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与秩序关系评析
——以辛亥革命中的杭州各业商人为中心

颜 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与秩序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秩序”，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有序状态，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带有制度含义的“秩序”概念。在本文中，破坏秩序即是指破坏社会稳定，维护秩序即是指维护社会稳定。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与秩序问题，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冯筱才完成的。冯筱才认为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核心关怀在秩序上[1](P312)，在革命过程中，商人发挥着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作用。冯筱才更进一步将商人的行动归结为“产权—秩序”模式：政治事件冲击社会秩序；崩坏的秩序，威胁商人财产的安全；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商人会设法挽救社会秩序[1]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P18)。

虽然冯筱才宣称其以整个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但是细绎他所举的史料，反映的多是商会、绅商的活动，对于革命中普通商人的作为鲜少涉及。马敏和朱英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商会、绅商阶层[2]马敏,朱英认为苏州商会面对革命走出的第一步，是与官厅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消弭动乱。（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412）后来马敏扩大研究范围，在考察了全国各个不同地方的商会，在辛亥变局中的表现后，认为绅商阶层在革命中的行动目标是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护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70），也没有将普通商人的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总之，目前学界对辛亥时期普通商人与秩序的关系，尚缺乏严肃的研究。

面对社会秩序的崩溃，普通商人是否是像商会、绅商一样，主要起着维护秩序的正面功能呢？商会领袖、绅商阶层站在全局上考虑问题，地方秩序自然是其首要考虑目标，但一个深嵌于市场之中的普通商人，如果其个体利益与社会的稳定发生冲突，他未必会以社会秩序为行动本位[3]罗威廉认为，商人重视利益，甚于秩序，“商人首先是要追逐利润，其次才是一个生意不受阻碍的稳定的社会。”(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P258)。

为了探究革命的振荡中普通商人与秩序的关系，填补学术空白，笔者拟以辛亥时期的杭州为个案来进行研究[1]对于辛亥时期杭州商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蔡禹龙曾以绅商阶层为中心进行过研究，认为绅商在革命中发挥了稳定秩序的作用。参见蔡禹龙.从“纷乱”到“平和”：杭州光复前后的城市秩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将分别以辛亥时期杭州的米业、钱业和典当业商人为对象，去考察这些商人在风潮中的活动，考察这些普普通通的商人与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关系。

一、米商

冯筱才认为，“面对秩序的威胁，商人的天然反应自然是抵制”[2]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P86)。即是说，如果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商人的第一反应是维护秩序。可是，辛亥变局中杭州粮商的行为，与冯氏的这一论断出入甚大。

（一）抢米风潮之前

杭州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才陷入混乱，实际上，由于自然灾害引发了严重的粮荒，1911年9月初，杭州已经动荡不安，秩序堪虞。

杭州的粮食危机，源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的严重水灾。“有若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凡有水灾、凶灾等处，闹荒、抢米，书不胜书。”[3]论今日乱机之多.申报,1911-9-24(第1张第3版).由于水灾，浙江秋粮大幅减产，大批人口受灾。“浙属风雨沈灾，秋收绝望，而灾区难民急待拯救者，屈指难以数计。”[4]浙江官绅筹赈之动机.申报,1911-9-8(第1张后幅第3版).

严重的灾害，产生大量的饥民。饥民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的稳定构成挑战。1911年九月初，杭州地区的治安形势，已经非常严峻。9月3日，余杭灾民冲击县署，围住县令，殴打警务长程某，“将程衣撕破，大帽打落”，最后，幸由官府处理得法，才没有酿成大祸[5]余杭灾民又有小滋闹.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2版).。9月6日，杭州附近的瓶窑爆发民变，千余乡民冲击米店，捣毁学校[6]瓶窑乡民抢米之警告.申报,1911-9-9(第1张后幅第2版).。9月21日，大批灾民涌入杭州，向官府跪香、告荒。由于灾民人数达二万五六千名，“沿途商店，见人数过多，咸相顾危”，浙江巡抚下令全城戒严[7]浙属灾民来省跪香记.申报,1911-9-23(第1张后幅第3版).。10月初，杭州地区灾民骚乱，抢劫大户，捣毁学校[8]杭属亦有灾民闹荒.新闻报,1911-10-10(第2张).(P2)。

虽然社会秩序已经岌岌可危，但是此时杭州米商却并未平抑粮价，抚慰民心，反而大肆投机，炒高粮价。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幅降低了杭州市场的粮食供给。往日车水马龙，商船云集的杭州米市，在一段时间内，竟没有米船前来交易，“近日因风雨为灾，竟无船到埠”[9]湖墅缺米之恐慌.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4版).，“贫民众多，买米无由”[10]大帮饥民来省告荒.新闻报,1911-10-8(第2张).(P2)。米商们乘机哄抬米价，“将储积陈粮，暗移他处，为居奇计”[11]湖墅缺米之恐慌.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4版).。

1911年8月底，米价被米商炒到“尖米每担售至七元八角起价，糙米每担六元八角”。9月5日，米商们在杭州城内散布消息，说杭州城内的存米只能满足杭州九天的消费，“传告各同行，限制门庄籴米，每户一斗，确系人多者，酌量准添，五斗以上者，一律停售”。这种同业协作进行的炒作，造起了很强的声势，“全城哄传，人心惶惧，势若真将断炊者”[1]杭垣米市之危机.申报,1911-9-7(第1张后幅第2版).。9月6日至9月7日，米商们再次合作抬价，“每家均设斗篮一具”，里面放上五六斗品质恶劣的黄糙米，对外宣称，米铺现今只有这种米，定价七元四角，仍以一斗为限。而事实上，米商手中不仅不缺米，而且数量不少。“现经确实调查，闻下城之四丰、秦邢、穗兴等大店，每家实存均在五千担以上，其余各店亦二三千担不等云。”[2]杭垣米市之恶现象.申报,1911-9-9(第1张后幅第2版).虽然后来官厅采取各种干预手段，甚至要查办操纵米价的米商，但是，米商们并未停止投机活动。“奇峰品尖米，仍私行勒价，每担需洋八元八角，且秘藏密室[3]杭垣米市回复之动机.申报,1911-9-10(第1张后幅第3版).，如非素识，或讬人商购者，不能妄尝禁脔云。”[4]浙属因灾环请蠲漕办米之呼吁.申报,1911-9-17(第1张后幅第3版).

显然，哄抬米价的米商们并不真正关心杭州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的是乘着天灾狠狠地捞一笔。他们的行为，不仅无益于社会秩序，反而会让城市贫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实际上是在破坏秩序。

（二）抢米风潮

日趋动荡的时局，使贫民处境艰难。杭州“城内机房、料房，多至三四万人，十九无隔宿粮”[5]浙潮感受鄂潮之影响.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2版).。饱受米商投机之苦的贫民，终于在光复前夜，掀起了抢米风潮。

1911年11月3日傍晚，也就是杭州光复的前两天，一贫户向米铺请购半升米，被米铺以“提早收市”为由拒绝。贫民再三请求通融，但米铺仍拒绝出售。米铺的行为，激起了公愤，“一唱百和，聚集数百人，将该店捣毁”。接着，贫民骚动，将城内众多米铺打抢一空，“东街、普安街、菜市桥、联桥、孩儿巷、春坊、官巷口、平津桥等街米店一例捣毁，存米搬抢净尽。”[6]杭垣大局日急.申报,1911-11-5(第1张后幅第2版).

光复初，贫民阶层对米铺冲击，依然不断。11月21日，杭州贫民再度冲击米店。贫民们将一素有囤积投机习惯的黑心米店打毁后，四处抢米。“自东街直上，过菜市桥，至孩儿巷，内分支赴贡院前东西两桥，所有米店概被捣毁抢尽。”[7]新杭州之三大恐慌.申报,1911-11-24(第1张后幅第2版).是时，不仅城内米铺时闻被抢，水道中运米的米船，亦常成为贫民抢夺的目标。11月23日，一只米船在西湖坝附近被抢[8]西湖灞又有抢米案发现.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2版).。差不多同时，湖墅附近，也有一艘米船被抢[9]抢劫米船之骸闻.汉民日报,1911-11-26(新闻第3版).。

这时，米商终于有维护秩序的举动了。面对贫民阶层的冲击，米商们一面由米业董事出面，请求官厅予以保护，并要求组建商团[10]军政批示.汉民日报,1911-11-24(新闻第4版).，另一方面，米商们不得不暂时接受商会的建议，下调米价。11月24日，食米“起价每石又低至五元，最上等白米每石已减至六元六角”[11]米价低廉之可喜.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2版).。面对抢米风潮，米商终于停止炒价，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

（三）抢米风潮之后

贫民的冲击，使米商们暂时放弃对利益的追求，转而维护社会秩序。但米商的这种转变，只是暂时的。抢米风潮结束后，米商们故技重施，再次抬高米价。抢米风潮结束不过十余日，米价再次飞涨。笔者根据《汉民日报》《申报》从抢米风潮结束到1912年上半年对杭州米价调整情况的历次报道，制成如下表格：

序号 报道内容报道标题及日期1 近日调查米市，见起码劣米，每石忽已高涨四角，其上身各档米石无不逐一增价云。《米市骤然涨价》，《汉民日报》1911年12月5日。2 而奸商垄断，籴贱贩贵，米价仍高抬至七元四角。乡镇米店，竟有贵至九元五角者。买卖不公，孰有甚于此者乎？……恐数十万饥民，鋌而走险，大局不堪设想矣！《米业中两大蠹》，《汉民日报》1911年12月5日。《米价渐增之可虑》，《汉民日报》1911年12月13日。4 起码劣米之朔日早定价每石五元，今则迭次递增，所有该起码米，每石已涨至六元，至中上等米石，亦同时腾贵。3 起码劣米，在前数天，已增至五元四角一石。该档米石，昨日（廿二）忽又增至五元六角。其有中上米石，虽价目未增，而按之各档米身，遞次减色，已在暗中腾贵。《米价飞涨之可虞》，《汉民日报》1911年12月16日。5 省垣米市，自上月下旬以后，迭次飞涨，至起码劣米，每石须六元二角。 《劣米低价之原因》，《汉民日报》1912年1月2日。6 以阴历言，又已年尽岁暮，一班贫民，号泣载道，兹由各米铺体念民艰，暂议各档米石平价售粜，以为贫民购米便宜之计。《米价低贱之可幸》，《汉民日报》1912年2月5日。7 据米业会议，今春米价，尤有不得不涨之势。旬日之间，城垣各米铺逐档米石，已昂值大洋四角。《米价增昂之可虑》，《汉民日报》1912年3月2日。8 自上年秋歉以来，杭垣米价之昂贵，已达于极点。兹以失业贫民日多一日，而米价不稍减贱，旬日以内，米市售价较之上月每石已高涨大洋八角。《米价又忽飞涨》，《汉民日报》1912年3月14日。《杭垣绝粒之恐慌》，《申报》1912年3月24日。10 嗣后，在会各商，公同议决，自即日起，起价米以售至六元八角为度，然各商以不堪亏损，请以半月为限。9 杭垣米市存货将罄，以致市价飞涨，即极粗糙之米，每担已需七元。现查本月二十二日（二月初四）起，各米铺因颗粒无存，同时闭门歇业者，荐桥、联桥、闹市口等处共五家。《总商会集议米价》，《汉民日报》1912年3月25日。11 一班米侩，又乘此将米价高涨。□黄起码米，每石竟贵至七元二角，其上米色白净饭堪适口者，每石均需八元。《米市乘机涨价》，《汉民日报》1912年5月15日。12 米侩居奇，乘隙散布流言，谓城厢内外存米不足十日之供，过期必致绝粮，连日市盘飞涨，前后一星期，每担骤贵三元左右。《杭州米市恐慌》，《申报》，1912年 5月29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风潮后杭州的米价是一路飞涨。那么，此时米价的飞涨是否纯然因为粮食进价的高涨所致呢？对这一问题，虽然现在留存的当时杭州方面的史料没有明确的回答，但与杭州仅一江之隔的绍兴，却保留了这方面可资参考的资料。当时绍兴《越铎日报》的记者发现，虽然米商自称米价飞涨是“皆因进货贵，故出售亦贵耳”，但是米铺所卖的都是“旧日囤积之货”，米商是把过去低价买进的存货，以高价售卖，从中谋取暴利[1]米侩之肉其足食乎.越铎日报,1912-5-23.(P2)。绍兴都督王金发认为米价飞涨有米商炒作的因素，“各米行铺，皆以藉口无现款往贩为词，明系欺饰之语，贪图厚利，不顾民命攸关。”[2]绍兴军政分府照会山会商务分会.1911-12-31.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6.

米商对米价的操纵，必然会使贫民处境恶化，从而破坏脆弱的社会秩序。《汉民日报》记者的担心“恐数十万饥民，鋌而走险，大局不堪设想矣”[3]米业中两大蠹.汉民日报,1911-12-5(新闻第4版).，并非杞人忧天。

显然，面对动荡的社会秩序，辛亥时期的杭州米商们并未把秩序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商们都在炒作米价，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当然，米商也是有维护秩序的努力的，但这只是抢米风潮爆发时，米商们才短暂做出的行为。风潮一结束，米商们就故伎重施，继续炒价。米商是务实的，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赚尽能赚的最后一分钱；同时，米商又是短视的，他们为了利益，高抬米价，置大局于不顾，招致抢米风潮，实在是自遗其咎。

三、钱商

金融为百业枢纽，如果金融市场爆发危机，不仅商界会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受到冲击。钱业商人作为金融市场的运营主体，在辛亥的暴风骤雨中，做出了何种选择呢？

（一）偷漏现洋

武昌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杭州的金融市场。“大小各铺，咸因鄂乱，交易均皆紧守，不愿挂欠，加以近日兴业银行各存户纷纷提款八十余万，市面金融界，大受影响。”[1]浙省防乱之恐慌.新闻报,1911-10-19(第2张).(P1)当时杭州金融市场现洋异常缺乏，“现洋奇绌，情形尤危”[2]浙潮感受鄂潮之影响.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2版).，“市面恐慌已达极点”，大钱庄缺乏现洋，持票提取现洋者，需要额外支付两元作为贴水[3]杭州防乱情形.新闻报,1911-10-23(第2张).(P2)。由于居民纷纷提取现洋，一些钱庄经不住挤兑，陷入危机，比如湖墅仑源钱庄，在受到挤兑后“陡然搁浅”[4]杭州钱业之受挤.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3版).。

然而在金融市面危如累卵之际，杭州钱商却不顾大局，做起了损人利己的买卖。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刚刚经历过“橡胶股票风潮”的上海金融市场极度恐慌，银拆陡涨至七钱以外，“洋厘亦涨至七钱八分”[5]四纪本埠惊闻鄂乱情形.申报,1911-10-16(第1张第5版).。上海银元价格的陡涨，使把银元从杭州贩往上海，有利可图。于是，杭州钱商们不断将杭州市面上的现洋运往上海。“各钱庄不顾大局，仍做掉期，致现洋纷纷出省。据最近传闻，自昨日（廿四）止共捆五十九万。”[6]浙省大戒严.时报,1911-10-17.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第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P5)

钱商们的这种投机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杭州市场的钱荒，加剧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一般钱侩，值此银根紧急之时，纷纷私运现洋出境，以致缺乏愈甚。”[7]杭州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12-11(第2张第1版).钱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受到了浙江军政府财政部长高尔登的严厉指责，“本省承疲敝之后，金融本已恐慌，乃近来访闻，不法市侩，不顾大局，仍纷纷捆载大宗现洋出口，以至周转益觉不灵，殊堪痛恨。”[8]杭垣现象种种.申报,1911-12-10(第1张后幅第2版).

显然，钱商偷漏现洋的行为，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不仅不含拯救市面、维护秩序的意图，还给本已不堪的金融秩序带来了进一步的破坏。

（二）努力救市

诚然钱商的偷漏现洋加剧了金融秩序的恶化，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抹杀钱商维护金融秩序的行为。萧条的金融市面，不利于钱商的经营。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杭州钱商确实做出很多保护金融市面的努力。

为了解决通货不足的问题，钱商们通过商会与国家机器交涉，请求官厅拨款救市。10月20日，钱典两业商人，群集商会，迫使商会总协理向抚院借拨库帑。当正在商会听候消息的钱典众商听说官厅虽答应借款，但所借多系锭银后，又要求商会总协理再去请求换拨银元[9]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商会总协理几度往返，终于在当夜十二点半接到大清银行允放三十万龙洋的复电。众商接信后，一面刊发布告，一面再请商会致函浙江巡抚，下发龙洋与英洋等同使用的告示[1]杭垣绎骚近状.申报,1911-10-23(第1张后幅第2版).。

杭州钱商鉴于银根奇紧，还曾自行发行钱业公票。1911年11月25日，钱业商人集议，决定发行钱业公票二十五万元[2]杭垣光复后近状.申报,1911-11-17(第1张后幅第3版).，公票面值分为一元和五元两种，“由发行庄号加盖图章，即由发行庄号至十月底收回，照数付现”[3]钱业议行钞票之计画.汉民日报,1911-11-18(新闻第4版).。

但是，钱业商人危机公关的经验明显不足。他们所发行的公票，做工粗糙，“该票形式类如慈善家施送之米券，仅用铅字刷印于簿纸上，另盖某某庄号图记一方，外并无他项凭记”[4]杭州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11-24(新闻第2张第1版).，未得城内商家信孚，无法流通[5]钱业钞票未能通用之原因.汉民日报,1911-11-22(新闻第3版).。众钱商只得“会馆集议，决意一律停发，已发行者，逐渐由发行之庄号收回兑现”[6]钱业收回钞票之集议.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3版).。

不管钱商独自发行公票的成绩如何，金融秩序大乱之时，钱商确实做出了维持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

（三）做空军用票

钱商发行公票失败后，军政府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在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强制发行军用票，稳定了金融市场。随着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钱商资产亦相对安全。这时，钱商们不顾大局的毛病又发作了。

在动荡时期，人们往往异常重视重金属货币，而轻视纸币，这样军用票与现洋便在无形中产生了差异。钱商们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做空军用票，利用军用票与现洋之间的差价，谋取利益。“讵各钱侩，犹复贪心未厌，钻谋意外之利。杭垣军用钞票，迭经军政府通告，划一通用。乃各钱侩，接兑此等钞洋，概须贴水六十文，并前清之大龙圆兑价亦须贴水。”[7]钱侩之可杀.汉民日报,1911-12-11(新闻第2版).“所有浙江军用钞票，竟与现洋溢分出两等价值，日内愈跌愈低，竟相去二三十文不等。”[8]军用票市值不一.汉民日报,1912-4-11(新闻第1版).此时钱商做空军用票的行为，显然不利于金融市面的稳定。

显然，钱商不仅以动荡秩序的受害者面目出现，而且以金融秩序破坏者身份出现。为了利益，钱商把大量现洋运往上海；为了利益，钱商做空军动票；也就是说，为了利益，钱商践踏秩序。当然，钱商也为救市付出了努力。不过，他们能力有限，经验不足，其发行的钱业公票草草收场。总之，杭州金融秩序之所以恶化如此，并迟迟不得平复，钱商难辞其咎。

四、典商

与米商、钱商不同，典商在整个辛亥风潮中，都处于一个不利的市场格局之中，自保尚且不暇，遑论逐利。典商没有为逐利而破坏秩序，他们一直在为恢复金融秩序而努力。军人强当给典商带来的威胁更为致命，典商不断请求官厅管制军人，保卫公安。不过，典商并非没有于秩序不利的行为。典当的歇业或减少营业时间，便有碍社会稳定。

（一）典商与金融秩序

典商所从事的，是以某些物品为抵押的放贷活动，从贷款中获取利益。由于当时现洋严重缺乏，向钱商“提取现洋，每百元贴水八元”，但典商放贷利率却仅一分六厘（每百元收利一元六角），实际上放贷百元“须实耗洋六元四角”[1]当业停当之实情.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即是说，严峻的金融秩序，不利于典商的商业活动。为此，典商一方面调整经营规则，以适应此环境，另一方面努力维护金融秩序。

1911年10月19日，杭城各典当将典质物品金额上限设定为五元。由于质物取洋的人太多，20日又将上限下调至两元[2]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21日下午，典业全体开临时会议，议定“典质衣饰仍以每人两元为限”[3]杭垣绎骚近状.申报,1911-10-23(第1张后幅第2版).。光复后，有的典当由于资金实在有限，无法支撑居民源源不断的典质，为了自保，只得禀明军政府，“每日开市二小时，只准来客赎取货物”[4]当业停当之实情.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除了限制典质额度外，典当商人还将利息削减至八厘，以吸引质户取赎，加快现洋回流[5]新杭州之危机.申报,1911-12-8(第1张后幅第2版).。

除了调整自身营业规则外，典业商人还与钱商一道为增加市面通货而奔走。10月20日，典商与钱商共同要求商会总理向官厅求援，请官厅下拨现洋，以济市面[6]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当钱商为了利益做空军用票，“以致军用票抑价阻滞”之时，典商立即出面阻止，“乃幸城厢各当铺顾念时局，首先通用军用票及前清之大龙圆，业已定价，进出划一，故近日之间，军用钞洋，市场亦大为流通。”[7]典当顾念时局.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

（二）应对军人强当

金融危机相比，军人的强当（意为强行典当）行为，给典商们带来的困难更为致命。光复后，浙江军政府财政支绌，无力应付各项开支，“凡百需财，而时难年荒，穷于罗掘”[8]汤寿潜.致光泰仁兄大人执事函.1911-12-2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P133)，“因此当时军队常常欠饷”，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便四出抢劫掳掠，或抢劫村庄、当铺和商店，或强迫当铺收当破旧衣物，掳掠骚扰，指不胜屈”[9]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P258)。当时兵士在杭州城内滋扰典当，用破旧的衣服，向典商勒索，“稍与商减，即持枪恐吓”[10]杭州最近之危机.申报,191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有时士兵见典当闭门不开，竟在门外放枪。例如，1911年11月27日，四五十名士兵，在协济典门外，“开枪轰击，洞穿大、二两重门”[11]杭州兵匪滋事之可危.申报,1911-11-29(第1张后幅第3版).。

为了应对军人的打劫，典商不断与浙江军政府交涉，请求官厅保护。风潮初起，典商即召开同业会议，议定禀请军政府维持营业秩序，并且各典均安装电话，以便遇事及时与军政府联系[12]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约束军人主要依靠军政府，但军政府内部机构混乱，效能低下，军人滋扰，迟迟不能禁绝。

11月24日，包括典商在内的杭州各业商人，齐聚商会，要求总协理向军政府请宪兵保护。可是25日，不仅宪兵没有出现，而且兵士滋扰更加严重[13]杭州最近之危机.申报,191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实际上，军政府不过是“空言保护，未派一兵”。在这种情况下，典商以罢市威胁军政府[14]新杭州急须善后.申报,1911-11-28(第1张后幅第3版).。

面对典商的威胁，军政府不得不有所表示。政事部表示，已经商请司令部，“明日起酌派兵官，带同兵士，陆续梭巡”[1]政事部照会商务总会文.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军政府还发下示谕，要求军民各守秩序，如敢故违，军法从事云云[2]军政府晓谕居民人等不准强当衣件文.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可军政府的劝谕完全不起作用，士兵们横行如故。11月27日，士兵们见当铺闭门，竟在门外放排枪泄愤。11月30日，军人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在某典铺外，打死一名行人。30日傍晚，典商们群集商会，决定同行二十三家于明日一律停歇，由商会公禀都督，请军政府下发“军政府核准暂停”字样的封条，以便各典贴于门首[3]新杭州纪事.申报,1911-12-2(第1张后幅第2版).。可此轮罢市尚未实施，当夜即有散兵游勇扬言要火烧典当。12月1日下午，众典商晋谒都督汤寿潜，请都督保护。汤氏一面安慰典商，一面电饬虞廷派兵保护各典。12月2日，兵士们并未把虞廷所派保护典当的宪兵放在眼中，继续滋闹，典商“每家各被索去洋三四百元不等”[4]新杭州种种.申报,1911-12-4(第1张后幅第3版).。

典商在此次风潮中，一次又一次地求助军政府，希望军政府约束士兵，维持治安。为了使军政府赶速行动，典商“自愿”捐款助饷。起初典商提议助饷一万元，由全城二十三家，按照架本金融分摊[5]杭垣商市之悲观.申报,1911-12-3(第1张后幅第3版).。后来，典商又再三磋商，决定将报效金额提高至两万元，每月分缴两千[6]新杭州纪闻.申报,19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最后，杭城内外各典的最终报效金额是二万四千元，作十个月分期缴纳，每月缴两千四百元[7]总司令部札饬各军队文.汉民日报,1911-12-17(新闻第2版).。这笔捐款实际上是典商用来换取安全的“保护费”。

后来军政府决定“各营将校，组织名誉队，以监察不法弁勇”[8]新杭州之危机.申报,1911-12-8(第1张后幅第2版).。这里的名誉队，即指“军人自治团”。军人自治团成立后，“分队保卫城厢各典”，才抑制住军人对典当的骚扰[9]军人自治团之成绩.汉民日报,1911-12-18(新闻第2版).。

显然，典商们请求官厅保护，向官厅“捐款助饷”，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而进行的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典商要求约束不法兵士的努力，不只对典业一业有利，对整个杭州商业乃至杭州治安，皆有益处。

（三）停质与社会秩序

在不利的金融秩序与治安条件下，杭州各典或是闭门歇业，停质待赎，或是晏启夙闭，缩短营业时间。典当的这种行为，对于那些依靠典质财物以换取升斗救命食粮的城市贫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光复之后，军人的强当使“各典业大为惊慌，终日闭门”[10]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1911年11月26日，各典商“同时罢市，实行暂停五日之原议”[11]新杭州急须善后.申报,1911-11-28(第1张后幅第3版).。因为受到军人的威胁，一些典当的伙友不得不外逃保命，这也使一些典当无法开业，“各家伙友已逃空，明日万难开市”[12]杭州兵匪滋事之可危.申报,1911-11-29(第1张后幅第3版).。12月4日，杭州城内十九家典当，停歇了十一家，次日又有两家停止典当[13]新杭州纪闻.申报,19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此时即使开门营业的典当铺，也是严重缩短了营业时间，“查近来省城各典业，前因有假冒军人强当，晏启夙闭”[14]杭州府民事长照会商务总会文.汉民日报,1911-12-7(新闻第2版).，“即偶一轮开，亦不一时，辄行关闭”[15]杭州府民事长呈财政部长文一.汉民日报,1911-12-8(新闻第2版).。1912年4月，杭州城内谣啄纷纷，典商恐秩序再乱，“昨今两日，典铺又相继停当”[1]典当又纷纷停质.汉民日报,1912-4-3(新闻第3版).。

典商的闭门歇业，固然是因为外部不可抗因素所致，但是，典商的这种自保却又是对秩序不利的。典当的闭歇，使城市贫民生存困难，“一般贫民之待此举火者，生机几绝。”[2]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有的贫民，因典当闭歇，流泪而还，“上日各典均闭门不开，贫民咸穿眼而待，兼有涕泣而返。”[3]急办商团之先声.汉民日报,1911-11-28(新闻第2版).有的贫民，面对停业的典当，情绪激动，“下城裕典等典门首，于本日午前十时来典贫民哄聚多人，倚待良久，甚至激忿，向门乱击，几乎酿祸。”[4]典当恐慌之愈甚.汉民日报,1911-12-3(新闻第2版).

时人对典当停质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明白无疑的。《汉民日报》记者担心，典当停质会引发民变，“若各典故意缩短时期，严定限制，惟恐民至末路，必将铤而走险。”[4]典当恐慌之愈甚.汉民日报,1911-12-3(新闻第2版).官厅也担心典商停质会引发动乱，典当业“关于贫民生计，甚为危急。若不赶紧设法维持，不但地方秩序难于规复，势恐于治安将多滋扰。”[5]杭州府民事长呈财政部长文一.汉民日报,1911-12-8(新闻第2版).典商自己也知道停业与秩序的关系，“若聚然停当，恐生意外风潮”[6]典商顾恤穷民.汉民日报,1912-1-1(新闻第2版).。从时人的言论中，显然可知典当停质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

总之，面对不利的金融秩序和治安条件，典商的确积极地维护秩序。不过，他们虽然没有为了利益而践踏秩序，但是他们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而停业、减少营业时间的行为，却对社会秩序不利。

四、结论

当把研究焦点从抽象的“绅商”阶层身上移开，转而关注那些具体的，有明确职业属性的商人，便会发现，这些商人固然有维护秩序的一面，但也有破坏秩序，不利社会稳定的一面。

就像商会、绅商阶层一样，各行各业的普通商人也有维护秩序的举动或呼吁，而且他们的这种对秩序的维护，多多少少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米业商人是在贫民抢米风潮的冲击下，才降低粮价并呼吁组织商团的；钱业商人是在现洋匮乏，金融低迷的不利情况下，去呼吁拨发现洋，发行钱业公票的；典当业商人在金融与治安的双重威胁下，去参与维护金融秩序，并要求军政府约束军人的。

但与商会、绅商阶层不同，普通商人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损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事情。米商为了利益，不顾大局地高抬米价，直接引发了抢米风潮。钱商为了利益，把杭州的现洋运往上海以赚取差价，这是杭州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又为了利益，钱商还做空军用票，使军用票流通受阻，干扰杭州金融秩序。

除了追逐利益，普通商人还会为了自保而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典当业商人迫于金融与治安压力，停止营业，闭门自保。可是典当业商人的自保行为，却威胁贫民生计，损害社会秩序。

总之，通过对杭州米商、钱商和典商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些具体的商人在辛亥变局中，不仅有保护秩序的行为，而且有为获利而破坏秩序，为自保而破坏秩序的行为。这些情况，与学界过往的对辛亥时期的商人的认知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