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德潜格调说及其儒家诗学立场

陈祚

摘 要：“格调”是中国诗学常用的范畴之一。从明清的创作风尚的复古倾向和对经典的深入探讨等方面看来，格调论占据着明清诗学体系的中心地位。沈德潜以格调作为论诗的标准，所以他被视为格调派的代表。同时他的格调论与明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阐述沈德潜的格调说和他的儒家史学立场，探讨他的诗学观念。

关键词：沈德潜；格调说；儒家；诗学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詩学发展的高潮，众多诗学大家对诗歌风貌的构建、诗歌名篇的筛选以及历代诗人的褒贬评价是通过选本而直接体现的，沈德潜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人。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们对沈德潜的定位都是“格调说”来概括成他的诗学理论。

一、汪涌豪先生曾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创作风尚的影响下，文学批评范畴相应地表现出了与之趋同的显著特征，一些概念、范畴被不断提及，并占据体系中心，一些概念、范畴退居二线，由边缘化生存乃至最后被排击和否认，其间起落消长，呈现出大致可依据的有规则的运动。”【1】所以格调论的发展与历史时代息息相关，也和文学的发展潮流有密切联系。那么格调论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世纪来看，在唐以前，主要是一主体诗为主，而诗歌的审美标准则是以“风骨”衡量。中唐之后，诗人偏爱近体诗，而近体诗从其形式特征来看，对平仄、押韵、对仗有规定，因此唐代出现了大量“诗格”类的书，主要是研究诗歌的规则等方面。近体诗也通常以营造意境来抒发感情。明、清时期，诗人不再对古体诗冷漠，而对诗体的编选，推崇高格，这正是格调拍的做法和核心内容。“前代以风骨为核心的古体诗审美范畴和以意境为核心的近体诗范畴不适应明代古体和近体均在诗人心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现实，客观上要求明代诗论家应建立一个超越风骨、意境范畴之上的理论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格调论就这样应运而生。”[2]

二、格调论主要的特征是重视对体制的分析，主要对前代的诗歌创作来总结诗体的体制规范和审美特征，寻求具有本色之美的作品。

沈德潜在编定选本时，强调诗的高“格”。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迈。”薛雪说的“格”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诗的体格，一个是诗的品格。体格，就是不同体式、体制的诗歌具有的特定内涵，“‘体格，强调‘文各有体，得体为佳。”[3]首先格调说重视诗歌的体式规范等外在形式方面。例如沈德潜评杜甫的《短歌行》：上下个五句，复用单句相间，此亦独创之格。（《唐诗别裁》卷七）这首诗共十句，每五句一层，第五句和第十句是单句，这种与一般的歌行体体式不同，所以沈德潜说：“此亦独创之格。”“格”又引申为风格、品格。“品格”反映了作者或作品的精神气度。同时探讨诗歌不仅仅看它的诗歌体式，还要看它的创作风格。

“调”本义为和，常指味或乐的调和，六朝时引入文学批评，有声调、风调、句调、平调、起调、绝调的意思。沈德潜论诗很多时候在声调的意义上使用“调”的，如韩愈《泷吏》曰：“音节气味得之汉人乐府，韩诗中推为别调。”（《唐诗别裁》十卷本卷二）“调”与诗歌的声调有密切关系。又如他评张说《邺都引》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卷五）也表明声调和风格密切相关。

沈德潜的格调说是受了明代七子的影响，他认为诗的意蕴等可以通过格律声调体现出来。他们以古诗格调的摹仿作为入门，将不学古之诗称为野体；他们都认为“通过熟读古代经典作品，体味、辨析作品的格调，会通古人的神情，融洽于心而后流注于手，写出既有自己的创变，又能神似古人的作品”。[4]但是沈德潜对格调派探求的“神似”的理解与前后七子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沈德潜有自己的选诗标准。

三、沈德潜推崇儒家诗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序》这一点上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意，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而归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六诗之旨。”他强调先审宗旨，然后是规格，最后以神韵衡量诗作，追求雅正之风。“审宗旨”的意思就是以儒家传统作为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

沈德潜论诗倡导“格调”，与诗歌的“政教”联系，他高扬“温柔敦厚”的诗教。孔颖达释《礼记·经解》“温柔敦厚”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恉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又释下文“其为人也，温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曰：“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5]此时“温柔敦厚”的诗歌文学应该服务于政治教化、百姓教化。沈德潜除此之外还强调“诗教”。从诗歌的本质出发，把“温柔敦厚”看作根本的价值原则。

正如沈德潜在选钱谦益的时候，遵循的就是“诗教”而不是“政教”原则。沈德潜“所以会产生如此超越，在很大程度上乃得力于他对艺术真谛的感悟和把握。也就是说，他选诗更重视诗歌本身的特性”。[6]由“诗教”出发，沈德潜对钱谦益的政治选择、人品性情，不是简单地给出是非好坏的价值评断而是抱着一种悲悯的态度。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论述道：“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飞风人之旨矣。”在《施觉庵考功集序》云：“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丧，其于诗教日以傎矣。”“言有物”指的是诗歌内容要与政教相关，“原本性情”又要以人伦、日用和国家兴亡相关联。同时又要注意表现方式的温柔敦厚。他以《诗经》为例说：“州吁之乱，庄公致之，而《燕燕》一诗，犹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凯风》之诗，犹云‘莫慰母心。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反对过于直露、尖刻、过分地批判社会，强调文学艺术所特有的抒情审美特征。

沈德潜对儒家的推崇不像某些将儒家诗论当做门面或者理论与批评实践不一致的理论家一样，他对儒家诗论是十分真诚并始终如一的。从早年的《唐诗别裁集》到晚年的《宋金三家诗选》都始终贯穿着儒家诗论，其中，在评选古逸诗、伪诗、民间乐府、明七子时体现出的特色更为显著。他在选录民间乐府时表现出了鲜明的重视诗教的倾向，在《古诗源》中，沈德潜对于乐府诗的选择大多是杂歌谣辞，极力排斥民间情歌，这是因为他痛感儒家诗教精神的衰落，而选的诗歌要能体现道德意义和价值。至于对明七子四大家的选录，沈德潜重点考察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评语中多次出现“实事”“实录”等词语。例如评何景明《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云：“‘英谋密语十四字，是孝宗实录。”（卷四）这些诗歌有的写个人遭遇，有的写政治弊端，有的写民生疾苦，这和《诗经》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在表达方式上也显得委婉含蓄，温柔敦厚。

沈德潜选诗重品格、体格，但又不拘泥于品格和体格上，他还充分考虑诗人的风格上，他引导诗坛后学从鉴赏的角度品味诗歌，感受詩歌的美感，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诗学进行了总结，构建了完善的诗歌史体系，对现代的人们书写文学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 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赵敏利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九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李圣华：《初明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注释：

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2.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3.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4.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5.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6.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