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上”“里”多义习得考察

徐富平

[关键词]方位词“上”和“里”;一词多义;二语习得;词义典型性

[摘要]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本研究以语料库检索和语言测试作为研究手段，调查英语母语者习得方位词“上”“里”多个义项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习得“上”“里”多个义项时遵循与汉语母语者大致相同的习得顺序;二语习得过程明显受词义典型性制约，同时还受到母语语义迁移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 （2018） 04-0077-09

1.引言

“上”和“里”是现代汉语14个单音节方位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因为虚化程度高，在体词性NP后往往要读轻声（刘月华，2001），是使其前附NP成分定域化的语法标记。（方经民，2004）“上”和“里”的使用对母语者来说习焉不察，是汉语儿童最先习得的方位词。（孔令达、王祥荣，2002）但对二语学习者来说，虽然接触学习的时间较早，但“上”和“里”都存在多个义项用法，使其二语习得偏误率明显高于其他方位词。（肖奚强，2008）

汉语教材在释义“上、里”的空间义时通常用英语介词on、in来对应，比如“黑板上”对应于on the blackboard，“抽屉里”对应于inthe drawer。但实际上不对应的情况常有，比如“树上的鸟”，英文译为the birds in the tree;“校园里的大楼”，英文译为the buildings oncampus。我们感兴趣的是，“上…‘里”与on、in在空间范畴上的不完全对应性是否会影响英语母语者的“上”“里”习得呢？“上”“里”的多义习得具体呈现出什么样的中介语特征呢？为此，本研究以原型范畴理论为依据，结合语料库检索和语言测试研究手段，调查英语母语者的“上”“里”习得情况。所研究问题包括：“上”“里”多个义项间的二语习得顺序;词义典型性及空间义范畴划分的语际差异对“上”“里”空间义二语习得的影响;二语水平与“上”“里”多义习得的关系。

2.研究背景

2.1 原型范畴理论及相关习得研究

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与经典范畴理论主张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才能列为同一范畴的观点不同，Witt-genstein用“家族相似性”来描述一个范畴内部成员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Rosch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进一步证实了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原型，把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这一理论将语义范畴分为“中心”和“边缘”的内部结构，范畴中心是范畴的典型成员，为人们首先认知并最早习得;范畴边缘属于非典型成员。典型与非典型成員间具有过渡性，不排除出现语义上的交叉。

原型范畴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二语词汇习得研究。Correa-beningfield （1985）在调查西班牙语者习得英语介词时发现，与西班牙语介词原型概念紧密对应的英语介词比其他介词更易被学习者接受。Ijaz （1986）调查德语母语者习得英语介词时发现，高水平英语二语者习得介词非典型义项的效果与母语者差异显著，非典型义项不易从母语中迁移到二语中。Young-Dave （2000）调查日语者习得英语空间介词时发现，典型性义项在习得中最具有可迁移性，典型义项的一语心理表征更易于映射到二语词汇上。马书红（2010）调查中国学生习得英语介词in、on和over时发现，介词核心语义成员的习得难度远远低于中间和边缘类语义成员。目前原型范畴理论对二语词汇习得的解释力还缺乏来自汉语习得研究的证据。

2.2 方位词“上”和“里”的多义属性

《汉字形义分析词典》（1999）指出“上”的本义指高处，上边，基本用法指物体的上边，即表面。现代汉语中“上”的空间义涵盖了目标物和参照物间的三种空间关系：接触/附着关系、距离关系和包含/嵌入关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释义，我们将后置词“上”的义项分为空间义和非空间义两大类。空间义项中，表平面支撑/附着空间关系的（桌子上的书、黑板上的字），属典型空间义。其他如嵌入关系（墙上的裂缝、毛巾上的洞）、非几何性空间包含关系（树上的鸟、马镫上的硬币）、范围义（市场上的价格、班上的同学）等，依次处在语义范畴的边缘，属非典型空间义。“上”的非空间义项包括方面义（作风上、管理上）、时间义（六岁上、气头上）和固化义（本质上、基本上）。

汪维辉（1999）认为表方位的“里li”是从“表里”义的名词“里1i”转化而来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列举了方位词“里”的五种用法：处所、时间、范围、机构或机构所在处所、跟人体部位名词组合的实指虚指义。本研究同样将方位词“里”的义项也分为空间义和非空间义两大类。空间义项中，表三维空间内包含关系的“里”（冰箱里的水果、碗里的剩饭）为典型空间义;表抽象空间辖域关系的“里”（省里的领导、梦里的歌声）为非典型空间义。“里”的非空间义项包括范围义（十个人里、这批乐器里）、时间义（假期里、这一年里）和固化义（暗地里、私下里）。

2.3“上”和“里”空间语义的交叉和渐变性

“上”和“里”都属一词多义，且“上”“里”之间的空间义存在语义交叉和渐变性（邢福义，1996）。Leech （1969）将方所关系中参照物的空间维度分为五类：三维的体、二维有界的域、二维的面、一维的线、零维的点。按照原型范畴理论，从“里”最典型的三维空间内包含容器图式，到“上”最典型的二维空间平面支撑图式，语义维度上呈现出渐变的连续统状态。（陈忠，2006）处于连续统中的义项成员间边界模糊，相邻成员享有相似语义特征，“里”和“上”因此有部分语义重合。表1展示了从“里”到“上”的语义交叉及渐变性。

2.4“上/里”和“on /in”的语义对比分析

人类语言的空间范畴是以基于脑结构的普遍认知为基础构建的（LI & Gleitman，2002），汉、英语在空间关系的认知与表达上具有相似性。在表述典型二维平面支撑和三维内空间包含关系时，汉语的“上”对应于英语的on，汉语的“里”对应于英语的in。比如：

（1）黑板上的字。—— Some words on theblackboard.

（2）桌子上的一封信。——| The letter onthe table.

（3）抽屉里的那本书。—— The book inthe drawer.

（4）冰箱里的苹果。—— Some apples inthe refrigerator.

但不同語言之间具体建构空间范畴的方式是有差别的。（Bowerman，1996： 385-436）汉、英语对于非典型二维平面支撑和三维内空间包含关系的表述则不具备对应性，汉语用“上”，英语则可能用in;汉语用“里”，英语则可能用on。比如：

（5）衬衣上的一个洞。—— The hole inthe shirt.

（6）树上的鸟。—— The birds in the tree.

（7）校园里的高楼。—— The buildings oncampus.

“对具体某一种空间关系，英汉的表现形式不一，可能体现的是两个民族在认识上的差异。”（沈家煊，1999）汉、英空间认识与表述的同与异还体现在“上”“里”和on、in的使用频率上。我们通过检索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和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对比了汉、英语中交通工具和坐具类参照物名词各自与“上”“里”和on、in搭配使用的频率，得出数据如表2：

从表2中交通工具类参照物名词与方位词/介词的搭配率来看，汉语倾向于用“上”，英语倾向于用on，采用了相似的空间认知视角。但汉语中“飞机、轮船、汽车”与“上”的搭配频率分别为90%、91%和60%，英语中相对应名词与on的搭配率仅为66%、67%和59%，这似乎印证了“上”的语义范畴要大于on的观点。（马书红，2008）从表2中坐具类参照物名词与方位词/介词的搭配率来看，“凳子、沙发”类坐具在汉、英语中与“上”和on的搭配率都达到98%，说明典型空间关系语境下，汉、英语的空间认知视角是非常相似的。但对于有靠背有扶手的坐具“椅子”，兼具平面支撑和开放容器的容纳功能，几何特征处在由典型平面性向典型容器性过渡的阶段，汉语中与“上”的搭配率是87%，与“里”的搭配率仅是13%;而英语相反，与in的搭配率达到60%，与on的搭配率只有40%。这说明非典型空间关系语境下，汉、英语的空间认知视角的差异较为明显。

3.实证研究

成人二语空间范畴习得比母语习得难度要大很多（Ijaz，1986）。汉、英空间关系认知方式同中有异，加上“上”“里”之间语义分工与语义重叠并存，是否会给“上”“里”的多义项习得带来困扰？为此我们开展了语料库调查和语言测试。

3.1 调查一：“上”“里”习得的语料库调查

此部分调查“上”“里”母语和二语多义项产出情况。“上”的义项包括典型及非典型空间义、方面义、时间义和固化义;“里”的义项包括典型及非典型空间义、范围义、时间义和固化义。

3.1.1 语料来源

语料库分别为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BCC现代汉语语料库。根据语料库中对学习年限的标注，二语调查对象被分为三个水平组：初级组（一年以内）、中级组（一至两年）、高级组（两年以上），另有一个母语组。随机抽取中介语语料库中含“NP上、NP里”的句子各300个，去除非轻读用法的句子，得到“NP上”用例308个（68例出自初级组，119例出自中级组，121例出自高级组），“NP里”用例286个（52例出自初级组，162例出自中级组，72例出自高级组）。从BCC现代汉语语料库中随机检索出含“上”“里”的句子各300个，得到“NP上”用例296个，“NP里”用例321个。

3.1.2 数据结果与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总结了“上”“里”各义项的产出情况。

从表3数据来看，“上”的五个义项中，母语者和二语者都只产出了典型空间义、非典型空间义、方面义和固化义，未见时间义的产出。初、中级水平二语组在义项类型的产出上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典型空间义>非典型空间义>方面义>固化义;高级水平二语组和母语组在义项类型的产出上也都是典型空间义占比最高，固化义占比最低，但是方面义的产出频率稍微要比非典型空间义高，其中高级水平二语组非典型空间义产出比率为22.4%，方面义产出比率为23.1%;母语组非典型空间义产出比率为25.3%，方面义产出比率为29.4%。

从表4数据来看，“里”的五个义项中，母语者和二语者都只产出了典型空间义、非典型空间义、范围义和时间义，几乎未见固化义用法的产出（高级二语组产出1例固化义用法：私下里）。三个水平的二语组在义项类型的产出比率上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典型空间义>非典型空间义>范围义/时间义，其中典型空间义与非典型空间义的产出率差距明显，初、中、高水平二语组产出典型空间义的比率分别为80.8%、79%和62.5%，产出非典型空间义的比率分别为13.3%、17.9%和33.3%。二语组产出范围义和时间义的比率都很低。母语组在典型空间义（38.6%）的产出比率上略低于非典型空间义（41.7%）;范围义的产出比率也很低，而时间义产出比率相对较高，达到17.5%，远远高于二语组。

在汉语水平对“上”“里”语义产出的影响方面，我们发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上”的典型空间义产出率逐渐下降，非空间义（方面义、固化义）的产出比率逐渐提升，非典型空间义的产出比率变化不大。随着汉语水平的提升，“里”的典型空间义的产出逐渐下降，非典型空间义的产出率逐渐提升，二语组非空间义的产出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见图1和图2）。

3.2 调查二：“上”“里”习得的测试调查

3.2.1 受试筛选及水平测试

本研究二语受试主要是英国某高校东亚系汉语言专业学生，个别来自孔子学院，母语均为英语，学习汉语都在一年半以上。在课室或活动室发放并当场回收材料40份，最终确认完整有效材料34份。广州某高校35名非汉语言专业本科生作为参照组参与测试，确认有效材料32份。所有受试均参加汉语水平测试，测试工具来自Zhao （2012）。基于测试得分，二语受试被分为中级（18人）和高級（16人）两个水平组。在SPSS 16.0软件上对二语和对照组受试得分进行非参数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受试在汉语水平上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X2= 55.66.p=.000），事后检测（Post Hoc，Scheffe）表明三组之间的均值差都达到显著水平（p<0.01），这证明对受试的水平分组有效。

3.2.2 实验设计

调查工具为英译汉书面翻译。按空间关系类型将目标句分为三类：（1）典型平面支撑/附着空间关系，英语用on，汉语用“上”。（2）典型容器式内包含空间关系，英语用in，汉语用“里”。（3）表功能或范围的嵌入/遮盖空间关系，英语用in，汉语用“上”。每类含3个例句，共9个测试句，与另外四个干扰句随机排布。句中部分名词标示中文以降低翻译难度。目标句如下：

第一类：典型平面支撑/附着空间关系

（8） He wrote two words on the blackboard.

（9） He put a book on the desk.

（10） She left a letter on the table.

第二类：典型容器式内包含空间关系

（11） There are two books in the drawer（抽屉）.

（12） There is an apple in the refrigerator（冰箱）.

（13） There are some flowers in the vase （花瓶）.

第三类：嵌入/遮盖空间关系

（14） There is a black spot（黑点）in thetowel（毛巾）.

（15） There is a hole in the shirt（衬衣）.

（16） There are some birds in the tree.

本调查任务中，“上…‘里”空间关系类型和汉语水平都是变量。计分方法为：翻译文本中正确使用“上”“里”得1分;以“中”“内”替代“里”的，得1分。“上”“里”误用、缺漏得0分。允许书写拼音，习得每类空间关系的满分是3分。

3.2.3 实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用SPSS 16.0对受试产出的“上”“里”进行方差分析。数据结果见表5和表6。

表5总结了各组受试在三种空间关系类型中正确产出方位词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中、高级水平二语组在第一、第二类空间关系类型中产出方位词的平均分与母语组分别相差0.75和0.83，在第三类空间关系中的平均分与母语组相差高达2.06。在第一、第二类空间关系中方位词的产出上，高级组与对照组的均值差都为0.50，没有显著差异（p>0.05）。在第三类空间关系中方位词的产出上，高级组与对照组则有显著差异（p<0.001）。总体上二语者在第一、第二类空间关系中产出方位词的正确率远高于第三类，即对“上”“里”典型空间义的习得情况明显好于非典型空间义。

表6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方位词的使用上，空间关系类型主效应显著（F=26.713，p=0.000），语言水平也有显著主效应（F= 76.554，p=0.000），空间关系类型与语言水平之间交互效应显著（F =9.092，p=0.000）。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两组二语受试在三种空间关系中使用方位词的均值之间都有显著差异（F中级组（2，51）=15.284，p=0.000;F高级组（2，45） =10.853，p= 0.000）。而母语对照组对三种空间关系类型的平均分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F对照组（2， 93）=0.492，p>0.05）。

图3总结了不同汉语水平组别方位词产出的对比情况，显示了汉语水平对习得的影响。

母语组在三种空间关系类型中均值标线都接近满分值3，高级水平组的均值标线始终高于中级组。中、高级组在第一、第二类的方位词产出上均值都较高，但在第三类有明显下倾趋势。其中中级组在第一和第二类的方位词产出均值差为0.22，没有显著差异（p>0.05）;而第一和第三类的均值差为1.43，差异显著（p=0.001）。第二和第三类的均值差为1.22，差异显著（p=0.005）。高级组在第一和第二类的均值差为0.06，差异不大（p>0.05）;第一和第三类的均值差为1.19，差异显著（p=0.004）;第二和第三类的均值差为1.13，差异显著（p=0.007）。可见，二语组产出三类空间关系中方位词的差异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类（典型空间义）各自与第三类（非典型空间义）之间的差别。

4.讨论

本研究以语料库检索和语言测试为手段，考察了英语母语者“上”“里”多义习得情况。经语料库检索发现，各水平组二语受试在“上”“里”多个义项用法的产出上，产出率最高的都是典型空间义，然后是非典型空间义，产出率最低的是非空间义。而且二语水平越高，典型空间义产出占比越低。由此可推断，二语者习得方位词“上”的多个义项时大致遵循“典型空间义一非典型空间义一方面义/固化义”的习得顺序;习得“里”的多个义项时大致遵循“典型空间义一非典型空间义一复数义/时间义”的习得顺序。这与汉语母语者在“上”“里”义项习得上所遵循的“空间义一非空间义”的习得路径大致相同。

测试调查发现，英语母语者习得“上”和“里”典型空间义的正确率远高于非典型空间义，高级水平二语组在“上”和“里”典型空间义的正确产出率上与母语组没有显著差异，而在非典型空间义的正确产出率上与母语组差异显著，表现为偏误较多。这一研究结果验证了词义典型性在多义词二语习得中的重要影响（Correa-beningfield，1985;Ijaz，1986;Young-Dave，2000;马书红，2010）。我们推测，学习者习得与IN对应的“上”的非典型空间义出现高偏误率，很可能是将“上”的这种非典型空间义用法与母语中IN的非典型用法相对应，导致二语产出过程中的母语负迁移。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在习得空间介词最典型意义时困难最少，而随着语义范畴向边缘扩展，习得难度等级会逐步提升（ Young-Dave，2000）。汉语和英语在方位词/介词原型语义范畴的划分上较为相似，但在非原型语义范畴的划分上则不完全对应。比如“树上的鸟”中“上”的使用体现了非典型二维平面支撑关系认知视角的折射;英语中对应的表述是the birds in the tree.IN的使用说明使用英语的人将目标物和参照物之间的空间关系看成是类似容器的内包含关系。汉、英语在方位词/介词非典型语义范畴划分上的不同是空间认知视角差异的体现。对于学习者来说，因为空间概念的语际差异，母语语义迁移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这需要教师在教学环节中多下功夫，帮助学习者完成由母语向二语空间词语义范畴划分的重构。

需要指出的是，二语者对“上”的非空间义（方面义、固化义）用法的产出率看似接近母语者，但实际的言语使用仅限于少数几种“NP上”用法。在“上”的方面义产出上，高级组只出现了“学习上、管理上”等18种不同用法，而母语组产出了“质量上、操作上、精神上”等39种不同用法。在“上”的固化义产出中，高级组一共产出了“事实上、实际上、表面上、本质上、基本上”5种用法，母语组产出的固化义用法则达13种之多。二语学习者对“上”非空间义用法的使用只能集中在少数几种搭配上，我们认为，很可能跟教学中缺乏足够的展示和输入有关，这些用法不能类推，需要逐个单独记忆，足够的接触量对于习得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二语水平总体上影响了学习者“上”“里”义项的产出，表现为随着二语接触量的增多，典型空间义的产出比率下降，非典型空间义和非空间义的产出比率有所上升。但我们也发现，不同水平组的二语者对“里”的非空间义（范围义和时间义）用法的产出率都处在较低水平。考虑到汉语母语者“里”范围义用法的产出率只有2.2%，可以认定范围义的“NP里”在汉语里不是常用用法，二语者得不到足够的言语输入自然也不会有较多的言语输出。反观汉语母语者对“里”时间义用法的产出率达到17.5%，而二语组中产出率最高的也只有2.5%，我们推测这很可能跟“里”的时间义用法在教学中被忽略有关，学习者对这一用法不够熟悉。

本研究对方位词“上”“里”的教学实践至少可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在基础阶段过后，在教材中可适当加入对“上”“里”非典型空间义和非空间义用法的介绍性内容，由教师在课堂上做相应讲解，保证有一定的输入量。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频率是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Larsen- Free-man，2002）。尤其对于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外部语言环境无法提供充分的目标语输入，就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开展明示性教学，给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显性知识，引起其对“上”“里”非典型空间义和非空间义用法的注意。二是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要提高语言对比意识。目前的汉语教材中对方位词的释义大多简单地采用直译方式，容易诱导学习者在二语和母语之间建立起方位词/介词形式与语义上的对等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方位词典型空间义用法的习得可能会起促进作用，但对于方位词非典型空间义用法的习得，则容易促发母语负迁移。加强二语和母语方位词/介词语义对比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减少因母语迁移导致的偏误。

5.结语

本研究以语料库检索和语言测试为手段，调查了英语母语者习得“上”“里”多个义项的情况。研究发现二语者习得多个义项的顺序与汉语母语者大体一致，但对“上”“里”的产出主要集中在典型空间义的用法上，对“上”“里”非典型空间义产出偏误率较高，对“上”“里”非空间义用法的产出则明显不足。研究表明，二語者和母语者在“上”“里”多义习得过程中的同序性，是词义典型性影响方位词多义习得过程的体现，反映了“上”“里”义项习得具有鲜明的原型效应。本研究还发现，汉、英语空间词语义范畴划分的语际差异性是造成二语学习难度的重要原因。对此，需要在课堂上开展“上”“里”多义项使用的明示性教学，开展汉英方位词/介词语义的对比分析，引发学生对“上”“里”非典型空间义用法的注意，增加对非空间义用法的了解，从而帮助抑制母语迁移，减少方位词使用的错误。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对“上”和“里”语义习得开展的测试调查只限于典型空间义和非典型空间义，对非空间义的习得调查，有待以后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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