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压力、环境公民行为与环境管理绩效：基于中国重大工程的实证研究

王歌，何清华，杨德磊，燕雪，于涛

（1.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2.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郑州 450000；4.南京大学 工程管理学院，南京 210093）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是为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大型项目[1]，通常由政府部门委托的项目法人负责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政治敏感性等特点[2]。以行政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在提高重大工程建设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违反基本建设程序甚至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特别是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上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如缺少环境评估报告、违规征地拆迁等。

由于对资源环境可能造成巨大、甚至不可逆的影响，故重大工程与一般工程（常规投资规模项目）所面临的“被动式”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如国务院在2014年的《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中特别指出“环境评估仅作为重大工程的核准前置条件，一般工程并不作此要求”[3]。重大工程特别强调风险预防及环境规制的前瞻性，如发改委2013年专门印发《关于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估的试用编制大纲及说明》[4]。在行政命令和管理标准所组成的“预防式”环境规制体系内，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的改善与组织的制度化或合法化过程高度契合[5]。因此，制度压力理论能够为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合法化提供合理的分析视角。但究竟制度压力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重大工程改善环境管理绩效尚存疑问。区别于一般工程，重大工程的实施往往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6]。中国重大工程的参建方主要包括（中央或地方）政府业主，以及诸如中国铁建、中国建筑或中国交建等国有施工企业。但随着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的不断推广，重大工程的市场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在“政府-市场”二元的共同作用下，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到底是政府的强制压力，还是建筑业的规范压力抑或是市场竞争产生的模仿压力能够有效影响重大工程？”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难以充分利用制度工具提升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

作为决定组织发展方向的核心群体，管理层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是影响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的核心因素[7]。Zhang等[8]提出管理层的环境承诺是连接外部制度压力与组织内部环保实践的“桥梁”。换言之，管理层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于环保实践的承诺是外部压力转换为内部驱动力，进而推动组织改善环境管理绩效的关键中介因素。如果没有管理层的支持，则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难以真正提升重大工程的环保意愿。但已有研究[9]往往过于关注管理层的“口头”承诺，而忽视其在日常工作中的行为表现。实际上，有些看似关注环境问题的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行为表现是不称职的，并没有以身作则贯彻和执行相关的环保政策及规范。由此，Boiral等[10]提出将环境公民行为作为环境承诺的替代变量，从而反映管理层对于环境问题的实际认识和关心程度。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行为类似，环境公民行为是工作角色外的一类利他（或利项目）的自觉行为，如纠正同事的环境不友好行为以及为项目的环境管理实践“献言献策”等。而环境管理绩效则包括策略和实践两方面的表现，即组织在环境管理中的“所想”和“所作”；两者虽然类似但往往表现并不一致。虽然外部制度压力通过环境公民行为的中介进而改善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的观点已得到初步验证[11]，但3类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影响的差异性尚未可知。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索外部制度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的影响机理“黑箱”，并进一步探讨环境公民行为在其中所起的“桥梁”中介作用，为有效借助制度工具加强管理层的环保意识，进而为改善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工期拖延、预算超支、安全环境事故频发是重大工程管理所面临的“痼疾”。传统的基于事件或问题的被动管理模式难以适应重大工程复杂多变的管理情景，而强调管理者“主人翁”意识和个体主动性的人本化管理正成为重大工程管理的“新常态”[12]。基于“政府-市场”二元制度背景和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情景，本文在西方企业组织的环境公民行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重大工程环保实践的特点，探讨环境公民行为的概念内涵以及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之间“鸿沟”的形成机制，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启发中国式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理论的构建。

1 相关理论与假设提出

1.1 概念界定及内涵

新制度主义提出，组织的行为和决策往往受到其所在社会网络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从新制度主义视角阐述组织环保实践的动机，认为组织可以通过改善环境管理绩效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而提升其在激烈竞争市场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13-14]。DiMaggio 等[15]将制度压力分为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3个维度。

强制压力是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政策所带来的压力。对于建筑业而言，强制压力通常来源于政府部门和带有“半官方”色彩的行业协会[16]，如政府出台的环保法规和行业协会所推广的强制性环保标准等，能够督促重大工程改善环境管理绩效。模仿压力是组织在应对不确定性时所面临的压力[5]。所有的组织都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它们倾向于模仿网络中的成功案例以保持竞争力。随着精益建设理念的推广，环境管理绩效的改善已成为重大工程实施差异化战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通过改善环境管理绩效获得良好社会评价的重大工程，会成为其他类似项目竞相模仿的对象。规范压力来源于职业化和专业化[17]。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应用“绿色”技术、创建环保示范项目已成为重大工程的行业规范和惯例。

1.2 变量及维度设计

制度理论在环境管理领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制度压力的维度分解，发现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对于组织的环保实践具有显著不同的影响[18-19]。借鉴Di Maggio等[15]对制度压力的经典分类体系，并参考He等[20]的研究量表，从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3个维度定义出符合重大工程情景的测量题项，并通过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对题项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如将环境监理补充至强制压力。由于重大工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社会环境影响力，环境监理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强制施行的环境管理制度[21]。环境监理具有类似政府监督的管理作用，能够针对项目的环保工作发出强制整改指令，因此归为强制压力。模仿压力来源于两方面[20]的影响：①同行业其他类似项目的环保实践效果；②项目内部（如不同标段）的竞争影响。因此，与模仿压力相关的题项也围绕上述两个维度进行设计。规范性压力的传播渠道包括行业研讨会、专业咨询和职业教育等，主要受到业界专家、专业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如高校）的影响[20]。因此，在设计规范压力的题项时，主要从上述3个方面展开描述。

环境公民行为的构念来源于组织公民行为，是“公民精神”在环保领域的行为体现。基于Organ等[22]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Boiral等[23]进一步界定出环境公民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并开发出相应的量表。依据Boiral等的量表并参考Wang等[24]的研究，本文提出环境公民行为的测量题项。

绩效是指经过确认的工作效果或工作行为[25-26]。围绕绩效的概念，主要形成如下3类观点：①以结果为导向，强调以最终的工作效果衡量绩效的优劣；②以过程为导向，强调以组织成员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衡量绩效的优劣；③综合型，认为绩效是过程和结果的综合体现，单从任何一方面进行评价都是片面的。Wells等[27]将环境管理绩效概括为流程改进，关注于管理流程中的投入，属于过程导向的定义。Rikhardsson[28]将环境管理绩效归纳为环境管理系统的运行目标，关注于最终的实施效果，属于结果导向的定义。Jung等[29]进一步综合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将环境管理绩效界定为环境管理策略（流程投入）和环境管理实践（实施效果），属于综合型的定义。上述两个维度的绩效分类框架在组织环保实践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Zhang等[8]针对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3 类制度压力对组织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的影响不尽相同。Tung等[30]则从组织内部的视角分析了管理层支持等因素对于环境管理流程和实施效果的影响。为区分重大工程在环境管理中“所想”和“所做”的差异，本文沿用环境管理策略和环境管理实践两个维度的分类框架。

重大工程具有多层次、长周期、跨区域等显著特征，其建设过程对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为避免环境管理工作的盲目性，重大工程的业主首先需要设定具有前瞻性的项目环境方针和目标，预防潜在环境问题和风险的集中爆发。其次，由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任务的艰巨性，项目指挥部需要设置专项资金在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加强投入，组建专业的环境团队处理环境合规、环境技术以及环境事务等方面的工作。最后，重大工程的施工过程面临高度复杂的环境风险。如果环境问题或事故不能得到及时处置，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重大工程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分级管理和应急处理体系。结合重大工程环境管理工作的特点，本文进一步采用主观量表对其环境管理绩效进行评价。根据Ketokivi等[31]的研究，主观量表和客观指标对于绩效的评价而言同等重要，两者均能够提供有效和可靠的参考。此外，Turker[32]指出，由于社会及环境责任绩效难以用客观指标加以反映，故主观量表是最为合理的替代方案。首先选择Tung 等[30]的量表作为测量环境管理绩效的依据，原因在于该量表来源于一般组织管理领域，题项适用于各类行业背景，并且经过了广泛的验证。其次，进一步对该量表进行情景化的改编，重点从环境方针与目标、组织投入和团队建设以及过程控制和问题监督3个方面对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进行测量。最后，进一步结合专家访谈和小样本测试，对量表题项进行修正和完善。

1.3 假设提出

1.3.1制度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及环境管理绩效的关系假设重大工程需要改进环境管理的流程，加强组织投入以应对越来越严厉的环境规制。然而，强制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的显著正向影响并非总能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33]。部分原因在于强制压力并未对重大工程本身产生直接作用，而是首先影响项目管理层的态度和理念。因此，如果管理层在日常工作中“言行不一”，只做表面文章，而不能有效贯彻环境规制的要求，则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难以真正得到改善。强制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培养其在日常工作中的环保行为习惯，进而能够为改善环境管理绩效“排忧解难”。具体而言，环境管理绩效的改善来自于两方面：①环境管理策略的完善，如科学合理的环保培训体系，以及明确的环保投入规划等；②环境管理实践的加强，如环境管理体系得到严格执行，以及获得环保示范工地的称号等。综上所述，提出：

假设1-1强制压力对环境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

假设1-2强制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有正向影响。

假设1-3强制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有正向影响。

作为对区域环境带来深远影响的大型复杂项目，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环境管理工作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在预期目标和实现途径均较为模糊的情况下，模仿其他同类型工程的环境管理经验成为重大工程最直接的选择，同时也是最“保险”的策略。模仿压力能够激发管理层“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10]，即在日常工作中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努力“复制”同类型项目的成功环保经验，进而提升本项目的环境管理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2-1模仿压力对环境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

假设2-2模仿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有正向影响。

假设2-3模仿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有正向影响。

重大工程的“上马”和实施需要经过系统的专家论证和咨询环节。业界专家的意见以及专业环保咨询公司的评估报告是管理层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依据。ISO 14000等环保规范和体系一旦成为重大工程的“标准配置”，则会给尚未部署的项目带来巨大的压力，以至于跟进者需要更多地兼顾行业期望[34]。在此背景下，管理层的环境责任意识得到加强，并会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环保规范和政策要求，进一步提升项目的整体环境管理绩效。因此，提出：

假设3-1规范压力对环境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

假设3-2规范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有正向影响。

假设3-3规范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有正向影响。

1.3.2环境公民行为与环境管理绩效的关系假设Prajogo等[35]指出，外部制度压力是促进组织内部环境管理绩效改善的重要驱动力，但其对组织内部环保实践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晰。为揭开外部制度压力与内部环保实践之间的“黑箱”，Zhang等[8]从管理层的环境承诺视角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全面审视。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的环境承诺是外部制度压力影响内部环境管理绩效的关键中介因素。随着对管理层环境承诺研究的深入，Boiral等[10]注意到管理层的“口头”承诺并不能有效反映其环保意愿，而应该关注其日常行为的表现。按照Boiral等的建议，本文从全新的环境公民行为视角揭示外部制度压力影响环境管理绩效的“黑箱”。当管理层能够“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践行环境承诺时，表明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一方面，管理层会加大投入完善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管理层的表率行为会凝聚整个项目团队的环境管理工作热情，推动预期计划和目标的顺利实现[35]。因此，提出：

假设4-1环境公民行为对环境管理策略有正向影响。

假设4-2环境公民行为对环境管理实践有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提出的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的概念模型

1.4 研究设计

首先，通过对与制度压力、环境公民行为和环境管理绩效相关的成熟量表进行全面梳理，进而选择适用于工程情景的相关题项，并由重大工程领域的专家进行系统评估。其次，对4名参与过上海世博会、苏通大桥、上海迪士尼等重大工程并任职于项目管理岗位的经理进行访谈，并根据其反馈对初始量表的题项表述进行修正。再次，通过对同济大学两名重大工程管理领域教授的访谈，进一步对初始量表进行完善。在初始量表完成后，通过Smart PLS 2.0进行小样本测试，剔除因子载荷低于0.6的题项。Smart PLS与Amos、Lisrel等结构方程分析软件相比，优势体现于小样本的处理上（适合30～100的样本量）[36]。经过两轮预调研，累计有41位（第1轮23位；第2轮18位）来自重大工程管理层的专业人员参与到小样本的测试中。根据预测试的综合分析结果，对于初始量表进行调整并重新编号，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根据Norton等[37]的研究，在正式问卷中引入“您了解项目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吗”等题项，选项包括“了解”“不确定”和“不了解”。按照Norton等的建议，选择“不确定”或“不了解”的问卷均视为无效作答，从而降低社会称许性偏差。因为选择“不确定”的填写者往往具有强制性的回答倾向，会降低问卷作答的准确性。

问卷采用匿名调查方式，所有受访者均自愿受邀参与。问卷的发放对象选自重大工程案例研究和数据中心（http：//www.mpcsc.org/）所覆盖的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武汉、广州等大中型城市，因此，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问卷通过现场发放以及与问卷星（https：//www.sojump.com/）、邮件等在线推送相结合的方式，对长大桥梁、交通枢纽、地铁、高铁、大型赛事会展设施以及能源基地等类型的重大工程进行数据收集，共发放问卷297 份，收回241份，回收率达81.14%，将空白过多或回答过于中立的问卷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19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16%。对于198份问卷填写者的工作岗位进行筛选后，发现共有128位属于项目的中层或高层领导（项目管理层）。问卷调查的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样本的基本信息

2 数据结果分析

2.1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Smart PLS 2.0 对量表进行区分效度、聚合效度和信度的检验。根据表2、3的检验结果发现，所有题项在各自构念下的因子载荷值显著高于其他构念下的载荷值，并且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的平方根值大于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38]；所有构念的AVE 值均大于0.5，并且所有题项在各自构念下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38]；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在 0.8 以 上，Cornbrash's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2 假设检验

2.2.1结构模型分析 通过Smart PLS 2.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影响的R2值分别为0.337和0.438，表明所构建的模型能够对环境管理绩效进行较好的解释。

模仿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β=0.394，ρ＜0.001），以及规范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β=0.367，ρ＜0.001）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H2-1 和H3-1 均得到验证。然而，强制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β=0.072）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假设H1-1并未得到验证。关于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的影响，在同时考虑环境公民行为中介效应的情况下，强制压力（β=0.213，ρ＜0.01）、模仿压力（β=0.205，ρ＜0.001）和规范压力（β=0.095，ρ＜0.05）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假设H1-2、H2-2、H3-2均得到验证。数据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尽管3类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但强制压力和模仿压力要远强于规范压力。

表2 量表的区分效度分析

图2 制度压力的影响作用模型

表3 量表的聚合效度和信度分析

关于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在同时考虑环境公民行为中介效应的情况下，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因此，假设H2-3和H3-3得到验证。然而，在同时考虑环境公民行为影响的情况下，强制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路径系数（β=0.048）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因此，假设H1-3是否成立尚有待进一步（不考虑中介影响）的检验。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发现，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对于环境管理策略和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竟然“大相径庭”。对于环境管理策略，强制压力的影响强于规范压力；而出乎意料的是，对于环境管理实践，反而是规范压力的影响强于强制压力。一方面，表明制度压力的影响是复杂的；另一方面，间接证实环境管理策略的实施（流程投入）并不代表环境管理实践的改善（实施效果），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此外，环境公民行为对环境管理策略和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假设H4-1和H4-2均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揭示制度压力影响环境管理策略和环境管理实践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不包括环境公民行为的替代模型，以考察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对环境管理绩效两大维度的直接影响，如图3所示。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模型路径系数的估计通过Bootstrapping（N=5 000）实现。关于制度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在不考虑环境公民行为时，强制压力仍然不显著（β=0.070，ρ＞0.05），因此，假设H1-3不成立。上述假设的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2.2.2环境公民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前广泛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因果步骤法、Sobel 检验法、乘积分布法和Bootstrapping。Mackinnon等[39]对Sobel检验法、乘积分布法和Bootstrapping的模拟研究表明，Bootstrapping能够提供最为准确的置信区间估计，并且具有最强的统计功效。考虑到上述方法的差异性及互补性，本文综合运用因果步骤法和Bootstrapping分析环境公民行为在3类制度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及实践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因果步骤法旨在对相关中介作用提供直观的解释，而Bootstrapping则可以对中介效应进行精确的显著性检验。

图3 不考虑环境公民行为时制度压力的影响作用模型

表4 制度压力影响作用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基于因果步骤法的中介效应分析过程主要通过Smart PLS 2.0实现，并遵循Andrews等[40]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首先，如图3所示，3类制度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次，对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单独分析，发现模仿压力（β=0.396，ρ＜0.001）和规范压力（β=0.369，ρ＜0.001）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强制压力（β=0.072，ρ＞0.05）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无需进一步分析环境公民行为在强制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中介效应。再次，对环境公民行为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单独分析，发现路径系数高度显著（β=0.493，ρ＜0.001）。最后，如图2所示，在加入中介变量环境公民行为后，模仿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从0.328***降为0.205***），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从0.187*降为0.095*），但仍具有统计显著性。综上分析，环境公民行为在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

类似地，基于因果分析法进一步检验环境公民行为在3类制度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中介作用。首先，如图2所示，模仿压力及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强制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无需对强制压力继续进行分析。其次，对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单独分析，发现模仿压力（β=0.414，ρ＜0.001）和规范压力（β=0.375，ρ＜0.001）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再次，对环境公民行为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单独分析，发现路径系数高度显著（β=0.615，ρ＜0.001）。最后，如图1所示，在加入中介变量环境公民行为后，模仿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从0.349***降为0.226***），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路径系数明显下降（从0.306***降为0.153***），但仍具有统计显著性。综上分析，环境公民行为在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

基于Bootstrapping的中介效应分析主要通过SPSS Statistics 20.0以及Hayes[41]所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实现。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公民行为在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中介效应，偏差校正后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两类中介效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环境公民行为在强制压力和环境管理策略之间的中介效应，偏差校正后的95%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中介效应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类似地，环境公民行为在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中介效应，偏差校正后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两类中介效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环境公民行为在强制压力和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中介效应，偏差校正后的95%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中介效应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与基于因果步骤法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表5 环境公民行为中介效应的偏差校正Bootstrapping检验

2.3 结果讨论

有关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的诸多监管性法律、法规、指导文件及行业标准等隐含前提是制度压力的正向作用，但尚未有实证研究证明其中的关系及作用机理。本文旨在揭示外部制度环境中的3类压力如何影响重大工程管理层的态度及行为表现，进而改变项目整体的环境管理策略及实践效果。研究结果验证了制度压力对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影响的整体显著性，表明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层的日常行为及管理举措与其所嵌入的外部制度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及规范压力对环境管理绩效的作用方式及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异。

2.3.1强制压力的影响作用强制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两大维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强制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策略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样本数据并未能验证强制压力与环境管理实践之间的显著关系。上述反常结论可能与重大工程的特点以及组织的“绿色漂白”行为有关。随着PPP模式的广泛推广，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掀起一轮前所未有的重大工程建设热潮。截止于2016年2月29日，中国共有7 100个项目纳入PPP综合项目平台，总投资约8.3万亿元，涉及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市政工程、片区开发等19 个行业[42]。在重大工程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裁判员”（外部监管方），另一方面是“运动员”（项目业主/融资方）[24]。在此背景下，强制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的约束往往是有限的，甚至存在部分政府部门对项目的环境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随着环境监理制度的强制实施和细化完善，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环境监理负责监督项目环境管理体系的运行，当资源投入不足或相关计划措施存在问题时，能够直接下达整改命令。由此，强制压力可以对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策略带来较为显著的影响。然而，由图2强制压力与环境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自上而下的强制政策和要求并未能引起管理层自下而上的配合。强制压力的施行可能引发重大工程的“漂绿”行为。漂绿是为将自己包装为环境友好型的组织而“假装”重视环境管理的行为[43]，如仅仅呼吁对环境污染的重视，或将ISO 14000引入到管理系统中，但在日常工作中并未兑现环境承诺或按照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严格执行。迫于强制压力的约束，重大工程一方面为维系环保的“面子”加强环境管理体系的投入，另一方面为“创效益”“赶工期”对部分环保要求“选择性”忽略，从而出现上述结论。

2.3.2模仿压力的影响模仿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两大维度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且管理层的环境公民行为在上述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与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相比，模仿压力对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随着私人资本越来越多地涌入基础设施领域，追求经济利益和保持竞争优势成为重大工程的核心目标。当同类型的其他项目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取得良好口碑和竞争优势时，重大工程的管理层会产生危机感，并采取相应的追赶措施以改进本项目的环境管理绩效。重大工程的“上马”动辄耗资数十亿，像三峡、南水北调等特大项目则以千亿计，不仅是投资的成倍增加，庞大的体量也为项目的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任何管理中的纰漏在重大工程的实施中都可能得到指数级放大。重大工程深陷“大即脆弱”的泥沼[44]，于是，“模仿”和“复制”同类型项目的成功经验成为最“安全”的管理方式。此外，诸如2016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等区域性活动的开展，能够在重大工程管理中营造出“比、学、赶、超”的竞争氛围，对于项目管理层环保意识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弘扬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工程，减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是类似立功竞赛活动的主旨。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模仿压力对于环境管理绩效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综上所述，模仿压力在加强重大工程管理层“环保危机意识”的同时也能够直接促进环境管理绩效的改善，从而与实证中得出的“环境公民行为”部分中介的结果相一致。

2.3.3规范压力的影响 规范压力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两大维度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但存在显著差异性；管理层的环境公民行为在上述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业界专家、咨询公司和高校是重大工程管理层进行决策的重要智库和外部信息来源。专家论证会、行业研讨会等专题交流活动对于提升重大工程的决策质量和工作透明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规范压力作为行业约束和监督力量的体现，能够对重大工程管理层的日常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强其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进而间接促进项目环境管理绩效的改善。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尚缺乏有效的规范约束机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不透明等问题[44]。由此，规范压力对于环境管理策略的影响会明显弱化，从而出现作用路径显著性偏低的结果（β=0.095，ρ＜0.05）。虽然对于重大工程环境管理决策或策略的制定影响偏弱，但以行业经验、标准等为载体的规范压力能够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于改进环境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相应的作用路径显著性较高（β=0.153，ρ＜0.001）。

3 结 语

本文将制度理论应用于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研究领域，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实证研究在拓展对项目管理层环境承诺及行为规律认识的同时，亦对环境管理策略和实践的改进提供了管理启示。

首先，本文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制度压力对重大工程环境管理绩效影响的整体显著性，表明项目管理层的环境公民行为及环境管理策略的制定和落实与其所嵌入的外部制度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制度工具可视为推动重大工程改善环境管理绩效的重要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机构应避免不合理的盲目施加压力而造成重大工程的“漂绿”行为。当项目管理层并未真正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而仅迫于政府压力采取相应措施时，环境管理变成浮于表面的象征性工作，其真正目的在于改善项目的“绿色”形象而不是提升绩效。

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项目管理层的环境公民行为在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影响环境管理绩效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与口头的环境承诺相比，环境公民行为能够更为有效地反映项目管理层的环保意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等各类组织或团体从外部施加压力时需要注意对于项目管理层的影响并追踪其反馈，即更多关注制度压力的效度而不是强度。循序渐进的“稳压”政策可能比一锥子买卖的“高压”政策效果更好。

最后，通过对不同类型制度压力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发现模仿压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规范压力，而强制压力对环境管理实践的影响并不显著。业界专家、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不仅需要作为“外部智库”参与到项目的重大决策论证中，而且应进一步在重大工程的日常策略制定中发挥指导作用，从而对项目管理层施以更大的影响。此外，在运用制度工具改进环境管理绩效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政策规制或行业规范的过度依赖，转而应进一步加强模范先锋项目的宣传，并通过设置更为多元化的行业奖项以及组织各类竞赛活动，充分营造项目之间的激烈竞争氛围。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等城市收集到的128份问卷。虽然所选取的项目来自于中国不同的省份，但样本总量偏少（低于200），因此适合处理小样本的Smart PLS 成为本文所选择的分析工具。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验证实证结论的有效性。其次，环境管理绩效属于“软”指标，其评价方式不同于项目投资、质量或进度等“硬”指标。由于缺少客观数据的支撑，故采取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确定项目的环境管理绩效水平。尽管Ketokivi等[31]指出主观和客观评价均是衡量组织管理绩效的有效和可靠方式，但以单一问卷方式评估重大工程的环境管理绩效仍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开发项目环境管理绩效的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弥补问卷调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