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是教化，或者是消费

本刊记者_张喁

在中国雅乐消亡、传统戏剧日渐衰微的21世纪中国，当我们谈论音乐的时候，不管是李云迪还是李宇春，是谭盾还是张靓颖，我们谈的都是西方音乐，是西方流行音乐、或古典音乐。

上世纪70年代末，飘泊海外20多年的民国作家胡兰成回台湾执教，当时台湾校园民谣流行一时。胡以为，这些民谣很有些《诗经·国风》的味道，不过，他随即对学生朱天文姐妹作出惊人的预言，他说这样的民谣很快会消失，被西方流行歌曲取代。

进入80年代，随着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不到十年，胡先生一语成谶。

民谣和国风可以培养学生的情操、建设青春；如今的流行音乐则是为了消费青春。举例言，侯德建《酒干倘卖无》对伦理亲情的肯定，让家长一百个放心；而去年风靡一时的嘻哈冠军皮几万诱导吸毒的歌词，则让家长避之唯恐不及。

音乐，是教化，还是消费？这在传统中国永远不是问题，乐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手段，与诗教相辅相成。如陈独秀所言：戏子，是人民的教育家。京剧舞台上不可能有潘金莲，只有白娘子、穆桂英。

在西方历史上，音乐是否具有教育功能，至今仍存在巨大的争议，诸多理论互相矛盾。一方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肯定音乐教化的功能，能净化心灵，使人从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乐调联系着不同的情感。例如，多利亚调式可以使人安静并具有力量；弗里几亚调式则会使人狂放；而副弗里几亚调式容易使人丧失意志等。令人困惑的是，古希腊的里拉琴、芦苇管、竖琴等完全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