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青春
——漂泊状态中的求学边缘群体

⊙李 云[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人们习惯将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统称为“80后”，这个称呼其实与以韩寒为主的一代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集体亮相文坛有关，韩寒等人亦被作为检视“80后”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要参照。但随着“80后”全面走入社会，韩寒等人在声名和财富上都脱颖而出，我们越来越注意到“80后”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整合性的群体，大量籍籍无名者甚至失败者隐匿在各种叙述想象、关注追捧和争议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翔新出版的小说《夜雪》可以说为我们打开了“80后”的另一些面向。在创作手记中，他写道：“‘在路上’，尽管落魄流离，却没有耗尽青春的热血和诗意。这是我的青春手记。我希望这也是我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年漂泊着的年轻人，写下的一份精神传记。”①“漂泊”是理解王翔书写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我们理解《夜雪》的一个最好视角，因为“漂泊”被处理为《夜雪》所涉及的“我”称之为“求学边缘群体”的一批青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希望通过国家统一的硕士、博士招生考试进入到大学继续深造，但因为考试失败而被排除在校园之外，为改变自身境遇或在学术中寻求安身立命，他们选择聚集在著名高校周边的廉价出租房和地下室继续准备考试，直到最终被学院接纳或者绝望离开。借助小说文本，笔者试图讨论的是：求学边缘群体是如何产生的？求学这一行为如何导致“边缘”和“漂泊”？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漂泊”作为当下整整一代青年挥之不去的命运？对这些问题的清理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建立起青年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一、升学与就业：漂泊的理由与真相

《夜雪》一开始就写到几个在著名学府“燕大”附近出没的青年：薛真原在家乡一所中学教书，不堪忍受平淡的生活和陈腐的中学教育体制而来北京预备考研；小刀曾是早慧的文学少年，数次退学，因热爱诗歌选择四处流浪，“燕大”是小刀停留的一站；老三则是众多应届考研的落榜者，忙于参加考研辅导班组织的复习之外，还与高中同学谈上了恋爱，对于即将再度到来的考研有临刑似的恐惧。“燕大”的原型明显是北大，薛真、小刀、老三这样在北大活动的青年学生再寻常不过，北大教授钱理群数次提到过这个现象：“1994年春节（那是二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住在北大附近‘蹭课’的未注册的‘旁听生’，我称之为‘精神流浪汉’。这构成了北大风景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其中一位来自贵州的偷听生的小说，并在《编后记》里特地介绍，称为‘北平拉丁区的居民’。我在文章里则谈到1949年以后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这一传统中断了，直到改革开放，允许人口流动以后才得以恢复。”在钱理群这里，精神流浪汉象征着大学教育的某种特殊价值：“精神的超物质的追求是处于人的本性，当大多数人趋向物质的享受（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会有人做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但正如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样一来，其实 “把精神流浪汉的生活理想化、浪漫化了”②。比如在《夜雪》里，薛真、小刀和老三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北大混迹者，前者身上的确有钱理群所讲到的那种对精神和梦想的强烈渴求，但这种追索在后者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老三蹭课旁听很可能最终只是为“考研”这一终极目标服务，并且这一行为并不指向崇高的学术理想，更多则意味着一张文凭。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薛真、小刀这类精神流浪汉已经越来越少，老三这样的“考研专业户”或“北大钉子户”却始终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群体。“老三们”的大量出现实际折射了高等教育的变迁以及青年就业问题的现状，也为我们考察整个求学边缘群体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路径。

众所周知，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高考制度在“文革”时期一度中断和更改，直到1977年国务院批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才恢复高考。当年570万人报考，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部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研究生录取工作。“文革”后的高等学校实行国家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1998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提出一份《关于启动中国经济的有效途径——扩大高校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认为在当时经济气氛差，汽车、房屋消费都不容易启动的情况下，扩大高校招生将是一个国家投资少、刺激内需大，又能实现群众迫切愿望的措施，除了每年可拉动1000亿元左右投资与最终消费外，还可使每年一至两百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市场，4年内给下岗职工腾出500万-600万个工作机会，减少1/3的失业人数。1999年教育部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199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115.6万人，在校生人数为643万人，研究生教育招生7.2万人，在校研究生15万人，博士研究生5万人。③经过数年的发展，2012年的数据为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88.8万人，在校生2391.3万人，毕业生624.7万人，研究生教育招生59.0万人，在学研究生172.0万人，毕业生48.6万人。④而在高校扩招之前，实行多年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也在1997年由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所取代。“扩招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了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要，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大学生的就业难。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338人，2006年为413万人，就业形势严峻。”⑤

青年的就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约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些知青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又全部回到城市，加上当时每年新增的300万适龄就业人口，城市的就业压力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决定》说:“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明确指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调整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说明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消除干部、群众和待业青年的思想顾虑,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⑥大批未能参与或通过高考的待业青年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改变了个人命运。近年来除了在高校专业设置方面进行干预和控制之外，政府也有意识引导青年自主创业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然而，随着青年职业期待的提高，“收入较高的职位同时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技能。这就促使今天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学校自费深造。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良好的教育是获得未来理想职业的敲门砖”⑦。

应该说，对于大部分求学边缘群体来讲，这才是流浪在各著名学府最现实也是最无奈的一个动机。越来越多的青年自愿或者不自愿地选择考研考博或者再考研再考博，实际都是被迫承担教育产业化结果的“被抛弃者”。

二、求学边缘群体：空间与身份认同

加入到求学边缘群体的漂泊之中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考试的压力、经济的困顿、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无法预知的未来都与这些青年以往相对稳定的校园生活和工作环境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教育经历和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与通常的“底层”有很大的差异，这也很容易导致他们在主体认同和身份归属上的模糊。如何明晰化这些青年在非应届求学阶段的真实处境，从《夜雪》所描绘的具像空间入手是一个有效的视角。因为空间“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阶级的区分不得不铭刻在空间的区分之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也开始泾渭分明：彼此隔离的空间禁令和穿透，都会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在此，每个空间都在塑造人的习性，都在划定人的范围，都具备一种控制能力，都在暗示着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每个空间也是权力和财富的景观展示，它们怀抱着实用之外的象征目的”⑧。

薛真起初租住在“京郊一所学校外面的居民区”，“街道不过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旁的平房连成一片。他们大多是房主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小单间，有的开了个窗，用根铁管通上暖气。有的仅可容身，墙缝间还会透进冷风，然而都住满了人。这些多是从外地来考试的学生。由于“大学扩招，工作难找，这单生意将很长久”，“靠房吃饭的人迅速多了起来。这条满是垃圾、啤酒瓶和家狗的街竟很有了点寸土寸金的感觉。再简陋的房间，只要砌成了，就总有灰头土脸的学生搬进来”⑨。这种鱼龙混杂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很有点非法聚集地的意味，事实上死亡、群架斗殴、醉酒也的确经常在这条街上上演。因此，活动在这其中的流动人口无论其自我指认是学生、艺术家、乐手都被视作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受到严密的监控和约束，检查暂住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暂住证制度起源于深圳，为有效管理外来人口和约束社会治安，深圳通过办证的方式使外来人口拥有了暂时居住的权利和一个身份，后来暂住证制度流传开来。暂住证是特定时期的人口管理方式，目前不少地区已取消暂住证，由居住证代替，仍推行暂住证制度的城市有北京，上海（临时居住证）等城市。在薛真所住的这条街，警察挨家挨户查暂住证已是家常便饭，“暂住证这个名目薛真也是从周围哥们那弄懂的。据说没有这个宝贝，被逮着后警察就直接把人扔到昌平筛沙子去。一个月几十块钱。胆子小点的办一个，就算有了做良民的资格。在外头混惯了的则是能躲就躲。房东也怕惹麻烦，于是每有消息就通知住户。没证件的只好在外面晃荡，晃到十一二点，算着警察也该收工了，才敢慢慢摸回来。”⑩缺乏暂助证的薛真等人缺乏的是合法居留北京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接近于类似打工者一类的“可怜的人”，即都处于一个不被社会认可的位置。所以，这条街的狭长阴暗和房间的种种不堪与相距不远的庄严美丽井然有序的校园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实际暗示着薛真等青年被隔离在正常的社会空间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每次在“燕大”蹭完课后，薛真先是和“燕大”的学生一起走出教室，经过三角地，等他们走入灯火通明的宿舍，薛真还要继续走出校门，过街过桥走进胡同才能到达他的房间。关键这样的生活也并不长久，很快，“薛真居住的那条街很快就要被拆掉了。燕大准备大兴土木，整条街都满是断壁残垣”，薛真不得不转换了住处，等再过一段时间，“燕大的扩建工程已经初具规模。西门外的酒吧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宿舍的地基。老城府路只有在相片上才看得见了。整条街一片荒芜，只有高大的树影还依稀有着以前的样子。南门外有人拉起条幅，抗议燕大的扩建。条幅后是一片废墟。路过的每个人都匆匆忙忙”[11]。薛真起初对此并不在意，无非是从一条街换到另一条街，表面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那场著名的“非典”来袭。“其时进燕大校园，也需要出示学生证。如薛真般的闲杂人员，自然是没进去的份。薛真沿街转了两圈，找着个有电视的饭馆。这一看，才知道全国上下，已动员起来，要打一场抗击‘非典’的战役。重要举措之一，便是防止人员流动。各个学校都关了门，天之骄子们被充分保护起来。电视上也大量宣传为保护这些花朵，政府如何加大措施，社会上下群策群力……校门关了，到哪吃饭，到哪洗澡呢？望着一墙之隔的燕大，薛真定了定神，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 ”[12]。一边是严厉对待被怀疑最有可能携带非典病毒的流动人口，一边是被重点保护的“天之骄子”和“花儿”，被驱逐和被排挤的屈辱终于让薛真也让所有求学边缘群体认清现实：在考试没有成功之前，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处于流动状态，每个位置都是暂时的，那些关于文学和思想的诗意想象，那个校门之内的空间，通往精英的可能途径都有如海市蜃楼。

三 无根的宿命：整合停滞与强制性恐惧

曾经有法国学者认为“幻想使日常生活充满挫折成为可能：由于所有未来的前途和幸福都依赖外来力量来安排，所以幻想阻碍了本国的首创精神。与一些年长者不同，可以说，绝大多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于贫穷家庭环境的年轻人的幻想完全破灭了。目前，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仍然处于失业状态，前途一片黯淡，这样的事实挑战了前一代的所有人仍然怀有的通过学校和教育获得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希望。”迁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种漂泊，这和我们所讨论的“漂泊”在语境上有太多不同，但整合的停滞和对迁移的“强制性恐惧”又在同为80后的中国青年身上产生某种类似的呼应。

事实上，整合的停滞，在全球化时代伴随某种程度的“历史的终结”是个普遍现象，背后其实是残酷的阶级现实。“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 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 20% ～40% ，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而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则显示，现如今，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 年 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 提高到 62% ，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 33%升至 57% 。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 17 倍。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 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 34 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 与 5.6%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13]。《夜雪》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求学边缘青年，即和薛真等人偶然结识的社会青年沈颠的表弟，在即将摆脱边缘地位的时刻，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今年考上了西部一所学校的研究生。他谈不上聪明。当年考大学就费了很大劲，然而他身无一技之长，读的专业又冷，在社会上也混不开，无法，只好继续读……考研考了三年，今年考上了。复试前一个月，一天夜里，他在校园里走着，遇到一群喝醉的学生，围住他就是一顿打……断了两处肋骨，两处内出血。当夜他报了警……学校的回复是正在调查中。一个月后，他被通知，由于面试未通过，他不能入学” 。和《夜雪》里所有青年一样，王翔并没有对沈颠表弟的家庭背景有任何介绍，但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这只是普通家庭的一个普通孩子，否则不会为改变命运租住条件恶劣的廉价房间，铆足了劲一次又一次地往上考，更不会在遇到冤屈时无处申辩。

正因为《夜雪》里大部分青年都有着类似的身份，我们很难看到其中有成功者，大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新的出路，社会阶层的渐趋固化使这些人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薛真通过书商出版了自己的文字，在中关村租了间房为小孩子免费授课；小刀离开北京一路漂泊到了成都，并经历过那场世纪地震；老三考研终于进了初试，却无缘复试，带着自己患病的女朋友小洁回到了家乡…… 不管他们是否进入学校继续深造，我们都可以判断，漂泊将是他们这一生的常态，地理上的漂泊未必再发生，精神和灵魂的层面则肯定无法避免。书里有许多暗示，比如初尝名利滋味的薛真，在夜晚反省自己的迷失：“他曾与他的时代背道而驰，一个人走向黑夜。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那样活下去，活到老。如今他回来了，得到了名利。我真的得到了吗？”“青春、爱情，还有许多梦，在薛真身体里飘落，又融化。薛真停在往事里，顺着时针的方向，朝未来张望。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比如，对老三这样的归乡青年，王翔表达了这样的顾虑：“考研是一场流行病，传染上的人都有同样的风尘仆仆。想想方脸也挺不容易，三进宫，就是考了三年的意思。三年，已经可以毁掉一个人。薛真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开始雄心壮志地来，然后就一年年颓废起来。最后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到燕大这样的地方来考了几年试的人，要打道回府，再规规矩矩过寻常日子，已经很难了。”尽管“青春的苦难历险”已经在老三的记忆里定格为一种完结的“成长仪式”，但诸如就业难、买房难的现实问题却在他们的人生中才刚刚展开，使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继续处于“无根的状态”。而像小刀这样的叛逆者，更是对长久停留在一种地方过一种生活充满了恐惧，他必须不断出走：“诗歌仿佛是一个祝福，又是一个诅咒。他知道了这个世上的许多秘密，同时有更多的秘密在呼唤他。他退学，流浪，把一切都放弃了。他无法向旁人解释他的选择。他所受到的祝福和诅咒是同一个烙印。他一个人走了”[14]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实现再次进入校园的既定目标，从表面看求学边缘群体最终都会结束人生的例外状态开始新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漂泊的终结，历经改革开放的一代，其实对自身对时代都并不那么确定，就像小说结尾写到的：“雪灾过去了，地震过去了，奥运过去了。薛真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然而他看不清他所身处的时代。他知道无论身在何处，他都无法置身事外。那些叹息和哭泣，那些幻觉，在薛真耳旁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薛真想到了远方，也想起了家。”[15]我们看到这其实不是薛真一个人的困惑，也是王翔或者他试图表现的这一代青年试图逃离却没有找到出口的困惑和局限：究竟是应该“生活在别处”还是寻求某种“不逃往别处的逃离”？

①⑨ ⑩[11][12][14][15]王翔：《夜雪》，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第1—2页，第12页，第 142页，第 185页，第 200、17、201页，第 269页。

②钱理群：《“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我读王翔〈夜雪〉》，《夜雪》，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⑤王义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第212页。

④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2月22日发布。

⑥参见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⑦邵涡阳：《代际视角下的中国青年问题理解：通向美好未来的源泉》，〔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现代化 现代性及其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⑧汪民安：《现代性的巴黎与巴黎的现代性》，〔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二。

[13]潘晓凌：《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决策探索(上半月)》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