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

方绪军 李雪利

[关键词] “A死我了”；“把我A死了”；构式；承继；句式；变换

[摘 要] 文章主要基于构式语法的原理，在考察汉语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提炼两种构式的构式义，分析它们和相关构式的承继关系。文章还讨论了句式和构式的区分以及句式研究和构式研究对变换分析的不同认识。文章认为在语法研究中，应明确构式研究和句式研究在理念和方法的差异，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原则，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18）02-0064-10

1. 引言

“A死我了”（“累死我了”之类。A为单音节形容词。下同）和“把我A死了”（“把我累死了”之类②）是汉语中两个常见结构，讨论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涉及句式和构式的概念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

长期以来，句式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领域。近二十年来，构式语法研究也成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热点。但学界对句式和构式概念的区分，意见尚不一致。汉语语法学界最初引进构式语法思想和方法时，一些文献是将“构式”称作“句式”的。张伯江（1999、2000）、陆俭明（2004）较早采用构式语法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问题，二位先生当初都将Construction Grammar称为“句式语法”。沈家煊（2000）提出“句式配价”的概念，该文体现了构式语法的思想。到了沈家煊（2009），文中用了术语“句式”也用了“构式”，二者都与construction相对应，但在分析讨论时主要使用术语“句式”。由于一些文献最初没有明确区分“句式”和“构式”这两个概念，后来的不少研究文献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就出现了交替使用或混用的情况。如，陈双双（2013：10）把“热死我了”“我累死了”“我恨死你了”等都归为“（S） + W + 死 + （O） + 了”句式，但同时又称“‘（S） + W + 死 + （O） + 了句式是一个构式”，这个构式又可以分为“四种表现句式”。这样的表述让人感觉所谓“句式”和“构式”好像是有区别的，但仔细看又看不出区别到底在哪里。

近年来，如何区别使用“句式”和“构式”这两个概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陆俭明，2016a；范晓，2016）。范晓（2016：4）认为二者不同并提出问题：“毫无疑问：‘构式不等于‘句式；但构式和句式是否是不相容的？能否说句式本身也是一种构式，它只是‘句子的构式或‘句子层面的构式（即语法单位句子的构式）？”可见，如何厘清“句式”和“构式”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审视句式和构式的研究实践，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和追求，前者与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密切相关，后者则与认知语法息息相通。在语法研究实践中，很难使句式研究和构式研究无缝接轨。比如，在句式研究中常用变换的方法，但构式语法却反对变换的方法。

本文基于现代汉语“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构式的实际使用情况，采用构式语法的观念和方法，分析两个构式的构式义，揭示它们与相关构式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讨论构式和句式研究两种范式对变换分析的不同认识，以显示句式和构式概念含义的区别及研究方法的不同。

2. 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的使用情况

2.1“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

漢语中有些单音节形容词可以后跟表示极高程度的“死”形成“A死”结构，它可以用来形成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如①：

（1）此时，天柱峰顶又上来几位游客，“哎，总算到了，累死我了。”

（2）我们演了一场武侠片，打打杀杀兼吵吵闹闹，把我累死了。

这两种形式中的“A死”和“我”的语义关系相同，可以说这两个构式基本语义相近，二者都含有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沈家煊（2002）、施春宏（2010）、陆俭明（2016b）等讨论了与这两种形式结构类似的形式，他们分别认为“急疯了花姑娘”和“把花姑娘急疯了”、“阿Q踢坏了大门”和“阿Q把大门踢坏了”、“孩子哭醒了爷爷”和“孩子把爷爷哭醒了”都含有致使义。同理，我们可以说“累死我了”和“把我累死了”之类也都含有致使义②。但按照构式语法“形—义”匹配的原则，二者形式不同，在语义上也应有所不同。

2.2 两个构式中的形容词

从我们考察的语料看，许多形容词可以用来构成“A死我了”，也可以构成“把我A死了”。基于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中“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形式的用例，结合张国宪（2006）对形容词的分类，可以看出饰物形容词和饰行形容词中都有一部分可以用在两个构式中，饰物形容词用例最多，其中表属性的（“累、冷、热、脏、甜、辣、臭、香”等）、表评价的（“笨、丑、穷”等）、表度量的（“重、紧”等）等用例较多，而表空间的（“大、小、长、短、高、低”等）、表颜色的（“黑、白、红、黄”等）、表年纪的（“老、小”等）没有发现用例。

虽然“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中的形容词基本上是表属性、评价或度量的，但这几类形容词中也有不少（如“新、平、直、好、富、轻、松”之类）不用在这两个构式中。总体来看，这两个构式中出现的形容词多表示身体或精神上感受到的某种性状，主观性都比较强。这些形容词中（除了“香”等少数）大多含消极义，表示某种消极或不期望的感受。

虽然有些成对的反义形容词，像“冷、热”“忙、闲”“香、臭”之类，两两都有“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形式用例，但一对反义词里的两个词并不总是两两都能用以构成这两种形式。有些反义词对，表消极义的可以用来构成两种形式，而表积极义的不用在这两种形式中。如“重”和“轻”，对于搬拿东西而言，“重”表相对消极义，它可以用在两种形式里，而“轻”则不这么用：

（3）a.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袋子，它真的很重，重死我了，重死我了……

b. ……背个大枪，把我重死了，一个肩膀疼……

还有些反义词对，表消极义的有“A死我了”用例，但没有“把我A死了”用例，而表积极义的形容词，两种形式的用例都没有。如，“穷”有“穷死我了”用例，但未见“把我穷死了”用例，而“富”则两种形式用例都未见：

（4）十一就是花钱的日子啊，两个人结婚，一个去不了，居然还要出份子钱，还要买礼物什么什么的，做伴娘又买了双鞋，穷死我了！

2.3 两个构式使用规模的倾向性

由相同形容词构成的“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用例数在语料中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即“A死我了”用例数一般比“把我A死了”的用例数要多出许多。我们在用于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的形容词中选取了“累、冷、困、疼”等10个形容词，在BCC语料库“多领域”子库中搜索它们用于两种形式的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语料库中“A死我了”的用例要远多于“把我A死了”用例。仅就这10个形容词而言，“A死我了”的用例总数约是“把我A死了”用例总数的38倍。这表明两个构式的实际使用规模很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形容词构成的“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用例的多少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两列数据呈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系数为0.74）。比如，“累死我了”相对于其他“A死我了”形式用例最多，“把我累死了”相对于其他“把我A死了”形式的用例也最多，“臭死我了”用例较少，“把我臭死了”用例也少。表中“把我困死了”在BCC“多领域”子库里没有发现用例，但在“文学”和“微博”子库里却发现有5例；而“把我穷死了”在BCC的几个子语料库里都没有发现用例（相关讨论见下文3.1和3.2节）。

2.4 两个构式出现的语法环境

从语法性质上看，“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都是谓词性成分，在句子中充当谓语，它们的主语有指人的，也有指事物或事件的。如：

（5）a. 有天晚上她接到了他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电话，她情不自禁地说：“你哪儿去了你？你急死我了！”

b. 结果真如我所料，新闻播出才两个小时，我就听到我老婆的声音了，她在电话那头说：你这个人啊，我要你别到处乱跑。你把我急死了……

（6）a. 公司空调热死我了……热得我头晕……

b. 以前洗澡时开取暖灯，把我热死了，满头都是汗，……

（7）a. 弟弟的婚礼累死我了，高跟鞋真伤不起，……

b. 我得把日子维持下去，让家里的炉子有火，给妈妈弄柠檬水，给弟弟们搞面包，这些快把我累死了。

还有些“A死我了”形式作“得”后补语。如：

（8）星期三晚上要去华技学校表演了。这几天排得累死我了！

（9）麻将打得困死我了。昨儿1点54分，被敲开门，……

但“把我A死了”未见有作“得”后补语的。

“A死我了”在语篇或话语中常用来表示感叹，它的前边常用一些表示感叹的词语（像“唉”“哎呀”“哎哟”“天啊”之类）。如：

（10）犀川一边挠着头一边问道，“唉！困死我了……咖啡吗？谁给我煮杯浓咖啡啊……”

（11）曹娜终于把他背回了家里，打开门以后直接将他背到床边上，然后转过身来连他带自己一起倒在床上。“哎呀，累死我了。怎么那么重！”

说话人常以叹息、喊叫的方式说出“A死我了”形式的语句。如：

（12）晚上，天已很黑，地里走出了累得晃晃荡荡的人群，这是给周扒皮做活的伙计们。有的在唉声叹气地说：“困死我了！”

（13）我们用两条腿丈量完了这个城市的最繁华的商业街，早疲惫不堪。小萧把背包一扔，大喊一声“累死我了”，仰天躺在床上。

（14）刚走出无忧宫，萤儿便哆嗦着叫道：“这是什么鬼天，可冷死我了。”

相比之下，“把我A死了”前较少使用感叹词语，以叹息、喊叫的方式说出的情况也相对较少。

3. 两个构式的构式义及与相关构式的承继关系

3.1 构式义

在构式语法里，构式的形和义相对应（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或形义配对（form-meaning pair），构式的形式不同，其语义也有所不同（Langacker，1987； Goldberg，1995、2006；Croft，2001；Croft & Cruse，2004；王寅，2011）。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在形式上的区别显而易见，二者的构式义又是怎样的呢？

从“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用例的使用情况看，它们的构式义有共同点，二者都含有致使义。具体说，二者都可以表示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其中“A死”表示“我”感受到的A的程度极高。表示致使原因的可以是人、事物或事件，表示致使原因的成分可以是名词性的，也有动词性的，它们可以出现在两种形式前边作主语或话题。如上文例（5）～（7）。

有些“A死我了”作“得”后补语，以“得”前谓语动词为核心构成的表述就是致使原因，如例（8）（9）。很多时候，“A死我了”是以感叹句的形式出现的，如例（10）～（13），这种用例中，致使原因没有直接出现在“A死我了”之前，但在语境中通常可以找到这个致使原因。如：

（15）小孫点上支烟在门厅里坐下来，看着外面的小丑又叫又跳地招揽顾客。过了一阵，外面没人了，门口的保安招呼小丑进来歇会儿，小丑摇摇晃晃地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叹了声：“唉，累死我了！”

这例中小丑说“累死我了”，从前边的叙述中可以找到它的致使原因就是“小丑又叫又跳地招揽顾客”。

“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的构式义有相同之处，但作为不同的构式，其构式义也一定有所区别。

从“A死我了”的使用情况看，该构式的构式义为：表示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同时，也表达“我”对某种不良感受的比较强烈的情绪。在语用上，“我”说“A死我了”往往用来宣泄抱怨、不满等消极情绪。“A死我了”常用作感叹句，它的前边又常用感叹词，这也是与其构式义相协调的。例（1）中，游客登上了天柱山顶，说“哎，总算到了，累死我了”，就含有强烈的感叹意味，通过宣泄情绪以表达释然的感受。这符合使用“A死我了”的语境条件，所以用“累死我了”是合适恰当的。

有少数“A死我了”中的形容词是表示积极感受的，如“香死我了”，这似乎与上述“A死我了”的构式义相违背，但这种由积极义形容词构成的形式有时仍表达某种过分的感受，倾向表达某种埋怨、不满的情绪。如：

（16）在我感冒时，你们竟然吃烤鸡，香死我了！

而“把我A死了”属于“把”字句，具有“把”字句的基本语义和功能。张伯江（2000：35）认为使用“把”字句有“追究责任”的意味。沈家煊（2002：389）则认为使用“把”字句在于“移情于一个处置事件的参与者”，在“把”字句中“施事成了责任者，受事成了受损者”，受事是移情或同情的对象。二位的意见基本一致。如：

（17）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张伯江，2000）

（18）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沈家煊，2002）

“把我A死了”也具有张、沈二位所讨论的“把”字句的含义，该构式的构式义可以概括为：表示某种原因（源事）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同时，也表达说话人因感到自我受損而表示抱怨和追究源事责任的意味。说话人说“把我A死了”往往希望获得同情（移情）。前文例（2），说话人经过演武侠片“打打杀杀兼吵吵闹闹”，以致“把我累死了”，这就含有抱怨和追究责任的意味，“我”希望获取同情，这与使用“把我A死了”的语境条件一致，所以用“把我累死了”十分恰当。

比较前文（1）（2）两例可以发现，例（1）似乎不宜换成“把我累死了”，而例（2）却可以换成“累死我了”：

（1）？此时，天柱峰顶又上来几位游客，“哎，总算到了，把我累死了。”

（2）我们演了一场武侠片，打打杀杀兼吵吵闹闹，累死我了。

这也与二者的构式义不同有关：就例（1）所在的语境而言，旅游登山应是游客的自愿行为，“累死了”也怨不得别人，无从追究责任或得到同情，所以可以用“累死我了”感叹，却不宜用“把我累死了”怨人。而例（2），在“演了一场武侠片，打打杀杀兼吵吵闹闹”之后，“我”感到“累死了”，这时如果要表达这种极累的感受，用表达感叹的“累死我了”也未尝不可，不过换用之后，例（2）更多表示的是“我”极累的感受，缺少了例（2）追究责任、希望得到同情的意味。

“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的构式义区别可以帮助解释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穷死我了”用例较多，而“把我穷死了”的用例极少？为什么不说“富死我了”和“把我富死了”？因为人们可以感叹某种原因致使自己受穷的状态“穷死了”，所以会说“穷死我了”，但人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穷”归咎于某人或某事从而追究某人或某事的责任，所以很少有人说“把我穷死了”。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嫌自己太富了，更不会把自己的“富”归咎于别人或因为自己“富”而去追究别人的责任，所以没有人说“富死我了”或“把我富死了”。

3.2 与相关构式的承继关系

构式语法重视构式之间的承继关系（inheritance），如多义联接、隐喻联接、子部分联接和实例联接（Goldberg，1995/2007：72）。“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与相关构式的承继关系，这里主要关注它们与构件“A死”的子部分联接以及它们分别与“V死我了”（V为“冻、吓”之类单音节动词。下同）和“把我V死了”的隐喻联接关系。

首先看“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与构件“A死”的子部分联接关系。Goldberg（1995/2007）主张，一个较小的构式是另一个较大构式的一部分，这两个构式之间就形成了子部分联接关系，一个较大的构式是经过整合其所包含的若干子构式而形成的。“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都含有子构式“A死”，这两种形式中的“A死”又含有“（某种原因）使人感受到‘极A的状态”的语义，“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也都承继了“A死”的语义，这也是“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都含有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极A”状态的语义的重要原因。

再看“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与相关构式的隐喻联接关系。按照Goldberg（1995/2007：91），以下例（20）a对例（19）a有隐喻联接关系：

（19）a. Bob gave Sam an apple. （鲍勃给山姆一个苹果。）

b. Bob gave an apple to Sam. （鲍勃把一个苹果给山姆。）

（20）a. Bill gave Mary a kiss. （比尔给了玛丽一个吻。）

b. * Bill gave a kiss to Mary. （*比尔把一个吻给了玛丽。）

例（19）a句是典型的双及物构式，其中的apple是具体事物，a句和b句基本语义关系相同。例（20）a句中的kiss表示行为，与其对应的b句不成立，但（20）a句也属于双及物构式，其中表示行为的kiss隐喻指事物，这句对于例（19）a有隐喻承继关系，二者属于同一构式（双及物构式）。

汉语中有构式“V死我了”和“把我V死了”，它们与“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十分接近。如：

（21）a. 车一停下，她就坐了上来，说：“真冷啊，冻死我了。”

b. 在宿舍看见外面阳光明媚，以为升温了，结果一出宿舍，把我冻死了，好大的风。

（22）a. 哥哥一向做事小心，怎么会摔倒呢？吓死我了。

b. 忠哥打电话告诉我说你从工具梯上摔了下来，还送医急救，把我吓死了。

以上两组例句中“冻”“吓”都是动词，由它们构成的动结式“冻死”“吓死”相当于作格动词①，作格动词通常具有致使义（曾立英2009），“冻死、吓死”之类的“V死”也具有致使义。将例（21）（22）与上文讨论的“累死我了”和“把我累死了”之类的“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相比，它们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基于Goldberg对例（19）和（20）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由形容词“冷”等构成的“冷死”之类都隐喻表示动态的事件。根据张国宪（2006），能进入“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中的A都属于“变化形容词”，它们表示变化的特性为它们表示动态事件提供了条件。它们构成的“A死”也相当于作格动词，具有致使义，与“冻死我了”之类中的“冻死”等具有一致性，这种“A死我了”对于“V死我了”有隐喻承继关系。同理，“把我A死了”（“把我冷死了”之类）对于“把我V死了”（“把我冻死了”之类）也有隐喻承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语料中“V死我了”的用例也是远多于“把我V死了”用例的，这与“A死我了”用例远多于“把我A死了”用例的表现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A死我了”与“V死我了”、“把我A死了”与“把我V死了”中的A和V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语料中有许多“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中的A就是形、动兼类词，如“累、困、急、烦、忙、乐、饿、挤”等②，这些兼类词构成的“X死我了”和“把我X死了”实际上是分别介于“A死我了”与“V死我了”、“把我A死了”与“把我V死了”之间的结构。这样，“X死我了”与“把我X死了”中的X就是一条由动词和形容詞构成的连续统，这条连续统如图1所示：

可以说，“A死我了”承继“V死我了”“把我A死了”承继“把我V死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或者说，从“V死我了”到“A死我了”、从“把我V死了”到“把我A死了”都是渐变的过程。

4. 变换分析之于句式和构式研究

4.1 句式和构式

以上主要以构式语法的观念考察分析“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两种结构的构成、语义及用法的异同。如果以句式研究的眼光看，许多“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之间存在变换关系。而在构式语法看来，“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之间并没有变换关系。在对变换分析的认识上，句式研究和构式研究存在根本分歧，这也是句式和构式在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区别。

关于“句式”和“构式”的区分，我们认为吴为善（2016：1）的论断是合理的：一方面，句式和构式研究的理念不同，前者注重“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及其编码序列规则”的解释与分析，后者注重构式的整合，重视对构式义的提炼、对构式的话语功能的研究。另一方面，就概括范围而言，“句式”是“一个模糊的集合，外延并不清楚”，通常指“形式上具有某种特征或某种标志的句子格局”，如“把”字句、“连”字句、连动句、兼语句，而“构式”是指“所有形式和意义匹配的结构形式”。但他又认为如果研究对象都是某类句子，不加区分也可以，并称“这本来就是个名称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明确区分句式和构式这两个概念，不宜把一个句式就看作一个构式，因为句式是着眼于句子的“形式”特征或外在的“格局”，而构式则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实际上，我们很难比较构式范围与句式范围的大小，因为构式与句式的内涵并不是包含关系。比如：

（23）a. 在家长会上，她把学生们制作的各种造型展示给大家。

b. 范文程引今论古，应对如流，把个努尔哈赤直喜得眉飞色舞，兴奋万分。

c. 春兰说：“我爹把个猪跑了，求求你佬，设个法儿找回来。”

d. 看把你能的。我才不信你能认出他来！

从句式研究的角度来说，按照施春宏（2010，2015），上边这组句子都是“把”字句，但恐怕不能说它们属于同一个构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结构形式不同，构式义和话语功能也有差异。此外，像连动句、兼语句之类，就句式而言，它们各自都包含着复杂的形式，不同形式的语法意义也有差异，恐怕也不能说所有的连动句、兼语句分别属于同一个构式。

总之，就句式和构式所指的语言现象而言，二者虽有交叉，但句式是结构主义语法研究的概念和现象，它的着眼点比较复杂，有的着眼句子成分特点（如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有的着眼句法成分的语义角色（如受事主语句、施事宾语句），有的着眼句式语义（如存现句、判断句、被动句），有的着眼句中的特殊标记词（如“把”字句、“连”字句）。而构式是认知语法研究的概念，是构式语法的基本单位，它是就结构体而言的，可以是短语（包括熟语）和句子，甚至包括词和语素，是形义结合体。

4.2 变换分析之于句式和构式研究

在句式研究中常用变换分析法，对句式进行变换分析通常用来证明句式之间的依存关系，分化歧义句式，分析相关句式中的动词之类的语义特征差异等（朱德熙，1981、1986；李临定，1988；陆俭明，1993；方经民，2000）。

变换分析须遵循平行性原则（朱德熙1986），除了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变换，存在变换关系的句式中的对应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及句式的基本意义或语义真值条件是相同的。按照变换分析的原则，前文表1中的“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两组句式可以进行变换。

将近义句式进行变换分析，对于建立汉语的句式系统、分析具体句式的意义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赵金铭，1993）。施春宏（2010：296）基于对“阿Q踢坏了大门”“阿Q把大门踢坏了”“大门被阿Q踢坏了”“大门阿Q踢坏了”“大门踢坏了”等语句的分析，主张在基础句式的基础上，其他的派生句式可以“通过移位、删除、添加格位标记等句法操作手段直接或间接推导出来”，进而形成“（由）具有相同底层语义结构（论元结构）关系而表层配位方式不同的句式所构成的”句式群。这“移位、删除、添加格位标记等句法操作”正是句式变换分析常用的手段（方经民，2000）。施春宏（2010：298）认为，“把”字句是“一种结果凸显的句式”，是通过“提宾”从基础句式派生出来的。那么，“把我累死了”之类就可以看成是由“累死我了”之类通过移位（宾语“我”提前）、添加（添加“把”）的手段派生出来的。

句式变换关注句式之间是否存在变换关系，一般不关注句式在实际使用中的语用特点或交际功能。正如施春宏（2008：21）所言，变换分析一般不需要区分句子层面的句式和话语层面的句式之间的功能差异。拿“累死我了”和“把我累死了”之类来说，变换分析不关心它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选择条件和功能差异。

但在构式语法看来，表1中的“累死我了”和“把我累死了”之类构式之间是不能进行变换的，二者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构式，各有各的承继、编码、整合过程。构式语法关心构式作为整体的含义和实际使用情况，主张“所见及所得”，反对对语法形式进行变换或转换分析。准确地说，构式语法反对的是转换-生成語法的理念与方法，但习惯上所谓的变换分析（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的观念和方法与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有着内在的联系（施春宏，2008：1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构式语法是在反对变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邓云华、石毓智（2007：323）也指出，构式语法认为“语法是单层的（mono-stratal），不同的语法结构具有不同的语义值或语用功能，其间不存在变换关系”。如果着眼于变换，容易“使我们忽略掉一些句式自身的重要特点，而句式语义不是完全能从组成成分及已有句式的语义自然推导出来的”（张伯江，2000：28）①。构式语法认为，一些看似存在变换关系的表达式，它们的真值条件或基本语义并不相同（Langacker，1987；Goldberg，1995/2007）。如：

（24）a. He sprayed the wall with paint. （他往墙上喷漆。）

b. He sprayed paint onto the wall. （他把漆喷到墙上。）

Goldberg（1995/2007：100）认为，以上a句含有喷漆影响了整个墙面的意思，而b句则含有喷漆影响了局部墙面的意思，而且两句的焦点也不同：a句的焦点是with paint，b句的焦点是onto the wall，因此，这两句属于不同的构式。同理，表1中的“累死我了”和“把我累死了”之类也分属于不同的构式，彼此之间不存在变换关系。

5. 结语

考察分析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之类的语法结构的构成和使用情况，基于构式语法的原理，可以提炼两个构式的构式义以及它们和相关构式的承继关系。“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都含有致使义，即某种原因（源事）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但“A死我了”常用来表达“我”对某种不良感受宣泄抱怨、强烈不满的消极情绪。而说话人用“把我A死了”则含有因自我受损而抱怨和追究源事责任的意味，“我”希望借此获得同情（移情）。一些语境中能用“A死我了”却不宜用“把我A死了”，也与二者的构式义区别有关。根据构式语法的构式承继的认识，还可以解释“A死我了”对于“V死我了”、“把我A死了”对于“把我V死了”的隐喻承继关系。

从传统的句式研究角度来看，不少“A死我了”可以变换为“把我A死了”的形式。进行这种变换分析有助于建立由相关句式构成的句式系统。

构式研究和句式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在语法研究中我们应该遵循它们各自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原则，发挥各自所长，但很难在两种研究范式之间进行自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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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 si wo le” （A死我了） ； “ba wo A si le” （把我A死了）； construction； inheritance； sentence pattern； transformation

Abstract： On the ground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uses of two constructions， “A si wo le”（A死我了） and “ba wo A si le”（把我A死了） in Chine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and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links between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s. It also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sentence pattern， and highlights the distinct views on 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on these two approaches to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It emphasizes that the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and the sentence pattern approach have their own spec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which we should be aware of in studies of Chinese grammar.

【责任编辑 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