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香菱学诗”、《牡丹亭》“闺塾”对当今教学的启迪

内容提要:“香菱学诗”是《红楼梦》中绝妙情节，“闺塾”乃《牡丹亭》中精彩一出。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牡丹亭》中“闺塾”相关问题，如林黛玉与陈最良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态度上的差异的探讨，指出林黛玉在教艺上对陈最良的突破，体现了曹雪芹、汤显祖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看法，透出二人生活时代不同的教育思想，而这种差别对当下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红楼梦》中林黛玉在“香菱学诗”中充当了优秀的老师，透露出的是曹雪芹精湛的诗学理论与先进的教学理念，通过“香菱学诗”，既可看出香菱学诗的认真、悟性的颖拔以及品德的美好，又能体现出林黛玉性格中的豪爽、自信、阳光、坦诚与乐于助人。“闺塾”则是汤显祖《牡丹亭》中极为精彩、十分经典的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作者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明朝万历年间私塾教育的一幕，逗露出礼教盛行时代女性教育的诸多信息。这已经引起学界的较多关注，笔者也曾撰文思考《牡丹亭》中女性教育问题。

戏剧是时代的秘史，小说是社会的镜子。在优秀的叙事文学文本中总能寻绎到那个时代的林林总总，关注历史、研究教育之人从中均可以发现他们需要的“实录”文献。《牡丹亭》是戏剧杰作，《红楼梦》乃小说经典，对异文体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在学术研究界尚不多见。

《牡丹亭》产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红楼梦》问世于清代乾隆年间，书中所写都带有时代的印记。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的教育思想、理念及方法均会发生一些变化，笔者从教育角度切入文本，对其中两位“教师”——陈最良、林黛玉的教学过程进行分析。

必须说明的是:陈最良的教学是明代私塾中女性教育的缩影，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教香菱学诗和学校教育有所不同，但从中我们亦可洞悉作者的教育观。《闺塾》中的学堂描写是作者汤显祖自身私塾教育经历的文本变现，而“香菱学诗”中流露的则是曹雪芹的诗学思想。这与其曾经的诗酒酬唱的生活及其右翼宗学的经历不无关系。如果曹雪芹在右翼宗学曾担任过教职，那么他对教学将更有会心，万一只是做杂务的，这也不太影响其对教育理解的深度，因为在曹家第一次被抄家前，作为豪门望族子弟，他童年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方面他一点不比汤显祖差，这在《红楼梦》《牡丹亭》两位教师的描写中有所体现。《红楼梦》中的塾师贾代儒可与《牡丹亭》中塾师陈最良进行比较。那位不为一般读者所喜的贾雨村，曾经是林黛玉的塾师，作者并未写当年贾雨村具体如何教学。从林黛玉的回忆追叙中可以得知贾雨村虽然后来“致使锁枷杠”，但早年的他，或说做林黛玉塾师的贾雨村，应该是很优秀的。贾宝玉怕读八股文章，林黛玉曾劝说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黛玉一生中从未说过贾雨村一个不是，这或许出于对恩师的尊重，说话尖刻的黛玉对雨村老师的肯定似乎可以看出贾雨村在童年时代林黛玉的心目中是很优秀的。当然，贾雨村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对林黛玉一定产生不小的影响。因为贾雨村是林黛玉启蒙塾师，那是黛玉童年的记忆，自然会影响其一生，这在“香菱学诗”中应该会找到一些痕迹。

“香菱学诗”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这一情节有助于塑造香菱这一人物形象，进一步突出黛玉之美好，同时亦凸现了薛宝钗性格的正统、冷漠以及贾宝玉、贾探春对苦命女子香菱的同情与帮助。香菱的一生道出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不可琢磨。香菱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让她聊以欣慰的是周围有热心的林黛玉、真诚的贾宝玉、关心她的贾探春，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努力她得以步入诗歌王国，有幸置身于诗化环境中。诗歌创作上的进步是其跻身于“精神大观园”的入场券。

不同于无聊贵族的闲情逸致和鄙俗之徒的攀龙附凤，这是一种精神追求与品位提升，是一个诗性女子对诗性情怀和诗化人格乃至诗国理想的执着追求。面对人生的不幸，苦命女子香菱在寻求情感寄托与精神突围，在找寻心灵净土，追求灵魂的栖息地。人生的不幸需要精神的救赎，香菱学诗是一个充实自我、提升自我丰富内心精神世界的过程。

香菱学诗上的进步主要取决于自身不懈的努力和林黛玉悉心的指导，当然也有宝玉、探春及其他人的鼓励与帮助。宝玉自始至终对香菱学诗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他说:“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你已得了，不用再讲，越发倒学杂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儿我补一个柬来，请你入社。”“凡会作诗的都画在上头，快学罢。”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可见，香菱学诗的进步取决于主观上的苦心孤诣，客观上良好的诗学环境、林黛玉的不吝指教也是其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下面结合文本将《牡丹亭》中陈最良的教学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教诗对比如下:

一、教材选择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依据，它不同于参考书，教材大多是指定的，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使用，慢慢完善，最终敲定的。

《牡丹亭》中的杜宝聘请陈最良为塾师目的有两点:“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一是为自己找一个清客，茶余饭后下棋聊天。二是为丽娘小姐聘请一位塾师，这在《训女》一出中说得很清楚，“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读书识字，成为知书知礼的贤妇，这是其一；第二个作用是借助于书本中宣扬的传统思想来约束丽娘身心——“收其放心”，以免青春觉醒。正因为如此剧中才有这样的描写:“掌教老爷开了十数名去都不中，说要老成的。”结果，“明年是第六个旬头”，“医、卜、地理，所事皆知”的陈最良有幸被选中。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要善于结合实际的需要，灵活地和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材内容，编排顺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取舍。”

陈最良对于杜丽娘的教育思想主线“收其放心”则体现在他为杜丽娘选择的学习书目上，“敢问小姐所读何书?”“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最后选定《诗经》，其理由是“《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此论同样适用于私塾教育。从传统文化意义上讲这种选择是不错的，但其中明显能看出儒冠误人，书中的陈夫子“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久经考场的陈夫子场屋不顺，穷困潦倒，秉承正统思想，这一点在剧本中有不少体现:“春香，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你不知，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但如常，著甚春伤?要甚春游?你放春归，怎把心儿放?”明代是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故而，在《牡丹亭》中，汤显祖让这位年已六旬，不知伤春为何物的陈老夫子才会按照理学理解情诗《关雎》，开学伊始第一节课就先讲《关雎》。

陈最良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尤其是其在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下进行的私塾教育经历、场屋经历，直接影响他对杜丽娘的教育方式与教材选用，这种正统教育的戏剧化，反讽效果甚为显著，令人忍俊不禁。

在《香菱学诗》中，黛玉与香菱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教与学，此前香菱求宝钗教她学诗，“好姑娘，你趁着这个工夫，教给我作诗罢。”遭到严正拒绝:“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改求黛玉时，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黛玉没有丝毫的忸怩作态，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是来自于姑苏的两位优秀女子就这样共同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清代诗坛上的闺阁学诗。

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

这里的推荐科学、合理、有序，先是诗佛王维之诗，后是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之诗，接着要香菱参考其他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作。

对于王维、杜甫、李白，黛玉并未不加区分的教读，而是明确指出学王维的五言律、杜甫的七言律、李白的七言绝句，这符合诗史事实，是颇有见地的诗学主张，便于初学者入门，因此，黛玉对于香菱学诗过程的指导正体现出了教学原则中的循序渐进以及因材施教，即从受教育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身心发展阶段出发，联系实际，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知识的传授。此可谓指点迷津、度人金针，“黛玉亦可谓循循善诱的，是名师”。“香菱学诗，实费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诗工夫。月诗三首，及黛玉等讲究诸诗，是作者教人做诗法。”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是圣人的自谦，其实他已经做到了。“香菱学诗”中黛玉也做到了，小说家曹雪芹也做到了，他将自己写诗的感受与经验借助小说中的情节抒写让学诗者能沿着正确的路径循序渐进。

二、教学态度

教材的选择中体现了教师的眼光，除此之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自身的教学态度或说是认真程度也很重要，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现代教育对于教师教学态度的要求为: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对每一个学生的评价是否做到公正，是否一视同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是否能有效运用赏识性评价和期待性评价，增强学生的自信。身教重于言传，学生的一言一行都会知觉不知觉地受到老师的影响。

在《牡丹亭》中，身为塾师的陈最良虽然行为古板固执、思想正统保守、教学方法陈旧落后，但其基于理学自我要求，教学、为人的认真程度、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有时还十分感人。

我们知道，作为太守家的千金小姐，杜丽娘的学习并无科举的压力，陈最良的责任只是教小姐知书识礼，约束身心，努力将她培养成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贵族小姐，日后做一个贤淑的贵妇人而已。所以陈最良的教学任务并不重，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投入的。课前他认真备课，“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求也。”

陈老夫子对《关雎》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汤显祖为其笔下的塾师取名陈最良，除了源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典故外，恐怕亦有陈旧迂腐之意。这是汤显祖记忆中塾师的再现与重塑，他让陈最良按照程朱理学解读《诗经》中的《关雎》，这既是角色安排的需要，也是为了突出杜丽娘的思想自由，精神解放。

陈老师对《诗经》应该是烂熟于心，然“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水平高低是一回事，教学态度又是一回事。陈最良对杜丽娘这个学生要求严格，“这早晚了，还不见女学生进馆。却也娇养的凶。待我敲三声云板。”开课之前先明确纪律要求:“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此外，在教学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课后复习这一环节，“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这是对孔子温故而知新的继承与实践。

除了关心女学生的学习外，陈最良也关心学生的健康。当丽娘小姐游园惊梦、相思成疾时，他心里焦虑不安，“我陈最良承公相命，来诊视小姐脉息。”“免惊动他。我自进去。”对丽娘说:“你因为后花园汤风冒日，感下这疾，荒废书工。我为师的在外，寝食不安。幸喜老公相请来看病。也不料你清减至此。似这般样，几时能勾起来读书?”读罢令人鼻酸!此中透出陈最良的人性光辉。

杜太守升官他去，留陈最良看守丽娘的坟墓，陈老师兢兢业业。这里的陈最良亦有值得歌颂的一面。

下面我们看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的教学态度。香菱进入大观园后，对黛玉提出:“我这一进来了，也得了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在香菱的恳切请求下，黛玉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而且立即付诸行动。黛玉诲人不倦，除了理论辅导外，又在实践上做必要的指导，精神上的鼓励，不仅开书目、推荐书，还不断地借书给香菱。当香菱还王维诗集时，黛玉说:“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

作为香菱进入诗歌王国的引路人，林黛玉做得十分周到，也十分完美。黛玉指导香菱学诗时不厌其烦，指导充分。她很好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循循善诱，极富耐心、细心与恒心。这对我们现代教育从业人员不无鞭策之作用。

三、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的取得不只决定于教材的选定，参考书目的推荐，施教者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是教学方法的采用。

教学方法既包括教师教的方法，也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的方法。教学方法决定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落后的教学方法不便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他们有可能因此而讨厌学习，这样就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当年，在汤氏私塾中，汤显祖曾经接收王学左派后期代表人物罗汝芳的亲授学业。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入家塾开蒙，12岁能诗，13岁从著名散文家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举。按其才学天分，在仕途上理应拾青紫如草芥，但造化弄人，文章憎命。天才与科举并不同步。直到34岁，汤显祖才以211名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多年的私塾学习，坎坷的场屋经历让汤显祖对私塾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利弊十分熟悉，为其《牡丹亭》中“闺塾”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于对书生无用的认识，也是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汤显祖在《闺塾》中将陈最良成功地塑造成潦倒迂腐的读书人。在剧中，结合自身的私塾体验与记忆，经过认真的构思和抒写，汤显祖让陈最良永远屹立在文学长廊中，成为一尊不朽的塾师塑像。这一形象很好地反衬了杜丽娘，让杜丽娘成了汤显祖“情至论”的最佳体现者。

杜丽娘对陈最良的教学甚为不满，“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虽然杜丽娘是太守家小姐，有着良好的家教，说话温婉，但其不满情绪依然十分明显。《学记》云:“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意义是说:今天的老师，只会照本宣科，又多向学生提问来掩盖自己的空虚，解说又无定见，只顾赶进度而不顾学生理解与否。教育学生不出于诚心，不能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教育的不成功，就是由此造成的吧。在《闺塾》中，陈最良在教学中照本宣科，填鸭式教学，这引起了青春年少、活力四射、慧心灵性的杜丽娘的强烈不满。

在笔者看来，造成杜丽娘不满的最主要原因，即是陈最良并没有真正了解其所教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也没有结合杜丽娘正处于青春萌动的年龄发展阶段的实际，一味地按照传统思路进行授课，只追求结果，不注重教学过程以及学生心理的变化，这必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这也正与黛玉的人性化教学方法形成巨大反差。

下面看林黛玉的教学方法。黛玉教香菱学诗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活动，与之却有相通之处，其中不无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上的启迪意义。林黛玉采取的是启发式教学，她首先和香菱谈诗，顺便消除其思想顾虑，畏难情绪，“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在和风细雨式的闲聊中进行必要的理论上的探讨与熏陶，然后要言不烦地指出写诗的关键，“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并且及时鼓励学生，以期产生希望效应，“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在教学过程中，黛玉指导香菱多读诗，这是符合学诗规律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她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诗必盛唐”，把王、杜、李集子认真研读，要学就学一流的，亦即法乎其上。“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是一种悟入法，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学诗如参禅是一致的，“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样入门正，少走弯路。

其次是理论上的引领。黛玉多次和香菱谈论诗学理论，谈读诗体会，循循善诱。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是诗歌发展前行的双轮，是诗歌飞腾的双翼。理论促进创作，创作提升理论。在交流中提高了香菱对诗歌创作理论的理解，以及创作实践经验的领悟。

再次，是实践环节的指导。她采取半命题形式，让香菱练习写诗。香菱认真练笔，前后三易其稿。黛玉在指导修改过程中不作高头讲章，而是及时有效的启发，真正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记》所云:“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意思是说:必须待学生提问而后加以解说，或者学生的才力不能回答老师的问题然后再加以解说。这是对孔子之论的进一步解说。香菱的第一稿，黛玉阅后说:“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作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作。”提醒香菱大胆创新，敢于想象。二稿评曰:“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这些点评要言不烦、切中肯綮，对香菱诗歌写作水平的提高颇有助益。《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所言黛玉都做到了，她就是善救其失的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黛玉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生，从不居高临下，而是笑对香菱，尊重也是一种教育。

结 语

由于陈最良、林黛玉二人教材选定、教学方法、教学态度的不同，直接带来教学效果的差异。《牡丹亭》中，陈最良本想借助《关雎》把杜丽娘培养成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贤女子，却因诗中客观存在的爱情内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为“收其放心”，结果却因游园惊梦而青春觉醒，在梦中与柳梦梅相会，成就一段超越生死不被阴阳隔断的爱情。陈最良的迂腐有其性格因素，也与接受的教育有关，更是汤显祖写作的需要使然。

“香菱学诗”中的林黛玉经过认真指导，把“慕雅女”香菱引入诗歌王国，让她成为不同于黛玉、晴雯的清高，有别于宝钗、袭人的世故具有独特个性的优秀女子。香菱出身名门，一生坎坷，作者对其投注了无限的同情，引发人们无尽的思考。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善良、聪颖、心底无私的香菱历经了红尘中的艰辛。黛玉不只是其学诗时的良师，更是她红尘中的益友。她们间的交往不无惺惺相惜之因。黛玉的不吝指点提升了香菱的精神品位，使之成为一个文学长廊中不朽的人物。黛玉不仅自己擅长写诗，而且还善于指导他人写诗，其慧心灵性与美好人格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教学方法上的先进与灵活，究其实质是作者曹雪芹先进的教育方法的文本体现。

在异文体小说、戏剧中，将《红楼梦》中的“香菱学诗”与《牡丹亭》中的“闺塾”从教育角度进行比读，这一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视角的创新，有助于文本深层意蕴的挖掘，有益于陈最良、林黛玉，杜丽娘、香菱等人物形象的再理解。《学记》有云:“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为善喻矣。”《学记》所言固然精到，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红楼梦》中的“香菱学诗”和《牡丹亭》中“闺塾”则以具体的描写向人们生动地诠释诸多的教学原理，这是源于教学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提升，对当下教育不无启迪意义，此乃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⑥ ⑦ ㉒ ㉓ ㉔㉕ ㊳ ㊴ ㊷ ㊸㊹ ㊿ [51] 曹 雪 芹 著 、 无 名 氏续，高鹗、程伟元整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152、650、648、648、648、651、653、643、643、645、646、645、647、645、646、646、649、650 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⑲⑳㉑㉙㉚㉜㉝㉞㉟㊱㊲㊵ 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 15、7、7、8、13、13、13、16、16、16—17、13、39、39—40、25、25、25、25、25—26、83、83、83—84、26 页。

⑱㉛㊶㊾[52][53][54] 杨天宇撰《 礼记译注》 ( 全二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9、464、460、464、462、462、461 页。

㉖㉗ 曹霑著，据悼红轩原本排印，蔡义江、吕启祥、张书才等校订《增评补图石头记》(全四册)，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32、736 页。

㉘㊽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67页。

㊺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㊻㊼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