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自我革命：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维度

许慎

摘 要：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一以贯之的要求，而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也是实现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关键。勇于自我革命之于党的政治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从“窑洞之问”到“两个革命”，从百年革命的“事实”“规律”到“规范”，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把握勇于自我革命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与形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

关键词：自我革命；政治建设；唯物史观；革命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6-0007-07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时代新使命对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而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2018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强调，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党的政治建设目标之一就是要努力建设勇于自我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值此，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之路，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维度。自我革命之于党的政治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理解二者的关系，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把握好勇于自我革命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与形态，深入理解“应当”自我革命和以自我革命为目标的政治建设的自洽性。

一、唯物史观关于规范性（应然）与事实性（实然）关系的理解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总的方法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发展会呈现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支撑的具体生活中可以通过认知或者经验性的考察，获得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规范性的理解，特别是这种规范的历史条件的理解，即在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对于历史发展结果的规范和规范形成的依據的把握。[1]在唯物史观的分析视角里，历史的事实是具体的、多样的、易于观察的，而历史的规范则是相对的，它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被认知，而且是可以被认知的。唯物史观在考察社会发展的具体方式分析中，又对规范性和事实性进行了价值评判，即任何一种政治的行动或革命，只有对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是必要的和有利的时候，那么它在道德上才是应当的，即只有当政党所采取的事实性的行动符合社会生产力、人民需要、制度需要的时候，这种事实性的行动中沉淀下来的规范性就具有正当性，是公正的或者符合价值需要的。约翰·罗尔斯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各种社会价值中，只有那些成为或进入政治制度的框架之内的价值才是政治价值，才值得反思，才从关于个体行为合理的道德反思转变为组织或群体的行为适当的政治反思。[2]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是好？》中对从道德反思到政治反思也给予了回应，他说：“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而是必须对公共性的问题进行反思。[3]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主要是局限于特定的血缘和地缘的封闭的共同体中的生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这种生活是“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4]，“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斐迪南·滕尼斯对传统生活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这种生活是对以共同经历和情感的记忆为基础的，常常可以靠一般的道德规范进行调节而无须诉诸政治和法律的解决途径。[5]在现代社会，熟悉与共同的经历退居于次，以公共生活理性为基础的团结、以法律为基础的底线伦理在社会共同意志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日益上升。因此，当我们考察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特别要关注历史的特殊阶段与新的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近代以来对无产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其科学性、革命性是被科学和实践证明了，我们之所以相信、拥护无产阶级政党，不是因为它在道义上优于其他政党，而是它必然会成功，即这种制度、规范、行动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具有合法性。因此，理解好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子和应该是什么样子，关注政党行动和革命的价值指向、内在本性，是我们把握历史经验、总结历史规律、增强实践自觉性的关键。

二、总结历史经验：跳出“历史周期律”必先自我革命

1945年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就直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2012年，习近平在走访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时，再次提及这段对话，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解读。2013年，习近平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本领恐慌一时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热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新阶段，跳出“历史周期律”依然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前车之鉴与关于民主的反思

面对黄炎培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党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即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民主，在毛泽东看来，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做事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品格下表现出来的坦荡与磊落。在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和政权变化中人们普遍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统治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变得自满而骄奢，统治阶层内部裂痕增大，集权、争权的现象迸发出来，产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演化为战争，民间的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这些统治者和即将执政的共产党，有何区别？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它有没有私利，有没有权力？这样的问题就来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学习白求恩同志的文章里，都反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作为优秀的共产党人，始终是为人民服务的，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任何个人利益的认识。

那么，如何去实现这种民主，使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不被权力、骄奢、懒惰所腐化，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就是打破君主、集权的概念，真正把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的权益，无产阶级政党与人们是鱼水之情的理念彻底表达出来。那么，这种民主该如何去实现？既然它更多地是表现为做事的方法，那么它所依赖的主体就是具体的共产党员，要实现民主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共产党员本身进行深入教育和剖析，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视角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什么样的政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二）从方法到制度，共产党自我革命走向了新阶段

如果毛泽东时期，民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办事的方法，那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时期的民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制度，它是确保党和国家政策制定科学、合理、合法的重要保证。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讲话也是围绕这个题目展开，其中包含了他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6]，“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6]。这些话前所未有地彰显了共产党人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当然，邓小平是从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演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但他的话显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还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那就是建立制度，用制度来管党。

（三）自我革命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使用了一个词，就是自我革命。什么是自我革命，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概括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7]所以，当我们思考，勇于自我革命是一种党的鲜明品格的时候，需要考虑从“实然到应然”和从“应然到实然”两种路径的统一。首先，勇于自我革命这种应然的品格在实践中是被认可、认同的，是“它就应该如此”的，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使得这种“它就应该如此”逐渐走向“它就是这样”，是在各种行动、表现中逐渐形成了坚定自信。其次，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不看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其自身出发，是应然，从老百姓的视角来看首先是实然，实然之久变成了应然的要求，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要求使得原本的应然具有了至高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去探讨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最鲜明的品格的时候，需要去把握这种品格作为一种道德的或者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它不是政党单方面的行为，是经验性分析与理性分析之后的产物。

从应然到实然、从实然到应然，两种不同视角的路径，还催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员个体与组织在政治品格上的变化。这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从个体的道德反思到组织的政治反思的过程 ，即从个体的美好品质逐渐延展到群体性的总体形象，从道德的品行逐步上升到规则、规范、法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对故事，正是关于公共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有趣的体现，即“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子贡和子路的兼济天下、救人爱人的品质都是受敬佩的，但是子路受牛形成的优良民风更加契合社会的需要，子贡虽然在自我上不断提升成为了一个道德标杆，但从社会公共意义上，却是个伪标杆。从党的自我革命上看来，个体的反思应该逐渐向组织的反思前进，正如前文桑德尔所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内省就得出最佳的生活方式，而应该对公共性进行讨论。黄丹在《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精神论》中也提到了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他说人首先是一种实然的存在，这是一切对人的认识的出发点；但人之为人，人性的可贵就在于人永远在“路上”——不断冲破现实的种种预设，进行自我确证和实现自我发展。中国共产党本身并不抽象，它是由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人（党员）因为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组成的战斗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共产党人身上“实然”和“应然”矛盾的两重性获得统一。他们不满足于“实然”的存在状态，而要着手创造出一种“应然”，靠近或实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应然”一旦被实现，它又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实然”，被新一轮“应然”所超越。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应然与实然不断否定之否定的动态过程之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8]

三、深化理论逻辑：无产阶级政党自其产生起就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

一个政党，就是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不讲政治，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政党了。政党究其自身而言，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利益代表，理解政党建设的逻辑进路，必须掌握政党政治的核心理念。

（一）不間断地进行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

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高频词。什么是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革命”并不狭隘地指称政治革命，更准确地是指社会革命。例如，在经济领域，“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在政治领域，通过“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在文化领域，同传统的所有制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要全面破除生产力发展的牢笼，破除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藩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0]革命话语在当代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价值诉求，也彰显了人们群众对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实事求是、开天辟地的成就的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之初就断言，这个政党就是要不间断地革命。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无产阶级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11]368这一论述中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而革命是否要继续进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是否真正地掌握到了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是政权层面的理解。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他自己。除了争夺政权以外，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还要面临政权获取以后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任务，确保政权始终保持在人民群众的手里。

由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从政党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设想了无产阶级政党“应然”的样子，这种应然不是来自于它比资产阶级政党在道德和道义上的优势，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背景下，无产者渴求的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利益并且必然能够成功的政党，至于为什么能够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在用“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论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未来的时候也已经表达了，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12]

（二）加强政治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生要求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表明，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了这样的规律，行动则具有更高的自觉性，这个自觉性，相应地，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执政的核心位置。同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如果不讲政治、不搞政治、不抓党的政治建设，如果极力淡化自身的政治色彩，那就背离了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背离了其作为政党的政治属性，也就实际上不能被称之为政党了。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党科学地开展工作、自觉地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的前提和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抓住了新时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根本性问题，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化和发展。党的政治建设虽然是党的建设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项根本性建设，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却出现了被淡化、被忽视、被弱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历史梳理中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在“两个革命”中不断丰富党建理论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3]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断练就本领、坚定立场，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建设理论。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非常独特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统领一切的。这样的地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是良性的、可持续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是什么样子？是勇于自我革命并不断形成理论成果、提供经验借鉴的党，是走在时代前列、敢于探路、敢于承认错误、不断反省前进的党，是敢于尝试、能够承担起改革挫折与反复的党，是在挫折与反复中始终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党。列宁曾经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14]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谋划、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5]基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我们对新时代党建布局结构有两点基本认知：其一，我们已经确立了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六大基础性党的建设领域范畴在内的“六位一体”之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其二，党的政治建设，被明确载入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并且被置于党的建设的统领统帅地位。

四、遵循实践逻辑：勇于自我革命、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毫不动摇地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升到崭新的境界。勇于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态度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

人类社会一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而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是具有共性的。这种共性体现为重复性，所谓重复性就表现为社会发展所蕴含的普遍规律，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自从人类社会以来，它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普遍规律适合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社会发展中。这种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抽象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规律。毛泽东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遵循实践规律的表现。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實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16]党的政治建设也是如此，它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在社会革命的探索中不断去完成，这既是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也是提升党的政治建设的过程。

（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遵循实践逻辑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入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习近平指出：“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17]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辉煌和所经历的一切曲折，从根本上都取决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理论与实践。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中的根本利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经久不衰的传家宝，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经验。新时代加强的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不断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由于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持续深化发展的过程，贯彻执行实事求是也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求索的过程。过去能做到实事求是，并非意味着现在和将来也能做到实事求是。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些，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8]正如知行不可分，如果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与意识形态表述是不相干的两张皮，那么，意识形态本身再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也不可能建立权威。“人民至上”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群众路线——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制度的保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生活，才能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重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发扬革命文化的引领作用

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社會实践的反映，新时代必然产生新的文化。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699革命文化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革命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是坚守理想、充满激情、不怕牺牲的信念，集中凸显了党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意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文化演进中科学处理了政党意识形态与广大革命群众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文化的出场与演进中担负重任，关键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政党的概念中，意识形态则代表着某一阶层的政治诉求，而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传播、获得认同，则直接关系这一政党的存在。而一种意识形态要获得认同，首先要回应的就是它与受众之间的需求与契合关系。前面我们论述了实然与应然在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品格和建设中的体现，那么，以革命文化的张力来影响和适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党建设的需求，能够更为直观地把握人民的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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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001）.

[1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42.

[18]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81.

责任编校 王学青

Determination in Self-Revolution： a Pivotal Dimension for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XU She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a found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which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s a Marxist party， the CPC sticks consistently to politics， during which the determination in self-revolution， a distinctive qua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most remarkable advantage of the Par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from rudiment to a formidable existence. Determination in Self-Revolution is the end and the means as well i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From “inquiries in the caves” to “two revolutions”， from the “facts” and “routines” to “regulations”， the CPC has always adhered to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ing a firm hold of the values and patterns of self-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logics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enhancing its awareness i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romoti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determination in self-construction in this new era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requires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play 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Party and the wide acknowledgment of the masses.

Key words： self-revoluti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olutio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