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

□ 从小梦想当一名外交官

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国家为了培养外交官，从中学直接挑选了一批人到干校外语培训班，边劳动边学习。上海有三个大学办这样的班：复旦大学、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从1972年至1974年一共办了三届，我是七三届，进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在奉贤五七干校的外语培训班。

进培训班的前一两个月每天劳动，接受思想改造，学做“普通劳动者”。不久后进入常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我上的是日语班。日语班和法语班、德语班都属于小班，各25个学生；英语有四个班，都是50个人一班。那时一心想当外交官，所以抓紧一切机会学外语，特别是乘劳动的时候练口语，结果招来大麻烦。学校批“智育第一”，我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那几个月我拼命接受思想改造，在劳动中干不了重活就干脏活，但总觉得过不了关。后来我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劳动上，而是出在“娇骄”两气上，出在外交官的“梦想”上。于是我成了爱劳动的人，当上了植保员，拿起了杀猪刀，思想在劳动中“升华”。

第三年，“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们被安排到金山石化总厂当实习翻译。从那时起，我拼命学习，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一次，因为老翻译要回城办事，第二天为日本专家上课当翻译的事就交给我了。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那天晚上没睡觉，把所有与上课有关的专业单词都啃了下来。第一课还算成功，连续上了几天，既找到了自信，又看到了不足。那段时间脑子里几乎天天都是外语，听广播看电视的时候，就像练同声传译一样，不停地翻译；即使走路，也要把路边的招牌翻译出来。后来我把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都背诵了下来，边看电影边轻声翻译，前后至少看了十几遍。

我1978年1月毕业。因为我们这些人属于“文革”产物，都没有当上外交官。有两个留校名额，我留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后来又转到图书馆学系，并考上了图书馆学硕士班。1982年硕士毕业，我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开始了图书馆员生涯。我虽然没有当上外交官，但外交官的梦想和热情依旧。

到上图后，我被分配到外文采编部。第二年领导给了我一个新任务：建立联合国托存资料室。第三年文化部办外语班，领导让我参加，于是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半年英语。不久文化部安排我当文化部缩微技术考察团的翻译到日本考察。第四年我作为“第三梯队”候选人，被破格提拔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当年参加美国新闻总署的“国际访问者计划”，赴美考察了一个月。

1988年文化部给了上图两个名额，我和另一位同事通过外语考试后参加教育部“中英友好交流项目”，赴英国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担任霍克斯博士文库的编撰，边工作边学习。三年后我拿到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初回到上海继续图书馆员生涯。

1991年在英国深造

外语是一门工具。也许是外语给了我展示的机会，凡是有外事活动一般都让我参加或主持。从英国回来以后，说英语的机会更多，反而日语说得少了。外语是一门记忆型技能，记忆赶不上遗忘的速度，尤其是上了年纪后遗忘得特别快。年轻的时候一天背50个单词，能记下来的只有一半；而步入中年后，能记下来的只是一半的一半，甚至更少；而一旦不学不用了，记忆量就会加速流失。所以我现在还保留着晨读外语的习惯，在日本赚的稿费我都用来买日本小说了。

在图书馆工作，我始终想着能在对外交流方面做点什么。2002年1月我当上海图书馆馆长后，对外交流的机会更多了。第一年上海图书馆启动“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以后每两年一次，到现在已经办了八届，几乎每一届都有国际图联主席或当选主席参加，一般都有20多个国家与会，外宾近百人。SILF已经成为国际图书馆界的知名论坛，在国际图联会议榜上都会刊登SILF预告及信息。2010年上海办世博会，市政府临时决定取消那一年的SILF。为了不让系列型会议中断，我们请褚树青馆长帮忙，与杭州图书馆合办了这一届论坛。

也是在当年，我们启动了“上海之窗”计划，第一个开在南非德班市，以后每年以五六个的节奏开设，很快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外办、对外友协以及对外文协都与“上海之窗”项目合作举办各类对外交流活动。我们还办了网站，把赠送的图书做成联合目录挂在网上，方便网点馆读者的利用，一方面加强了网点馆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图书都能保留下来。“上海之窗”从送书向多元合作拓展，如举办展览、讲座、图书及人员交换。到2017年底，“上海之窗”遍及全球160多家图书馆和机构。

此外，上海图书馆还开设了每两年一届的“竞争情报国际论坛”和“国际征文比赛”，大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渠道和空间。

上海图书馆的国际交流获得了不少荣誉，多次获得“银鸽奖”；我也被上海市政府多次聘为“上海会议大使”，最新聘期从2016年6月到2021年5月。

□ 国际图联的“中国声音”

前些日子清理在上图的办公室，我处理了几十箱东西。当我看到书架角落里十几本绿皮文件册时，感慨万分。2001年至2005年我担任了两届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任期结束后我把四年的文件一份不少都装订成册。这些文件里不仅有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想法和建议。我觉得家里再放不下，也不能把这些文件扔了。我翻阅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记录，有两件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事，在这里分享一下。

2015年接受《旅游时报》“关于会议大使”的采访

第一件事是关于中文预备会议(Chinese Caucus)。国际图联年会有预备会议机制。预备会议由一个语言群体、专业群体或国家负责。以前中国代表只能在大厅或公共场所聚会。1996年国际图联北京大会以后，中国参会人数迅速增加，到世纪之交已经达到上百人的规模。我的前任国家图书馆孙蓓欣副馆长在设立中文预备会议上做过不少工作，所以到了我的任期时机比较成熟了。当时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代表人数虽多，但很多人都不能坚持到闭幕，而大会全会一般都是在最后一天召开，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代表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投票，给国际同行的印象不怎么好。设立中文预备会议意味着国际图联要多出一笔钱，而国际图联管委会会议经常由于经费问题争吵不休。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争这个地位。2003年底我写信给国家图书馆孙蓓欣副馆长，建议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写一封建议信，拿到2003年12月的国际图联管委会会议上讨论。中国图书馆学会很配合，马上给国际图联总部发了建议信。2004年3月31日国际图联管委会会议(GB04-082)文件确定，在2004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上增加中文预备会议(Chinese Caucus)，但留了一句话：今后还要做评估。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很重视这次会议，行前做了动员，要求大家都要出席。在2004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的中文预备会议上，国际图联主席、当选主席和秘书长均前来祝贺，一些海外华人和我国台湾代表也参加了中文预备会议。从那以后，每一次国际图联大会，国际图联领导都会来中文预备会议致辞。

2003年在柏林主持国际图书馆联盟的会议

第二件事是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官方语言的问题。我在担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期间，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多次要求我向管委会反映这一问题，并提出这是我任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国际图联管理层希望有一些变革，推出的不少举措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关，语言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要解决的不仅是中文，还有阿拉伯文，也就是说联合国官方语言中的这两种语言应成为国际图联的官方语言，但又不能把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没有的德文排斥出去。经过一番议论，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是：建立一个由英文为主、保留原有语言、增加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语言政策，这样既解决了政治层面的问题，又不增加经费负担。2004年12月8-9日，国际图联管委会工作会议就当选主席Alex Byrne博士提出的有关语言政策的议案(GB04-021R)成立语言政策工作小组，我成为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我看到在GB04-021文件上，我写下了当时的讲话要点：“这些年来中国人对国际图联的参与越来越多，并在年会参与人数上始终保持在前五位，而以前会议缺少中文，造成中国代表难以正常交流。新的语言政策采纳的话，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国际图联事务中来。”2005年12月，当看到张晓林教授给我发来的“中文已正式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的短信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孙蓓欣副馆长担任国际图联执委，到我和张晓林教授相继担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都把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问题看作自己任职期间的重要使命。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表明中国图书馆员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中国图书馆界应有的国际地位。

□ “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经历

对我来说，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是一生中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经历(“成功、精彩、难忘”是中央对上海办博的要求)。从2003年起我就参与了世博会的工作。

2003年初，我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缪其浩一起到上海世博局申请由上海图书馆承担世博信息中心的工作。世博局领导说，乘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与我方座谈，你们当面在会上用英语跟他说。领导的初衷是想让外方看看，上海还是有人才、有资源的。我们俩就这样进了会场，并谈了我们的想法。洛塞泰斯先生很支持，给予我们不少建议，并当场决定将上海图书馆确定为国际展览局的资料托存馆，该局每一份公开刊物都会交上海图书馆保存。回馆后立即向班子汇报，并建立了世博信息中心。世博信息中心在筹博和办博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收集了大量世博历史资料，编印了各种信息快报，而且出版了八本一套的“世博丛书”，发挥了信息先行的作用。后来我还乘国际图联管委会在海牙开会的机会，顺道访问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展览局，与洛塞泰斯秘书长进一步商讨世博信息中心的事情。

2005年我被聘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当时国际展览局要求上海有一个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咨询班子，由此我与翁史烈院士、郑时龄院士和陈燮君馆长一起组成了总策划师团队。后来我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俞新天所长具体负责世博场馆主题报告的内容审核工作，她负责外交问题，我负责主题内容。我们对每一个国家馆的主题报告都要出审核意见，一般来说各国展馆都能按上海世博会主题要求策展，有一些需要退回重写，有一些需要稍加修改，但大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世博会开园不久，上海世博局就组织起草《上海宣言》，由国际展览局、联合国经社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撰稿。上海方面先拿出一个初稿，由四个主撰稿人分别带领四个团队起草，我作为四个主撰稿人之一，与现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当时任副馆长)、曾原、杨荣斌组成上图团队。《上海宣言》几易其稿，到了世博会闭幕前的一个星期才最后确定下来。由于在一些术语上与外方有不同意见，最后发布时中英两个版本在表达上略有不同。《上海宣言》在闭幕式上发布的时候，我们这些撰稿人心情都很激动，这毕竟是由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盛会，宣言既反映了参展者的共同意愿，又体现了中国的价值观念。《上海宣言》发布后，我们又很快投入《上海手册》的起草工作。在《上海宣言》中提到要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城市管理者，需要一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教材，由此，我又担任文化章节的主撰稿。《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第一版如期于2011年11月1日正式发布，第二版做了很大修改，并于2016年10月31日出版。

2005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

□ 结语

记得2013年6月5日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文化外交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的发言，我以上海图书馆19种语言简介的事例开场，讲公共外交范式转移的意义。我认为，公共外交不是正规的国家外交，也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式的文化工程，而可能是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一场场生动的小活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交往之中。公共外交应从过去的publicity的P向partnership的P转移，前者是单向的、一次性的，后者是双向的、注重过程的；前者强调的是灌输式宣传，后者强调的是交朋友式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应更加注重和发挥公共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让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

过去老想着要当外交官，要圆小时候的梦想。这辈子虽然当不了外交官了，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我爱上了比外交官更好的职业，并在图书馆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我小时候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