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启”体论的文体谱系考察*
——以公文制度为中心

周 文 俊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内容繁复、包罗万象，是汉魏六朝时期文体知识之渊薮。该书《奏启》篇的“启”体论，作为诸论之一，篇幅不长，然而简短精练的文字背后，隐含着当时公文体制的重要线索，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此时期公文体谱系的一扇窗口。其文云：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刘勰所论，不仅谈及启之“本体”，还提到了文体“关系”。要言之，其论主要从用(文体功能)与体(公文体系)的层面，对启与表、奏二体的内在关系作出界定：所谓“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是指文体功能的一致性；“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则关涉文体序列的主从性。对此，有两个问题可作进一步思考：一是按一致性理解，启的文体功能，与表、奏基本相同，那么具体使用时有何分别？一是按主从性理解，启的体制地位，与表、奏主次分明，那么实际应用中如何区别？

仅凭“启”体论之相关表述，恐怕尚难以回答上述问题。此论所勾勒的文体谱系，其内在的逻辑层次与体制关系，实际上远较字面意思复杂，至少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知识与观念上的文体分类，更是与公文制度的现实运作密切相关。本文尝试从“考之以制度”的方法与思路出发*“考之以制度”是由吴承学先生倡导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方法，吴先生指出“在研究文体与文体学时，一定要注意到文体与中国古代礼乐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因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与礼乐和政治制度关系密切，研究时要考证和梳理其具体使用背景，还原其仪式、程序、文本形式等历史语境，如……历代官方文书等，都是政治、礼乐制度的直接产物，其应用总是与礼教仪式相始终。不了解这些制度、仪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文体。”参见氏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页。，结合当时公文体的具体使用背景，将《文心雕龙》“启”体论所示文体谱系，还原到公文制度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以阐明其内在涵义，同时祈请方家指正。

一、表之别干：从表让到启让

《文心雕龙》论启曰“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表明让官和谢恩的礼仪运作，是理解表、启之间微妙关联与差别的关键。循此思路考察南朝时期的让官文书流程，可以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南齐书·谢朓传》云：

(朓)启王敬则反谋，上甚善赏之。迁尚书吏部郎。朓上表三让，中书疑朓官未及让，以问祭酒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让意……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撝谦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让，便与诣阙章表不异。例既如此，谓都自非疑。”朓又启让，上优答不许。*萧子显：《南齐书》卷47，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14—915页。

谢朓让官，乃“让别有意”，是治文史者熟知的史事。不过以一般情况而言，让官并非出于自谦之举，乃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官场惯例，是官员仕途生活之常态，这条史料正是由于殊例与常态的冲突，从而呈现了让官文体与公文制度诸面相。

南朝时期，让官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与礼仪化特征。正如上文谓“官未及让”，让官讲究的不是“让”，而是“官”，只有当拜授某一级别以上的官职时，官员呈奏让表才是合乎制度惯例的，因此让官具有明显的等级性，是与职官等级制度秩序关系密切的一种政治行为模式。沈约谓谢朓“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反过来说明了在非别有意的情况下，让官与否是以官位等级大小为依据的。可作参证的是，《隋书·百官志上》载南朝梁、陈官班之制“为十八班，而官有清浊”，并规定“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41页。，朝廷通过授官形式与公文礼仪等“礼数”，界定了职官系统中的高阶职位，以此划定了高级官僚群体。这条由制度所强化的阶层准线，为官场的让官运作提供了门槛意义*官班制由吏部尚书徐勉于梁天监七年(508)制定，需要指出此虽为新制，但主要源于前代职官资位制度，南朝前期制度多与之相通，因此可资考证南齐时期官职的位阶等级。详说参见拙稿《魏晋南朝官品与官资秩序研究》第三章，2013年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沈约答语谓“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修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所举官职如对应官班等级，分别是十一班(吏部郎)、十班(黄门郎)、九班(中书郎)，与上述《隋志》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序列正相契合。沈氏之论或隐含了这样的让官秩序逻辑，即十一班至九班的官职，“礼数”虽有所下降，仍属官僚中高级阶层，以此证明谢朓所除吏部郎是合乎“让”的。这也说明，让官作为一种官场文化，有其制度基础，当中格套化的文书程式无疑也是“礼数”的体现。

上述谢朓事例，即较完整地展示了让官的文书过程，为考察公文体序列提供了重要线索，其流程可大致概括为：谢朓“上表三让”—中书“三表诏答”—谢朓又启让—皇帝敕答。具体而言，让官是以文体为阶段标识，逐步开展，以此构成上下双向、多次往复的文书进程。这套由得官者上“表”三让、继而“启”让的流程，不惟在南朝流行，北朝亦行此法，魏孝文帝“以(冯)诞为司徒。帝既爱诞，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为其章谢”*李延寿：《北史》卷80《外戚中·冯熙传附冯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79—2680页。。这说明北朝在同一时期，围绕新除官职的谢让，存在着几乎相同的文书程式，“三让表并启”有可能就是受到南朝公文体制的直接影响。此套环环相扣的公文往复程序，正好体现了各种公文文体在制度语境中的有机联系，对于确认启的文体性质、功能与地位，无疑有着重要参证意义，值得进一步探析。

首先，“上表三让”是南朝上让官表的惯例，如《南史·陆慧晓传》载“初授慧晓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让表”*李延寿：《南史》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2页。，即以三为数。这是承自汉代的让官传统，《文心雕龙·章表》谓“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并引述曹操“为表不必三让”之语，可为明证*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第154页。。朝廷对“表让”的正式答复，是以皇帝名义颁下的“诏答”。“三表诏答”当由负责为皇帝草拟诏文的中书省完成，从“中书疑朓官未及让”即可看出中书省作为答复让表的实际执行者角色。辅助这一判断的，还有中书省为表文存档处的历史依据。《法书要录》引南朝王僧虔《论书》云：“昔子敬(王献之)上表多于中书杂事中，(谢灵运)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就索还。《上谢太傅(谢安)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宋文帝)说此”*张彦远撰，武良成等点校：《法书要录》卷1，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页。，大概中书省为皇帝草诏答复的缘故，因此大臣上表原件亦保存于此，这也旁证了中书省在让官文书程序中所扮演的制度角色。以上分析表明，“上表三让”与“三表诏答”构成了文书往复的第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臣上启让官，必然在“上表三让”以后，而不会提前，这也是问题关键：两种文体功能一致，为什么让官程式必然是先表后启呢？这里最直接的制度原因，是皇帝在回应官员第三次让官时，诏答会附加“断表”的旨意，即以诏书形式禁止此人再上表辞让。参考南朝时期江淹代作《建平王让镇南徐州刺史启》提到“圣旨悬严，便赐断表”，另一代作《萧领军让司空并敦劝启》亦云：“臣沿心之请，丹识以倾。诏旨冲绝，便赐断表。”*江淹著，丁福林、杨胜鹏校注：《江文通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135、1219页。两篇让官启文均提到“断表”，且使用了“悬严”“冲绝”等用语。由此可知“断表”构成了表、启的制度界限，其背后蕴含了丰富的政治象征意义：皇帝此举既有表达重贤爱才的意图，也是出于“以三为断”的限制，当中隐含了礼贤与威权兼重的政治意味。上表让官的途径由此从法理层面宣告关闭。与此同时，让启则不受“断表”之限，作为符合制度的文书形式呈予皇帝，如陈朝江总的让尚书令启，《艺文类聚》录其篇题为《除尚书令断表后启》*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53页。，就是“启”上于“断表后”之证，标志着让官程式转入另一文书阶段。

从“断表”的分水岭性质，反映了“启”在官方文书体系中，与“表”有所区别。让表三上，是“对扬王庭”，属于“公”的场合下之文书运作。当此渠道被关闭(断表)后，大臣仍可通过让启的文书形式继续陈情，表明君臣交流场合已转为“私”的性质。换言之，表、启的文书体制属性存在公、私之别。

总之，从表让到启让，与其说是流于形式的官场陋规，毋宁说是一种基于当时政治文化、确认官位授受双方政治关系的礼仪化程式。“表让—断表—启让”的让官程序体现出细致而严谨的文体应用逻辑，即官员首先通过上表让官，以王朝官僚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展示谦退姿态，同时也确认自身得官来自皇帝的至高权力。为了显示皇权至上，表让更是以三为数，对君臣关系予以反复强调。皇帝断表的旨意，仍然是为展现其裁断威权。官员此后上启，继续其让举，是为在君臣关系框架之外，确认双方的私人政治关系。“三让表并启”不仅是简单的文书次第先后，更是君臣二重关系的体现。让启的阶段应用，蕴含了公文体制秩序的内在逻辑，体现了“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的体制属性。

二、奏之异条：启事公文与政务过程

通过让官程式的还原，表、启关系已见前揭。本节将沿此思路，从政务过程出发，对“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予以解读。首先需要指出，魏晋南北朝公文史料大多以摘要节录的形式传世，难以窥知文书的原始面貌，可贵的是，佛教典籍《弘明集》撮录了东晋中、晚期的两组公文，展现了两次朝廷政令的内部参议流程，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政务运作的重要信息。以下试对这两组文献加以考察，探析启在“陈政言事”过程所呈现的公文体制特征。

《弘明集》载尚书令何充与辅政大臣庾冰的文书往复，略云：

晋咸康六年(340)，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不应敬。下礼官详议，博士议与充同，门下承冰旨为驳。

Ⅰ(尚书令何充及仆射褚翌、诸葛恢、尚书冯怀、谢广等奏，沙门不应尽敬。)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翌、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昌安子臣广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肃祖明皇帝聪圣玄览，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谓宜遵承先帝故事，于义为长。

Ⅱ(庾冰重讽旨，谓应尽敬，为晋成帝作诏)

夫万方殊俗，神道难辩，有自来矣……诸君并国器也，悟言则当测幽微，论治则当重国典。苟其不然，吾将何述焉？

Ⅲ(尚书令何充及褚翌诸葛恢冯怀谢广等重表)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翌、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安昌子臣广等言：诏书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赞扬圣旨，宣畅大义……是以复陈愚诚，乞垂省察。谨启。

Ⅳ(成帝重诏)

省所陈具情旨……省所陈，果亦未能了有之与无矣。纵其了，犹谓不可以参治，而况都无，而当以两行耶？

Ⅴ(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等三奏不应敬事)

臣等虽诚闇蔽，不通远旨。至于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宁苟执偏管而乱大伦？直以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谨复陈其愚浅，愿蒙省察。谨启。

于时庾冰议寝，竟不施敬。*释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新修大藏经》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79(中)—80(中)页。序号Ⅰ、Ⅱ、Ⅲ、Ⅳ、Ⅴ是为方便论述，由笔者所加。段落、标点在不影响文意的基础上，亦稍有调整。下同。

按Ⅰ、Ⅲ、Ⅴ是尚书令何充等人领衔的三份上书，原书编者对文章体裁的概括颇为笼统，前记为“奏”；再题“重表”；后称“三奏”，从辨体的角度，大概是不足为据的。鉴于Ⅲ、Ⅴ两份文书的末尾有“谨启”，可判断文献实际属于启事*两晋南北朝时期，应用于政务流程中的启体文书，按文书制度可称为“启事”，其用例甚多，如西晋“山公(涛)启事”；东晋时禇太后回复“群臣启曰”，称“览省启事，感增悲叹”(《晋书·后妃下·康献褚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77页)；南朝刘宋皇太子监国仪注，谓“笺仪准于启事”(《宋书·礼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1页)，等等。本文涉及此类性质的事务性启文，一般称为“启事”。另外，在此过程中的奏体文书，本文亦通称为“奏案”。特此说明。。从领衔官员职位观察，上奏者至少包括一令、二仆射、二尚书，是代表尚书台八座集体政治意志的联署文书。

根据编者列于文书前面的事件简述，可知在何充等人呈上启事之前，朝廷已经过一套政务程序。该政务过程的实际次序是：庾冰作为辅政大臣。主张沙门应施敬王者。政务机关尚书台将有关议题下达礼官讨论，取得博士意见后，尚书台再经过参议，拟出一份包含最终意见的奏案，然后呈报皇帝批核。这份结合礼官与尚书台的意见方案并不支持庾氏之主张，认为沙门可不尽敬王者，该奏案上报阶段须经由门下审核，出于庾冰授意，门下省在此阶段又提出反驳。何充等人的三份启事正是在此情形下产生。以上是制度具体运作的概况。

何充等人上启坚持沙门不尽敬王者，与正式奏案所立的意见一致。不过就文书程序阶段而言，文书性质并不一样。前面尚书台所上奏案，属于一般政务程序的奏事文书；后面何充等人的启事，是在奏案被门下反驳以后，就原有立场的补充申述。文书场合的性质随之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前者是一套按部就班的政务文书上下流程，该流程是系统性的，以尚书台为枢纽，前后有礼官、门下等机构参与其中；后者则是常务规程之外的往复文书讨论，该讨论是双向的意见沟通，两端分别是启事官员与皇帝(该事件里实质是辅政大臣)，理论上此文书往复过程并不遵循一般的奏事步骤，尚书台官长更可多次上启，并无次数等限制，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朝廷政令的内部意见交换。东晋晚期桓玄致书八座，论及此事谓“旧诸沙门皆不敬王者，何、庾虽已论之，而并率所见，未是以理屈也”*释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新修大藏经》52册，第80(中)页。，他对这一文书往复过程，理解为双方之间的“论”，并以庾冰为论辩方(尽管诏文是以皇帝名义颁下)，正好说明这属于朝廷政务的补充讨论，文书应用场合具有非公开的性质。

以上是启事出现在正式奏案提交之后的情况，代表了奏案通呈(上行)时的文书程序。载于《弘明集》的另一启事用例，流程恰好相反。是诏书下达(下行)时的程序，其文略云：

Ⅰ(桓楚许道人不致礼诏)

门下：佛法宏诞，所不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当宁从其略，诸人勿复使礼也。便皆使闻知。

(大亨二年，403)十二月三日

Ⅱ(答桓玄诏)

侍中臣卞嗣之、给事黄门侍〔郎〕(中)臣袁恪之言：诏书如右。神道冥昧，圣诏幽远。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礼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礼，岂亏其道；尊卑大伦，不宜都废。若许其名教之外。阙其拜敬之仪者，请一断引见。启可纪识。谨启。

Ⅲ(诏)

何缘尔，便宜奉诏。

〔大〕(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门下通事令史臣马范。

Ⅳ(答桓玄诏)

侍中臣嗣之言：启事重被明诏。崇中挹之至。履谦光之道。愚情眷眷窃有未安。治道虽殊理至同归。尊君尊亲法教不乖。老子称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门所乘虽异迹不超世。岂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诚欲弘之于上。然卑高之礼经治之典。愚谓宜俯顺群心永为来式。请如前所启。谨启。

Ⅴ(诏)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爱九流。各遂其道也。

Ⅵ(答桓玄诏)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诏如右。陛下至德圆虚……方见斯事屡经神笔，宗致悠邈，理析微远，非臣驽钝所能击赞。沙门抗礼，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无外，经国大伦，不可有阙。请如先所启。摄外施行。谨启。

Ⅶ(诏)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区区惜此。更非赞其道也。

Ⅷ(答桓玄诏)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诏。自有内外兼弘者。圣旨渊通道冠百王。伏赞仰叹。非愚浅所逮。尊主祗法臣下之节。是以拳拳频执所守。明诏超邈远略常均。臣闇短不达。追用愧悚。辄奉诏付外，宣摄遵承。谨启。

〔永始〕(元治)元年(403)十二月二十四日上*释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新修大藏经》52册，第84(中)—85(上)页。文字有校改。按《晋书·安帝纪》载，永兴二年(403)十二月壬辰(初三)，桓玄“篡位”。“永兴”是史家出于正统立场所用年号，当时朝廷文书实际行用桓玄改定的“大亨”。桓玄登基后又改元“永始”。此段引文中，桓玄之诏日期记作“大亨二年十二月四日”，当是改元诏尚在走审核流程，未正式颁布的缘故。至当月二十四日，卞嗣之上启日期署“元年”，说明此时已正式使用新元。惟所记年号“元治”，应是文献传写之误，当作“永始”。

这是桓玄篡晋称帝，随即下诏许沙门不致礼，门下为此与之往复讨论的史事。研究指出，出诏经由门下的文书制度，始于东晋*详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1页。。以上文书流程，是审署诏草的门下省，对诏书内容存有异议，与皇帝反复交换意见的具体例子。门下省在此过程，一直使用启事。这从两方面可证：一是在文书Ⅱ、Ⅳ、Ⅵ、Ⅷ的末尾均以“谨启”为结束语，为启文之基本标识；二是在文书Ⅳ、Ⅵ的篇中，有“启事重被明诏”“请如前所启”“请如先所启”等用语，同样提示门下省所上文书类型为启事*桓玄回应门下启事的命令文书Ⅲ、Ⅴ、Ⅶ，在该语境中被称为“诏书”“诏”，这是广义的用法。其文体性质从狭义理解，应与南朝时期的敕书同出一源。。

再看以上启事的联署官员，主要有侍中(包括侍中首席之祭酒)和黄门郎。据《南齐书·百官志》载“给事黄门侍郎。亦管知诏令，世呼为小门下”*萧子显：《南齐书》卷16，第359页。，可知审署经由门下的诏书，是侍中与黄门郎的职责。以上文献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诏书Ⅲ的年月日之下，有“门下通事令史臣马范”的署名，从职名判断，马范是门下省负责通呈文书的职吏*《通典·晋官品》之第八品有“门下中书主事通事令史”，同书之“梁官品”之三品勋位有“门下集书主通事正令史”，应即此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05、1017页。，由此反映出皇帝与门下省主官之间，是以通事令史为媒介的直接文书往来。这组门下启事，不同于正式奏案，性质上更多是政治顾问向皇帝提出政务参考意见。

该事例进一步确认启事的性质与功能。就官员身份而言，侍中与黄门郎，职位有着鲜明的近臣色彩，他们以启事与皇帝就诏旨问题反复沟通，表明启的文体应用逻辑，是建立于君臣私属关系之上。就文书程序而言，前面庾冰之例是启事用于正式奏案提交以后，这里桓玄之例则用于诏书正式发布以前，文书场合均呈现出内部特征。《晋书·山涛传》载：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卑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房玄龄等：《晋书》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5—1226页。

山涛的选官操作，采取启、奏两种文书形式，《艺文类聚·职官部》引王隐《晋书》亦载：“(山)涛用人，皆先密启，然后公奏……”*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48，第856页。这正好反映出启、奏代表了两种文书场合，具有私密与公开的不同特征。启事是山涛以私属顾问身份，向晋武帝提供政务意见，甚至在“众情不察”，引起争议的情况下，皇帝也是通过“手诏”的形式与山涛沟通；至于“显奏”，则是他身为朝廷命官履行正式职责，可见启、奏是基于二重君臣关系，发挥着各自功能。

综上而言，启事部分承担了传统奏体文书陈政言事的功能，作为正式奏事的文书补充，具有内部、非公开的特征。《文心雕龙》论启曰“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正是对上述体制特征的精要概括。

三、用兼表奏：公文格式、语言的二元取向

“用兼表奏”是刘勰对启的复合功能概括，与“表之别干”“奏之异条”互为呼应。通过前面“文书流程”的过程考察，我们确认了启与表、奏的体制关系。本节将回到启的“文本形态”本身，具体从公文格式、文书语言两个方面切入，梳理启的体制脉络，以进一步解读其文体谱系逻辑。

一般而言，起首格式是公文文体的基本规范与标识特征。通检今存六朝启文史料，启的起首主要有两种格式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格式，是作“臣某言(启)”。兹举《广弘明集》所载梁武帝与太子萧纲往复的两组文献为例说明：

(1)萧纲《谢御幸善觉寺看刹启》

臣讳言：即日舆驾幸善觉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库楼而上征，既等湛然，长均净土，方为佛事，永利天人，顶荷之诚，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

汝所营建慈悲宝刹，诸佛威神，不营多功。才欲运力，即便竖立。幽显欣仰，我亦随喜。不得与汝同共瞻拜，以此为恨耳。越敕。*《广弘明集》卷16，《新修大正大藏经》第52册，第209(下)页。

(2)萧纲《谢敕为建涅槃忏启》

臣纲启：伏闻敕旨，垂为臣于同泰寺瑞应殿建涅槃忏。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即灭身火，梵风才起，私得清凉。无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谨奉启谢闻。

此无所谢也。越敕。*《广弘明集》卷28，《新修大正大藏经》第52册，第330(下)页。

我们知道，启、敕是对应的上、下行公文，以上两组史料，启文、敕文分别以“谨启”“越敕”结尾，显示出完整的文书形态，极具史料价值。萧纲的两份启文，起首用语作“臣某言”或“臣某启”，这一格式有其体制渊源。按蔡邕《独断》“表者……上言‘臣某言’”*⑤ 蔡邕：《独断》卷上，四部丛刊本。，汉代上表首称“臣某言”，是通行的格式规范，相关用例不胜枚举，此处不赘。表、启的格式共通，进一步印证了两者的内在关联。更可注意的是，上述萧纲之启是用于谢恩，循此线索通检六朝时期上于让、谢场合的启文，其起首用语均为承自表体格式一脉的“臣某言(启)”，由此可揭示“让爵谢恩，表之别干”的又一潜在涵义。

再看启的另一格式，是作“官衔+臣某言”。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0“山公启事”条，云

此语(按：指“山公启事”)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

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崇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洪迈：《容斋四笔》卷10，《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47页。

洪迈所录山公启事，出自淳化阁法帖，文本接近于文书原貌，从中可略窥西晋启事的具体形态。其起首用语是“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再联系前引东晋文献，如八座启起首称“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翌、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昌安子臣广等言”，桓楚门下启文首谓“侍中臣嗣之、给事黄门侍郎中臣袁恪之言”，可知启事的起首格式为“官衔+臣某言”。

按蔡邕《独断》“奏者……其京师官但言‘稽首’”⑤，汉代奏书的起首格式通常作“官衔+臣某稽首言”，如东汉尚书台请立皇后奏“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司马彪：《续汉书志·礼仪志中》刘昭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1页。该文献未明言文献体裁，根据文首称“官衔+臣某+稽首言”，文末“稽首再拜以闻”，符合《独断》所言奏体特征，可证明这是一份奏书。，至六朝一仍其旧。如西晋八座奏“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房玄龄等：《晋书》卷20《礼志中》，第620页。，是为起首系以官衔之证。与奏体一脉相承的弹事，格式亦如此。如南朝沈约《奏弹王源》作“给事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吴兴邑中正臣沈约稽首言”、任昉《奏弹曹景宗》作“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等*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61、557—558页。。启事“官衔+臣某言”格式，显然沿袭自奏书起首系以官衔的体制元素，此类文书均应用于政务场合，无疑是“陈政言事，奏之异条”潜在涵义的反映。正好与上述“让爵谢恩，表之别干”的论证相映成趣。

上述分析表明，启的起首规范存在二元取向，分别对应“让爵谢恩”与“陈政言事”的上书场合与文体功能，其体制渊源则分别承自表、奏，这大概也是刘勰所云“用兼表奏”的制度体现吧。

表1 启的起首格式类型与渊源流别

从文书语言的角度考察，六朝时期启文表现出了亦雅亦俗的不同取向。如前面所引萧纲所上谢恩启，用语典雅、辞藻华美、富有文采，营造了一种庄重的文书场合氛围，这与此类文章的礼仪性质非常一致。刘勰论启，亦云“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也对启的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与此同时，启事行文的通俗取向也值得关注，这类公文通常因缺乏辞采而存录不多。尽管如此，正史史籍对此仍有少量载录，可略窥其风貌。《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

启自陈曰：“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余亦省，唯郊外远行，或复暂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牵仗，二侠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无大小，臣必欲上启，伏度圣心脱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实，仰希即赐垂敕。”

又启：“扬州刺史旧有六白领合扇，二白拂，臣脱以为疑，不审此当云何？行园苑中乘轝，出篱门外乘轝鸣角，皆相仍如此，非止于带神州者，未审此当云何？方有行来，不可失衷。”

上答曰：“仪刀、捉刀，不应省也，侠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还正是耳。亦不曾闻人道此。吾自不使诸王无仗，況复汝耶……汝若有疑，可与王俭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仪无失便行也。”*萧子显：《南齐书》卷22，第458—459页。

按萧子显撰《南齐书》，为其父亲豫章王萧嶷立专传，其中多引录萧嶷与齐武帝的往来文书，透露出相当丰富的文书情境信息。我们看到，萧嶷上启“自陈”，基本是直述其意，并未在文笔上作过多润色，且夹杂如“不审此当云何”的口头话，与此对应，齐武帝答敕亦如是，表现为通俗、直白的语体风格，文中甚至不用“朕”“卿”等强调身份地位的专字，而以“吾”“汝”为第一、二人称，文书形式更似书札，表现出双方私人交流的显著特征。

这种不刻意追求文采的实用取向，正是服务于政治日常事务与君臣私人沟通，这令我们想到《文心雕龙·书记》所云“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是“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第177、179页。。启事对通俗化语言的包容，充分体现其“政事之先务”的本质功能。当然，这并不是说启事应用于政务，文辞就必然质朴，受当时追求华丽的文风影响，此时期启事亦不乏富于文采者，如南齐武帝时“上新亲政，水旱不时”，萧子良密启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农政告祥，因高肆务，播植既周，继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视褫气。夫国资于民，民资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寝不便席。本始中，郡国大旱，宣帝下诏除民租。今闻所在逋余尚多，守宰严期，兼夜课切，新税力尚无从，故调于何取给？政当相驱为盗耳。愚谓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纾民命。”*萧子显：《南齐书》卷40《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第772—773页。文辞讲究，句式工整，从中可略窥当时启事已有实用与审美兼重的内在要求。

综上而言，不论文书格式，还是语言，启的文本形态因应“用兼表奏”双重功能，而存在不同的体制取向，表现出复合型文体的鲜明特征。

结语：谱系错位与制度调适

如上所述，《文心雕龙》“启”体论的文体谱系逻辑，与公文制度的现实运作关系密切。藉由文体与制度的相互阐发，我们确认了启的复合型文体性质。进一步说，“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既是文体谱系的重构，也是公文体制的调整，更与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格局相关。

启进入上于皇帝的文体序列，时间较晚，且有特殊之历史因缘。《文心雕龙》叙述启的源流，称“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此说值得重视，我们从文献中确实找不到汉代上呈皇帝的文体称“启”之例，刘勰所指启的体制渊源出自东汉末年的“魏国笺记”，当有根据。这里“魏国”即曹操受封之国，“笺记”指笺与奏记，是东汉时期上于郡国、公府的应用文体，即《文心雕龙·书记》所云“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者*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第176—177页。。“魏国笺记”的特殊之处在于，魏国名义上是中央王朝之下的次级政治体，但当时国家政令专决于曹操，实权与皇帝无异。这一名(名义)实(实权)分离的政治进程，潜在而深刻地影响了现实运作的公文体制。魏国既为政治核心，此时群臣上书进言，无疑是用笺记之名，行表奏之实。要言之，汉魏政治权力格局，造成了公文体谱系的局部“错位”。启的出现，是公文制度对上述“错位”的一次修正与调适，它的使用对象谱系向上拓展至皇帝，由此进入公文体系的最高序列，“晋来盛启”是其繁荣发展的概况。

与此同时，启仍继承了“魏国笺记”的体制因子，保留着其中的部分特质：一是启的上书对象。该体并不专限皇帝，次及太子、宗王等均得使用，这无疑带有“魏国笺记”的体制印记。二是启的复合形态与多重用途。所谓“用兼表奏”，正是“魏国笺记”在特殊政治时期集中承担表、奏功能的体制延续。三是启的文体规格。如吴承学先生指出“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内部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价值的序列”*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6页。，启为表、奏之“别干”“异条”，不仅是文体谱系的主次之分，而且也体现了价值序列的高下之别。这一秩序的成立，亦对应了笺记本来应用于次级政治权力组织的体制属性与地位。

总而言之，《文心雕龙》论述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复合型应用文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文体谱系与价值序列，这是一个政治、制度与礼仪交互影响与作用的动态结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