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守望与忧思
——《杨友泉小说精品选》管窥

2018-11-12 16:12杨无住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8年10期
关键词:抗争人性小说

杨无住

如今,“乡愁”俨然成了农村题材作品的主题。在诗歌里,“乡愁”似乎成了“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诗意;在散文里,“乡愁”恍若成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暖意;在小说和纪实文学里,“乡愁”又大都成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豪迈。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少了向人性内部开掘的勇气,或者说,对于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写作者只是停留在表象,而没有深入到乡村的根部,远离真正的乡土。

杨友泉不同,他骨子里还是农民。他熟悉泥土,也熟悉泥土里耕作的农人。尽管世事更迭,那些终日在田间耕作的人们有的已经离开乡土,步入城市的建筑工地,但在他的眼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砌砖的姿势和在地里种包谷无有分别。他们不想睡“杈杈床”,为了寻找“木板床”,有的农村妇女不惜半夜逃走。为了睡上“弹簧床”,再难也要挤进城里。然而,在城里的生存并不比在田野中更容易,因为一块疤痕,见义勇为的农民工被诬为黑社会,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杨友泉写出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以及他们的抗争,写出了农民群体进入城市的先天不足。而在城镇化的推进下,农村又没有了他们立足的基础。当然,爱情的纯美,田园的诗意也与之并存共生。

对于人性的深度开掘,是杨友泉小说的特质。他的小说如一台挖掘机,理性地向人性的纵深探索。《弹簧床》中,谢龙和“我”看了电影《陈奂生进城》后,睡“杈杈床”的小伙伴想尽法子都要进城感受弹簧床的魅力;而谢龙的母亲去远处做客睡了几夜的木板床后,回来就再也睡不踏实,“终于在半夜去找她的木板床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人心一旦受到“物欲”的刺激,人性的贪婪即刻显现。谢龙和“我”即便要走六十公里的山路也要去县城招待所坐一下弹簧床,看一场电影;支书家的自行车将“龙城”与“谢庄”的距离拉近,也将支书的女儿大双与谢龙拉近。然而,大双终究要嫁个城里人,哪怕他是个瘸子,因为他父亲是个局长,大双可以去做临时工。在“物欲”之前,爱情只是昙花一现,或者不值一提。为了睡“弹簧床”,谢龙最后也进了城里,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攒钱买了拖拉机,成了“龙城”人,然而,他终究被人推入了监牢,那是与他睡“弹簧床”的女人。农村人要想得到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疤痕》里的陈大胜,因为偶然的一次“见义勇为”,额头上留下了疤痕,而他又没有城里人的心计,去公安部门邀功请赏,只是在破案的过程中才把他这个隐藏起来的英雄“揪”出来。事实上,他却因为这道疤痕相亲不成,打工不成。干了一月活,还被黑心的工头黑了工钱。这道疤痕给他打上了坏人的“烙印”,他到处觅工不成,产生了仇恨,终至入狱。人生充满了荒诞,人心的险恶在此袒露无遗。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这种人生的苍凉无助之感,人性之卑劣更为触目惊心,小说一步步把人逼向了绝境。为了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妻子不惜故意让车撞死,结果开车的是个穷鬼,交警判的八万块钱补偿无力偿还。卡车保险脱保,驾驶员无钱,所在单位是个林场,账上只有两元钱,岳父母认定女婿把钱据为己有,以死相逼。妻子的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无论丈夫如何耍赖,交警始终拖着哄着,因为他们不可能拿钱。为了女儿读大学,两条人命换不来八万块,最终女儿仍然选择了打工。在这个过程中,驾驶人无法可想、单位无力解决、交警爱莫能助,曾几何时,人心变得如此“漠然”。金钱带来的虚假繁荣背后,是人性的扭曲。皮得的岳父母,不为女儿的死伤心,要的是八万块的养老钱,原本纯朴善良的农民,也逼成了要钱不要命的无赖。而在《你得赔我田》中,杨德旺不慎将拖拉机头开进了李广发的茭瓜田里,柴油泄露到田中,竟然意外使那块茭瓜田长得又肥又壮,他索性再买了箱柴油倒入田中,当年卖了好价钱。于是全村人都学他往茭田里倒柴油,大家也卖了好价钱,只有李广发坚决不加柴油,他的茭瓜又瘦又小,卖不出去。为了钱,大家都干昧良心的事,可还有李广发仍在坚持,这就是难能可贵之处。在《跟踪》中,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在农村的存在,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黑恶势力变得更为猖獗,仅靠警方的力量是不够的,靠吴凤书那样的农村老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是不行的。《恶之花》中,无助的残疾人干起偷窃的勾当,这本就是恶,而保安、警察和“我”的以恶制恶,更是让人性呈现出令人心痛的残忍。

如果杨友泉的小说只是一味地写尽农民的贪欲与农村的无奈,那么终究是不客观的。在杨友泉的笔下,也有农民的善良,农村的温暖。在《寡妇磨》中,守水磨的寡妇水嫂虽然孤单,却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也没有在山里的寂寞中无奈与悲伤。在大山、月光、小河、水磨等诗意书写中,水嫂遇到了银生,对石匠银生手艺的欣赏衍化成男女之欢,爱情也好,情欲也罢,总让人在清冷的月光中品味出人性的温暖。《田土的歌者》这篇节奏缓慢的小说,有着自传体的特点,也有散文的质地,诗的语言。父亲含辛茹苦将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在县城里集资建房时,还用了弟弟偷卖电缆的钱。作者写道,儿子的幸福是那么恶心,他是无情剥削父亲和弟弟的资本家。即便在家里条件已经稍有好转时,父亲依然保留着那种勤俭的美德。他到县城买化肥,总要用扁担挑着走几十里的山路,舍不得花坐车的钱。儿子也在一路跟踪之后才发现父亲的这个秘密,那时父亲已疲累不堪,靠在大青树上鼾声如雷。儿子赎罪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骗父亲没有课,帮父亲挑一截路。而很快,他就有了更大的自责,即便他戳穿了父亲,又能改变什么呢?在这篇小说中,父亲的坚忍、宽容,以及对子女的尽责,对土地的热爱,都令人动容。父亲就是中国农民的象征,他们隐忍、沉默,而又不屈不挠,视土地为命根子,最终将生命归于泥土。

生存条件的恶劣与人的奋力抗争,构成了杨友泉小说的张力,这种张力呈现出高原人坚韧不拔的意志。《烟垄边上的人家》里,持久的干旱炙烤着红土地。而烤烟,却成了农民残存的希望,他们要用卖烟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吃穿用度,娶妻盖房,都要靠它。有时,烟苗收拢就再也打不开,焦成粉末。有时,要不停地挑水,才能让烤烟不被太阳烧焦。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抗争。他们更知道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看见白鹤飞来,他们欣喜若狂,当镇上的人扛着枪来打白鹤时,杨天建冒着被群殴的危险惊飞了那只白鹤,他的腿也被镇上的人打断。《出师》中,收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口锅时,补锅匠杨培金就出师了。而在遍地饿殍的年代,村庄里残存的人们食不果腹,锅的使用率极低,更不要说锅漏了。为了收集最后一口锅,只好将身上的钱交给小女孩,让她把锅砸开条缝,这样他就可以出师了。他埋葬了女孩榛子的母亲,却没有将女孩带走,他怕女孩说出秘密,使他永远当不了补锅匠。红土地上生存的匠人,他们也在奋力与命运抗争;《寡妇磨》中的水嫂,与生命中的孤寂和清冷抗争;《田土的歌者》里的父亲,用骨头和血肉与命运抗争;《跟踪》里的老汉吴凤书,不屈不挠地跟踪屠夫朱虎,不仅是为了自己家被偷的猪,也在与农村的黑恶势力抗争;《一个人的战争》里被激怒的李皮得,用自己卑微的力量与整个社会抗争。有时候,合理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公平与正义得不到维护,这是社会的现实。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双重恶劣,让这一群叫作农民的人焦头烂额。

严密的逻辑使叙事的复杂性成为可能。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卡车轧死了李皮得的妻子,理应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样,李皮得的女儿读大学的费用就能得到解决。然而,理赔陷入了困境。困境一,李皮得的妻子有自杀的嫌疑;困境二,卡车司机姬明很穷,车险也脱保;困境三,姬明的单位是个林场,林场账上的钱只有两元。由此,交警队无法执行赔偿。后果很严重,李皮得要不到钱,岳父岳母却以为他将钱独吞了,后来岳父悬梁自尽。本来这事过也就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哪知李皮得去卖刀豆,姬明要买刀豆,于是自投罗网,皮得绑架了姬明。由此小说掀起了高潮。最终姬明为赎罪,不承认被绑,而皮得的钱也通过了社会各方的力量有了着落。倘若没有这么大的动静,这事又如何了结呢?就会变成陈年积案束之高阁,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故事如此复杂,却合情合理,丝丝入扣,不得不佩服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

多元的表现手法构成了小说的诗性与智性。杨友泉的小说,有以情节取胜的,如《一个人的战争》《跟踪》,宛如电视剧场景般峰回路转,宛若亲眼目睹;有以用语言赋予小说诗歌节奏感的,如《松竹梅兰图》《恶之花》,其语言如同诗歌般凝练,推动着情节的起伏和节奏的快慢;有以白描创设独特氛围的,如《寡妇磨》《田土的歌者》。《寡妇磨》:“水嫂看着水磨房下面的这些水花,到处绽放,一簇簇从水底冒出、涌出,一抱抱掀开空气翻卷了上来。把水嫂的头翻晕了,胸脯翻起伏了,也把水嫂的眼睛翻亮了。乍一看,满塘满沟都在盛开,开了谢,谢了开,都是瞬间的事……”“后来水嫂的男人去世了,这白的面粉就像了月光里的青霜。面粉不见了。白天水嫂看到的是青霜里的月光,夜晚水嫂看到的是月光里的青霜,一摊摊,一洼洼,铺在门外羊肠一样曲折的小路上。”《田土的歌者》:“父亲的脸皮就像被阳光晒裂的田土,裂痕很深。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但一笑我的心就整个吊起来,我觉得他脸上的田土一块块被挤碎了,挤碎的田土马上就会簌簌地落下来……父亲的笑容不可能灿烂,父亲的笑容是一些板结了的、移不动的、卡死的田土。”“父亲的脸皮像龟裂的,分割为无数块、无数片的田土。父亲的脸皮像是由无数块的田土拼凑出来的一片田地。”“父亲的头颅像一个发僵的橄榄,一辈子在强光下炙烤,把父亲头颅里的水分全部蒸发干净……”看到这样的文字,自然就会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读这样的文字,你会想到是诗,是散文。在此,作者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展现无遗,难怪他同样擅长诗和散文。

瑕不掩瑜,杨友泉的小说也存在当前小说创作普遍的问题:个性不够鲜明,缺少独创性;在题材上涉及面广,但不深入;有些小说如《嫁夫》为写小说而写,缺乏内在的逻辑性等。这些问题,仍须在以后的创作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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