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甘阳在评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认为汪晖是在回应西方汉学近来的后现代范式转向对“中国”的解构,因为它造成“中国本身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而在西方后现代学界看来,“中国”只是人们建构的一个“名词”,“很容易被消解掉”。[1]
这是中国学界误读西方汉学中的China和中文概念“中國”之关系的典范。甘阳在这里说的“中国”,都可以用英文China来置换;他在西方汉学中读出这样的意思,大概也是通过China这个符号工具。那么,“China”在西方汉学早期发轫的结构性理据何在,所指为何?清末以来,中国学人竞相宣称“中国”即“China”背后的文化理性又是什么?这对我们探讨“如何思考中国”这一议题又有何启示?
China与中国中心观的消解
在读初中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学到一个至今都印象深刻的词叫China;对这个词,我很快就认可它和“中国”是同义的:最起码,我们的国名翻译里就有这个词。在后来的岁月里,读书凡是遇到China的时候,都默认它所指的是“中国”,与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是一回事。但稍后在翻译英文著作的过程中,有时却颇费踌躇:它所指的究竟是我们理解的作为整体的中国,还是仅仅指中国的一部分?
我并非第一个对此有疑惑的人。早在1871 年,大清官员张德彝出使巴黎,就对China这个名字颇有不满和疑惑。他在答法兰西访客问时提出:“中国自古迄今四千余年,从无此名(指China及其变体[2]),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3]
俄文则把中国称为“契丹”。有个笑话说:一名俄国人在北京营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