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

高申贵

摘要：为进一步推动对宋代词人精神特征的研究，从宏观的视角对宋词文本进行整体解读，分析了宋代词人精神特征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以及词风演变对词人精神特征塑造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宋代词人精神特征的多重性表现。

关键词：宋代；时代特征；词人；精神特征

中图分类号：I222.8=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8）07-0103-03

词的风格是词人精神特征的体现。过去关于对唐宋词史上的风格流派有过不同的分类，后人一直比较推崇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提出的观点：“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但对于宋词的词风学术界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最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这一方面与宋代词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群体，难以准确掌握每个词人个性化精神特征有关；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幻更替，词人命运的起落颠簸，词风及词人精神特征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对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更适合于进行整体的分析和把握。

1词人精神特征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宋代崇文抑武，奠定了宋代厚待知识分子的基础。历代皇帝谨守“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1]的国策，为文人参政议政营造了宽松氛围。宋太祖曾告诉群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陆游《避暑漫抄》）。正是宋代诸多皇帝对文人的尊重，在朝做官的如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众多词人才敢于抨击朝政，不必担心文字狱的迫害和政治上的株连。其次，宋初，社会经济繁荣，商业气息浓厚，词人们大都生活富足，爱以诗文、器物、书画会友，他们喜交游及聚会。甚至很多词人流连勾栏瓦肆，声色犬马，乐不思蜀。词人们一方面通过诗词文章舒缓压力，“人间万事何须问”[2]“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3]，这些词句都从侧面反映了文人的闲适和自在。另一方面，由于宋王朝对外的软弱无能，又让词人对朝廷不满，特别是南宋时期，统治者苟安江南，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使词人们深感悲哀，词人总体精神特征也因此变得忧患和失落。此外，宋代的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多元文化，儒家的担当尽责、道家的飘逸率真、佛家的自我解脱都在宋代完美交融，对词人精神特征的塑造也有重要影响。

2词风流变对词人精神特征的影响

宋代初期，是社会文化的转型期，宋代词人在继承唐代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晚唐五代词风纤弱缠绵，词人多“遣兴娱宾”[4]、助酒应歌的“艳科”[5]之作，即便是伤时忧国之词，也写得哀怨深沉，缺少唐初中期的宏大气魄与开阔境界。这一点可以从《花间集》得到反映。《花间集》大都是写美女与爱情的歌词，《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温庭筠为“花间派”的鼻祖，词风婉丽、辞藻秾艳。这种词风传统延及整个北宋词坛。词至宋初，肇始于柳永，词风发生骤变。柳永用民间曲调入词，扩大了词境。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更是首开豪放一派，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一改过去宋词多写男情女爱和离愁别恨的状况。南渡后，词风和前期迥然不同。李清照是南宋词坛的标志性人物。她提出“词别是一家”[6]（李清照：《词论》），提倡词守律，尚雅，主情致，被奉为“婉约词宗”。与她一样，国破家亡以及个人生活的悲惨情状，很多词人多写伤时念旧，怀乡悼亡之作。词人笔下的内容因此更贴近悲惨的现实生活，情感更沉郁忧愤。词风也由清丽、明快转为凄凉、低沉。

3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

3.1忧国忧民、心寄苍生的济世情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军事上长期饱受辽、西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靖康之变，金军大举南下，挟持了徽、钦二帝，更是奇耻大辱。家国之恨激起词人们内心无比的伤痛和难以自抑的爱国情怀。这壮志未酬的悲鸣自然流淌于词人的笔下。陆游作为抗金将领，他在南郑军中曾和幕僚們登高兴亭赏月，作了这首《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标题中的一个“望”字，淋漓尽致地表达词人渴望胜利的心情。辛弃疾南归后却得不到朝廷重用，他心情忧郁，登上了京口北固亭，遥望着被金兵占领的祖国土地，满腹感慨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词人自比雄才大略的孙权、金戈铁马的刘裕、老骥伏枥的廉颇，表达自己收服中原、报效国家的坚强决心。此外，还有岳飞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情调激昂，慷慨壮烈，是反侵略战争的名篇。“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朱敦儒深沉的亡国之痛和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感人肺腑。总之，在国家危亡之际，宋代词人心寄苍生，关怀时局，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3.2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隐者情怀

不少北宋词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将禅带入词作中，词融入了禅理、禅趣、禅味，表现出一种寄情山水、随缘任运、自然空灵的生活情趣。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严刑拷打，后入狱，“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元丰戊午夏予尹京治陈》），他用佛道来解脱，展现他苦乐随缘、开朗达观的文人风骨。苏轼无论在杭州任通判，还是在密州任知府，始终都有“灰心聊伴小乘禅”（宋孝宗《乙宫陈朝桧全文》）之意和“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阎万事非。”（苏轼《和子由四首 送春》）的超脱，获得对生命和是非的感悟。黄庭坚一生命途多舛，曾两遭贬谪，然其佛学造诣过人，他用禅宗偈颂化解困厄。《赠嗣直弟颂十首》是他人生感悟的诗性表达：“困来一觉睡，妙绝更通神”（其九）；“往日非今日，今年似去年。九关多虎豹，聊作地行仙”（其十）。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在官场中几经起伏沉浮，内心潜伏巨大痛苦，但他能够排遣不良情绪，实现自我的顿悟和超越。他写道：“功名富贵，本来无意，何况如今。”（《柳梢青》）参禅学佛、寄情山水作为宋代一种文化需要、社会需要，也是宋代词人用来消解人生磨难和厄运，解脱痛苦的工具。词人参禅学佛、寄情山水的随缘任性的生活志趣与淡泊情怀，也使宋词的意境变得空灵、幽远。

3.3迷恋声色、耽于享乐的风流情怀

宋代城市繁荣，“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纵情享乐，不少词人风流蕴藉甚至生活颓废。文人士子也发出“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蔡挺《喜迁莺》）的感叹。歌妓歌舞和宴乐之状，也就自然成为宋代词人所写的内容。南宋《复雅歌词序》中感慨道：“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此为相乐。”歌楼妓馆的繁华都市，多情词人柳永自然为其所吸引而沉醉其中。“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目疏狂，未尝轻负，寸心双眼。”（《风归云》）其《鹤冲天》也写道：“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大量香艳绵软之词，反映出词人沉湎酒色，在感官的刺激中享受醇美人生的乐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才过笄年》）“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宋）晁端礼：《鹧鸪天·阆苑瑶台路暗通》，更是写出了近乎赤裸裸的艳情观。就连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青玉案·元夕》）的美艳词句。韦庄的《江城子》更有露骨的描写：“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浩腕，移凤枕，枕檀郎。”醉入花丛，花薰蝶舞的青春游乐经历让他留恋回味。

3.4蕴藉凄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

迄今最为多情的人恐怕算宋代词人了。宋初中期，社会开放，很多词人写出了缠绵悱恻的恋情词。无论是秦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还是李清照“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都是如此。众多的词人笔下情何其多，情何其浓，几乎有泛滥之势！柳永写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陆游的《钗头凤》词，写自己和唐婉的爱情，更是一篇风流千古的佳作，“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姜夔与合肥琵琶女的爱情，更多是把相思回忆作为恋情词的主要内容，如偶然看到梅花开放，会想起当年与恋人共赏江梅，“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缱绻情深，感人肺腑。宋词中到处都可读到或香艳热烈、或凄丽怨悱的恋情词篇。词人或大胆率真或细腻柔美，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之态，今人叹为观止。

3.5悲伤凄楚、哀怨绝望的悲剧情怀

宋词人的悲伤情怀继承了花间词的婉转缠绵，比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这种抒情基调，主要来源于晚唐及宋代社会所产生或潜伏着的矛盾与危机。欧阳修的《秋声赋》写道：“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众所周知，旷达豪放的词人苏轼，也发出了“人间如梦”的悲鸣；他的“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临江仙》）“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水龙吟》），“古往今来谁不老。牛山何必更沾衣。”（《定风波·重阳》）等等，都给人一种隐隐的悲伤之感。词人晏殊，生逢太平盛世，在手捧金樽玉钟时，亦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喟叹。歌宴酒席虽得一时的快乐逍遥，可浸在词人骨髓里的悲观情绪却是深沉的。即使在讴歌爱情与青春的词篇中，也少有欢乐明快，多是刻骨悲伤。如苏轼的《江城子》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秦观慨叹“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表现对青春年少的无限眷恋和对人生无奈的叹息。陸游的“错、错、错”和“莫、莫、莫”（《钗头凤》）表达了对爱情破碎的怅恨和命途多舛的喟叹。李清照晚年孤寓江南，夫死家破、飘泊流落之忧痛，汇聚成深邃沉郁的咏梅曲。“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宋高宗建炎初年，金人侵占扬州，烧杀抢掠，扬州变得破败不堪。姜夔的代表作《扬州慢》写了“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昔日繁华的扬州的空荡凄凉，激起他无尽的“黍离之悲”。辛弃疾也在《小重山旋至离歌唱未成》中自比廉颇，感叹“相如老，汉殿知旧名”。国仇家恨消磨了词人的大好年华，青春和理想消遁无形，他只能在山水中消磨人生，悲哀至极！总之，宋词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独倚望江楼”（温庭筠《梦江南·千万恨》）的痴情女子，还是“懒起画蛾眉”（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的寂寞妇人，以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的孤苦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都是词人形象的化身。

4结束语

宋代是中国文人展示心灵世界最充分最细腻的时代。宋词这种高度细腻与成熟的文学形式，更以抒情见长，它能够自由地表现词人丰满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等精神特征。宋词文本折射出来的词人的精神特征与宋王朝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关系密切。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宋代不同时期的词人由于自己的个性特征及多种原因，写下了风格和内容迥异的作品。应该指出的是，词人精神特征因时代境况、词人个性等方面的因素有时是比较单纯地出现的，但更多时候则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甚至是矛盾呈现的。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的多重性，勾勒了宋词发展的一条清晰的思想及情感脉络。关于宋代词人个性化的精神特征的研究文章很多，但是对于宋代词人整体的精神特征的把握，总体来说，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本文着重对宋代词人忧国忧民、关注苍生的济世情怀，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隐者情怀，迷恋声色、耽于享乐的风流情怀，哀怨凄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消极避世、哀怨伤感的悲剧情怀做了一个总的概括与分析，旨在为研究者了解宋代词人的整体形象提供参考。本文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卷帙中，剥茧抽丝，勾画宋代词人入世的向上、出世的豁达、失败的颓废与迷茫等精神特征的全貌，把握宋代时代特征和词人精神特征形成之间的关联。希望读者在阅读本文的同时，能够在对宋代词人的精神特征的理解中关照现实，对世事和自我的价值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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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柳永.鹤冲天[Z].

[4]薛泉.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与宋人词选的兴盛[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1）：61—64.

[5]胡云翼.宋词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0.

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i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makes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ry texts of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tim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forming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i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role of ci style evolution plays in shaping the ci poet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is basis， summarizes the multiple performances of Song Dynasty poets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the Song Dynas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i poets；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