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对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介入与影响（1923-1949）

徐文明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爪哇（印度尼西亚）、安南（越南）等地（统称“南洋”）成为中国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南洋亦积极参与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从1923年中国电影大规模进入南洋市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助推中国电影制片发展，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南洋参与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流变历程，以此展示南洋与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密切关系及多彩的历史景观。

一、文化纽带、市场导向、类型制作：20世纪20年代南洋与中国电影制片发展

电影是一个涵盖艺术、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体。一个国家电影制片的发展史，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南洋与中国电影制片关系的建立，深受当时文化、市场、资本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南洋与中国电影制片关系发展的起步时期。此时，中国电影不仅完成了从短片到长片的过渡，初步尝试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更重要的是进行了电影的市场化探索。《孤儿救祖记》《空谷兰》等卖座影片的出现，让国人认识到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信心和制片热情。但同时，不容回避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电影制片公司多为民营身份，资本储备普遍较为薄弱，加上当时中国本土市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广大内地市场尚未充分开发，因此，中国电影制片公司投资回收渠道相对单一，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亟须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广大海外华侨聚居地的南洋，成为中国电影界惊喜的新发现。1923年，《莲花落》等一批国产故事片被南洋片商引进南洋地区，此后，《孤儿救祖记》等伦理电影再度在南洋市场掀起观影热潮，中国电影界由此成功开辟一个极具潜力的新市场。

事实上，南洋成为中国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并非偶然。南洋与中国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别版图，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明清以来，以福建、广东等地为主的华人为求生存与发展，离开故土，展开了大规模的“下南洋”进程。到20世纪20年代，南洋地区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侨。广大华侨在南洋辛勤打拼，经过长期努力，大多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不少华侨成为当地富商。南洋华侨虽远离祖国，但中华文化特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他们铭记着自己的文化之根。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华侨群体尤其渴望饱览祖国文化艺术，借以纾解自己的思乡之情，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这种语境下，利用现代影像技术展现中国文化精神、叙述中国故事、带有中华文化传统烙印的影片无疑满足了华侨的文化与心理需求。因此，当《莲花落》《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等一批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电影来到南洋后，很快便成为当地华侨的最爱，观看中国电影成为南洋华侨连接与祖国的文化血脉、表达爱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加之长期以来中国与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保持畅通的水路交通和贸易往来，这为中国电影能够长期输送南洋，落地生根提供了便利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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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深层因素，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南洋很快成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不但如此，南洋还参与中国电影制片发展进程。其中，片商群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片商是推动早期中国电影在南洋传播的重要群体，是联系中国电影机构与南洋电影放映机构的重要中介。他们长期往返于上海和南洋之间，或驻扎在上海，所有影片几乎都要经过他们的筛选、购买，最终完成海外传播。因此，他们对中国电影的南洋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在南洋和上海之间从事影片贸易的片商多属于文化商人，他们自身多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深谙南洋华侨的文化心理，又对影片的市场运作和销售颇有心得，因此能够在中国影片的海外贸易过程中游刃有余。

不过，南洋片商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介入中国电影制片过程，而是经历了一个随市场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过程。1923年至1924年左右，桂华山等最早一批南洋片商以拓荒者身份前往上海。他们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将一批优质中国影片输入南洋地区。当时中国的电影公司大多不了解南洋市场的具体状况，因此，往往将影片的整个南洋地区专映权一次性销售给片商，以图尽快回收投资。南洋片商获得《孤儿救祖记》等中国影片的南洋专映权，“一套影片，可以在英、荷、美、法、暹各属映”，由于影片在南洋各地皆获得华侨观众支持，市场反应热烈，一本万利，因此片商从中获利颇丰。

图1.《孤儿救祖记》

自1924年下半年起，情况有所变化。此时，随着中国电影在南洋获得市场欢迎，南洋从事中国影片贸易的公司逐渐增多，各公司间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电影制片机构也对南洋市场潜力有更清楚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南洋电影公司为抢占市场先机，获得优质片源，纷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派驻购片商，借此密切跟踪中国电影制片动态，获取市场优质影片。此时，南洋电影公司不再局限于购买已经拍摄完毕的成片，而是实时关注中国电影制片动态，并通过预定热点影片等方式直接参与中国电影制片发展。以西游题材影片《盘丝洞》的制作为例，1926年，上海影戏公司决定投资拍摄《盘丝洞》，并为该片配备了精兵强将，但杜宇亲任导演，殷明珠领衔主演。《盘丝洞》投拍后，南洋片商即预估到该片的市场潜力，纷纷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便预购南洋专映权，如在新加坡所属的英属殖民地，南洋影片公司以一万四千元高价购得该片专映权，并预付上海影戏公司四千元定金，明确要求该公司必须在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前交片，以便该片能于1927年春节期间在南洋上映，如果延迟交片则由上海影戏公司负责。双方签订协议后，南洋影片公司自1926年11月起便在南洋报纸上刊登《盘丝洞》广告，广为宣传。上海影戏公司获得片商定金后，也在明确的责权利制约下，以较认真的制作态度和一流的效率完成影片。最终，《盘丝洞》整体质素一流，该片1927年春节期间在中国内地和南洋等地首映，“各影院连卖满座，南洋一带也争购拷贝。这一部片子，使杜宇夫妇赢得了五万元的盈余，在那时是很大的利润了”。《盘丝洞》在南洋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仅以新加坡为例，该片原拟春节期间在新加坡曼舞罗大戏院上映一周，但因观众反响非常热烈，故在该戏院延长放映一周，累计放映两周之久。在南洋其他地区，《盘丝洞》也获得热烈欢迎。南洋片商预购《盘丝洞》放映权及明确规定交片期限，为《盘丝洞》的制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规划了较明确的制作周期，该片最终为上海影戏公司和南洋片商带来了双赢，堪称20世纪20年代南洋影响中国电影制片的一个典型实例。

图2.《盘丝洞》

从1926年起，随着中国电影在南洋的持续热映，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面对南洋观众强烈的观影热情，越来越多的南洋片商为更便捷地获得潜力影片，已不满足于预购影片与争夺影片放映权，而是直接投身电影制片领域，通过投资、合拍、定制等方式和中国电影制片公司合作，双方共同出品符合南洋观众欣赏趣味的影片。

工程木协会(APA)也具有国际影响力。其在中国台湾、墨西哥城、上海和东京设有办事处，提供出口促销和市场准入计划。

在南洋片商直接介入中国电影制片的过程中，他们的兴趣始终聚焦于那些能被广大华侨观众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与题材。古装片的大规模兴起就是中国电影界和南洋片商合作的直接产物。1926年起，随着南洋观众对时装片样式日益熟悉，市场需要新的影片激发观众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取材中国民间传说、弹词、古典文学，讲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同时采用现代电影技术呈现别样奇观的古装稗史片、神怪片应运而生。此类影片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又有颇具奇观性的视觉元素，极大地满足了南洋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因此，南洋片商加大与中国电影制片机构的合作力度，将古装稗史片与神怪片作为创作重点，助推中国影坛掀起古装稗史片、神怪片的热潮。

①苏秋生.国产电影在南洋[J].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1930(1).

南洋片商不仅投资拍摄三国题材影片，他们对取材西游、封神演义等神怪故事的神怪片也情有独钟。由于西游、封神演义故事在南洋民间妇孺皆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市场风险较低，因此，在1927-1928年间，南洋片商与中国电影制片公司进行了更深入合作，广泛采用合拍、定制等方式拍摄古装神怪影片。1927年，印度尼西亚爪哇青年贸易公司（the young men’s trading corporation）与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合组天一青年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四十万元。天一青年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前，邵醉翁主导的天一影片公司即以拍摄大众化的通俗影片见长，而陈毕霖任经理的爪哇青年贸易公司则在荷属殖民地爪哇等地从事贸易，资金实力较强，在当地拥有较完善的影片发行放映网络，加上邵醉翁的弟弟邵仁枚、邵逸夫在马来西亚等英属殖民地建立的影片发行网络，使得天一青年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既有较强劲的通俗影片制作能力，又在南洋掌握了较丰富的影片放映渠道。这种制作、发行、放映一体化的强强联合模式，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公司成立后，天一青年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当家女明星胡蝶为主角，以较高的效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连续拍摄了《女儿国》《铁扇公主》等一系列古装神怪电影，成为中国古装神怪片制作的大本营。公司出品的古装神怪片取材中国神怪故事，制作上着力突出戏剧性和奇观性，摄制组多次赴苏州、杭州等文化风景名胜拍摄外景，借以满足南洋观众追求新奇的观赏口味。此外，公司还代理《大战金钱豹》《女儿国》《铁扇公主》等片的南洋销售，为影片在南洋各地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天一青年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这种以古装神怪片为核心，广泛涉猎电影制片、发行的电影生产模式，为早期中国电影与南洋的合作制片积累了经验，推动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

图3.《火烧红莲寺》

长期的影片销售实践，使20世纪20年代的南洋片商对当地观众的欣赏趣味颇为熟悉。当时，南洋华侨观众主要以商人、劳工群体及妇孺为主，知识教育水平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以青年影片公司为代表的南洋片商根据观众的欣赏趣味，有针对性地在中国投资通俗影片，这种高度基于文化与市场需求的制片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制片发展。除天一青年影片有限公司外，一批拥有深厚南洋背景，专门致力于古装神怪片生产的公司应运而生。1927年，南洋华侨巨商钱康侯成立元元影片公司，着力搜罗戏剧界及电影界名人，专门摄制古装神怪影片，元元影片公司成立后，很快和天一影片公司展开合作，由其代摄《唐皇游地府》等神怪影片，影片在南洋很受观众欢迎。同样在1927年，来自南洋的富商沈克福为获得稳定片源，与沪商合组合群影片公司。该公司集资五万元，专门拍摄具有市场潜力的古装影片。作为由南洋富商投资的制片公司，合群影片公司资金实力较为雄厚，但缺乏专业导演和制作班底。基于此，公司采取和上海本土电影公司合作出片的制片模式。在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名导演任矜苹人脉广泛，市场运作经验丰富，其执导的《新人的家庭》等片颇为卖座，因此，合群影片公司成立后，即与任矜苹开办的上海新人影片公司订立合作契约，聘请任矜苹担任制片总监。合群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的首部作品为取材《西游记》的《猪八戒大闹流沙河》，影片由洪济导演，合群影片公司创立人沈克福亲自上阵，饰演片中沙和尚一角。影片在苏州等地拍摄外景，将太湖作为片中流沙河背景，融喜剧、动作与视觉奇观于一炉。该片制作完毕后，南洋市场销售成绩颇佳，英属、荷属、暹逻、安南等地的专映权均成功售出。在《猪八戒大闹流沙河》赢得市场成功后，合群影片公司和新人影片公司继续展开合作，以合群公司投资，新人公司提供创作班底的方式，共同制作完成了《方世玉打擂台》等一系列带有传奇色彩的通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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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直接参与影片制作外，南洋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市场，还深刻影响早期中国制片公司的制片规划与市场预期。为开拓南洋市场，不少中国电影公司在制片实践中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考虑南洋市场实际情况，将南洋市场需求作为制片指针。例如，1926年，上海神州影片公司专门派导演郑益滋赴南洋考察，了解南洋市场及华侨观众需求。郑益滋归国后，受命拍摄了影片《上海之夜》。他在谈及自己导演该片的原因时，明确指出源自公司对南洋市场的期待：“客腊岁暮余衔公司命，赴南洋各埠，考察侨胞对于国产影片之概况，费时三月有余，乃知该地侨胞大半经商，工余之暇，亦未必尽嗜电影，是以欧美影片，开映虽多，而华人观者则甚少，国产片之所以能受欢迎，则大半为爱国心所鼓励，盖侨胞离国既久，未有不渴慕故国之风土人情者，然而重洋万里，修阻云山，则惟有藉影片以消其渴忱……今春返沪，公司以我有南洋之行，当知彼地观众心之所好，坚以导演一职相属，适顾君肯夫编《上海之夜》一剧，以言艺术固不足，通俗则有余，尽我力之所能，勉竣其事。”此外，1926年神州影片公司应南洋侨胞要求，还拍摄了一部名为《神州制片写真》的新闻短片，该片“系应南洋侨胞方面之要求而制者，完全拆穿电影事业之西洋镜，关于布景之搭架，道具之布置，化装之手续，表演之情形，摄法之解剖，应有尽有，其余洗片、晾片、印片、接片、映片诸手续以及各种机构之内容一一俱全。”影片向南洋观众全方位介绍电影生产的奥秘，在新加坡等地以《神州写真》的片名广泛放映。

二、明星元素、类型推动、市场引领：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洋对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在探索中持续前行，中国电影历经有声电影问世、孤岛时期古装电影复苏、抗战电影蓬勃发展、战后电影佳作频出等多元发展。在充满变革的年代，南洋虽远离中国国土，但仍对中国电影制片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武侠片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种重要类型。以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神怪片在南洋掀起热潮。《火烧红莲寺》第一、二集在南洋放映后，片中的武术元素引起南洋观众浓厚兴趣。南洋人士曾致函明星影片公司“恳请将红莲寺续摄三集、俾南洋侨胞、于武侠片多所寓目、并可发扬国术”，市场的积极反馈，推动南洋片商高度关注武侠电影动向，他们除积极购买影片外，还根据当地观众喜好，强力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制片。例如，南洋片商直接影响武侠电影的明星阵容。友联影片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曾拍摄《荒江女侠》系列电影，武侠女明星范雪朋在该片中扮演侠女宋彩凤一角。据范雪朋本人记述，她之所以参演《荒江女侠》，源于南洋片商的专门指定：“《荒江女侠》主角是徐琴芳，本来没有我的戏，可是自从拍摄《儿女英雄》之后，南洋观众对我的印象很好，南洋片商一定要我出现在《荒江女侠》片中，这样才在故事里添了宋彩凤角色。南洋片商能操纵影片公司的剧本的内容，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除范雪朋外，月明影片公司的女明星邬丽珠也是深受南洋观众喜爱的武侠女星，由她主演的武侠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广受欢迎，“他们的脑海中，深印着的是邬丽珠、范雪朋”，因此，月明影片公司响应市场需求，接连出品了一系列由邬丽珠主演的武侠影片。

图4.《三星伴月》

有声电影的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重要事件。1931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由胡蝶主演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该片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有声电影，吸引了南洋片商的注目。上海远东公司代表菲律宾片商，以一万八千元的高价竞买该地区的专映权（“明星”原定价为一万四千元）。青年公司以一万六千元价格购得该片荷属（现印度尼西亚）地区的专映权。《歌女红牡丹》被吧城青年公司购得荷属专映权后，先在泗水试演，观众达五百人，均表满意，影片此后被安排在吧城著名的阿里安影院放映。《歌女红牡丹》在南洋地区获得的高额销售收入，让当时的中国电影界羡慕不已，一时传为美谈，上海电影同业中一度流行着“‘明星’而今真是身（声）价十倍了！”的感叹。明星影片公司有声电影作品在南洋市场获得的成功，给当时的中国电影界注入了强心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有声电影的制作与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南洋地区国语教育日见普及，南洋观众对国语的接受和掌握程度有所提升，国语电影在南洋获得发展契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洋华侨对祖国的抗战局势颇为关注，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国语电影也在南洋获得观众的广泛关注。孤岛时期，中国制作了《木兰从军》《明末遗恨》等一批取材于中国古代故事、深蕴爱国思想的国语古装电影。南洋华侨对这批来自祖国的古装电影表现出高昂热情。影片在南洋地区销售极为火爆。仅就版权费而言，战前一部普通中国影片，南洋版权每部不过三千元左右，到1940年初，热门国语古装片的价格已涨至三万元，《西施》《王宝钏》两部古装片的南洋拷贝售价更是高达四万元。南洋片商以深切的诚意专程赴上海选购古装电影佳作。如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昌耀成立“新加坡影片公司”后，专程派员到上海高价购买《西施》《红线盗盒》《岳飞》等片。此后，胡耀昌又以高价购得金星影片公司处女作《李香君》的英属映权。此类饱含爱国思想的古装片在南洋售出高价，凸显华侨片商与观众的爱国热情，推动华侨的文化认同，也给中国电影制片机构增强了信心。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国语歌唱电影在中国影坛异军突起，并很快输出到南洋。早在2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已经有了长足发展，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等歌曲风靡一时。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巡回演出，黎明晖等歌舞团员的表演获得广泛好评。3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涌现出以周璇为代表的一批歌星与影星。以此为基础，中国出品了一批融合电影明星与歌唱元素的歌唱电影。此类影片配有优美动听的歌曲，带给观众美的感受。出演歌唱电影的影星、歌星获得南洋观众的热烈追捧，周璇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位。“周璇在《三星伴月》片中所唱的《何日君再来》一歌，已成为南洋菲列滨、爪哇、安南等地最流行的中国电影名曲，且有将歌词译为英文的。据说国外凡有华侨足迹的舞场，每晚都有那支歌演奏。周璇风靡了南洋人士，被视为中国最佳的电影歌唱女演员。凡是她主演的歌唱片，戏票早已争购一空，异国人士前欣往赏周璇歌喉者，不在少数。”因为周璇广受南洋观众欢迎，南洋片商争先定购由她主演的歌唱片。1940年2月，新加坡影业公司特约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由其摄制周璇主演的歌唱片《黑天堂》，该片具有较强的南洋色彩，剧情融入南洋华侨为祖国抗战筹赈捐款等内容。周璇在片中演唱《我爱祖国》等三首歌曲。这种明星主演、大量配置歌曲的歌唱片制片趋向，一直延续到战后。1948年，因菲律宾观众特别喜爱歌唱片，导演吴村受菲律宾片商之邀，在上海大同影片公司执导歌唱片《柳浪闻莺》。菲律宾片商要求片中插曲越多越好，在这种制片需求指引下，吴村在《柳浪闻莺》一片中选用了白光、龚秋霞、黄飞然等多位炙手可热的歌星，全片插曲更是创纪录地达到十余支之多。仅白光一人就在片中演唱了《如果没有你》等七首歌曲。当时，一般影片在菲律宾售价约为港币二万余元，而《柳浪闻莺》因符合菲律宾片商和观众口味，在菲律宾售价就高达四万五千元，约合美金一万元，仅此即可回收全部制片成本。《柳浪闻莺》凸显歌唱元素的制片策略，极大满足了南洋观众的口味，该片不仅在菲律宾获得成功，在新加坡也流行一时。影片进入新加坡一流的国泰大戏院放映，票房收入超过《假凤虚凰》，观众对影片故事与十余支歌曲深感兴趣，“星洲歌台均流行白光所唱此片之插曲，而尤其是青年学生们都对白光的靡靡之音更爱好……龚秋霞所唱‘初阳’与‘我们的歌声’两首，唱片亦已倾销一空”。影片在南洋受到的热烈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战后中国电影歌唱片的发展。

图5.《一江春水向东流》

战后，南洋市场对中国其他类型电影创作也产生重要影响，以武打片、间谍片为例，20世纪40年代末时，“国产片的收入仍以南洋为大宗，所以制片人对南洋销路是最注意的……南洋观众现在喜欢看打武、歌唱和苦战，其中打武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有杀人场面，否则予以禁映”。南洋的电影审查禁令，对中国电影制片产生了直接影响，促使中国电影公司谨慎处理动作场面。为规避市场风险，一些原本准备开拍的影片也被迫放弃，如王引原本要拍摄的影片《夜袭黑龙会》因动作内容严重触及南洋禁令，最终被迫停拍。

特别值得书写的是，南洋战后还参与中国抗战题材影片制作发展。长期以来，南洋一直是海外华侨的主要聚集地，广大华侨在抗战期间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坚定支持中国抗战，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南洋爱国华侨再度用自己的热情支持中国抗战电影制作。1947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出品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制作之初一度苦于资金短缺。在此情况下，身在新加坡的进步人士唐瑜慷慨解囊，倾力相助。据昆仑影片公司负责人任宗德回忆，唐瑜作为进步文化人士，与夏云瑚、蔡楚生交谊深厚，他在新加坡听闻《一江春水向东流》缺乏拍摄资金的消息，便以预付片款的方式筹集五万美金寄给昆仑影片公司。来自南洋的资金支持，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作解了燃眉之急，导演蔡楚生、郑君里最终联手成功完成该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后，在上海、南洋等地均引起强烈轰动，成为中国影史公认的经典杰作，影片家国同构，美善合一的伦理表达也深获南洋观众的认同。

南洋市场对战后中国电影制片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它不仅表现在助推中国影片类型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上，还表现在影片出口南洋的结算方式和相应的资金回收保障上。当时有文章这样描述南洋对中国电影资金回收的重要程度：“上海的制片业大量收入靠南洋与菲律宾等地的收入，拷贝都要运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各地，因为售金不是照美钞，便是依港币计算，数目相当大，往往出售一地拷贝，可以占制片成本的小半”。南洋对当时中国制片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可为制片机构获得急需的资源。1948年左右，随着国产影片出口日增，影片行销南洋新加坡、爪哇、越南、暹罗、菲律宾等地，备受欢迎，上海输管会为鼓励影片出口，发展海外销路，特别依照《输出品制造原料输入办法》，准许影片业在其出口所得外汇中，额外给一部分所需底片材料及各项设备之输入，但必须在有片出口时办理。影片出口南洋，能为电影公司解决制片急需的底片及设备难题，对中国电影制片业来讲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对战后的小公司而言，能够得到南洋市场的青睐，无疑是颇为重要的。除长江影片公司外，另一位喜剧明星韩兰根的经历也深刻证明了这一点。战后韩兰根主演的《年年如意》一片，事先被南洋片商预购放映权，为了按时交片，赶上新年期间放映，《年年如意》的工作人员在年底“仍在继续摄制，据说该片拷贝已有南洋片商预售，并须限期交片。所以又要大赶特赶了”。南洋对小型公司制片发展与生存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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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南洋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制片成本回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不但文华、昆仑等大公司对南洋市场格外重视，力争影片能够顺利进入南洋市场，而且，那些资金短缺、抵御风险能力孱弱的中小公司对南洋更是倍加重视。由于中小公司多采用自筹资金方式运作，对市场有高度依赖性，因此，他们在电影制片时，往往主动将南洋市场纳入重要考量因素，以图竭力打入南洋市场，将之作为回收成本的重要渠道。这种电影制片、资本回收模式，深刻影响了战后中国中小型电影公司发展。1948年，石挥、白光、张伐、韩非等四大明星合资成立长江影片公司，公司成立后拍摄的首部影片是由上述明星合演的伦理片《人尽可夫》。影片制作过程中，恰逢菲律宾马尼拉亚洲戏院迎来开幕十周年纪念，《人尽可夫》被选中作为该院十周年纪念作。“《人尽可夫》正在摄制，亚洲戏院的小主人就住在国际饭店等着拿拷贝回马尼拉。”面对如此商机，长江影片公司竭力依照菲律宾购片方的要求制作影片。为了能够按时交片，公司全体人员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赶工创作，最终在亚洲戏院十周年纪念活动前推出影片。此外，为获得更高的销售收入，长江影片公司还为该院专门制作了一部预告片：“开头是马尼拉戏院全景，并有人说明，并拍出为十周年纪念之巨献等字样”，结果该片最终售出两千八百美金的高价。《人尽可夫》1948年10月10日在马尼拉献演，制片方最终获得较高利润。

结语

本文按照时间线索，整理了南洋与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若干史实。显然，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并非是在封闭的本土体系内自足发展，而是在以本土资本、市场为主体的基础上，吸纳了包括南洋在内的多重资本与文化力量。南洋作为早期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海外目标市场，在中国电影制片发展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1949年的通俗电影创作，影响了中国电影制片的主导文化价值取向、电影公司的制片规划、电影制片的题材选择、类型发展、资金运作和演员阵容等诸多层面。在早期中国电影资金匮乏、市场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南洋片商、广大华侨对中国电影制片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电影制片的资金困境，使中国电影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海外华侨的文化欣赏需求，推动了广大华侨的文化认同，实现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版图的构建。南洋由此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客观地讲，南洋在介入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过程中也带来若干问题。例如，早期某些中国电影制片机构过度追求南洋的市场效益，过于迎合南洋市场需求，导致中国电影出现创新意识不足、影片文化品位不高、市场投机频现等突出问题。但瑕不掩瑜，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特定语境中，南洋对早期中国制片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仍是主流。对南洋与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关系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华侨对中国电影发展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有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也成为我们了解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复杂性的重要参照。

【注释】

1926年，上海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斥巨资拍摄古装片《美人计》。影片取材《三国志》，场面宏大。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采取严谨的制作态度，在服装、道具、演员配备上均精益求精。该片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取材三国故事的剧情片，吸引了南洋片商的高度关注。南洋影片公司自该片筹拍起，即明确表达投资意向。时任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经理的陆洁在1926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该日宴新加坡南洋公司王雨亭、于新新。王有意投资我方筹拍之《美人计》，条件为英荷属映权归南洋公司。在该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陆洁再次明确记载：南洋片商王雨亭投资《美人计》。南洋影片公司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资金难题。最终，《美人计》整体投资高达12万元，演员阵容庞大，服装、道具制作精良，成为一部公认的大制作、高水准的早期古装电影巨片。该片制作完毕后，在南洋新加坡等地广泛放映，获得不俗反响，为早期中国古装电影制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②郑逸梅.影坛旧闻——但杜宇和殷明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33.

按照《废弃水井封堵和污染水井治理规程》要求开展施工，治理后除全井封堵外其它水井水质明显改善，其中2眼深井总硬度和硫酸盐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结果见表2。

③玉郎.参观元元公司摄影[N].申报，1927-7-16.

⑧佚名.三集红莲寺之摄制[N].申报，1929-1-14.

⑤佚名.合群公司之扩充计划[N].申报，1927-7-4.

⑥郑益滋.导演《上海之夜》以后[J].神州特刊，1926（4）.

⑦佚名.神州公司新影片消息[N].申报，1926-2-27.

④佚名.合群公司开摄古装剧[N].申报，192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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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佚名.飞檐走壁的丽珠台上跳不下来 暹罗影迷认为假冒[J].青青电影，1939（5）.

2.4.8 回收率试验 取“2.1”项下米索硝唑pH敏感脂质体适量，共9份，按“2.2.4”项下方法制成低、中、高质量浓度的米索硝唑pH敏感脂质体溶液，再按“2.4.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2。

创伤性颅内损伤患者所用全身用抗感染药各亚类中，金额排序前3位的分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1 622.98万元）、碳青霉烯类药物（1 023.96万元）、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493.91万元）；DDDs排序前3位的分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94 635.5）、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8 962.6）、氟喹诺酮类药物（22 586.3），详见表7。

由图11可知，部分连接结合梁的跨中最大动挠度要高于完全连接结合梁，这说明随剪力连接度的降低，结合梁刚度下降，柔性增强，从而试验梁的动力响应变大。

⑨范雪朋.我的银幕生活的回忆[J].中国电影，1956(11).

在“互联网+教育”时代，大部分学生从小接触电子设备，对互联网较为熟悉。教师可以在授课前将教学细化，给学生分配任务，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制作PPT在课堂展示。这样可以使学生活跃地加入课堂中来，资料准备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此外，互联网的及时交流性也为学生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交际场景，激发他们英语写作交际的兴趣。

平常评价茶叶好坏主要运用感官审评方法，受评茶员主观影响大。笔者将新工艺黄观音红茶与传统工艺红茶通过内含物检测分析、香气检测分析及感官审评结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比较，所得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参考价值[4]。

减压病临床表现多涉及神经、呼吸等系统，急性重型减压病致肝内多发积气的相关内容尚鲜见报道，须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重视。通常肝门静脉积气和肝内胆管积气是肝脏内出现气体堆积的2种主要情况[1]。肝门静脉积气意指在肝门静脉内有气体，而肝内胆管积气是气体出现在肝内胆道内。本例急性重型减压病致肝内多发积气的发生考虑与下列情况有关：减压不当致肝内血管、胆管及周围组织中气泡逸出；胸腹部或脊柱中枢神经的损伤均可导致肠腔积气、积液和腹胀；肠系膜病变如肠系膜血管阻塞可因神经冲动传导到肠壁受阻而出现肠麻痹等。

在宝宝的日常护理中，纸尿裤的选择一直至关重要。为了满足宝宝纸尿裤卓越品质的不断升级，国内纸尿裤行业巨头—MamaMia纸尿裤于2017年10月29日在苏州的独墅湖世尊酒店举办新品发布会。以轻薄柔软著称的MamaMia纸尿裤，此次推出新品天使版系列，其仅有0.2cm的极致轻薄和超强锁水芯体再次获得母婴群体的称赞与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