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剧院只有一千多座位

文_王化桥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为西冷印社社长。

近年来，图书出版界、网络言论上不断兴起的质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造假的说法，学院派一般视之为闹剧。其中，出版的图书计有：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州“古典历史”辨伪》（董并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诸玄识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生民无疆著，中国发展出版社）；

《希腊伪史考》（何新著，同心出版社）；

《希腊伪史续考》（何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

其实，这项历史辨伪的工作，民国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均有人在做，比如：田中英道著有《来自东方的光：中国、日本对西方美术的影响》，书中认为文艺复兴美术主要抄自元代山水画；再如民国怪人、胡适的叛逆学生朱谦之著有《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等著作，他认为，西方音乐和近代哲学都来自中国。

而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也有不少相关的著作，英国学者孟席斯著有《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法国史学家安田朴著有《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上下卷；英国史家霍布斯著有《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所谓“言必称希腊”，希腊、罗马所代表的价值，可谓一百多年来中国主流人文学界的一座“祖坟”。因此，对于这些出版物，媒体和知识界大多视而不见。

相对而言，西方学者的上述著作一般出自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名店，文风严谨而乏味。而国内揭示西方伪史的董并生、诸玄识诸人，均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学者，学院派一般不会认真对待，就算读过，也不过认为其哗众取宠。

雅典民主政治的代表人之一伯利克里，常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演说

笔者以为，对于东西方历史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历史虽然不必全部否定，但不得不说，其中多有为塑造欧洲中心主义的夸大其词。即以国家大剧院为例：

中国国家大剧院为法国人安德鲁设计，2007年投入使用，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首都形象工程，可以坐多少观众呢？音乐厅1859个席位（含站位）、戏剧场1036个席位（含站席）。

19世纪的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建筑华丽、工程浩大，共有四层包厢，可容纳2200人；而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金色大厅仅有1744个座位，300个站位（据百度百科）。

为什么歌剧院的座位极限是两千人？为什么不能像世界杯足球赛场一样，可以容纳几万至十万人？

原因无它，音效。

但古希腊就不一样了，那是非人间的标准，是“神断之秤”。在中国大学生的通识人文教材里，有如下一段：

“古希腊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政教分离的思想是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希腊人创造的民主共和制是近代世界普遍认同的政治体制的原型。希腊人的文学艺术作品至今仍是现代西方文艺界学习的范本和创作的源泉之一……”

雅典民主政治的代表人是伯利克里，他在公民大会上的那次演说，被写进了中国大学的教科书，这场演说是面对雅典全体公民，为追悼刚战死的雅典将士，雅典公民计有两三万人，到场的不少于一万五千吧，在没有麦克风和扩音器的时代，有多少人能听清楚演讲内容呢？

但没关系，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面对的也是上万名将士。演讲的目的在于鼓舞人心，听不见的，内容可以口耳相传，事后记录。

南宋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天下士子驰马奔赴长沙，岳麓山下的泉水都被喝干，当时的情况是，书院学子将演讲的内容写在纸上，传递到山下。

去年8月《解放日报》刊发赵文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言必称希腊”蕴含什么文明密码》

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遗址，据考证可容纳17000人

传统中国家庭，都有家谱，记录家族人物及重大历史。

如果大学教科书到此为止，也就行了。但接下来的内容就让人怀疑人生，伯利克里热爱艺术，在雅典建有很多剧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剧作，就没日没夜地在这里上演，雅典公民终日如痴如醉地在这里观看。“百度百科”介绍了其中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可容纳17000人。

一万多人观赏一场戏剧，演员的嗓门需要有多大？

除了古希腊人的嗓门，质疑者们还举出其它一些今人无法解答的问题，诸如：

在希腊那样的岩石山地的环境下，马拉松第一人裴里庇第斯赤脚跑了40多公里，双脚不会划破吗？为什么古希腊先贤们一个直系后代都找不到？古代文字传下来殊为不易，《道德经》五千言，《论语》不过两万字，而亚里士多德数百万言的巨作如何传承的？雅典、斯巴达与波斯之间频繁而规模巨大的战争，粮食生产、兵工后勤如何保障……

战争，国之大事，据《后汉书》：“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汉官》曰：“员吏百九人。左右丞各一人。”汉朝政府既有专门的兵工厂，也有专门武器库。兵工厂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

而常识是，必须有稳定发达的农业文明，人口才得以繁衍增长，才有可能出现城市和社会分工，才有可能产生其他的工商业和贸易。以地中海的气候条件和希腊的地理环境，主要生产橄榄和葡萄的古希腊，不具备产生农业文明的条件。

史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书·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传统中国文化对于历史的严谨，大异于世界诸文明。“帝王不亲观国史”是先王的礼制，即使像唐太宗那样干涉修史，还有野史、有方志。校有校史，家有家谱。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无不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

面对一百年前西方学者质疑中国古史，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近代以前西方没有历史。克罗奇在其专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讨论关于15世纪末叶以前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能够为人所知时，他就举出了两个观点：早于近代的事都是不可知的，以及更早的事都是不值得知道的。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休谟认为，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纪，即英国形成的时代，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 歌德以中国对比德国：“在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呢。”（歌德谈话录），歌德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有元杂剧《赵氏孤儿》，后来被多次搬上欧洲舞台。

必须重视的是，西方语词学中所谓的“历史”, 和中国的“历史”定义不同, 英文的“history”, 原本是 his story 的意思，即“他的故事”。因为欧洲各国近代才形成各自的书面语，很难形成历史纪录，也没有史官制度的必要。因此，中世纪西方各民族随意写写他人的故事。后来发现中国有历史，于是开始创建了自己的史学。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因为我们不知道古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近似虚构难道不是有用的吗？”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谈到有关文献的章节时说：“我们并不想废弃看上去似乎是真实的谎言。”

换句话说，合理的虚构是西方历史书写的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古希腊有上万人的剧场，有规模巨大得如同小说一般的战争描写。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谈到有关文献的章节时说：“我们并不想废弃看上去似乎是真实的谎言。”

歌德曾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中国）已经有小说了呢。”鲁迅先生，则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