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之后
——荷兰建筑再观察

褚冬竹

1665年某日，晨，荷兰小城代尔夫特，中心集市广场上闲荡着三三两两的白鹅和母鸡，菜农正将蔬菜依次摆上平板货架，准备开始一天的售卖——一切都是那么平常无奇（图1）。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家新雇的年轻女佣葛丽叶左臂夹着衣物，途经市政厅，穿过广场、石桥、水巷，第一次走进了画家家中。那时，葛丽叶还没能戴上珍珠耳环，维米尔也没有创作出他一生最为耀眼的画作[1]。

图1：电影镜头下的代尔夫特中心俯瞰

图2：自代尔夫特新教堂平台上俯瞰

图3：荷兰风车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海水提升至高处，以获取宝贵土地

三个半世纪后，我走完376级台阶，登上集市广场一端的高耸教堂[2]，以电影中的视角俯瞰葛丽叶走过的场景。几乎完全相同的景致将我带入“他”和“她”的那个时代（图2）。脚下建筑全然没有后世赋予“荷兰建筑”的种种张扬特质，有的只是鳞次栉比的屋顶、纵横交错的运河和清晰短促的单车铃声。位于教堂檐口下的平台窄小逼仄，但可环行一周。抬头望远，目力所及范围内鹿特丹港的巨船依稀可辨；相反方向，要观察到海牙市中心的高楼更不费力。距地85米的空中，竟可同观三城。

刹那间，我读懂了荷兰的密度。

一、国土与空间

“密度”是打开荷兰的第一页，也是解读荷兰建筑与空间生产的通道。荷兰以近500人／平方公里的数据称得上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眼前看到的国土大部分区域却宁静恬淡，与固有印象中的“高密度”似乎毫无联系（目前全荷兰最高建筑是鹿特丹的Maastoren大厦，仅为165米）。

这一切，首先要归于荷兰严格的土地利用规划与效率。正是由于国土面积的狭小，荷兰境内的纯正自然环境非常有限，做到了几乎“每一平方米都经过了规划与设计”。没有设计，也就没有荷兰。荷兰的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城市开发整体发展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很早就开始建设运河、水闸和其他排水设施（图3）。2018年，荷兰水运局（Rijkswaterstaat，交通与水资源管理部的下属机构）即将迎来220周年纪念。早在中世纪，荷兰已经高度城市化，许多以贸易为主导产业的中型城市涌现出来。当时的城市必须修建城墙防御自身安全，而城墙内的空间显然是有限的，因此，狭小的土地必须精心布局，集约利用。到19世纪，虽然城墙已不再是必要的防御措施，但填海而成、四处沼泽的荷兰，依然需要小心翼翼地利用极为有限的土地，难以随心所欲。因此，荷兰的空间规划自然形成了务实严谨，高度强调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甚至可以说，设计成为了荷兰文化中的固有部分。

另外，荷兰设计的精神基础并非完全由自然环境造成的，国际环境与政策思路显然也是重要因素。由于荷兰一直处于德、法、英等欧洲强国的包围之中，在历史上，政治外交中必然少不了对现实的宽容甚至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荷兰正处于全球化浪潮的“浮地”之中，也只有团结协助、求同存异、平衡寻求共同利益才能不断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因此，宽容、务实、诚信并综合权衡等特色也可以看作是一条“具有荷兰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一种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保持平衡，在社会效率和公正中保持平衡的发展思路。

20世纪初诞生的《住房法》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空间规划法规，使得荷兰用了一个世纪时间完成了彻底的规划重构。在不同时期的空间规划，其目标和理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二战后的前三个全国性规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人口和就业压力。而20世纪70年代后，规划重心则逐渐集中在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和环境恶化方面，并成功地建设了“兰斯塔德”都市区、“绿心”和城市间绿色缓冲区等。2000年，荷兰政府推出第五个国家空间规划政策文件草案，标题为“创造空间，共享空间”。紧接着，2012年出台《国家基础设施与空间规划战略》且高效强力地推行至今。“除内阁亲自指定具体项目选址或限建区外，国家重大规划决策报告在原则上是非法定的，其所包含的决策是指引性的，但下级政府的规划必须遵守，并在地方尺度上落实决策报告中的项目选址。”[3]

二、荷兰设计的“黄金时代”

历史经验与地理现实形成了荷兰人独有的忧患意识。谨慎、谦卑与活跃、包容，再加上务实、高效，构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国民精神”的东西。从包容协作走向联合，组建各种团体也成为了鲜明的社会特色——建筑业当然也不例外。在20世纪，荷兰这块不大的土地上便先后诞生了“风格派（De Stijl）”“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se School)”“新即物主义（New Objectivity）”“代尔夫特学派（Delftse School）”及后来的“Team 10” 等重要建筑学术团体。丰富活跃的组织不仅将荷兰建筑师从个体凝结为集合，更将荷兰建筑师的观点与主张更强烈地传播出去。

在荷兰，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现代主义是舶来的、非本民族的，而对于荷兰人来说，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他们民族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荷兰人对现代主义的认同感是自然形成的，并没有其他国家那种认识接受甚至遭遇抵触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荷兰设计的大胆创造剔除了束缚——因为在诞生之初，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注定是创造与批判，而不是墨守成规。

这样的批判性精神可以追溯至著名的“黄金时代”：近代实证科学发源于荷兰，理性主义精神成为荷兰现代艺术和建筑中隐含的价值体系。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被喻为现代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的摩西。“外露的忧虑和对任何本土事物鲜明的批评，都是全民嗜好。没有任何传统是神圣的，也没有任何英雄或明星建筑师能免受批评。”“社会”一词在荷兰具有丰富的含义，并常常与其他术语组成新概念，如“社会环境、社会伙伴、社会对话、社会住区”等。这些概念将建筑学从“关于房屋建造的技艺”上升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批判性地介入到建筑与城市实践当中，以先锋的姿态面对现状乃至未来的社会问题，并探索用建筑学或城市设计去解答的可能性[4]。

作为整体设计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筑学问题也必然与其他设计与创意领域紧密相关。在荷兰，很多世界级企业的经营战略都高度重视设计与创意。以飞利浦公司为例，它1914年建立首个研究实验室，通过研究物理化学现象以促进产品创意的产生。公司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伴随着开拓性的创意成果出现。目前，飞利浦研发设计中心已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设计中心之一。有趣的是，自1925年成立至今，领导过飞利浦设计中心的五位核心人物里，竟有四位出身于建筑学专业或本身就是建筑师——卡尔夫（Louis Kalff）、维斯 玛（Rein Veersema）、布 莱 什（Robert Blaich）和马扎诺（Stefano Marzano）。

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设计领域的高度交叉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观念对跨行业设计实践的理解与支持。从20世纪初，荷兰现代“史诗”时代开始的百年历程里，这个小小的国家里诞生了许多影响世界设计的大师与作品。荷兰设计的先锋部分——荷兰建筑，即使在二战中遭遇重创，但依然整个百年里群星灿烂。一大批引导着现代建筑走向的设计大师与教育家不断在荷兰涌现：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e，1856-1934）、杜 多克（Willem Marinus Dudok，1884-1974）、里特维尔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1888-1964）、奥德（Jacobus Johannes Pieter Oud，1890-1963）、巴 克 马（Jacob Berend Bakema，1914-1981）、奥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1918-1999）、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1920-2005）、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1932-）、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1944-）……他们犹如璀璨群星，闪耀于整个世界建筑的夜空。

对于荷兰设计而言，这是可被视为另一个黄金时代的世纪。荷兰建筑师是在如此高度专业化和设计氛围下展开工作。良好的土壤孕育出丰富多元的建筑实践与理论建树，并在20世纪末逐渐登上巅峰。这是当代荷兰建筑的黄金时代，它得益于荷兰设计在国家层面极高的重视与群体的自觉，也包括领军与旗手的推波助澜。

三、“超级”之后：介入与延展

1990年，库哈斯在代尔夫特召集了一个名为“荷兰建筑到底有多现代？”（How Modern is Dutch Architecture）的会议，建筑师、评论家共聚一堂，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荷兰崇尚战前现代主义的习惯到底与当代的现代主义有什么关系？”（图4）库哈斯把这次讨论会看成一种荷兰式的“自我批评”——反映了当时荷兰建筑界对自身定位的反省。讨论中，教条式的现代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胆怯的选择”、一种“没有实质的肤浅风格”（巴特·洛茨玛，2005）[5]。2000年，源于对 “建筑的介入……与荷兰的 转 型（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therlands，1998）”研究项目的总结，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召开了主题为“由设计进行研究（Research by Design）”的学术会议。会议总结报告中阐释了荷兰建筑师对建筑学角色与意义的理解——“设计作为一个学科的核心特征是：它具有将矛盾需求转化为一个整体（unity）的能力，这使得设计成为所有技术科学的中心……城市与乡村的转型越来越多地受到偶然性项目与建筑介入（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的影响。”[6]（图5）

不断地审视与批评激励了荷兰青年建筑师的快速崛起，逐渐突破战前经典现代主义的种种原则。宽容的政策风气与接纳程度也催生了极富个性看似张扬的建筑与公共空间作品，并在20世纪末逐渐达到顶峰。

图4：“荷兰建筑到底有多现代？”会议与会人员合影（1990）

2000年，建筑评论家Bart Lootsma推出的著作中将这种荷兰中青年建筑师的集体成就浓缩为一个极富煽动性和自信心的称号——“超级荷兰”。在这本名为《SuperDutch : New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的书中，OMA/Rem Koolhaas、UN Studio/Van Berkely & Bos、MVRDV、Wiel Arets、Erick van Egeraat、Mecanoo、Neutelings Riedijk、NOX、Oosterhuis NL、Koen Van Velsen、West 8等一大批至今仍活跃于荷兰及世界舞台的建筑师以群体姿态亮相，成为当代世界建筑发展中一个值得记述的事件（图6）。

但正如建筑师Timothy Murphy的评语——“事实上，除了我们已熟知的那些有吸引力的公共建筑外，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时代，许多项目看上去正在努力成为外星飞船或者网络媒体的幻象。但即使这些前沿先锋的荷兰菜肴貌相丑陋，它们也永远不会乏味。”[7]无论建筑的立场与出发点如何不同，最终都将走上对形式问题的讨论。在荷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极为有限的国土范围，使得“地域特性”很难在这个国家内部展示出足够的多样性，导致从源头上建筑个性特质的生产难以真正借力“环境”而不得不终于形式。不得不承认，极富个性的形式语言在成为荷兰建筑具有高度辨识度的独特标签的同时，也为产生另一种同质埋下了伏笔。

同时，就在“超级荷兰”现象激奋人心的时候，政府悄然改变了策略，淡出过多的管理和主导，而将多种责任与规则都留给了市场。建筑行业的主导力量迅速向着有利于私有企业的方向转变。2004年，针对所有政府投资项目，一种欧洲投标强制性制度被引进荷兰。这一制度意在刺激市场机制并防止不公平竞争，迫使建筑师不得不再回到竞争和选择过程中。这样的制度使得政策土壤产生变化，原本那些富有人性化设计原则且缜密、细心的建筑师被以市场为导向的建筑师所替代，并逐步将对规划的重视转移到创意与视觉效果的重视。这种图像化趋势催生了一种打破与传统和文脉的所有联系的强烈愿望。“既然建筑形象的重叠旨在彰显自己，那么就只有一种选择——建筑对象开始与其实际环境脱离开来。”[8]

图5：“Research by Design”会议论文集封面（2000）

图6：“Super Dutch”封面（2000）

若以2000年作为节点来观察，荷兰建筑既经历了前段的快速爆发期，也有后段的震荡、思索和平稳渐进期（这个时期甚至曾被描述为一种“衰败”和“狂欢后的沮丧”[9]）。如果说2000年以前“荷兰建筑的成功是基于历史上的优势——当现代化进程要求以创造性的方式去推动革命性进步时，所采用的极端实用主义加美学创新”，那么，紧接着的自我调整和平缓渐进则源自这种极端张力的崩塌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要生存与发展，建筑师不仅要成为更面对现实、更具针对性的“问题解决者”，也必须对未来问题、经济状态加以更深切的关注。所幸的是，荷兰建筑的自我反思与调整不断地在前进中进行。适度降温和政策转向使得荷兰建筑的不断调适定位，不仅表现为更多的荷兰建筑师走出荷兰和欧洲，更为频繁地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也促使更多的建筑师在保持对社会问题的高度介入性的同时，进一步将视野拓展和延伸至更宽广的领域。

2016年，可视为荷兰建筑精神导向的“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Biennal Rotterdam，IABR）的主题为“下一个经济模式”（The Next Economy），力图触探影响未来社会导向的城市经济模式，尝试有意义的就业驱动，集约使用自然与人力资本。2018年，双年展则将以“缺失的连接”（The Missing Link）将视角锁定在气候、生态、自然等可持续问题上。策展人（荷兰政府总建筑师Floris Alkemade、弗兰德[10]政府建筑师Leo Van Broeck和比利时建筑师Joachim Declerck）在主题声明中提到：“要将我们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模式调整到我们星球的有限承载能力上，必需一种根本的社会经济转型——但如果我们不首先扎实稳步实现恰当的‘空间诞生’（make place），这种转变便不可能‘自然发生’（take place）。如果没有城市景观的真正转变，就不可能有可再生能源、弹性生态系统以及充满关怀的生活环境……为了促进行为的改变，我们必须紧密在建筑、社区、城市乃至整个地球等多个尺度层次上，对社会、空间和生态问题进行高度关联地思考与处理。创造空间就意味着共享空间！”[11]

四、两个向度的荷兰性

荷兰性，是讨论荷兰建筑时常提及的词汇。某种意义上，一个荷兰建筑是否具有明显的“荷兰性”，几乎成了确立其身份的标签。但何为“荷兰性”？答案却微妙而难以捕捉。它既包含了建筑的风格，也指向了设计背景与思维方式。由于荷兰是现代主义重要的诞生与发展地之一，而后现代主义在荷兰几乎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真正的“荷兰性”代表着明显的“现代性”——此处的现代绝非形式问题，而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与主动参与，扩张建筑的社会意义与责任，以一种“动态的现代性”（Dynamic Modernity）姿态介入城市与社会之中，便形成了“荷兰性”的主旨要义。从现实到现代，成为符合荷兰国民精神特征的建筑演绎。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充当了警醒建筑的“正面”角色，虽然这是荷兰建筑界最难熬时期。欧洲建筑市场大幅萎缩，由此社会对建筑的要求也在发生着重要的转型，建筑对社会的介入领域也悄然变化了热点——建筑可持续性、智能与互动等领域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12]。

但是，价值观的共性无法掩盖建筑师与生俱来对个性和差异的追求。纵观荷兰当代的建筑（师），两种明显不同的倾向已经显现——可分别概括为“建筑的理想”（built ideas）与“理想的建筑”（ideal buildings）[13]。克斯 ·卡恩（Kees Kaan）对于这两种倾向的表述则更为具体——“一类是将自己视为专注于创意与设计初期的概念创新型建筑师；另一类则视自己为建筑营造者、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完整管理项目始终的建筑师。”

前者如OMA、MVRDV、UNStudio等事务所，凭借其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创新能力，不断输出着新鲜强烈的设计理念和惊异的标志性建筑，近年来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有着“明星式”的号召力。库哈斯是这类建筑师的代表，也是最具国际声望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本人早年在印尼的生活及其后的记者经历，使得他从思想形成之初便与众不同。库哈斯从未将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局限于荷兰，在他追溯曼哈顿都市沿革的著作《癫狂的纽约》中坦承自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作为代表，他道出了很多荷兰建筑师的心声：他们是世界性的勇敢开拓者[14]。抱着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热情，从批判视角出发，库哈斯所领导的OMA和AMO（OMA的智囊库与研究机构）通过作品和研究持续解答着建筑学和激变的当代社会之间的矛盾。他已经将自身的建筑师身份延展放大，以更广义的建筑学和社会学方式全面参与到城市、社会发展与教育之中。观察OMA不断推出的各类建筑作品及书著言论，不仅可以看到其变化莫测的形式表象，更可以领会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对策。因此，不难发现OMA在欧美尤其是荷兰本土与在亚洲的设计往往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形象特征——这源自于对所在地社会与文化不同的理解和回应。例如在北京央视新址大楼、中国台北演艺中心（图7）、新加坡Interlace高层公寓（图8）等作品几乎以从未出现过的建筑形式语言完成，以至于部分建筑直至现在依然争议不断。而在荷兰政府办公大楼改造和新近完成的阿姆斯特丹Bijlmerbajes监狱改造及城市设计（图9，图10）中，以更为理性规则的体量与精细推敲的空间应对了荷兰本土对于建筑的理解。尤其是在Bijlmerbajes监狱改造中，常常呈现出冷峻与抵抗的OMA，在这个设计中却与原本极端冷酷的监狱建筑（图11）完全划清界限，充满着明显的温情和积极。

与OMA有着师承关系的MVRDV、NL事务所也高度强调城市与社会学对建筑的巨大影响，通过研究微观个体与宏观环境的关系，不断地对人类生活空间进行反思，或通过对“极限”“数据”“密度”等城市发展关键问题的研究，从哲学思想及设计手法等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如果MVRDV曾经想要将数据变成形式，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把它转化为图像”[15]。他们试图探寻更具差异性的分析和对功能关系的全新定位，由此也常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形式（图12）。UNStudio的两位合伙人——本·范·伯克尔（Ben van Berkel）和卡罗琳·博斯（Caroline Bos）为事务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男性特质的奔放冲击与女性特质的敏锐沉思相结合，使恣意挥洒的设计创意内嵌入严谨缜密的思想内核。对新理论、新技术与新方法的探索始终是UNStudio前进中最重要的推进力量（图13）。

值得注意的，当我们作为观察者解读或欣赏如OMA、MVRDV等事务所在设计前期强大的“科学研究与分析”时，需要看到事实上其中部分研究也可能是建筑师浅显或表象的尝试——因为设计本身，绝不单是充满逻辑和严谨的科学推理。OMA合伙人、AMO创始领导者Reinier de Graaf在一次荷兰电视访谈中公开承认：“每每公司的研究得到赞美，我心里都充满疑惑。我清楚，很多理论都是在设计过程中逐步编造的，所谓的研究也不过是一层发自好奇心的副产物而已”[16]。而MVRDV创始人Winy Maas则在新书《复制粘贴》[17]（图14）中坦言建筑师正遭受“创意综合症”的折磨，并呼吁建筑师正视“复制”的价值。书中将建筑学与科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所谓的独特建筑之间的类型相似性，并直接追问“为什么不公开和诚实地对待我们所做的参考?”

与此同时，被称为致力于建造“理想的建筑”的一类建筑师，则更加深入分析业主与使用者的需求，用更微妙的现代建筑语言与更温和的城市理念，建构出高品质的空间与富有意义的细部。无论是发展创新观念，还是建造品质的追求，他们都是荷兰建筑师图谱中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会将建造、细部等这样的问题当作责任的全部——即使是对细部的追求，也包含着鲜明的观念。这样对细部的理解正如荷兰评论家迪塔特玛·斯泰纳（D.Steiner）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总结：“当建筑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作品就被浓缩成其自身的一个微缩模型了。细部，就如同用建筑作品、建筑师传记、哲学以及他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等能量来充电的电池一样。”[18]

克斯·卡恩在《理想的标准》[19]一书中宣告建筑师坚持的建筑品质，崇尚优雅和简约，尽力避免花哨装饰和多余设备，避免繁荣细节干扰使用者。高超的品质控制能力使混凝土、玻璃、木材这些常见材料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从办公建筑、文化建筑已逐步发展到机场航站楼等大型建筑（图15，图16）。Neutelings Riedijk建筑事务所则以富有创造性的设计观念、清晰有力的建筑造型以及高品质的建造水准见长，尤其是外墙中细节母题的处理更是特色鲜明，但事务所并没有止步于对材料或建造本身。合伙人米歇尔·雷代克（Michiel Riedijk）接受笔者访谈时，反复提及了一个关键词——“定位（position）”——包含了建筑师定位、项目定位，以及面对社会的定位。只有在设计之初，确定好各项思考要素与自身的位置，才有可能顺利地展开设计并发现设计中的突破口（图17）。

图7：融入街道的中国台北演艺中心

图8：新加坡Interlace高层公寓

图9：阿姆斯特丹Bijlmerbajes监狱改造及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图10：阿姆斯特丹Bijlmerbajes监狱改造及城市设计鸟瞰图

图11：阿姆斯特丹Bijlmerbajes监狱现状

图12：鹿特丹市集公寓（markthal rotterdam）

图13：杭州来福士广场外观

图14：《复制粘贴》封面

图15：阿姆斯特丹Schiphol机场新航站楼外观效果（实施方案）

图16：阿姆斯特丹Schiphol机场新航站楼外观轴侧图

Mecanoo建筑事务所在设计创意与精细建造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基于良好的组织管理和群体力量的发挥，事务所近年在海外完成了如高雄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伯明翰公共图书馆、首尔Namdeamun办公楼等个性鲜明的公共建筑项目，而在荷兰境内的项目则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从早期的成名作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图18）的强烈几何对比形式语言到新近落成的海牙欧洲司法委员会总部（图19）、阿姆斯特丹iPabo应用科技大学（图20）等，则在简约中透射出优雅和对手法的进一步提纯。作为女性建筑师，事务所领导者弗朗辛·胡本（Francine Houben）表现出更为细腻的敏锐。她强调：“建筑需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它从来不是那些纯粹的知识、概念上或视觉上的游戏。建筑需要将所有的个人要素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对形态与情感的组织则是设计的最终手段。”

从表象上看，维尔·阿雷兹（Wiel Arets）的作品“传递着基本与极简的材料组织以及内外空间的纯粹几何性[20]”，但他却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参与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作为建筑师，我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只会对社会指手画脚的人。建筑师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那一部分，他们总是在竭力寻找着更新鲜的观念。”他始终热忱地关注绘画、电影、教育以及东方国度文化的影响，积极投身工业产品设计，强调社会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坚持建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这些观念与行动，正表征着其鲜明的社会性和“荷兰性”（图21）。

另外，荷兰建筑师对社会的理解与参与还体现在“住宅”尤其是“社会住宅”之中。荷兰社会住宅发展于20世纪初，在所有住宅类型中所占比例一直位于西方国家前列。荷兰社会住宅机构通过一系列运作方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社会住宅作为一个关系到民生的最基本问题，建筑师设计也全然投入，其设计水准与品质早已改变“廉价”“低收入”的形象，不仅成功地充当了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层隔离的工具，更成为了影响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例如海牙与代尔夫特交界处的Ypenburg新社区便是优秀的例证。该社区是 1994 年依据“Vinex政策”（Vinex Policy）[21]在原有军用机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了约1.1万套住宅以及办公、商业服务设施。Ypenburg的规划布局与传统欧洲城市迥然不同——清晰明确的道路网格，每个区域主题独立，由建筑师从基地历史特征和居住人群确定。因此，各个独立街区的建筑肌理显著不同，或密或疏，呈现着别致的多样性。规划尊重荷兰传统村庄中隐含的安全防御模式，通过丰富周全的基础设施与交通线路将住区与更大的城市脉络联系起来。该社区核心区是由MVRDV、赫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Claus en Kaan等多家事务所联合设计，各自特色鲜明、相对独立，已成为近年来新住区建设的典例（图22，图23）。

五、结语：隐匿的情感

未来，荷兰建筑（学）究竟会如何发展？2009年，荷兰著名建筑评论家、原荷兰建筑协会主席奥雷·伯曼（Ole Bouman）给出了一份答卷。在他的《因果的建筑学：未来的荷兰设计》[22]一书中，通过介绍25个荷兰设计团队的最新成果，提到目前全球面临的七大难题，如食物短缺、可替代能源、可替代空间……这些关联着全人类未来的“大”话题竟都出现在了荷兰建筑师的解答之中。2016年，奥雷·伯曼本人被任命为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中国分馆（深圳）——“设计互联”（Design Society）的首任馆长，开启了一段他与中国设计的新旅程。而直接参与中国十余年快速发展的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John van de Water）对设计与环境的关系理解似乎更为深刻。2004年，他在中国创立了NEXT北京事务所，并在几年之内迅速打开市场。8年后，他在《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23]书中讲述了自己典型的西方思维在中国特定背景下被不断地重新审视，共同走过从对抗、误解、接受、认识、共识，最终达到互惠互利的全过程（图24）。有人遗憾地认为他“服从于中国人的期望和要求，而不是自己的抱负”；而更多的人则在问：他怎么能在中国完成那么多作品？

图17：比利时安特卫普MAS(Museum Aan De Stroom)博物馆

图18：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

图19：海牙欧洲司法委员会总部

图20：阿姆斯特丹iPabo应用科技大学

图21：乌特勒支大学图书馆

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个与维米尔同时代的荷兰使团的故事。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团访华时，遇到了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外交使团都难以接受的要求——觐见中国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大礼。出人意料的是，荷兰人答应并做到了。“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荷兰外交官事后解释道。的确，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荷兰国土却有几乎一半低于海平面。洪水威胁的压力使得其他很多问题（诸如意识形态甚至宗教）显得次要了许多，保持并拓展生存空间成为它的首要任务，自然也锻造了荷兰人身处异乡而生存发展的本能。

如果说“密度”是打开荷兰的第一页，那么这份生存与拓展的“本能”，构成了荷兰建筑师群体在世界坐标系中的重要标签。正像17世纪荷兰依靠强大的海船运输与贸易能力，建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海上物流体系，更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要知道，这样的成绩除了付出必需的契约、协作、耐劳精神外，竟是以商船放弃配置火炮而最大限度扩大仓储容积以换取最低成本为代价。就这样，荷兰商船的每次出海便成了一次次的命运赌博。这样的“赌博”换回的是这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基础和前提。既然安于现状已无法改变命运，倒不如奋起一搏、铤而走险，才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图22：Ypenburg新住区总平面图

图23：Ypenburg新住区鸟瞰

图24：《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封面

图25：教堂屋顶（左）与现代建筑立面（中右）

就这样，荷兰为世界输出着理念、作品和他们自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无论对荷兰建筑及建筑师进行多少次梳理与总结，也无法将这个其实只有中国一个都市人口数量的国家内发生的若干波澜涌动的思想和成果及时呈现——显然不仅是因为当事物被记录下来时，它已经过去——从未故步自封的荷兰设计早已将全球视作阵地，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这个狭小的西欧国家时，他们的身影早出现在世界各地。而荷兰建筑，在冷峻外表下展现的对未来、自然、社会、人文的强烈关心与主动介入，并有着独立的批判精神，作为一种基因般的存在，成为这个国家的设计精神。荷兰建筑师，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得以延续传承——对于每一个摆在面前的机会与条件，不是安然接受或自然顺应，而是首先思考和挖掘是否有差异性解答的可能。这样的习惯几乎成了荷兰设计中不断否定与自我否定的传统，不仅每次设计都会推出海量的可能性研究，甚至不吝在设计尾声彻底推翻重新开始——这在荷兰建筑师群体的工作状态中并不鲜见。对于问题本质的探求欲望促成了一次次设计思路的推陈出新和出人意料。每一次设计的价值取向成为设计最为关切的内核，也是推演设计的“最高纲领”。在此之下，形式、材料、色彩等诸多外在问题，均可灵活变化、不拘一格——显然没有什么比内核与纲领更为重要。因此，惊骇夺人的形式构成、大胆碰撞的色彩或是廉价朴拙的材料便都有可能存在于似乎本应该正襟危坐、仪表堂堂的建筑物之上。然而，就正当我们以为读懂了“荷兰建筑”张扬肆意的形式和倔强不羁的外表，却有可能突然触碰到温暖绵柔的内在。对于在惊涛骇浪中生存下来的水手，对于家中炉火的想念是必须藏匿于某个最深处的。

站在代尔夫特广场教堂的高处远眺，听凭远方高楼与桅杆诉说着这个国家的设计密码。无意间回眸，竟发现这座6个多世纪以前的高楼尖顶面层与Ypenburg社区新住宅（MVRDV）外墙做法几乎完全一致（图25）。传统与创新，就这样瞬时被联通。突然间，眼眶有些湿润。我知道，那不是因为迎面吹来的强劲的风。

图片来源

图1：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导演：彼得·韦柏，主演：科林·费尔斯、斯嘉丽·约翰逊）

图3：Willem Van Der Ham.Hollandse Polders.Amsterdam: Boom,2009

图4：Hans Van Dijk.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 010 Uitgeverij, 1999

图5：“Research by Design”会议论文集封面（2000）

图6：“Super Dutch”封面（2000）

图7：oma.eu

图8：oma.eu

图9：oma.eu

图10：oma.eu

图11：mediadrumworld.com 摄影：Angelique Brunas

图12：mvrdv.nl

图13：unstudio.com

图14：《复制粘贴》封面

图15：Kees Kaan提供

图16：Kees Kaan提供

图17：Michiel Riedijk提供

图19：mecanoo.nl

图20：mecanoo.nl

图21：Wiel Arets

图22：Egbert Koster.Ideal Buildings vs.Built Ideasthe Netherlands, a+u, Vol.475, 2010(04).

图23：Egbert Koster.Ideal Buildings vs.Built Ideasthe Netherlands, a+u, Vol.475, 2010(04).

图24：《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封面

图2，图18，图25：作者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