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概念启示：“后国家伦理”与“全球伦理”

摘要：

全球化的现实和问题昭示着现代人类未来命运的大问题：现代人类将伦理地走向何方？在此追问下，全球化概念的形而上本真内涵在于“全球伦理化”，而“全球伦理”概念的基底可以在黑格尔的伦理哲学中发现。黑格尔所论述的最高伦理实体是国家，然而，根据黑格尔作为“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的伦理概念，超越国家这一最高伦理实体的概念即“后国家伦理”的概念理路是内在地可以理证的，而这一点天然地与全球化的事实和伦理本质发生着深层共鸣。最后，对“后国家伦理”的经验证明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伦理实验室”那里找到。

关键词：

全球化；伦理；后国家伦理；全球伦理；中国

中图分类号：B82/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4-0014-12

Conceptional Enlightenment of Globalization： Post Nation

Ethics and Global Ethics：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Hegels Ethic Philosophy and Chinas Experiences

SONG Junxiu

（School of Philosophy & Social Develop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reality and problems of globalization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problem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odern people： whats the future of ethic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globalization l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ethics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Hegels ethic philosophy. Though the ultimate ethic entity is Hegels theory，according to his ethic conception “unity of the mono and the universal”， the post nation ethics as the conception surpassing nation which is the ultimate ethic entity， is provable， and can naturally arise the deepest resonance with both the reality and ethic natur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experiences of post nation ethics can be found in global ethic laboratory characterized b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thics； post nation ethics； global ethics； China

倫理学的研究，除了目前为止的技术性操作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外，难以看到能够相应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达到的世界状况的概念前瞻性研究，因为至黑格尔为止，可以认为伦理学已经在理路上锁定于国家这一最高的伦理发展阶段。其他的例如康德，突出的是伦理学研究的理性思维技术。这意味着，对于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总体状况，除了类似于社会批判理论那样的研究外，我们难以提出引领性的伦理学探讨，只能客观地止步于工具理性的影响之下，面对着国际事务和问题而难以设想概念可能的理论未来。如果说，目前为止的伦理学研究囿于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就，那么中国十九大的召开及相应的举世瞩目这一事实则可能启示着伦理学超越西方范畴的一丝契机，而这一丝契机则昭示于中国的阶段性现代化成就以及颇有底气地向世界宣布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我们认为，黑格尔的伦理哲学并没有真正穷尽其理路的推演，即国家阶段的伦理并不是最高的伦理发展阶段，而是还有至少理路上可能的“后国家伦理”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非常富有意味的是，这种研究的实证缩影则是中国这个“全球伦理实验室”——这一提法表明，“全球伦理”至少是超越国家的后国家伦理实体的概念准备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在为此提供强有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证明。对此的现在时代背景则是侵染着一切的无所不在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却更多地堕入了技术性操作层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被遮蔽或被湮没了其内在的伦理本质。这意味着全球化之“化”有一个何所化的极容易被忽略的理论问题，即各种现实的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全球伦理化”。

一、问题背景

国家尚在，而精神在散漫中呈现出枯萎的趋向。当西方的思想家们、理论家们、哲学家们意欲通过解构而追寻那在散漫枯萎中反向所“是”的东西时，当他们意欲通过解构而追寻人之为人者的自由时——无疑，他们带给这个现代世界以解构——他们自身连带着整个世界，收获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收获的是冷战与核威胁，收获的是大范围局部普遍的贫困、饥饿、动荡、战乱，收获的是能源、资源、生态的危机和污染，收获的是非“人”所思的犯罪、堕落、迷狂、兽性化，收获的是光怪陆离的宗教狂热、信仰迷失失落、精神萎靡虚无。

弗兰克曾经如此评论这个现代时代：“作为一个最博学的时代，它日益认识到自己极其无能、无知、无助。”[1]怎么办？弗兰克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深刻地认识什么才真正是源于人与社会本质的、人类生活永恒而牢固的基础，努力挖掘并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最普遍的基础。”[1]弗兰克所提出的这种问题很好地应对于上述现代世界的状况。作为身在其中的现代人，我们有义务来正解这样的问题和世界状况。

有一种极有意思的呼应，从历史一直到现在，在普遍地发生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以“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周易》）的“和谐”

关于“和谐”，一个基础性重要的语境是我们党的“和谐社会”这个语境。这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一种开创性的社会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自由社会”的语境及其社会观。我们应该理解到，“和谐”与“自由”的这种概念理路张力中，“自由”显然是落了下乘了，因为这种西方的“自由”意味着基于“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以“自由”之名而合法地作恶。殊不知，整个西方社会的当下状况以及中东的动荡战乱，正是在这种“自由”之名下。这意味着，这种“自由”真正缺少的恰恰是“和谐”的维度，因为“和谐”作为“和而不同”并“协同与共”之意，恰恰是可以弥补上这种“自由”的弊端，真正给予这个现代世界以及现代人以其期待已久的幸福。因此，也许，“和谐”才真正意味着“自由”，而单纯这种西方式的“自由”，只是“和谐”的异化。在这种理解中，“和谐”的内在着的观念正应该是本性上的伦理观念，而这显然要比西方式“自由”的权利观念更加可取。因此，“和谐社会”比“自由社会”更加呈现出真正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自由，即人类伦理自由。在这一理解理路中，本文欲讨论的“全球伦理”已然在DNA上等待着表达。因此，比较之下，“和谐社会”要比“自由社会”更加可取，更加具有全人类、全世界的普遍意义，现在的普遍意义和未来的普遍意义。

大国外交的姿态，我们党向整个世界庄严地发出了这个旨在整个人类全体的呼吁。“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这份众所周知的文献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显然，根据马克思，“人”本身的本质在于“自由”，但是这种本质“自由”的条件却是“每個”“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洞见，即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人”的“自由”只能够是具体的整体的，因为这需要其所有构成部分的“个—人”“自由”的达成。在这一理路的分析理解上，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与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深层共鸣，因为黑格尔的伦理恰恰是在同样的理路上的，即作为整体实体之伦理的构成部分共同以伦理的方式成就着伦理整体实体[3-4] 。这样看来，马克思的“人”及其“自由”至少在理路的深层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

马克思如是说。与此相协奏的，是一代又一代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以及学者们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期望、阐发和论证。这些呼吁的交响，从人类“轴心时代”（雅斯贝斯）的各文明源头开始，都有“原声态”的精神思想的导向，例如“大同”（儒家）、“理想国”（柏拉图）等。为什么？难道这仅仅是不约而同的人之为人者的深层本质呈现吗？如果这样，那么这又表明什么样的真切道理（道—理）？作为责无旁贷的现代人，我们必须且应该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不论这种可能的真切道理（道—理）是什么，有一点应该可以得到确凿无疑的普遍一致的认同，即人类各民族各社会的历史趋向，总是普遍地从零散而各自为存的状况走向大大小小程度不等的融合（融—合），一直到西历21世纪的今天，这个现代后期的时代——西方世界或者严格地说欧美世界所开启的现代，以奠基于科学技术无与伦比的巨大恐怖的力量和色彩而让全球所有的地区、民族、社会、国家都几乎身不由己地被席卷、裹挟，而当西方或欧美完成现代化而进入现代后期或者后现代时，其他地区、民族、社会、国家却正在程度层次差别极大地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宛如一个叛逆期的青少年，一段时间其身体突然急速地生长发育，因而显得整个身体似乎失调，但同时其精神、思想、意识、心理等还处于儿童期或者儿童后期。最近三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这种状况，特别是面对世界、社会、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人类不能自已地殷切期望过，期望着现代化能够带来几千年来人类以不同方式所信仰而仰望的福祉。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从欧美开始并席卷、裹挟全球和世界的，是无尽的“天灾”“人祸”，从各种战争到各种危机和各种污染。

面对这种及于每个毛孔和细胞般的普遍而无可逃避的状况，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不能没有理由去反思、去追问一个问题：在这种呼吁的交响中，究竟有没有某种本应属于神圣的尚留存于人间的精神痕迹，以明示我们作为整体的全部人类究竟应该和必将走向何方？我们认为，不论这个问题的最后答案是什么，“全球伦理”应该和必将是其答案的重要关节点，因为无所不在而无所不为的全球化已经呈现出了这种无尽的明示，而黑格尔的伦理哲学在黑格尔的理论预期之外，不经意地蕴涵着这种无尽明示的理路准备。此外，举世瞩目而不得不关注的现代中国的阶段性实质成功，对此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明示意义的例证。总之，以全球化这一无可逆转的客观而必然的事实为基础，一种在理论尽头召唤的“全球伦理”已经到了基因表达即向现实呈现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且必须“伦理自信”[5]地重述我们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究竟应该伦理地走向何方？

二、“后国家伦理”的概念与全球化的伦理本质

作为体系哲学的巅峰，黑格尔的哲学成就了其无与伦比的具体领域的哲学，例如伦理哲学。然而，囿于黑格尔的时代条件和环境，黑格尔沿着其所设想的精神自身的运动发展历程，在推进其伦理哲学的运演时，只是无奈地达到了作为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以及国家法的阶段，最后只能以所谓的“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来结束[3]351。从黑格尔的阐述中，我们有理由认为，黑格尔有意无意间遭遇到因为时代局限而来的理论瓶颈的尴尬和无奈，因为这种世界精神的世界历史相比于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实在是不啻于一种梦言呓语，实属无奈的无奈，即黑格尔最后只能在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之外，遥想着对国家的理性形象与现实的展示和自我认识，而没有沿着伦理实体自身的运动轨迹继续探究国家之上的伦理实体的可能。尽管黑格尔也曾讨论过例如国际联盟这种康德所曾看重的旨在永久和平的理论可能，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康德的这一主张，因为根据他所精致阐述的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自身的伦理理路机理，国家不可能放弃其自身作为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的自在自为的伦理实体定在，即国家自身不可能放弃其自身作为国家这一最高伦理实体的特定意志力量而甘愿自身降格为某个可能的高于国家的伦理实体的特殊构成[3]342。因此，黑格尔指出，“国与国的关系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它们彼此订约，但同时凌驾于这些约定之上”，因为“还没有任何权力来对国家作出裁判”[3]346。

然而，正是在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这里，凭借国家必然会按照其概念而运动发展走向国际法的伦理理路这一点，我们发现了黑格尔伦理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环境下的真正合于伦理实体或伦理之概念的理论尽头的超越国家的可能。换言之，根据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国家并不是最高的伦理实体，而且黑格尔自身也以某种方式不经意间阐述过这一点，即：“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出一个敌人。由于战争的结果，不但人民加强起来，而且本身争吵不休的各民族，通过对外战争也获得了内部安宁。”[3]342黑格尔是在就反对康德的永久和平的实现方案进行分析时描述这一点的，而正是在这种描述中，黑格尔实质上不经意间指出了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的可能性，即一个对立面或敌人，只不过这不是地球上的人类对立面或敌人，而是比如地球人类之外的其他可能的对立面或敌人，或者地球上人类各自独立无法面对、处理、抗衡的问题的对立面或敌人。只要满足了这一点，黑格尔所设想的这种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而不是一批国家促成的大家庭，这无疑会引起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只要是由所有国家组成，那么在这种对立面或敌人的外在压力下，会内部融合成宛如一个国家一般。如果说这一点在黑格尔的时代尚无法具有现实性地去设想，那么在现在一丝可能性的现实亮光已经在昭示着，这就是无可逆转的无所不在的全球化事实，以及可能的与此相应的，我们现代人类目前纷纷进行的外太空探索，特别是对地球星外文明的探索。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意义上诱导着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潜在发展，一如在科幻文学中所想象的那样

例如，著名的刘慈欣的硬科幻作品《三体》。其实，就我们地球人类之外的其他星外智慧生命及其文明的探索和想象，西方人走得更早，作品更多。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人类自身自有史以来的发展表明，我们恰恰是从开始的原始部落而经由这种生存发展的压力，慢慢走向形成现代人类各民族的这个方向的。这里的解释性问题可以表述为众所周知的民族融合。因此，同样的理由和理路，不得不让我们如此去进一步概念地设想我们现代地球人类的未来，伦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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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来看，不论其意味着什么，就其作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普遍事实而言，已经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全体的世界。乌尔里希·贝克曾经基于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而对全球化进行如此的论述：“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碰撞的发展结果及条件。而这个全球性或者全球主义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益主义至上的价值观。”[6]贝克的观点显明，利益至上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凭借作为沟通桥梁的全球化的正面形象，使得相互碰撞的发展结果及条件越来越成为客观的事实。贝克所表达的对全球化的这种希望与忧虑并存而忧虑更深的观点，在人们日益共识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看法和客观影响那里，得到了印证。全球化从给予世界人民以普遍的幸福兴奋的期望开始，到现在让世界人民不得不深深地担忧而又同时无可规避，宛如一头让世界人民难离难即的“利维坦”（霍布斯）猛兽。

如果说贝克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深刻担忧，那么托马斯·瑞斯则很好地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正面诠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观察到文化的日益同质性，而是不同程度的混合和‘全球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将不同的地方意义体系联结为全球的意义体系。”[7]瑞斯的观点显明，全球化本质上应该是把不同的地方意义体系用不同的方式连接为全球意义体系，即全球化的本质核心应该在于全球意义体系，而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意义体系。正是在意义体系这个理解理路上，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意蕴萦绕不息。这就是说，就“意义”的“体系”而言，不同层面的意义体系的整体或总体本身内在客观地呼唤着相应的伦理结构或秩序，以尽可能免除“意义”“体系”的毁灭。很显然，瑞斯的这一解释立即一扫贝克的解释所带来的阴云，让世界人民能够更好地发现或创造全球化的引领方向，尽管全球化的“相互碰撞”是很激烈或者很残酷的，但是这一点终究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环节”的，而关键还是在诸“环节”所本应该趋向并凝聚而成的全球意义体系的伦理结构和伦理本性，因为在下文关于黑格尔的伦理观点的分析

见第三部分“全球伦理”的概念重释中黑格尔关于“家庭”的伦理论述。

中将会看到，伦理或伦理实体正恰恰是一种有机的意义结构。

很显然，在贝克和瑞斯的观点对照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负面的全球化与正面的全球化。世界人民担忧的是前者，但是热望的是后者。正是在正面的全球化这里，全球化的伦理本质昭示无疑——全球化概念而理念

地昭示着超越国家的更高伦理实体，以便更好地处理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国际事务和各种问题。在这种昭示下，黑格尔的只达到国家的伦理环节的伦理哲学，也将激发出其本身的新的伦理理路进展。此外，仅仅就“国际的”这个表达而言，这难道不是恰恰蕴含并意味着这种伦理理路的可能吗？换言之，这种对我们“人”或“人”类而言的“……际的”表达结构本身，已然以思维逻辑的方式潜在地昭示了其中应该且必须要追问的伦理理路的可能，而这意味着，伦理之为伦理的问题，更是蕴藏在我们人类的语言文字当中，而不仅仅呈现为我们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活动等。

对全球化的这两种态度，应当不是偶然的，尽管目前为止在全球化中充满着贝克意义上的相互碰撞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复杂背景，然而，这对于全球化的概念而言，应该只是现象，因为瑞斯意义上的全球意义体系本质上相应着一种“全球意识形态”，即一种本性上要求概念地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而一旦这种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普遍地内化于现代人类的心中，那么一种无可阻挡也无可更改的意识形态的清流，必定会对贝克意义上的全球化构成一种客观语境，再伴随着相应的世界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從而一种可以概念地导向的超越国家伦理实体的可能性，就此而实质性地获得了发生学的理念基底

本文主要在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上展开讨论。但有必要指出，举世闻名的孔汉思先生的卓越研究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其特意强调其“世界伦理”或“全球伦理”概念的“精神”内涵以及非人造的“超级结构”或者非“人为抽象的世界一体化伦理”。参见孔汉思《世界伦理手册：愿景与践履》的“什么是世界伦理”部分[8]。孔汉思的这种理论强调，正显示出其理论游移的特点，而于其中可以显然看到欧美和中华的不同文明路径的形而上学背景差异：个体社会的文明和集体社会的文明的差异。在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伦理的现时代问题正在遭遇的迷茫和困惑：“人”的“个体”和“整体”或者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究竟应该如何？究竟应该如何才是人之为人的“人”之未来出路方向，还是说“人”只能囿于现今的状况原地踏步？。

更何况，全球化的现状已经事实上客观地达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伦理实体的发展顶峰边界，即现在世界各国已经事实上越来越需要“联合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的介入、协调、推动等，尽管目前为止美国一再试图退出“联合国”相关事务而继续谋求其一家独大的全球霸权。然而，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深入人心的一点事实却是，现在很多世界事务的良性处理和解决，已经无法离开“联合国”，这是一种世界共识。

这种共识，显然已经不是仅仅主观的意識而已，而是具有深刻的世界社会存在基础和相应的世界意识形态语境的。这本质上意味着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伦理实体的辩证运动发展达到了另一种高于国家的伦理实体的伦理黎明，相应着良好存在和作用的“联合国”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在理路上，这又呼应于黑格尔所经典地发出的这样一个本质上旨在作为整体的全部人类的伦理宣言——“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3]254

。黑格尔在此所说的人，显然应该是就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而言的，也就是就作为整体的全部人类自身的本质而言的。这一点无不是通过所有人类的发展史可以得到说明，即简单来说，黑格尔的这个伦理宣言表明，我们“人”只能够伦理地生存、生活、发展着。如果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全面证明的，那么这实质上就意味着超越国家的更高形态的伦理实体是概念、理性而逻辑地可能的、可行的。对此的反面证明在于，目前世界人民普遍地意识到和感受到，如果不以某种准伦理的联合方式来处理和解决普遍地具有全球性意义和影响的事务与问题，那么相应的普遍威胁和危机的状况就是不可能避免的，例如典型的全球气候问题。很显然，全球性事务、问题和危机等，在深层地要求着、呼吁着人之为人者做出对于其自身的一种本质跳跃，要求其自身作为所自诩的万物之灵能够真切而广泛地以至于普遍地积极行动起来，因为否则的话，其必定始终轮回于地狱般的冲突和痛苦中，等待着希望渺茫的未来命运，直到其自身的终结——现代人类的种族灭亡或者非人类的转化

这一点，很显然，早已经以硬科幻的方式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事实，而人类的科学技术早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哪怕事实上还没有（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现代人类的知识系统也早已经内在理路地孕育着这一点了，至少因为科学无疆界，从而科学无禁忌，即源自于单纯好奇心的科学必定会好奇心地去研究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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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认为，面对着全球化的普遍事实，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伦理的理路上已经内在地准备好了可能而很可行的伦理蓝图方案，那才是黑格尔的伦理哲学的超越国家的下一个环节的最高伦理实体。与此相应的伦理研究，可以称之为“后国家伦理”研究。这正是黑格尔伦理哲学的内在自身超越所在。

三、“全球伦理”的概念重释

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事实与“后国家伦理”的理论推演表明，“全球伦理”的概念已经是应时而动着。然而，“全球伦理”已经与“世界伦理”在概念上紧密关联在一起，因为根据杨煦生的解释，孔汉思提出的Weltethos这个有一半希腊血统的德语词，在英语中被差强人意地译为Global Ethic，而更为适合中文的翻译是“世界伦理”[8]中译本序言。因此，哪怕可能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概念，“全球伦理”的概念也是值得重新解释的，以便相应于“后国家伦理”的研究。但是，根本上来说，不论是“全球伦理”还是“世界伦理”，就前述的“后国家伦理”之伦理学研究的未来推演，这两个概念都难以完全承当对我们人类未来伦理研究的根本愿景，因为简而言之，根据黑格尔的描述，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的典型的伦理实体是例如家庭、民族、国家，而它们经验上都分别意味着特定的人类族群及其“共呼吸同命运”的共同的生活，都是各有其本身的伦理形象或意象的，并相应着各自的伦理作用和意义，但是国家之后的特定人类族群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不是用“全球”或“世界”就可以承当的问题。

根据“后国家伦理”的上述论述，如果这是概念逻辑上必然的，那么“后国家伦理”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内涵是这样的：在目前可以预测的现代人类生活的境况下，在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下，能否有把国家这种伦理实体生活容纳在内的伦理生活的概念可能？如果有，这可以从哪种伦理基因中生长出来？这种“后国家伦理”的生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环境？其目的使命又是什么？很显然，在“后国家伦理”的如此问题域中，不论是“全球伦理”还是“世界伦理”，都是局限于目前为止的国家伦理的。尽管它们在孔汉思的论述中，尽可能保持其作为伦理之精神的旨趣，并谋求国家间的、民族间的、宗教间的伦理的精神自觉，然而，那仍旧是很明显地囿于国家伦理范畴，因此，孔汉思反复强调其所倡导的“世界伦理”只是旨在一种“努力”

关于这种“努力”，孔汉思说：“只要一种世界伦理的理念在全球化世界的诸多危机中提供一种伦理的导向框架（世界性的与国家的）以及某种类型的道德指南，它们指涉一切生活领域，无论领域之巨细，无论关涉者之长幼，都有可能获益，那么它仍然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寻求答案的努力。”[8]002

。此外，这种努力被孔汉思具体地阐述为旨在“不同世界观所共有的向善精神的可以追溯的最小值”以及“涉及具体的、与个体行为和公共机构运行相关的共有伦理原则”即“基础性共识”，并且孔汉思因此而把敏锐的前瞻性理论目光探向了“所有伟大的宗教传统与哲学传统”，因为这种“最小值”的“仅仅”的“基础性共识”的“共有伦理原则”在这些传统中都可以找到。[8]030

孔汉思的伦理研究努力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就其谨而慎之又慎的严格限定和声明来看，他虽然看到了正确的大方向，但却囿于其局限而只能在精神情感共鸣上发出呼吁号召。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孔汉思的一种救世的策略，即通过呼吁和推动世界各地人们和政府的伦理之精神的教育，而让现代人类走向伦理之精神的自觉，从而限制、消除或解决全球化下的各种世界困难、难题、困境、危险、危机。孔汉思的这种美好愿望和行动的确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的“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的概念却难以承当起其本应该承当的概念使命。

就伦理之为伦理而言，我们认为，“全球伦理”的概念不可以囿于孔汉思意义上的，而毋宁更应该是上述论证的“后国家伦理”意义上的。孔汉思意义上的“全球伦理”概念似乎只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空间范围的概念，因此相应地，他在全球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中去寻找“普适性的伦理场量”[8]014和“‘仅仅是一种基础性共识”的“向善精神的可以寻溯的最小值”的“共有伦理原则”[8]030。很显然，孔汉思的这种努力仍旧囿于经验范围内，然而，各种不同的具体的伦理生活的经验何以能够形成共同的伦理生活，这个问题不是经验地可以回答的，因为根本上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伦理形而上学的问题，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伦理形而上学认同。这就是说，除非现代人类能够普遍地形成共同的伦理概念，否则就只能一如既往地流转于各种伦理经验及其碰撞，空余美好的伦理愿望权当遭受和忍受苦难的安慰糖果。然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指出的重要的问题背景是，此前人类所走过的伦理道路，无不是以自然的方式在自然的然而本性上是伦理的生活中，凝聚而发现出来的，但是现在，这种自然方式的伦理道路，越来越遭遇到各种危险、危机、困难，因此人为而自觉方式的伦理道路，正在进入现代人类的思考和实践的视野，以应对危险、危机、困难，例如在基因技术使用的问题上，以及全球性灾害的问题上。但是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尽管有这种从自然到自觉的方式的变化，目前的伦理研究仍然大部分囿于经验，而没有真正进入自觉觉醒的非经验的或者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概念。这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恰恰是伦理之概念本身的共同认同意味着相应的伦理思维的共同认同，进而意味着相应的伦理情感的和而不同地共鸣的认同，进而意味着相应的伦理经验的求同存异地和谐的认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多么优异而卓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西方欧美的“自由社会”之自由却未必意味着和谐，但是“和谐社会”的和谐却必定意味着自由，而恰恰是这种和谐之自由，才在概念上真切地意味着自由本应具备的伦理性质，即相应于孔汉思良苦用心而强调的伦理之精神性质的自由。换言之，简单来说，自由只有是伦理性的，那才是真切的，否则往往只是以自由之名而飘荡作恶的“精神恶灵”，意味着可以自由而合法地作恶、“犯罪”。因此，自由之主义问题的关节点不在政治上，而在伦理上。这是信奉“个人主义”[9]的个体化的西方欧美世界的本命死穴问题。当黑格尔指出考察伦理的两种观点的可能时，这一点就已经概念地内蕴于西方文化了，因为黑格尔说：“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3]173

根据黑格尔，伦理的哲学内涵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3]173。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是极为根本、极为重要的，因为这表明“人”自身本身的内在与外在的生态的结构性特征：个人或个体与人的整体，或者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结合前述所引黑格尔关于伦理的两种可能观点，这就是说，作为普遍物的人是有精神的，但这种精神不是狭义的通常所说的意识，而是旨在人之为人层面的客观实体的，所以黑格尔在论述伦理的时候，所讨论的直接伦理或自然伦理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民族。因此，黑格尔这样例证地来讨论家庭：“因为伦理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所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不是情感关系或爱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似乎）

这里的小括号是作者根据论述的需要而添加的，原文中并没有。根据黑格尔的哲学理路，应该认为，可以在环节上的伦理实体意义上，把黑格尔这个表述中的“似乎”悬置起来，直接认可个别家庭成员对于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关系。

必须把伦理设定为个别的家庭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个别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才能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4]8-9这意味着，作为伦理之物或者伦理实体之物，家庭并不是一堆物质事物，而是一种精神事物，并且这种精神事物是具有客观性质的，即家庭成员的个体在自己内心精神中普遍地设定家庭这种精神事物作为其共同的精神目的并守护着，这样在共同守护的精神目的即这种客观的精神事物这里，不同的家庭成员的个体就在同样的客观精神上凝聚为一，凝聚为一个具有自身风格特征的家庭之伦理精神实体，在其中他们本性上不会感到孤独、无助等，反而相反地，会本性上充满着生机活力地发挥着自己作为家庭成员个体的生命之力，共同维护、创造和发展着他们共同的家园——物质事物的家园，以及更根本重要的精神事物的家园，而恰恰是后者让“家园”这个词语立即呈现出其普遍的跨文化的哲學共鸣和认同的意蕴，以至于让人们会不自觉地感到联系于各自“家园”的流泪的感觉。因此，黑格尔这样来明确指出伦理或者伦理实体的本旨内涵：“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4]9这就是说，对我们现代人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的“家园”问题，恰恰表明为一个我们现代人类的这样一个尴尬境地：作为现代人，我们憧憬着、疯魔着，然而突然我们发现，那能给予我们以温暖怀抱或温暖港湾的“家园”被我们所解构和拒斥了，因而在我们的精神客观世界中，那本应该是“家园”所在的地方，被乱七八糟地填满了光怪陆离的东西，从而一种茫然无力感蔓延肆溢开来，虽然我们发现我们在物质事物上无以复加地越发地强大起来了。这种问题状况，根据黑格尔，正是典型的伦理危机，伦理实体危机，伦理精神危机。

黑格尔的伦理概念表明，个体的人或者单个的人是缺乏伦理精神或伦理实体精神的，只能够做到集合并列，只是单一物，但是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高于这个层面的，即不是个体的人或者单个的人的层面的，而是人的层面的——也就是有伦理精神或者伦理实体精神的普遍物层面的。然而，目前为止以及在可以历史地向未来展望的范围内，人这种普遍物本应该有的这种精神，从远古以来，每况愈下，呈碎片化和孤岛化，一直到原子化。这表现在哲学上，对应着在20世纪被强烈意识到并讨论的人类“家园”意识和问题，而在21世纪的今天，凭借着资本魔力的大化流行，在全球化凭借更加发达而无所不在、无所不影响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刻浸染着现代人类的思想、观念、意识、心理、价值、精神的时代，这种人类“家园”意识和问题似有所被淡忘，不再那么普遍而热烈地被关注和探讨，除了现在尚有所回音的孔汉思所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8]。

因此，从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体两面的这两个维度，即伦理实体维度和原子式个人维度，或者单一物维度和普遍物维度，资本力量在新的舞台即全球化舞台上所引起的影响深刻而普遍的诸问题故事，将获得新的理解和解决的可能，哪怕是概念上的。因为问题恰恰表现为这个一体两面维度的两个方面的分裂和异化：伦理实体要么成为一种原子式的个体之物，要么虚化、虚无着，而原子式个人则幻觉地感觉到可以不用依靠伦理实体。这种分裂和异化的结果相应着极为有趣的后现代寓意：世界越是无以复加地发达丰富，人类就越是无以复加地空虚痛苦并从而越是向物质的身体和肉体进军，同时也向物质化商品化的精神和价值进军，进而进一步催动世界无以复加地发达丰富。这被凝炼为一个相应的概念叫做消费主义。与此相应的很具有穿透力的研究则是社会批判理论。然而，根据上述伦理概念的阐释，这应该只是现象研究，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伦理。我们必须要追问，在全球化下，伦理何如？对此，黑格尔的伦理哲学内蕴着可能的概念原型，即全球化必然概念地孕育催生的“后国家伦理”。

也许“后国家伦理”正如“全球伦理”，都不是恰切的概念，然而经由上述阐释后，至少表明着旨在现代人类当下而及于未来的出路方向在于伦理。“后国家伦理”这个概念至少表明了伦理研究和演进的路向还有更高的伦理实体形态的可能性，而“全球伦理”这个概念至少表明了整个地球这个星球作为一个伦理实体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是时候严肃认真恰切地思考这个问题了——现代人类之于全球化的狂热，或者全球化的狂热。

这个问题表明，以欧美为突出表征的现代人类的思想与精神的贫血，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正如现代世界的大门是欧美开启的一样，全球化也是欧美开启的。但是，这还仅仅是浅显的现象，因为作为现代世界的一种现象或阶段，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一样，都是资本力量奠基的。然而，问题的要点在于，应该认为，自从资本力量成为现代世界的幽密而无所不在的掌控力量，它就无可遏止地推动地方市场朝向世界市场运动，从而催生了各种或野蛮或文明不等的殖民活动、运动，直到20世纪随着欧美进入后工业或后现代的发展阶段以及世界冷战格局的消失，相比较之下当时简陋的世界市场和殖民已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因而全球化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欧美创造出来，并迅速流行于整个现代世界。

在这样一幅问题图景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力量在温柔文化外衣下的野蛮。或者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不是资本力量本身的特征，而是资本力量被使用的特征。然而，被什么使用？被谁使用？这个“麦金太尔之问”

“麦金太尔之问”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追问方式，来自于麦金太尔的代表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极富理论和思想冲击力的题名。笔者专门把麦金太尔的这本书的题名发展为一种追问方式，以便突出在麦金太尔意义上的不可被忽视的问题，例如作为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的正义问题，不可以忽略其相应的“谁”之所属的背景，因为恰恰是这种背景是正义问题的建设性意义和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的条件，换言之，没有抽象的正义，正如没有抽象的人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个概念，以便提醒和警醒人们在进行伦理等实践方面的问题思考时，一定把问题放在相应的恰切的背景中去思考，而哪怕是形而上学的思考，那也是要远远地明确清楚问题所在的或者所从出发的背景。因此，这种追问方式，很好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方法精神。相关“麦金太尔之问”的解释和讨论，可以参见笔者论文《“环境悬崖”与“麦金太尔之问”——兼论儒家“分—和”理论的现代意义》[10]。

式的问题却总是被忽略，而这个问题才真正触及了问题图景的痛觉神经，并且显示了马克思无与伦比的天才所在，因为马克思揭/解开了资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的核心奥秘，并进而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奥秘——共产主义。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个理论视野，其本旨正应该被理解为是伦理，因为在共产主义之人类未来，阶级和国家都会消亡，但是人类终究还是要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而生存发展，而这种方式最有理由可能的正应该是伦理。

因此，“全球伦理”的概念在“后国家伦理”的基础上，正在内蕴着通向共产主义的宇宙概念通路。在这方面的可能的极为幸运而珍贵稀少的尝試，正在新时代的中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

四、从全球化到“全球伦理”的缩影：中国作为“全球伦理实验室”

很显然，如果全球化要真正发挥出其所有本质力量，而不是总是以所谓双刃剑的方式发挥作用，那么全球化必定概念地意味着“全球伦理”或者“全球伦理化”，而不是单一地类似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表明，当我们说“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这仅仅是关于全球化的单一功能的技术性表达。全球化的这种单一性特征，根据黑格尔的伦理意涵，还不是真正达到自身的本质性实质存在的全球化的特征，因而还是分析的抽象的，从而只能游走在伦理实体的边缘，同时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对这种“全球伦理”之前的全球化的看法，事实上是呼应于全球化被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利器而大肆运用于世界各地的现状的，而这种现状显然构成了对于这种看法的证明和解释。

如果说“全球伦理”只是作为一种概念影子，那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其不乏“呐喊”（鲁迅）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全球伦理”的概念缩影，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现代发展。这一思路得以可能的根据，正在于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所引聚的目前为止举世无双的高浓度瞩目为例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自身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巨大付出，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以第二大经济体的雄伟力量，稳定地守护发展着中国自身内部的伦理实体的同时，在国际上也脉动着越来越稳定而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被施舍的，而是以自身的独立自主和奋发图强的作为，自己取得和达到的，不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中国，这个原始延绵的古老的文明国度，何以能够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而仍旧虎视眈眈的围追堵截和打压中，只用短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能够在现代世界中站稳脚跟并进而富有强韧的自身建设和发展的余力？更不用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建设和发展差距相当之大。如果这一切只是采用政治的视角来理解，那也许只能够称之为“奇迹”而已，但是这显然是无法理解的表现。这是因为，这种理解仍旧沉浸在西方特色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中，而这种方式，根据黑格尔，只能是分析的、抽象的，缺乏伦理现实性，即还不是一种真正的伦理思维，因为真正的伦理思维意味着一种必然的“普遍生活”[3]254，即一种必然的“共体”或者“共同体”[4]7生活。恰恰是这种普遍和共体，本质上意味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作为整个的个体的共同体普遍物，以思维和精神的方式保存在作为其构成的个体的人的反思中，而个体的人在自身的行为和活动中则以这种共同体普遍物的反思为导向，以这种共同体普遍物的考量为考量[4]7-9。

因此，古老中国的现代成就，只能够一如我们党一再解释所表明的那样，是我们中华民族集体的成就，而我们党只是其中的导向引领和凝聚所在，即先锋队。此外，我们党的《党章》（2017）最为经典而深刻地阐述了这种成就之所以可能的保证所在。尽管我们党及其所集体统一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尚没有完全显明地以伦理或伦理实体来理解和阐述自身，而仍然在表述上局限于本质地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之诸构成结构各自的建设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旨在国家和民族整体的建设发展，未能整体完全地透射出伦理实体的作用、意义和力量，例如，迄今为止有相当系统性分析研究的中国的伦理道德状况[11]恰恰说明这一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在于，迄今为止的我国官方文件中突出的是道德建设，而道德，根据黑格尔的伦理哲学，只是通向现实客观的伦理实体的途中的一个环节，是缺乏现实客观性的，是充盈着抽象任性的

就此而言，根据黑格尔，只有伦理或伦理实体才是可以建设的，而道德只是可以培育、培养、引导的。因此，这解释了我们中国现今的学校教育真正失败或缺乏的所在，即伦理教育。同时这也解释了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何以流于普遍招人反感的空洞苍白的道德说教，因为没有相应的伦理教育及作为其具体内容的伦理生活，道德教育就成了无根的状态，失去了资格，失去了魅力，失去了力量。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人首先过的不是道德生活，而是伦理生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3]254黑格尔所说的普遍生活，正是伦理生活，即“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3]173的伦理的生活，一种有精神的生活，即有伦理精神的生活。

，

但是事实上我国的建设发展所根据的理论蓝图无不是一种客观的伦理实体蓝图，而正是这一蓝图在发挥着、脉动着的巨大而伟大的伦理作用、意義和力量，才真切地构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真力量。这才是能够整体全部地理解中国的现代成就何以可能的本真原因所在。

因此，与其说中国的现代成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的成功，不如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政治

关于“伦理—政治”的具体论述，参见笔者论文《论“大学”之“道”与“道德”精神——兼论基于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反思与批评》[12]。“伦理—政治”不仅表明伦理与政治的生态关联，而且表明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中断过的文明道路智慧。

的成功。这表明，对中国的观察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的政治视角，因为单一的政治之作为是难以取得中国的这种现代成就的，而中国的现代成就目前为止也仅此一例，成功的一例。因此，我们必须如此描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不经意地成为由全球化所升华为的“全球伦理”的一个典型缩影，从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全球伦理”的概念基底上，成为一个“全球伦理实验室”。

“全球伦理实验室”的描述，只是旨在强调这样一种理解：在全球化及其“全球伦理”的概念路途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的诸特征具有了显著的世界意义，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程度不等地借鉴启示。此外，这表明，西方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的。换言之，一如前所讨论的全球化一样，现代化也不能不是需要相应于特定的伦理实体的，即现代化终究只能是特定伦理实体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发展表明，忽略相适应的伦理实体的协同发展，则特定国家、社会、民族的具体的现实的伦理生活必定会因为其现代化发展的肆无忌惮而陷入重重的问题和困难，以至于灾难。中国作为“全球伦理实验室”之所以可能，事实上正是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所面临的诸问题，典型地具有了全球范围内相应问题的缩影效应。

“全球伦理实验室”的这种描述性概念，与近来肖君和先生所阐述的“共体大同”概念具有深层的理论共鸣，因为肖君和先生在中西思想的交汇处指出，“‘共体（‘共同体）是各阶段能够达到的目标，‘大同则是最终走向”，而“当今时代，走向共体大同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历史趋势”，因此作为承载这种“共体大同”的“全球路”就是“一条在与野蛮愚昧的斗争中，不断地走向文明进步；在与分散分裂的斗争中，不断地走向共体大同；在与战争纷乱的斗争中，不断地走向和平和谐的道路。”[13-14]在如此描述的“共体大同”概念里，很显然，“共体”具有不同的伦理环节的意涵，而“大同”则是诸“共体”伦理环节整体的伦理指向。换言之，“大同”意味着所有作为伦理环节的“共体”行为和活动，伦理必然地要求其自身在“大同”的伦理整体范围内，有限度地发生或进行，而这正是“全球路”的内在伦理意涵——现代人类必然是作为一个伦理实体的整体，相应的“共体”行为和活动必须且必然指向其自身的伦理意义外，同时也要指向现代人类的伦理整体自身，而不能毁灭了现代人类的伦理整体自身的生存发展。这种理论意涵，应该说典型地呈现于“全球伦理实验室”的中国现代化经验，而肖君和先生的这种独具创建性的理论思想，除了是对现在世界状况的分析描述外，更加可以视为是对我们中国自身的分析描述，因为我们中国自身恰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各民族又各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同时作为主干民族的汉族自身又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种主要基于融合自身内外诸文化的儒文化为底色的文化认同的民族，并且这个多民族国家是原生于东亚大陆而拥有整个东亚大陆主体作为全民族祖居地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历程的故事，恰恰是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共体大同”的概念内涵，然而可惜的是，这一点却没有在肖君和先生的论述中凸显出来。

纵观整个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肖君和先生所阐述的上述特征，例如，对中国文明具有原始性奠基意义的炎黄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的著名的逐鹿之战，成为一种特定的伦理文化背景，不断激发着例如儒文化经典命题的“夷夏之辨”思考与实践，蒙元与满清的入主中原而儒化（不是汉化，尽管涉及汉化）的立国思考与实践，“鸦片战争”与“抗日战争”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思考与实践。这些历史事实，我们中华民族深有体会和理解洞察，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因为都普遍地明白一个道理：一个滞留于愚昧、分裂、纷乱状态的中国，不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未来所在，尽管各民族之间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有着具体利益之争。但是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分析描述的那样，这是我们中国自身内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缘故。这需要真正历史而理性逻辑的理解，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我们中国的大纵深的地理环境，从东部沿海地底到西部的分梯次增高的高原和雪山，从南部沿海赤道和喀斯特地貌到北部的大草原与雪原林海地貌——这让我们中国56个民族能够伦理实体地、原生性地形成的国度，得以以整个大陆尺度的立体结构方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大纵深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们赢得了生存战略空间和时间，而且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之后的现在时期为我们赢得了发展战略空间和时间，从而让我们不会完全被西方列强掐着脖子而“我为鱼肉”地生存和发展。因此，就此而言，典型地来说，伦理之于我们中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这应该可以称之为伦理战略，并且据此则“全球伦理”应该有一个全球伦理战略的研究维度。这种伦理战略的研究，当然是需要专门进行的，因为这直接地涉及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本应有的我们中国的伦理安全。

因此，西方世界不得不正视、重视和倚重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恰恰以事实表明中国已经不经意间成为一个启示整体的全人类各民族和国家以旨在思考、处理和解决诸多复杂问题与难题的“全球伦理实验室”。这意味着，中国对自身建设和发展问题的解决探索，客观地具有整体的全部人类的世界的意义，因为中国的大纵深特征不仅表现于其地理环境，而且还表现于其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正好是整个地球世界的一个缩影，让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能够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找到其自身问题的影子，因此，中国难道不正好是一个“全球伦理实验室”吗？

当我们中国以庄严而伟大的决心和行动持续地进行“先富”“后富”并“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时，尤其是当这一战略进入精确的倒计时时，这毋宁给整个地球世界树立了一个模型榜样：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特点，组织结构成适应自身需要的尽可能自足的建设和发展系统，并凝聚这一系统成为一种力求惠及所有国民的普遍意识形态，从而激发并凝聚具有深远生机活力的民心民力，以铸就自身的钢铁长城的国力。这不正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范型的全球意义吗？终究地，社會、民族、国家的发展本质上是特定的“人”的发展，而“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

其中的着重号是作者所加。就对“人”的这种强调而言，人之为人者的问题正应该是伦理问题，因为就黑格尔所解释的人之普遍生活而言，恰恰是这种普遍的伦理生活与所谓的人性相互构成彼此的问题场域，即恰恰是在普遍的伦理生活中，人性得以形成，而一旦人性得以形成，又会回馈于这种普遍的伦理生活。但是在全球化的现在，二者之间的这种良好的关系扭曲或者断裂了，人性似乎成了断线了的风筝，而伦理生活似乎成了精神异化的。

[3]254。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从各伦理层面统筹系统地考虑到各种普遍生活，最后凝聚为共同的国家的普遍生活，其国民难道会拒绝吗？难道他们不会倾尽全力而参与其中吗？更不用说，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伦理性/伦理型国度，而其伦理文化绵延至今，重未完全断裂过。

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全球伦理实验室”，这更因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或者简称之为的中国问题，已经越来越历史而现实地显明着这一点，即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内在理路地要求中国自身走向一种伦理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技术性地单一逐一进行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文明建设和发展，尽管这可以同样更加技术性地称之为统筹协调的系统性的文明诸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这里的要义并不是意欲否定我们党中央的建设和发展的大政方针政策，而是理性逻辑地指出：根据我们党十九大报告和最新的党章修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蓝图的确立，这本身就已经内在理路地表明，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事业，已经完成了艰难的真正起飞前的量的条件的积累，作为分水岭，正在逐渐摆脱此前的单纯技术性的一个一个地试错法的理路思路，从而为真正开启整体完全的系统结构性建设与发展而凝聚最后的能量和信息。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超越了革命党的高度和范围，而完全自觉、主动积极地进入了执政党的高度和范围，从而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以从作为整体的中国全面现代化和世界全面现代化的博大雄威视野出发，来看待自身的使命、问题、条件、决心、诺言。

尽管这仍旧可以被认为是更高层面的系统性思维，然而，对古老而弥新的中国来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既不可能是西方特色的，也不可能是中国古代传统特色的，而必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这种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的特色，很显然是全力化用古今中外诸建设和发展特色于一己之身的。这意味着，中国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进行伟大的建设和发展事业的，而这反复地令人们耳熟能详地知其然却难以知其所以然地表达于这样一种政治表述：“全国一盘棋”可惜的是，这个表述仅仅普遍地被当做了一种政治态度来使用，尽管相应于这个表述的行动和举措本身客观地具有伦理性质，而这一点被理解为可资激发而用的民心、民意，但是终究这没有被自觉地把握为一种伦理，政治—伦理，从而客观上被有意无意地染上了某种杂乱的色彩，遮蔽了其本应有的伦理精神。

。这种表述历来被坚定不移地守护和尽可能有效地实现，因为这要求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诸执政者，除了现实地把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作为局部的一盘棋外——更高的要求无不是——还要尽可能在此之外而同时能够从“全国一盘棋”出发来思谋自身局部的一盘棋。这种政治表述和表达，难道不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实体的吗？因为对黑格尔而言，伦理地思维意味着构成伦理实体的个体能够从伦理实体的高度来思考相关的问题：“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8]9这种整个的个体或者作为普遍物的那种个体，正是各种不同的伦理实体，例如家庭、社团、组织机构、民族、国家。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中国自身的文明和文化特色而必然是伦理的，即大纵深的中国内部的诸层面的大大小小的伦理实体，例如单位，以特殊结构功能的方式按照整个中国作为一个最高的整体完全的伦理实体的思路和需要，统筹协调地系统地有秩序地发挥着自身各自的作用力量，并相应地建设发展着自身。这显然有更深广的中国古代传统上是一个伦理型文明和文化的原因，而现代中国仍然在这种伦理型文化的基因道路上，所以可以历史而理性逻辑地预期的是，中国必将再次辉煌出“扬弃”（黑格尔）意义上的另一种“伦理文明”。正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中国问题一道，客观地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全球伦理实验室”——既然现代中国没有被扼杀掉，那么就可以看看现代中国能否给世界提供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而现代中国的新时代宣言即十九大报告也庄严地回应着这一点。

因此，作为“全球伦理实验室”的新时代现代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走向中西合璧的“共（体）（大）同”的“全球伦理”视野下的“人”类之“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实体，而这也必将是作为整体的全部“人”类的未来“命—运”所在。

五、余论

对全球化客观事实的这种前瞻性探讨，互动于黑格尔的伦理哲学，特别是其关于国家的伦理哲学。这种研究表明，黑格尔限于其时代局限，只能止步于对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的伦理研究。以黑格尔为代表，这种伦理学的理论意识，无形中成了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下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前瞻性地指出的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概念[2]，虽然对黑格尔的这种伦理理论意识具有解蔽的重要作用，然而却没有进入理论设想的深入而系统的探讨。这种状况，倒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即世界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相关的理论设想不可能超出某种程度。现在，世界的全球化发展给可能的进一步理论设想提供了这种社会存在基础，而黑格尔的最高的国家伦理实体的理路也因此而获得了自身的突破，即指向至少过渡性或者预备性的“全球伦理”概念的“后国家伦理”。

根据这一伦理研究理路的前瞻性逻辑图式，回过头去重思一下中国古典伦理，应该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原型般地提早完成了“后国家伦理”的某种实践，尽管其没有相应地凸显出这种理论理路图式。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重思一下中国现代伦理，应该认为，中国所坚定不移地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所以能够在如此不足一百年的历史历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的成就，正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体”而“大同”的执政党所凝聚引领的一个文化认同的民族，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实体，而这个执政党更是如此的一个伦理实体，并且作为伦理实体的这个民族及其执政党同呼吸共命运地以至少两千多年厚重的大仁、大智、大勇来构思并实践了迄今为止仍然在进行中的中国“全球伦理实验室”举措。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一以贯之地秉持的共产主义，正如前所论述的那样，本性上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信念口号，而本性上乃是一把开启“后国家伦理”之“全球伦理”的钥匙。然而，尚为遗憾的是，这把钥匙仍旧没有普遍地摆在人们的伦理视野中，反而历史尘埃地蒙上了虚无和怀疑的影子。然而，只要人类——不仅仅现代人类，也包括更久远以外的未来人类——仍旧是“人”类，那么其深沉而深层的普遍必然本性就一如既往地是伦理的，那么“后国家伦理”的“全球伦理”就概念地孕育着共产主义。这是人之为人者的伦理本性。

因为，人是不可能不过着伦理生活的；人是必然要过着伦理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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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