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青铜重器 55件一级文物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

编辑/卢娜 图/视觉中国、成都博物馆

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也是一种文化的标志、一种文明的象征。四川和陕西自古以来就拥有十分丰富的青铜文明遗存，在中国青铜时代占有重要地位。

时隔十多年，第一次离开宝鸡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何尊；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亚伐方罍；造型独特、纹饰华丽的兽面纹觥……集结了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共计250余件，其中包括55件一级文物的“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8月6日正式在成都博物馆开幕。

图/视觉中国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

展览地点│成都博物馆一楼一号临展厅

展览时间│2018年8月6日——2018年11月11日

地址│青羊区小河街1号（天府广场西侧）

咨询电话│028-62915593

参加此次“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的青铜器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种类全等特点。堪称我国第一部“青铜法典”的（亻朕）匜铭文；被誉为最早的廉政谈话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亚伐方罍；造型独特、纹饰华丽的兽面纹觥等重磅展品熠熠生辉。同时我省文物诸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铜人面形器，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时期船棺墓群、彭州战国窖藏等出土的青铜器等，也展现着商周至战国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璀璨。三地的青铜重器齐聚成博，不断展示着该时期秦岭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四川和陕西自古以来就拥有十分丰富的青铜文明遗存，在中国青铜时代占有重要地位。千年来，秦蜀两地间文化交流对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繁盛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地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结构的生动表现，在世界青铜文明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书记肖琦表示：“这次展览不仅是蜀地与关中、汉中三地的交流，更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交流。通过展览的形式，让文物‘说话’。真正做到让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那么我们不如就来了解一下这次特展上与观众们见面的其中几件“重器”，看看它们将诉说怎样的故事。

何以为尊 我有中国何尊・西周

1963年宝鸡县贾村塬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了一件伟大的青铜器——它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礼器，被大家称为“中国”之源。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之源呢？

当年，在出土之后，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专家们在何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 行共122 字的铭文。这篇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是指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

在此之前“中”和“国”两字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很常见，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却是首次出现。

何尊的造型同时也透露出“狞厉之美”。自上而下的纹饰以动物为主题，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腹部为饕餮纹，高浮雕的手法让饕餮巨目裂口，粗大的卷角翘出器外，有腾跃欲食的动感，神奇威严。下部为周人崇拜的凤鸟纹，以云雷纹填地，疏密有致，纹饰严谨，静立的何尊散发着谲秘、威仪的气质。

何尊的伟大在于它的铭文价值，仅仅两个字，记录了辉煌的历史，承载着“中国”的文脉。这些写给先祖的字迹成为数千年后写给亿万中国人的信。如果你想重新认识“中国”二字，不妨来成都博物馆一睹何尊风采。

青铜之光文明交汇亚伐方罍・商代晚期

1976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出土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除了“何尊”，本次展览中的“亚伐方罍”（léi）器型完整、纹饰精美，十分引人注目。从文献中我们知道，罍可以用于盛放酒水，是古时用于祭祀重要的礼器。

1976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同时出土了两件方罍，两器尺寸大小略有不同，但形制与装饰方法基本一致，皆应是属于“亚伐”族氏的同组用器，是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铜礼器。此亚伐方罍藏于洋县文博馆，另一件较小的兽面纹方罍藏于城固县博物馆。

方罍器盖为庑殿四阿式，装饰以雷纹为底的倒置卷角兽面纹。罍体直颈，圆肩，弧腹，凹底。颈部一周装饰以雷纹为底的连体兽面纹，与器盖纹饰上下呼应。肩部左右两侧各有一牛首形耳，前后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羊首；以羊首浮雕与牛首耳为界，两边各饰一首首相对的夔纹。腹部纹饰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下部饰夔纹、蝉纹组成的蕉叶纹。腹下部有一羊首鋬，其造型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基本一致。较大一件底部有补铸痕迹，左耳内侧壁刻有铭文“亚伐”。

据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1978年，河北灵寿西木佛村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卣(yǒu)，卣盖及器身上也有“亚伐”铭文。从陕西到河北，“亚伐”铜器分布得如此分散，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封赏或氏族联姻有关。不仅如此，仔细看本次展出罍中，反复的出现涡纹、夔纹等纹饰，与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罍皆有相似之处，显示出两地紧密的文化联系。

古蜀秘宝串联文化三星堆铜人头像・商

1986年三星堆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将古蜀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批礼器，神奇、威严，描绘了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景，显示当时浓重的神权政治色彩。

本次展出的铜人头像就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这类头像通常用于祭祀，希望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

凸出的眼球，圆形的镂空，四周凹陷，鼻子凸起有鼻孔，尖尖的双耳并铸有空洞，嘴部大多镂空有两排牙齿，出土于汉中城洋青铜器群的商代青铜面具与我们最为熟悉的三星堆人、兽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同样，相似的铜人、兽面具也出现在了关中地区的老牛坡商墓、西周（弓鱼）国墓地之中。一幅幅青铜铸就的“立体画卷”，像是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三地文明的联系。这些展品表现出三地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早在三千年前已被先民们用脚掌踩开，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冲破秦岭与大巴山的阻隔，实现了蜀地与关中、汉中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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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礼于器

“礼”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规范，一个秩序的体现，“礼”靠什么承载？就是礼器。

青铜器根据用途分为水器、酒器、食器、兵器、车马器、乐器等。青铜器出土来自于窖藏、墓葬和建筑遗址。中国古代崇信“事死如生”，逝者生前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逝去后亦然。同时也因“藏礼于器”，所以参展观众会发现，出土的青铜器多是水器、酒器、食器这些祭祀礼器。

原来，青铜器多于贵族使用，且很多青铜器都是庙堂之器，所谓庙堂之器就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重大活动才会用青铜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重大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酒祭。认为酒祭是中华文明的一大代表，最重要的一种祭祀礼仪。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早期礼制成熟的时期，青铜器便起源于夏，在那个时期，酒器常作为礼器被用来参与各类神秘庄重的祭祀仪典。周公就曾说：“饮惟祀，德将无醉。”那时他们把酒看做同祭典一样庄重的东西。所以青铜酒器也根据不同的需要发展出了不同的种类，成为了青铜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在民间有着“夏人重食器，商人重酒器，周人重礼器”的说法。

在顾颉刚《中国古代述略》中分析，夏朝刚刚从混沌迷蒙中苏醒，进入文明社会，但物质生产匮乏，民以食为天，所以祭祀中特别重视食器；而商朝统治区域土地肥沃，耕作技术先进，农事日渐轻松，由于富余的粮食而兴起了酿酒的文化，所以重视酒器的铸制。那个时期的人们是把酒爱到了生命里，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整天酗酒无度，而是他们把酒文化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如今我们只要从酒器的种类之丰富，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钱公麟《商周辨伪》提到，出土的西周铭文中有“商亡于酗酒”的戒辞，武王灭商后，周人吸取教训，以酒为戒，因此从周朝开始，祭祀中的酒器便日渐减少。对待酒的如此变化可以从本次展出的“方罍（léi）”和“禁”中一窥究竟。

“禁”作为礼器是一种放置酒樽的器座，类似于酒桌、案几，产生于周武王灭商之后，用于劝解饮酒之人适度饮酒，切忌酗酒。郑玄注《周礼》:“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为吸取商因纵酒而亡国的教训，周公命令康叔在殷商故土卫国宣布禁酒令，传达了“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等禁酒思想，是为《酒诰》。

“禁”这一青铜礼器，应该就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展出的1号禁为长方体，有直棱纹、夔龙纹等精美的纹饰，图片上显示摆放的是三个酒器，准确来说应该会放置七八件酒器，彝、卣(yǒu)、纍(léi)、缶(fǒu)……以此来提醒贵族要饮酒有度。而此前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引发关注的云纹铜禁也是这类青铜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