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唐宋时期成都地区的柘枝舞

蒋阵奇 闫琰

成都博物馆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隋-清）展出了后蜀赵廷隐墓出土的一批精美文物，该墓发掘于2010-2011年，为带斜坡墓道十字穹顶砖室墓，出土伎乐俑20余件，皆为立姿，服饰鲜艳富丽，衫、裙清晰可辨，且多描金[1]。伎乐俑中一件花冠女俑服饰造型奇特，具有鲜明的特征（图一）。笔者曾通过将该俑服饰造型特征与已出土的昭武九姓、鲜卑和柔然图像及文献资料的对比，判断其为柘枝舞俑，并论述了柘枝舞起源于柔然，后传至昭武九姓和鲜卑地区，在吸收粟特和鲜卑文化因素后，于唐中期传入中土并迅速风靡全国。晚唐时期，柘枝舞传播至南方地区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屈柘枝，并流行于全国。五代时期，屈柘枝已经出现了宋代宫廷柘枝队舞因素。宋初时，柘枝舞作为宫廷十大少儿队舞之一尚比较流行，至北宋中晚期，柘枝舞已步入衰落。及至元明，柘枝舞已基本湮灭于历史中[2]。成都作为唐宋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乐舞艺术皆繁盛，本文试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唐宋时期成都地区柘枝舞流行情况作简要论述。

一、唐宋时期成都乐舞概况

自战国晚期李冰父子凿离碓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后[3]，成都地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4]。秦汉时期，统治者大量从其他区域移民入巴蜀M，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优越的自然与地理条件加之人口的充实，使得巴蜀地区经济繁荣，从而为成都地区乐舞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条件。

从考古材料看，四川地区最晚到东汉时期乐舞已高度发展，东汉墓葬中出土大量乐舞场景画像砖（石）、乐舞俑及石刻造像[6]，可证明乐舞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十分繁盛。汉代出土乐舞材料中尤以成都博物馆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两汉一南北朝）中所陈列“六一一”汉墓群乐舞俑最为精致，乐俑可辨者有吹笛俑（图二）、抚琴俑（图三）等，舞俑为绂舞俑（图曰）。乐舞俑服饰细部清晰可辨，表情自然，表演投入，其中吹笛俑乐器下端还放置小耳杯，可能用于增加回声效果，足见乐人巧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饱受战乱之苦，而巴蜀地区相对安宁，成都东城区桓侯巷成汉墓中出土成套乐俑组合[7]（图五）可证明乐舞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延续。

及至唐宋时期，成都经济进一步发展，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8]，唐《成都记·序》载“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9]，宋《资治通鉴》亦载“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10]。经济的繁盛和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使成都成为唐玄宗和唐僖宗避难的首选之所。同时，随行的宫廷乐舞艺人也带来中原及西域地区乐舞艺术，使成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音乐之都。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考古材料中大量乐舞资料可兹证明。如中唐时期广元千佛崖366窟南壁近龛口处浮雕5身立姿伎乐，分两排，上排三身，下排两身，其中四身着汉装，头戴幞头，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蹬长靴。下排外侧一身胡人形象。伎乐分别执横笛、筚篥、排箫、腰鼓、柷等（图六），其中柷、排箫、横笛为中国传统乐器，而筚篥、腰鼓则为外来乐器。执鼓乐人高鼻深目，身着大三角形大翻领胡服，说明其极可能为西域乐人。这些外来乐舞因素在唐中期进入广元地区后，必定会进一步南传成都。至五代时期，前蜀王建墓出土石棺床南、东、西三侧壸门中共雕刻伎乐24人，其中乐者22人、舞者2人，樂者所执乐器有曲项琵琶、拍板、蹙篥、笛、篪、竖箜篌、筝、笙、箫、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羯鼓、鞔牢鼓、鸡娄鼓、铜钹、叶、贝，共20种23件。从乐器组合看，琵琶、竖箜篌、觱篥、正鼓、和鼓、毛员鼓、齐鼓、答腊鼓、鸡娄鼓、鞉牢鼓、羯鼓、铜钹和贝都属于龟兹乐部，笛、箫、笙是龟兹乐部和清乐部共有乐器，筝、篪、叶则属于清乐部[12]。可见五代时期流行于社会上层的音乐已兼含中外多种乐舞因素。至宋代，广安华蓥安丙家族墓地[13]、资中赵雄墓[14]皆出土丰富的伎乐雕刻材料，从乐人所执乐器判断，延续了唐五代时期中西交融的乐舞传统，且在其基础上增添了渔鼓等本地特征。

唐宋时期文献中关于四川地区乐舞的记载更是“恒河沙数”。如唐杜甫《赠花卿》写道，“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5]唐卢求《成都记·序》亦载成都“管弦歌舞之多，技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一侔其半”[16]。宋张唐英撰《蜀祷杌》载前后蜀时期成都“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17]。以上文献皆可见唐五代时期成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弥漫着浓厚的音乐气息，俨然已经成为音乐名都会之首，有杜甫《成都府》诗句为证：“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由此可见，成都地区自秦汉以来乐舞之风便十分浓厚，至唐代更是中外多种乐舞因素的交汇之地。舞为乐者之容，繁盛的音乐必然有精妙的舞蹈与之相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融合了柔然、鲜卑和粟特等多地因素的柘枝舞在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地区定会大放光彩。

二、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柘枝舞

唐南卓撰《羯鼓录》载，“广德中（763-764年），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僦居务本里……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张通灞入长安，某家事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色鸡》当用《□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夫，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是也）……”[18]该文献主要讲用羯鼓演奏《耶婆色鸡》时如何解决曲意尽而音未尽的问题，因古代演奏都是一曲循环多次，在曲意表达完后如何结束表演而不显得唐突，就需要用他曲“解之”，即用曲风相似的其他曲目来结尾，提醒听众所表演的一曲已结束[19]。至广德年间，这种表演技巧因政治叛乱在中央乐署太常工人间已失去传承，而是作为双流县丞的李琬调集长安后才机缘巧合告知太常工人，最后上报寺卿。由此可知，在安史之乱后，大部分宫廷乐人随唐玄宗南迁，使得当时流行于长安地区的众多乐舞形式得以在四川地区传播并盛行。否则，双流县丞李琬不会精通《耶婆色鸡》《甘州》《柘枝》各曲，更不会知道太常工人间都已失传的演奏技巧。因此，至迟在唐广德年间，成都地区就已盛行柘枝舞。

前蜀韦庄《伤灼灼》：“尝闻灼灼丽于花，云髻盘时未破瓜。桃脸曼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流落锦江无处问，断魂飞作碧天霞。”[20]宋张君房《丽情集》“寄泪”条：“灼灼锦城官中奴，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每遣人以软红絹聚红泪为寄。”[21]《才调集补注》：“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相府筵中与河东人座接，神通目授，如旧相识，自此不复面矣。灼灼以软绡帕裹泪，密寄河东人。”[22]宋秦观《调笑令》“灼灼”：“锦城春暖花欲飞，灼灼当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东秀，自言那复旁人知。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云收月堕海沉沉，泪满红绡寄肠断。”[23]以上文学作品都在讲唐代成都著名柘枝舞官伎灼灼与御史裴质的爱情故事。《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裴质，新表洗马裴氏河南少尹复子（见御史碑额）。质，吏部郎中，又中眷裴氏僖宗相旦子（见左外），质字殷敬。”[24]说明裴质为晚唐时期人。由此可知，成都府官伎灼灼在晚唐时期因善舞柘枝蜚声内外，后在一次相府筵请御史裴质的酒宴上与其邻座，相识相恋，裴质被召回长安后她日夜思念，为裴质而终身未嫁。韦庄所记“灼灼蜀之丽人也，近闻贫且老，殂落于成都酒市中”[25]。至前蜀时期，老年灼灼已无法胜任官伎，只有在成都酒肆表演柘枝勉强生活，最后贫困潦倒，死于成都酒肆。然而，从灼灼的事迹中可知，晚唐时期成都应盛行柘枝舞，才让善舞柘枝的灼灼成为备受追捧的舞者，至五代时期成都仍流行柘枝舞，因而灼灼在前蜀时期虽年老而能得继续以舞柘枝在酒肆生活。除灼灼外，清谢堃《春草堂集》载，“春江愁忆月明时，倚栏呈偷玉遂吹……清才蜀国传花蕊，妙舞南朝让拓枝。自去小楼双燕子，更无消息到天涯”。[26]词中所谓“双燕子”亦应为五代时期成都善舞柘枝者。正因唐五代时期柘枝舞在成都地区的盛行，才会涌现如“灼灼”和“双燕子”等优秀的柘枝舞者。

四川地区唐代墓葬和遗址出土器物组合以饼足碗、盘口壶、罐、盏、香炉、陶扑满及开元通宝为主，基本不见壁画及陶俑材料[27]，所以也无法从考古材料观察该段柘枝舞在成都地区的流行情况。至五代时期，一些高等级墓葬开始出现成组神怪俑、仪仗俑及伎乐俑[28]，其中伎乐俑是希望墓主人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前生活愿望的物化表现，其能直接反应当时真实社会的乐舞情况。后蜀赵廷隐墓柘枝舞俑的出土，与晚唐五代时期文献中所反映的成都地区柘枝舞情况互为印证，说明唐五代时期柘枝舞确系盛行于成都地区。

三、结语

晚唐五代时期，在繁盛经济和文化的支撑下，成都地区音乐舞蹈蓬勃发达，流行于全国的柘枝舞亦流行于此，因而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柘枝舞者，后蜀赵廷隐墓中出土柘枝舞俑恰能与这一历史背景相契合。

后蜀赵廷隐墓出土柘枝舞俑在成都博物馆基本陈列“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乐舞文华”版块展出，不仅充分展示了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歌乐宴饮之风盛行，是当时皇族参与并热衷“俗乐”、社会各阶层文化共享的鲜活例证，更为观众生动再现了当时蜀地百姓生活富足安乐、城市文明开放融合的社会形态，可见蜀地音乐和戏剧在彼时达到一个崭新高度，“音乐名都会”之称实至名归。

[1]王毅、谢涛、龚扬民：《四川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发掘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

[2]闰琰：《后蜀赵廷隐墓出土花冠舞俑与柘枝舞》，《江汉考古》2017年4期，第93—128页。

[3]（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盖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中华书局，1982年。

[4]（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5]（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33页。《汉书》卷一《高祖纪》载“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巴蜀”，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6]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四川古代舞蹈图录集》，四川美术出版社，2003年；杨青云：《四川汉代画像砖石乐舞图像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硕士论文，张紫婧：《东汉蜀地画像砖（石）的乐舞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6年硕士论文。

[7]王毅、罗伟先：《成汉墓考古记》，《成都文物》年第2期，第61-63页。

[8]（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9]（唐）卢求：《成都记序》，（宋）袁说友编撰、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

[1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二五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8424页。

[11]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四川古代舞蹈图录集》，四川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广元皇泽寺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元石窟》，巴蜀书社，2002年，第41页。

[12]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8-33页。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安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市文物管理所：《华蓥安丙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杨祖垲：《资中宋右丞相赵雄墓记实》，《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第49-51页。

[15]（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4页。

[16]同[9]。

[17]王文才：《蜀祷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

[18]（唐）南卓撰、罗济平点校：《羯鼓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9]李健正：《大唐长安音乐风情》，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20]（前蜀）韦庄：《伤灼灼》，（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中华书局，1960年，第8045頁。

[21]（宋）张君房：《丽情集》，（宋）阙名：《绀珠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影印明刊本

[22]（后蜀）韦縠辑、（清）殷元动注、（清）宋邦绥补注：《才调集补注》卷三，清乾隆五十八年宋思仁刻本，第94-95页。

[23]（宋）秦观著、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宋词别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4]（清）劳格等著《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页。

[25]（后蜀）韦縠辑：《才调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清钱曾述古堂景宋抄本，第31页。

[26]（清）谢堃《春草堂集》卷四《无题》，清道光二十一年曲邑奎文斋刊二十五年印本，第67页。

[27]刘雨茂、朱章义：《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成都考古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15_626页。成都市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上汪家拐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8]李蜀蕾：《十国墓葬初步研究》，吉林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