时代对女性的束缚，坚持自己的婚姻观，勇敢地追求并最终获得幸福，具有新时代女性的特点。尤其是谢利独特的婚姻观所体现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正是本文所着力探究的。正如李小江所言：“当谢利这头母豹从现实社会的丛林中勇敢地冲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妇女潜在的力量和希望，看到了妇女解放的曙光。”

二、夏洛蒂的D/S情结

夏洛蒂·勃朗特的婚姻观自然也会体现在她的文本中，谢利对爱情的期望与追求体现的正是夏洛蒂自身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她和谢利一样希望能有幸嫁给一个真正懂她、爱她并能驯服她内心的小野兽的人。她怀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希望未来的丈夫能够达到让她爱到崇拜的地步，以致心甘情愿为他奉献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夏洛蒂·勃朗特在致埃伦纳西的信中说道：“假若我有朝一日结婚，我对我的丈夫必须怀着类乎崇拜的感情。……全世界比起他哪怕最微小的愿望来，都会像空气一样轻。”艾里西·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偶像崇拜型爱”其实是一种爱的虚假形式，“把所爱者当作偶像崇拜……把他或她作为至善和全部爱的承受者、全部阳光而加以崇拜，在这个过程中，他剥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所爱者身上失去自我”。

实则不然，这种对爱情和婚姻的向往并非是一个弱者简单随意地找一个人，把他当作偶像去盲目崇拜和依附，而是一个强者寻找一个匹配的“对手”，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不是“剥夺自己的全部力量”，相反，是在臣服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力量，努力去成长，不断去绽放，直到自己笃定、自信地与对方并肩前行。这种心理并不是个例，我们把它称作为D/S情结。所谓D/S，即dominance & submission，支配与臣服。作为支配方，首先自身一定足够优秀，足够敏锐，并有足够的耐心和征服欲，简言之，就是有欲望也有能力征服对方，并给予对方引导和管教、规训与惩罚，从而获得对方内心的臣服。在《谢利》中，路易斯与谢利的关系将D/S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谢利和姑父争执时说道：“他是十分和气、十分出色、真正可敬，就是不能做我的主人，一点也不行。……我决不接受一个不能控制我的人的求婚。”“我不是说我喜欢一个主人吗？要有一个让我在他面前，我会觉得该乖乖的，不得不乖乖的人。要有一个必须承认能控制我的急躁脾气能力的人。要有一个人，他的称许能够得到回报，他能够用不愉快责罚我。要有一个人，让我觉得不能不爱，又很可能让我惧怕。”而路易斯也说道：“总得先驯服她，然后再教她，先训练，然后再爱。”“我很愿意先做她的老师，然后再做她的丈夫。我要教她说我的话，熟悉我的习惯，懂得我的一些基本原则，然后，以我的爱来报答她。”谢利所追求的丈夫，首先是一个值得她爱的人，这个人绝不是她盲目崇拜的一个所谓“偶像”，而是能够真正征服她的灵魂的人，是她整个精神的寄托乃至建立的精神家园。谢利心目中的“主人”，既不是地位和金钱的化身，也不是暴君，“暴君是一天也管不了我的”，而是一个精神上能和自己息息相通、志趣相投的强者，他能以他的才智和品格征服自己，是一个能够教导自己的老师。而夏洛蒂所追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婚姻关系。1842年，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一起去布鲁塞尔·埃热夫妇办的学校学习法语，在这期间，夏洛蒂经历了影响她一生的事件，她绝望地爱上了自己的老师康斯坦丁·埃热。在夏洛蒂眼中，埃热就是她理想中的男性，他修养超群、骄傲自信、充满力量。在给埃热的信中，夏洛蒂把他称作“我的主人”。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夏洛蒂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男主人公都留下了埃热的印迹。这段耗尽夏洛蒂全部心血和精力的爱情，对其造成的心灵的隐痛和挫折感都深深地尘封于她的潜意识中，而这种潜意识在她的小说中就会有明显的体现，因此夏洛蒂·勃朗特的女主人公的婚恋观大多都表现出这种D/S情结。简·爱、谢利·基达尔和露西·斯诺，她们其实都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而作者勃朗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三、D/S情结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

D/S情结起源于欧洲，这在西方并不罕见，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存在着这种D/S情结，不分性别。它并非如弗罗姆所断言的那样依附和盲目崇拜，更不会剥夺自己全部的权利而失去自我，它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渴求和理想主义似的追求，很多人苦苦追求一生也依旧无疾而终，用“偶像”这个词去修饰D/S情结里的“崇拜”显然是不恰当的。D/S关系至少是在单方面的塑造与养成的过程中，使臣服者获得力量，寻找新的、更好的自我并为之不断努力，并通过臣服者正向的反馈给予支配者力量，双方得以共同进步，它是双方在前进道路中的不竭动力与源泉。D/S情结的爱与臣服，不是基于传统妇女软弱的奴隶式的情感以及在爱情中屈从于命运而对男性敬仰崇拜的宗教式情绪，不是去消极地适应变化的世界，或把自己变成依附物去超越生存的环境，而是在善的牵引下，在彼此灵魂的呼唤中，女性的独立感和自尊自重自爱自信的体现。由于D/S文化在国内的小众甚至妖魔化，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如在张素侠的硕士论文《激进与保守的对立与平衡——从〈谢利〉论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双重性》中，全盘接纳了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所述的那种“偶像崇拜型爱”的观点，将谢利婚恋观里的D/S情结看作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局限，认为这样的婚恋观明显地表露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质疑甚至反讽。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女性主体意识苏醒的体现。我们不能把D/S情结本身看作是判断女性主体意识的标准，D/S情结只是一种内心的需求，它无关性别，无论在何种婚恋观的驱使下，女性自己是否掌握主动权才是女性是否独立、是否觉醒的标准。在D/S情结的婚恋观的驱使下，女性是被动接受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丈夫，还是主动寻觅挑选一个真正能够让自己臣服的人，是盲目服从还是给予对方征服的机会再自行判断选择，这些才是衡量是否表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标准。夏洛蒂的D/S情结和其婚恋观，都是在女性自我选择的前提之下的，这不仅并未体现其创作局限性，相反，这种对精神寄托乃至精神家园的苦苦追求，正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