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村社基层组织规约初探

张稚悦

（山西省文物勘探中心，山西太原030001）

一、社首、香首、纠首等基层管理者的选举与职权规约

1.遴选人员的人品与权限规约。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为皇权专制的“家天下”，但民间社会运行却有相对的民主性，乡间民主与中央专制，看似矛盾冲突的两个方面在这个国家却得到了统一。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其中与一些重要的因素如中国国土辽阔，交通极为落后，人口众多，基层官吏人数匮乏等有关。据费正清先生等人的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为27000名，包括2万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P16)，而中国总人口在乾隆时期突破1亿，以后更持续增长，道光时突破4亿，且有90%以上人口居于广大的乡村与村社，散落于平原、盆地、山区、高原、森林之中，每一个村社对外界而言形成相对封闭的小型的地理环境。县衙对众多村社事务的管理难度很大，村社自治就成为了古代山西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

“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有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因令即以社长为约长，仿古人连村置鼓之法，令其鸣锣相闻，平日则自窝清匪，闻警则互相救援。……详定条规，不令造册点名，以免吏胥滋扰。”[2](清)宋文蔚.皇朝掌故汇编.卷五十三.保甲.求实书社,1902年铅印本.

以上资料表明，在这种只见社首，远避吏胥的区域社会里，山西民间自治已经在规模、形态、建制、习惯、思维以及与官府的关系等方面非常成熟，而与之相匹配的是自治传统与文化氛围下的对基层首领选举、职权范围、任职年限等乡规民约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