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生》中利他主义的社会实验和人性窥视

⊙裴靖文[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自从英国文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勾勒出一个人、环境、社会达到真正和谐的理想社会蓝图，“乌托邦”就成为思想家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乌托邦文学这种叙事文体也由此创立。到了20世纪，随着工业、科技、经济等迅速发展，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逐渐打破了人们最初对乌托邦的幻想，“反乌托邦”文学随之出现。作为乌托邦文学的反面，反乌托邦文学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描绘出科学、技术、物质这些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今已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由此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和物质文明的反思。

在《蚁生》中，作者通过科学技术展示给读者一个和谐安宁的乌托邦社会。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融入了亲情、爱情、友情，让错综复杂的感情在虚拟的社会实验中发生化学变化，把社会和人的命运置于“文革”这样一个封闭而又动荡的时期去思考。小说写了“文革”时期，城里的大量知青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教育，被分配到农场里的一批知青正经历着没有硝烟的战争，整个农场满是钩心斗角、滥用职权的不良风气。为了改变局面，知青颜哲想到了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一笔财产——蚁素，这是从蚂蚁基因中提取出的信息素，具有蚁群稳固的利他主义，也能够使被喷洒了蚁素的人成为利他主义的实践者，这无疑成为变恶为善的最佳工具。为了实现农场的和谐局面，颜哲陆续对全部的人都喷洒了蚁素，人们脸上流露出沉静的幸福感，从此没有了私欲和恶念，争抢着帮助他人。一个理想的利他社会就此建立起来。

然而，这个利他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发人深思，也注定了其乌托邦理想必然破灭的结局。依靠蚁素重建的社会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停滞性，这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与乌托邦有着本质的区别。“桃花源”和乌托邦虽然都是人与环境达到和谐，但前者不涉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无关乎社会制度的统一与完善；后者强调的却是人、环境、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整个社会既面向外界又具有进步性。蚁素表面上是一种技术工具，其实质相当于立法；被喷洒蚁素的人们像蚁群一样分工明确，其实质相当于守法。无论是立法还是守法，都归属于严格的社会制度，但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制度的确立和运行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强制进行的，并且其适用范围仅局限于一个小群体，一旦面对外界清醒的人类就失去了效力。因此，由蚁素控制的社会是封闭的，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的思维只能在这个小群体中运转，除了机械地运作之外没有其他思维能力。一旦人们的思维能力被剥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势必停滞不前。即使蚁素在未来将会从农场这个试验场被运用于整个社会，也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人类的思维将被永远禁锢在单纯的“利他”而无个人意志。这就意味着，完美社会的建立是以自我的丧失为代价的，人仿佛一盘棋中的棋子，既没有自主权也逃不出棋盘的限制，即使赢了这一局也不会对自己和社会产生任何影响。

此外，这个封闭的利他社会既不具备稳定性和持久性，也无法真正摆脱现实的干扰和介入。一方面，利他社会的维持靠的是蚁素，但蚁素有时效性，且每次提炼出的蚁素难以保证完全相同。一旦蚁素的有效期过了，恶就会原形毕露，甚至分别被喷了不同蚁素的人会殊死搏斗，因为不同蚁素发出的信息素会区分出不同的族群，而在蚂蚁社会中，不同族群的蚂蚁视彼此为天敌。可见，当技术被作为改变人性和社会的唯一手段时，人和社会的命运就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发展，这是极其是冒险的，因为一旦技术不稳定，整个社会将走向瘫痪。这种反科学主义的主题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很常见，但“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经常被混淆，“没有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要鼓吹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将科学看作社会发展唯一的动力，反对科学的进步以社会的退步、以人性的蜕化甚至泯灭为代价”①。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是科技至上。另一方面，乌托邦社会也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世界而运转，它需要现实世界中“清醒的上帝”来监督和控制。因此，想要建立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不论是乌托邦文学还是反乌托邦文学，都表达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只不过前者是通过理想来讽刺现实，后者是通过打破幻想来警醒现实。

在小说《蚁生》中，看似完美的利他主义塑造出的只是“理想的社会”而非“理想的人”，建立的也只是“社会的乌托邦”而非“个人的乌托邦”，这实际上就将乌托邦幻灭的根源指向了人性的毁灭。以消灭人的意志、思维、情感、欲望等本性为代价而建立的乌托邦，最终必然走向灭亡。

人性是文学中贯穿始终的主题，科幻小说中的人性探讨则是放在科技幻想这一新奇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无疑给“人性”这一话题蒙上了一层陌生而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将人性置于世界性、全人类的高度进行重新审视。这种将普遍的主题进行新颖的处理的方法就是陌生化的运用，使读者既看到了主题又觉得新奇。

《蚁生》的陌生化运用在于对人性提出了一种假设：若将“善”进行模式化处理并进行推广，能否消除人性之恶？作者用新颖的假设来重新包装人性，拟换了人们经验世界中对人性的简单判断，而是让读者在技术引导的科学世界中重新思考人性。为此，作者让主人公颜哲进行了一场社会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被喷洒了蚁素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遇到困难共同解决，面对福利互相退让，这些在现实世界里梦寐以求的场景虽然发生了，却并不让人欣喜，因为透过善良的表面，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消失。对于“蚁群”而言，他们的思维和情感是蚁素赋予的，是局限在蚁群这个圈子里稳定不变的，是以失去自由意志、欲望，以及对自我主体性的认知为前提的，一切只听从蚁王的指挥。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强制，即表面上是主动的乐善好施，而本质上是被动的压抑，真实本性中钩心斗角、以权谋私这些恶的一面被强制性地遏制了。这就好比用沙子掩盖脚印，一旦风吹过，原来的印迹便一览无余了。而这种由技术强加的“善”必然逃不过模式化的结果，人们就像代码一样按照程序一步步地进行，这时如果把人放在现实社会中，让他们去面对更复杂的情况，模式化的“善”就会不知所措，终究难以适应社会的正常发展。再来看试验场中的蚁王颜哲，他本是一个理性、谨慎的人，有足够的自信做利他社会中“清醒的上帝”，但在实验过程中，他利用男女私情“研究性欲问题、利他基因能否成为获得性遗传的问题等”②。上帝的野心和欲望使他违背道德底线，把清醒变为冷酷，从理性沦为冷血。这一变化颇为讽刺，一个原本善良的人，出于善良的目的将恶人变善，最终自己却没有摆脱欲望的失控。

小说中这些有趣的情节设置不仅将人性陌生化了，也将其问题化了。它促使人们思考，难道消除了自身的劣根性，人类就能变得善良吗？达科·苏恩文在《科幻小说变形记》中提出，科幻小说应该被理解为“认知性陌生化的文学”，即“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③。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陌生化既以人们的经验世界为前提，又消解了人们对经验世界的常规认识。《蚁生》便是如此，既写的是文学中普遍讨论的主题，却又通过陌生化处理，拉开读者与现实的距离来强化人们对人性的认识。

实际上，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其中包括善、恶两面，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组二元对立因素此消彼长，若为了消除恶而压抑人性，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说：“人总应该作为人而完满地生活，并且是根据他的本性，甚至通过社会来生活。那么如果社会把人排除在外，不通过人，不归属于人演变成除人之外的其他什么玩意儿，人同样无法完满地生活。”④追求自由、个性、欲望的满足，这些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利他社会中的和谐局面虽然实现了人人平等，却以平等取代了个性的自由发展；虽然实现了人人善良，却以善良阻碍了人性的发展。这里的人已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小说的最后，一场洪水冲走了一切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假设，也暗示出作者对乌托邦幻想的现实态度。

《蚁生》这部小说看似是一场社会实验，其实是对人性的试验。作者通过利他主义的实践对人性进行重新探讨，这正代表了当代科幻小说的特点，用科幻的话语对当代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蚁生》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延伸至对社会理想的思考，把现实的真实和科学的想象做到水乳交融，新奇的取材指向的是社会真实。

①王建香：《反乌托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②王晋康：《蚁生》，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③〔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④〔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