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改革40年：历史逻辑与改革方法论

■ 刘 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现代化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永恒命题。如何谋求和积累更多的现代化要素，以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治家都必须反复思索的重要问题。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以国家现代化为总战略，以改革开放为总方向，党和国家事业在40年时间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共青团改革”是不可忽略的精彩篇章。一方面，共青团改革与国家现代化同频共振，现代国家构建推进到哪里，共青团改革就跟进到哪里，两者结构性联动、整体性推进；另一方面，共青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极，共青团改革不仅有其自身的特殊逻辑和方法论，同时也映射了执政党国家治理的理念变迁和技术变革，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生动注脚。那么，如何描述1978年以来共青团改革的历史进程，有哪些事件值得回味？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改革又历经哪些环节、呈现哪些新的时代特点？如何概括1978年以来共青团改革的历史逻辑与改革方法论？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梳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与现代对撞：国家现代化与共青团改革的双重变奏

中国共产党缔造了现代政治文明，一方面以革命逻辑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也构建起独立于中共体系以外的、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新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执政生态。在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从传统社会的革命逻辑向现代国家的执政逻辑转型，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对“文革”时期扭曲的执政逻辑的自我纠正。中国共产党自我纠正不仅会影响到“政党—国家”关系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运作，更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组织产生了深刻影响。1978年后共青团组织重建和职能恢复就是结果之一，但“纠偏”的影响并未终止于此。改革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结果，国家不改革将会是死路一条。作为党联系青年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高点上看，共青团改革自启动之日就被纳入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子篇章”。这既是“党团关系”政治逻辑的内在驱使，也是共青团拓展生存空间、极力回归青年的理性抉择。

如果把国家现代化比喻为一部交响曲，共青团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乐章，时而曲调急促，体现爆发力，时而绵延回荡，充满想象空间。改革开放40年来，共青团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共青团体制改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到以执政党为主导推进，以“社会主义原则+资本逻辑”为主要模式的市场化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商品经济所取代，以“单位制”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权力关系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自主性生长和公民意识的充分张扬。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基本温饱问题的“物质意义”，更对“政党—国家”关系和国家治理体制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党治国理政的制度性逻辑产生了强烈的外部性刺激，因此具有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意义。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也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被正式提出，强调要厘清执政党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群团组织应遵循所联系群众的实际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代表所代表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

根据我党政治体制改革的总部署，1988年5月，共青团十二大提出未来一段时期要“积极稳妥搞好共青团体制改革”，强调共青团体制改革“应着重围绕扩大团内民主、改革组织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转变活动方式、增强基层活力、参与民主政治等方面来进行”。1988年8月，共青团中央印发了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这是对团十二大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思路的展开和细化。根据团中央的设想，共青团体制改革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共青团的社会职能，划定团的职能边界，更好地发挥共青团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凸显共青团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价值与意义。(2)更好地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发挥共青团在国家政治运行体系中的“枢纽”作用，为青年全面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3)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搭建、拓展青年与党政部门对话的平台和渠道，代表青年表达利益诉求，引导青年有序进行政治参与。(4)改革共青团组织制度，完善团内民主制度，强化共青团员管理教育，增强团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5)改革共青团干部人事制度，理顺团干部管理层级和提拔使用培养程序，为青年干部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6)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尊重共青团员主体地位，推动共青团议事决策科学化、民主化。(7)团的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尊重青年群众的特点和首创精神，支持基层共青团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激活基层团组织的活力。(8)扩展共青团活动经费来源，优化筹款渠道。(9)明确共青团与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律关系，为推进共青团体制改革提供支持保障。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对党团关系、共青团职能定位、共青团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事务管理、共青团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新要求，共青团体制改革在中共集中统一领导下继续推进。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共青团机构改革。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实现了国家最高执政团队的“新老交替”，历经“政治风波”后的中共执政团队对改革开放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市场化条件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压舱石”，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再次被激活和放大，并且充分吸收了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更加完备和成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支撑要素，要求执政党理顺市场与公共权力机关的边界，规范党政机构的权力运行机制，使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彼此匹配、相互支撑。为此，1993年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对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提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简高效的改革要求。1993年5月，团十三大报告强调，“团的改革是推动团的建设的必要条件，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团的建设”，而机关机构改革正是此时共青团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团中央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内设机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共青团的社会职能，撤销“研究室”，增设“实业发展部”和“权益部”。这次团中央机构改革，对于优化共青团的权力配置、理顺共青团系统内部的青年工作机制和流程、强化共青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支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阶段：21世纪初的共青团机构改革与组织创新。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政府职能改革和群团机关机构改革的共同驱动下，共青团改革再次被纳入党的决策议程之中。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必然要求政府机构和群团组织形成既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又能够有效代表和维护所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体制稳定衔接的组织框架和运行机制，群团机关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1998年，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提出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工青妇等21个群众团体机关机构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完善领导和管理体制、理顺权责关系、改进运行机制、精简人员机构等具体要求。在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创新基层组织建设也成为这一时期共青团改革的重点。2003年共青团十五届二次全会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青团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提出“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坚持以服务促建设、以服务求活跃，不断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2004年团中央十三届五次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强调要适应教育改革形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形势、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形势等，创新和优化共青团组织设置，不断扩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的有效覆盖面。2008年团十六大报告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团的建设”作为第八部分标题，指出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基本规律：“一个组织的总体功能在组织的不同层级有不同要求，准确把握团的各级组织在履行职责中的工作侧重点，基层组织要特别强调对青年的吸引和凝聚”，强调要以走进青年为基本要求，大胆探索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方式，激发共青团组织的活力。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的全面改革阶段。2012年中共十八大深刻改变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时代走向和“政党—国家”关系的运转模式，过去一度是“冷衙门”的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被纳入党的治国理政的宏大战略之中，被赋予极高的政治期望和严格的政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改革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是“正在进行时”。

二、在治国理政中转型：十八大以来共青团改革议程与推进

进入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城镇化、市场化、网络化高度融合，社会成员利益边界日趋明显，围绕经济资源公平合理分配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作为创建于革命年代，成长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共青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性“症状”。比如，共青团对青年吸引力不强、青年对共青团认同度不高；团组织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突出；青年工作仍停留在传统的行政化动员模式上；基层团组织人力财力严重不足，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空转”现象严重；团干部素质能力参差不齐，致力于长期干事创业的劲头不强等。这些问题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原因也是复杂的，但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其他领域出现的问题却有着“藕断丝连”的微妙关联。持续深化改革是共青团回归青年的必由之路。作为我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共青团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经历了“充分酝酿—全面部署—改革试点—全团改革—深化改革”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过程，共青团的改革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性、系统性和渐进性特点，显示出与过去三轮的共青团改革既有联系但又有明显不同的改革逻辑和时代特点。

第一，充分酝酿。十八大报告指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2]。作为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在报告中用“更好”一词来表达对群团工作的期待。2003年6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座谈时强调：“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共青团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3]这也是共青团改革的症结和难点所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共青团不能缺席。决定指出：“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4]2014年6月，习近平对共青团工作作出批示：“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把准方向、摸准脉搏，大力推进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牢牢把广大青年团结和凝聚到党的周围。”[5]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共青团改革的酝酿基于三个考虑：在“党团关系”中共青团如何通过改革更好地发挥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在“团青关系”中共青团如何通过改革更好服务青年、增进青年权益、促进青年发展；在“团社关系”中共青团如何通过改革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能，发挥社会支柱作用。

第二，全面部署。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深刻阐释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科学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强调“这条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各群团组织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所联系群众、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相统一”[6]；提出要加强党委对群团工作的组织领导，对群团组织围绕中心开展群众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群众权益维护工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参与社会公共治理、推进自身改革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群团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习近平指出，在新形势下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传家宝”发扬光大，就“必须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使之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7]。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各地区也陆续召开了党委群团工作会议，出台了本地区具体的群团改革实施方案，共青团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第三，改革试点。试点是中共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实践方法。试点有助于实践探索、积累经验、降低改革成本。将试点经验上升为公共政策并推而广之，这是试点机制的价值所在。在本轮共青团改革中，试点机制发挥了极大作用。2015年11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试点改革方案》《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以一个群团组织的中央机关和两个直辖市群团组织的整体系统为改革试点对象，为下一步群团组织改革的全面铺开积累经验。群团改革试点持续一年多时间。2017年2月，中央深改组听取三家单位群团改革试点总结汇报，要求其他群团和地方认真学习借鉴试点经验，针对实际问题抓实改革举措。

第四，全团改革。根据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群团试点改革经验，共青团全系统、全要素改革于2016年8月正式启动。《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深改组会议、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审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足见执政党对共青团改革的重视程度之高、力度之大，这在以往历次改革中是未曾有过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涉及四大领域：一是改革“领导层”，即团中央领导机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二是改革“队伍层”，即团中央机关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三是改革“职能层”，即创新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四是改革“保障层”，加强党委和政府对共青团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力度。随后，共青团改革在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全面铺开。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提出“国家要发展首先青年要发展”，以及“党管青年”的重要政治原则，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促进青年发展的实操维度和工作要求，进一步理顺了共青团与党政系统的关系，增强了共青团在青年事务中的主导性地位，这份规划也可以视为共青团改革的一项政策成果。全团改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成效显著：一是共青团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二是网上建团工作扎实推进，三是团中央内设机构改革如期完成，四是共青团队伍改革稳步推进，五是构建以共青团为中心的“大青年工作”新格局[8]。

第五，深化改革。在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两周年之际，2017年6月，刘云山主持召开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他强调，群团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群团工作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网上群团建设，提高做好群团工作的能力水平。在党的十九大前夕召开这次会议，既是对十八届中央领导群团改革的回顾和总结，也预示着共青团在十九大以后将进入深化改革时期。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9]2017年11月，中央深改组审议《中央团校改革方案》，强调要把中央团校建设成为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该方案于2018年4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2018年1月，王沪宁主持召开5家群团组织班子成员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大服务群众的工作力度，健全帮扶困难群众的长效机制。2018年2月，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强调要深化群团组织改革，促进党政机构与群团组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织承担适合其承担的公共职能，增强群团组织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此背景下，共青团如何通过改革更好地嵌入党政运行机制中，更好地发挥其群众性、社会性功能，这是未来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

三、历史逻辑的表达：共青团改革40年的基本态势与方法论

政治组织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试，这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说：“中国共产党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接下来又导致调整和进一步的改革。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动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消极被动，又积极主动，只能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试性和灵活性。”[10]作为党的“联动装置”，共青团不仅紧跟政党自身的调试而积极转型，同时也遵循着自身特有的组织革新机制和变迁逻辑。共青团改革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群团组织的适应性调适。改革开放40年来，共青团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调适、转换、革新中向前发展，以强大的自我革命力量重塑自身的组织体系、功能结构、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式，以更好地满足我党长期执政与青年全面发展的双重需要。

共青团是青年的组织，共青团同样具有青年一样的活力。活力来自何处？活力来自改革。1978年以来，共青团历经多轮改革。有的是自上而下，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整体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有的是现实倒逼的，有的是主动设置的，不一而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尽管40年来共青团改革在形式、内容、举措、重点、目标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性，才能更好地显现40年来共青团改革的阶段性特点和总体性态势。只有建立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共青团改革模式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见下页表格)，才能系统而完整地把握40年来共青团改革的历史逻辑与改革方法论。

从一览表我们可以对共青团改革40年的历史逻辑和基本态势作一整体性描述。第一，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比，共青团改革相对而言是“线段式”的，即连贯性、衔接性不强。共青团改革的价值主脉(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是比较稳定的，但政策线索、实操线索若隐若现。这主要是因为在十八大之前，我党缺乏对共青团改革的整体性规划和顶层设计，共青团改革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向前推进的，这与这一时期我党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思维是一致的。第二，共青团改革发展是政党执政、社会转型、青年分化、社会生长、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反应”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所以，共青团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政党青年组织建设单元，而是一个与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青年成长的社会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共同交织的“复合地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党的重视程度和调控力度在一定意义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三，共青团改革是一个时代性课题。这是因为，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去的时代，即在历史中形成的；改革的目标是使共青团能够很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时代是向前发展的，时代问题有其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其易变性的一面。如去行政化就是相对稳定的共青团改革议题，从1980年代至今，“克服行政化”始终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出发点，但操作起来一次比一次艰难。而“互联网+”则是当今时代共青团改革创新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这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共青团传统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提出的挑战。第四，共青团改革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共青团体制机制的问题需要靠改革来解决，但是解决了老问题还会有新问题出现，改革之后的问题并不比改革之前少。因此，要做好持续深化改革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准备，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意志锲而不舍地推进共青团组织重塑。第五，共青团改革包括内外两个向度，“对内”是指理顺团的各级组织和办事机构的关系，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流程，以提高青年群众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以实现团组织“自运行”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为目标。“对外”是指共青团要与党政系统、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互嵌”格局和良性运转机制，互相支撑，协同配合，形成青年群众工作的组织格局。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依据我党整体化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来进行，只靠共青团一家之力是很难实现的。由此可以判断，“对内改革”与“对外改革”相比要相对容易一些。随着共青团改革的持续推进，“对外改革”将会纳入党的决策议程之中。

共青团40年改革的历史特点一览表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共青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共青团改革方法论。共青团改革方法论固然是在长期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但作为改革方法的抽象凝练和理论概括，它从根本上来说是由马克思主义青年群团组织自身建设规律、职能运行规律、组织发展规律所共同规定的。第一，共青团改革要实现与社会其他领域改革的有效联动。共青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连接点，共青团改革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由于共青团与党政系统、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共青团改革必须坚持“联动思维”，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更不能倒退，必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度相匹配。一旦孤立、片面地推进改革，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遭受挫折甚至造成更大损失。第二，共青团改革要学会博采众长，坚持以开放的姿态搞改革。共青团是党的群团组织体系中的一元，工会、妇联也在积极推进改革。共青团既要在自身改革实践中积累实践智慧，也要学会与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联手”，共同推进改革。有学者指出：“从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角度看，应当自觉将本职工作视为党的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抛弃‘门户之见’，自拆‘篱笆墙’，在思想教育、维护权益、服务群众等领域不断加强实质性合作。”[11]第三，共青团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性与社会性(群众性)的关系。共青团是唯一写入党章的群团组织，其政治性比其他群团组织都要强。而处理好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历来都是共青团改革的难点，如果政治性强于社会性，那么青年群众就很可能因为物质利益的缘故而“不买账”，共青团就很难获得青年的支持和认同。反之，如果社会性强于政治性，那么共青团就容易成为一般性的青年社会组织，滋生形式主义、娱乐化、贵族化等倾向。因此共青团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平衡好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避免走向“只重视一头而忽视另一头”的两个极端。第四，共青团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既是改革方法论，也是“党管青年”原则在共青团改革中的具体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共青团改革框定议题、指明方向、提供保障、跟进指导，是共青团改革的“主心骨”。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坚持党对共青团改革的全面领导，确保共青团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第五，实现青年发展是共青团改革的落脚点。党政满意和青年发展是评判共青团改革绩效的两个尺度，而后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资本强势作用下，“青年更加注重行动选择的自由度和空间性，共青团只有遵循中国青年群体的变迁逻辑，才能永葆组织的价值和生命力。”[12]为此，要把促进青年发展作为共青团改革的价值导向，既要有轰轰烈烈的改革行动，也要让青年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利益。当前对于各级共青团组织而言最为重要的改革议题是，对照“青年发展规划”的要求，优化职能、查缺补漏、切实履职，使促进青年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现，以青年发展的逻辑重塑共青团的组织形态和职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