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撤地设市自然实验的证据

戴天仕, 徐文贤

一、引 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中国各区域间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迈进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思维，我们有必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探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过程中，区域间的文化差异逐渐受到关注。事实上，最近十多年来文化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受到经济学文献的广泛关注(Doepke & Zilibotti，2014)。然而，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的，要清晰地识别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相关的系统性实证证据依然较为缺乏。

本文尝试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自然实验，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识别地区间文化差距对区域发展的影响。1982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项持续且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撤地设市：撤销地区，设立地级市，将地区所管辖的县划归地级市管辖。地区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对所辖各县的管理相对较虚。地级市作为一级实的政府，具有相应的财政能力和权限，能够实际管理和协调所辖各县的经济建设。在这个地级政府的管理由虚变实的过程中，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县和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县也许会受到不同的对待。计量经济学中已形成了成熟的研究自然实验的实证方法(Imbens & Wooldridge，2009)。利用撤地设市的自然实验，我们借鉴相关计量方法有可能严谨地识别出文化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在因果关系层面的影响。

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介绍了相关的文献以及理论假设，与市中心文化距离较远的县只能获得较少的资源，经济发展也会相对受到抑制；接着，利用撤地设市的自然实验，探讨与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在撤地设市以后是否会出现相对较慢的经济增长；最后，试图探究抑制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机制。

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公开的资料。通过整理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我们得到各地区撤地设市的年份。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夜间灯光数据，我们可以测度各县每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以上资料与1990年的分县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等资料合并起来，本文构建了1992至2012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集。数据集涵盖了在1993年至2012年之间经过撤地设市调整的78个地级市，总共473个县(不包括自治县和县级市)，记录了每个县在1992至2012年之间的灯光数据、撤地设市的年份以及1990年人口和就业等基本情况。基于此数据集，本文试图识别出与市中心文化距离的远近对各县经济发展的影响。

识别文化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因果关系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其内生性。撤地设市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我们可以采用倍差法(DID)相对干净地识别出因果关系，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可以作为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对照组。我们发现，相对而言，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在撤地设市以后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在控制了各县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和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后，这一实证发现仍然是稳健的。

本文还试图探究文化差异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各县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在撤地设市之后，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财政收入没有显著变化，但财政支出显著变小了；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居民储蓄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工业发展相对较慢了。这一实证发现似乎意味着地级市会较少地把财政资源和工业发展机会放在文化上与市中心较远的县。因而，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撤地设市以后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几类文献相关。一是探讨文化特征的经济发展效应的文献。这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韦伯的思想，强调信念等文化因素会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及总体的经济发展。Tabellini(2010)利用欧洲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数据识别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实证上确认了信任(trust)等文化因素确实会影响经济发展。Becker & Woessmann(2009)则发现新教国家良好的经济表现是源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信念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这一类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尝试探讨区域间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关注哪些具体的文化特征有利于经济发展等问题。

第二类相关文献探讨了人与人之间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经济往来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刘毓芸等(2015)利用中国方言分区数据考察了劳动力在地级市之间的流动，发现中国劳动力的跨方言流动存在倒U型模式。刘毓芸等(2017)利用工业企业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考察了以方言差异为特征的文化差异对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发现方言的不同显著增强了相邻两县间的资源错配。与这一类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不是考虑两个地位相对应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地区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本文考察行政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与行政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地区间的文化差距如何影响从属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本文最为紧密相关的文献之一是高翔和龙小宁(2016)。他们以中国汉语方言分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探讨了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如何阻碍与本省主流文化存在冲突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现与本省主流文化距离较远地级市的人均GDP会显著低于其他城市，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降低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翔和龙小宁(2016)相似的是，本文也探讨了地级市内各县与市中心文化距离的远近如何影响各县的经济发展。不过，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在样本期内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省内各城市与本省主流文化的距离难免与许多经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在省的层面上相对而言比较难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清晰识别文化距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撤地设市实践，参考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相对而言可以进一步在因果关系的层面清晰地识别出文化距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背景；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研究背景

地区行政公署是省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省级政府督促、检查和指导所属县市的工作(付长良，1997)*当前,设立地区行政公署的法律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其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地区行政公署作为派出机构，没有自身独立的财政预算，也没有与之对应的地区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区级政治协商会议*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常会在各地区设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但权限和编制低于地级市的对应机构。。不过，随着地区行政公署在领导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地区的职能和机构编制也相应扩充。大多数地区行政公署后来建立了与其他地方政府类似的一级财政(侯桂红，2016)。地区在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中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职责，也和地级市几乎是同等的(付长良，1997)。

在这种名虚而实实的困扰中，撤地设市改革应运而生。1982至1983年，随着“市管县体制”的推行，地区开始被撤销，其所辖县划归地级市管辖*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肯定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经验。1983年，《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更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实行地、市合并”。。根据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的统计，随后年份中国的地区数量大幅下降。中国的地区数量从1982年底的170个下降到1983年底的138个，再下降到1988年底的113个。

撤地设市的做法有两种。如果已经存在与地区联系密切的地级市，通常做法是撤销地区并将地区所辖部分或所有县划归相应的地级市管辖*如1983年撤销的唐山地区，其所辖的9个县划归之前已设立的地级唐山市管辖(国务院1983年3月3日批准)。。如果地区内存在具有辐射能力的县级市，通常做法是同时撤销地区和该县级市，设立新的地级市，以原县级市的部分或全部行政区域为地级市的市辖区，将地区原先所辖的县划归新设立的地级市管辖*如1983年撤销三明地区和县级三明市，设立地级三明市，并将三明地区的10个县划归三明市管辖(国务院1983年4月28日批准)。。严格地说，“撤地设市”只是对以上做法的简称，而行政规划中没有相关法律概念。一些文献，如余吉祥和沈坤荣(2015)，将其称为“地改市”。这与本文的“撤地设市”是同一件事情。

无论按哪种做法，撤地设市都将改变地区内各县的联系，使各县从松散联盟转变成统一整体。相对于地区对县较虚的管辖来说，地级市对县进行的管辖是实的。按政策的设计，地级市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协调指挥各县的发展，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余吉祥和沈坤荣(2015)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评估了该政策对城市规模的影响。不过，本文并不准备探讨撤地设市政策对整个地级市总体的效果。

本文尝试利用撤地设市政策，探讨文化差异问题对地级市内各县的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在撤地设市以前，地区行政公署对所辖各县级行政单位的管辖能力较弱，各县相对独立地发展自己辖区的经济。撤地设市以后，地级市可以统筹协调所辖各县的经济建设。资源是有限的，在经济竞标赛的背景下，地级市需要决定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在各县如何分配，以便使全地级市总体获得最优的经济发展。在争取地级市的资源时，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县可能会面临某种劣势。

三、数据说明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说明

本文构建了一个1992年至2012年的县级面板数据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使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历年夜间灯光亮度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平均灯光亮度越大，说明该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据来自于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网址为：https://ngdc.noaa.gov/eog/dmsp/downloadV4composites.html。。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县与地级市市中心的文化差异。我们以地级市的市辖区作为市中心。沿用以往文献的做法，如刘毓芸等(2017)以及高翔和龙小宁(2016)，本文用各县所通行的汉语方言与所在地级市中心所通行的汉语方言之间的距离来度量文化差异。方言距离越大，说明该县与市中心的文化差异越大。各县及市中心的方言数据来自2012年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关于方言距离的计算，本文参考了三篇文献的做法，分别是Fearon(2003)、Spolaore & Wacziarg(2009)以及Melitz & Toubal(2014)。

表1 变量统计描述

撤地设市的年份通过查找官方公布的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确定。各县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是通过计算两地的经纬度得来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采用的指标是1992年的夜间灯光亮度。初始人口密度、初始非农户籍人口占比、初始老龄化水平和初始农业就业占比数据来源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及历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数据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各县夜间灯光亮度的均值为2.01。灯光亮度的取值范围为0至63。本文所用灯光数据远远没有达到设计的极值，可以避免在使用灯光数据时可能存在取值封顶问题(王贤彬等，2017)。

(二)实证模型

本文利用撤地设市自然实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基于县级面板数据来识别在撤地设市之后，文化差异对于地级市内各县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为了识别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倍差法(DID)来进行实证识别。

使用倍差法作为识别策略的最重要假设就是共同趋势，即与市中心文化差异程度不同的县有着相同的经济发展趋势。本文在描绘共同趋势时控制了县级固定效应，结果如图1所示。在撤地设市之前，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方言距离为0的县的组别，和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方言距离不为0的县的组别有着基本一致的经济发展趋势。而在撤地设市之后，两组样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的差距，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方言距离为0的县经济发展得更快了。

图1 各县按方言与市中心是否一致分组的平均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实证分析的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Yct=βadjustc*postt+γXct+δc+θt+εct

(1)

其中，下标c代表的是各个县，下标t代表的是年份，Yct代表的是年平均灯光亮度。Xct为控制变量矩阵，γ为相应的控制变量系数向量。δc代表的是县级固定效应，用来吸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但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县级层面的因素。θt代表的是年份固定效应，用来吸收在某一年可能影响所有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因素。εct代表的是误差项。

核心解释变量adjustc*postt代表的是方言距离与撤地设市的交互项。撤地设市取1表明该县已经历过撤地设市，否则为0。方言距离用于将所有经过撤地设市调整的县进行划分，衡量各县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文化差异。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和异质性，我们将标准误聚合到县级层面上。

在方程(1)的基础上，本文还控制了各县到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各县初始人口密度、初始非农户籍人口占比、初始老龄化水平和初始农业就业占比等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基本结果

本文采用倍差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在基础回归的样本选择上，本文只保留了1993年至2012年期间的撤地设市样本。同时，我们去除了自治县和县级市样本，因为县级市和自治县可能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县的影响因素。表2报告了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本文的猜想是在撤地设市之后，除了优先发展的市中心之外，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由于具有溢出效应，可能会被分配到较多资源进行经济发展，而相比之下，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可能被分配到的资源较少，经济发展速度会相对较慢。

表2 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是聚合到县的标准误，*p<0.10,**p<0.05,***p<0.01。

从第(1)列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与市中心文化距离和撤地设市的交互项系数为-0.80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时，相较于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经济发展得要更快。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想，文化差异会影响区域的协调发展。国家在考虑行政区划调整时，如果要考虑到区域的协调发展，那么应该要注意到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第(2)列控制了各县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在撤地设市之后，如果该县与优先发展的市中心地理距离更近，那么相互之间贸易的机会更多，交易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县的经济发展。而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较远，交易成本更高，贸易机会也较少，经济发展可能会相对落后。从第(2)列可以看到，各县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的系数为-0.04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相较于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地理距离较大的县来说，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地理距离较小的县经济发展得更快。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说明在回归中控制各县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是恰当的，不控制地理距离可能会高估文化差异的影响。

第(3)列控制了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在撤地设市之前，那些使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因素很有可能在撤地设市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为了控制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我们需要控制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从第(3)列可以看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29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相较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来说，在经过撤地设市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在进一步控制了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之后，我们依然发现与市中心的文化差异显著影响着各县的经济发展。

第(4)列控制了各县初始老龄化水平。老龄化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县的人口结构，有可能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劳动人口比例越低，越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老龄化水平也同时反映出各县的生活条件。能够支撑起较高的老龄化水平，说明该县有着较好的设施设备和资源条件。这些因素也能影响该县的经济发展。从第(4)列可以看到初始老龄化水平的系数为0.2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初始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县，在撤地设市之后，经济发展得越快。看来老龄化水平所代表的生活条件在我们的分析中起着主导作用。初始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初始生活条件越优越，撤地设市之后经济发展也越快。值得说明的是，控制初始老龄化水平以后，我们依然发现与市中心文化差异、与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均显著影响着各县的经济发展。

第(5)列控制了初始人口密度、初始非农户籍人口占比、初始农业就业占比等可以反映各县初始禀赋和初始产业结构的一些变量。初始禀赋越高，在撤地设市后可能发展得越好。从第(5)列的系数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仍旧显著为负，这再一次说明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经过撤地设市调整之后，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经济发展速度比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要慢一些。由于后来加入的反映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禀赋的控制变量可能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变量有高度共线性，所以导致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系数变得不显著。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各县与市中心的文化差异显著影响着它们在撤地设市以后的经济发展表现，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在撤地设市以后的经济表现相对较差。同时我们发现，各县到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也显著影响着撤地设市以后各县的经济表现。在控制了各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各县初始人口密度、初始非农户籍人口占比、初始老龄化水平、初始农业就业占比等因素之后，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撤地设市之后，地级市对各县的管理由虚变实，在此过程中，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经济发展确实会受到抑制。

(二)调整文化距离的测度方式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思路，使用汉语方言距离来测度县与地级市市中心之间的文化距离。在文献中主要有三种方法测度方言距离。上文表2中，我们使用Fearon(2003)的公式计算两种方言之间的距离。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Spolaore & Wacziarg(2009)以及Melitz & Toubal(2014)提供的方法计算了方言距离。相应的结果报告在表3的前两列。我们发现，使用Spolaore & Wacziarg(2009)或Melitz & Toubal(2014)的方法测度文化距离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在撤地设市之后，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经济表现确实相对较差。

表3 稳健性检验

注：括号内是聚合到县的标准误，*p<0.10,**p<0.05,***p<0.01。

(三)区分官话区和非官话区样本

中国汉语方言有统一和分歧两个方面，首先可以分为官话区和非官话区。正如李荣在1987版《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强调的，“汉语方言中最重要的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以北和西南各省区的广大地区，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从昆明到哈尔滨，相距几千公里，官话方言的一致性很高，通话没有困难”。然而，非官话区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相互通话的难度较高。因而，我们尝试根据市中心的汉语方言将样本区分为官话区和非官话区，考察文化距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两个样本中是否存在异质性。

表3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报告了官话区样本和非官话区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官话区还是非官话区，与地级市市中心的文化差异均对地级市所属县的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不过，这种负面影响只在官话区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从数值上看，文化差异与撤地设市的交乘项系数在官话区样本的回归中明显较大。看来总体样本的结果主要是由官话区样本驱动的。

为什么与市中心的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出现在官话区呢？也许与官话区具有更一致的文化有关。在习惯了统一的文化之后，细微的分歧更容易引起合作中的障碍。因而，官话区的一个县如果跟地级市的市中心方言存在差异，这种方言差异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很可能会严重阻碍这个县与市中心的经济社会交流，进而使该县在经济发展中受到更大的阻碍。而非官话区的民众早已习惯了与不一样文化的群体往来，文化差异对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一发现也刚好排除了方言作为沟通工具影响经济往来的机制。毕竟官话区内的各种方言相互通话没有困难，我们观察到的方言差异对经济的影响应该主要源于文化符号的影响。在当今中国，方言也许主要是一种文化符号，而不仅仅是沟通工具。

(四)包含县级市和自治县样本的分析

为了增加实证分析中样本同质性，我们在基本回归分析中只保留了县的样本，删除了县级市和自治县的样本。为了进一步确认本文实证发现的稳健性，我们也尝试了包含县级市和自治县样本的实证分析。表3的第(5)列报告了县级市和自治县样本的回归分析。在补充了县级市和自治县样本之后，回归分析的样本量从9 160增加到12 920。而最主要的实证发现依然存在，文化上距离地级市市中心较远的县(县级市、自治县)在撤地设市之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这一发现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五)事件分析法

在进行撤地设市调整之后，各县之间的交易会更加频繁，交流也会更加多，但是经济的发展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为了进一步分析撤地设市对与市中心文化差异程度不一样的县的影响，我们对参考事件分析法的思路进行了分析。我们设置了11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当前年份是否在撤地设市后1至10年以及大于10年，将这11个虚拟变量与方言距离组合成交互项，其他控制变量同表2第(5)列。表4报告了基于事件分析法的结果。

表4 事件分析法回归结果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与县固定效应。括号内是聚合到县的标准误，*p<0.10,**p<0.05,***p<0.01。

我们发现，文化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在撤地设市一开始几年内，相较于撤地设市之前是不显著的，但在七八年之后，会逐渐加强。综合表4来看，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毕竟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企业和个人进行经济安排都需要时间，撤地设市之后与市中心文化差异程度不同的县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经济绩效。不过，表4的实证结果同时告诉我们，各县的经济表现差异一旦出现就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不太可能短期内消失。

(六)安慰剂检验

为了考察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否源于随机因素，我们参考了文献惯例进行了安慰剂检验。第一步，我们对实行撤地设市的时间进行随机分配。具体做法是，先整理出在1993至2012年之间经过了撤地设市调整的所有地级市，总共78个地级市，在这78个撤地设市的年份中有放回地随机抽取78个年份分配给各地级市。第二步，我们对文化距离进行随机分配。具体做法是，整理出样本县，总共有473个县，每个县都有一个与市中心文化距离的数值。在这473个与市中心的文化距离中有放回地随机抽取473次分配给每个县。第三步，将前面两步随机抽样得到的变量合并到数据集中，进行与表2第(5)列一致的回归分析。

对以上三步进行1 000次操作，我们得到了1 000个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图2展示了这1 000个回归系数的分布，并与我们用真实数据回归得到的系数进行比较。安慰剂检验得到的系数的分布均值接近于0，标准差为0.173，表明随机构建的撤地设市实验并没有显著的效果。与真实数据得到的回归系数(-0.433)相比，这1 000次随机抽样中回归系数小于真实数据的回归系数的只有9次，概率小于1%。因此我们相信，本文的主要实证发现似乎不是源于随机因素。

图2 安慰剂检验

五、机制分析

在上述的回归分析中，本文发现文化差异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在经过撤地设市的调整后，相比于与所在地级市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经济发展速度，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接下来，我们尝试进一步探讨以上影响的发生机制。在撤地设市之前，地区行政公署对于各个县的约束力很小，资源利用不充分，地区管理县也存在手续多且复杂的问题，县级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在撤地设市之后，地级市直接管理各个区县，对于各县而言，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地级市市政府对于各县的约束力大大加强，地级市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税收、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更多的空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各县在撤地设市前后可能对其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

表5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是聚合到县的标准误，*p<0.10,**p<0.05,***p<0.01。我们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度量财政支出，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来度量税收收入，用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度量居民储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来度量工业发展。

一是在经过撤地设市的调整之后，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地级市的市中心，会被优先发展，受到地级市的大力支持，得到足够多的资源，形成中心城市。而在这之后，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也可能会受到优先发展，在财政支出上和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大的县相比，会受到地级市更多的支持，从而财政支出的增多会使得经济更快地发展。二是在经过撤地设市的调整之后，地级市在税收分配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税收作为县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分配给县越多，越有利于县的经济发展，而与市中心文化差异较小的县有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三是在经过撤地设市调整之后，地级市在立法和决策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在招商引资方面会具有更大的优势，而与市中心文化差异更小的县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得到更多的投资，从而大大增加了工业的产值，带动经济的发展。四是在经过撤地设市调整之后，地级市在城市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有更大的优势，从而给居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和储蓄，进而推动县的经济发展。

表5报告了基于以上四个可能的机制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撤地设市以后，与市中心文化差距较大的县在财政支出和工业发展方面都相对落后于与市中心文化差距较小的县。同时，在税收收入和居民储蓄方面，我们没有发现显著的影响。由此看来，撤地设市以后地级市在协调各县的发展时,是通过控制各县的财政支出和工业发展布局使得那些与市中心文化差距较大的县发展相对落后的。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时，如果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我们应该关注地区间的文化差异。

六、结论性评述

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差异可能是一个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理论表明地级市可能会有意减少在那些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县的资源投入，进而使得地级市内各县之间出现不平衡发展。接着，基于撤地设市的自然实验，我们利用倍差法检验了文化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发现和理论预期一致。撤地设市以后，地级市对所属各县的管理由虚变实，可以更好地统一安排各县的经济建设。与市中心文化距离较远的县在撤地设市以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与市中心文化距离较近的县而言变慢了。控制了各县与地级市市中心的地理距离、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禀赋等因素之后，以上结论依然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调整文化距离的测度方式以及将样本范围从县扩展到包含县级市和自治县，发现以上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除此之外，本文还试图从财政支出、税收收入、工业发展、居民储蓄四方面去探讨文化差异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其中财政支出与来自地级市的转移支付关系密切，税收收入主要取决于当前的经济状况，工业发展与各县自身条件和地级市的工业布局均密切相关，居民储蓄主要源于原先的经济积累。我们发现，在撤地设市之后，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县在财政支出与工业发展两方面都相对文化上距离市中心较近的县落后了。但是，在税收收入和居民储蓄方面，与市中心的文化距离似乎没有对各县造成影响。由此看来，地级市是通过财政支出和工业发展两个渠道影响所属各县的经济发展的。

当前，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提示我们，在设计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地区间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