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名篇词作传播过程中的误读现象

周宇鹏,许 静,周建军

(湖南大学 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欧阳修不仅是北宋中期的文坛盟主、卓有建树的诗人，而且是成就斐然的词家。王国维甚至认为：“诗词兼善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中华书局版《欧阳修全集》卷三十《诗余》三卷，收词179首，加上卷一百五十四《补佚》卷一，补词83首，共计262首的现存词数量，既多于率先推动北宋歌词兴起，倾力作词的晏殊之141首、张先之173首，也多于专力为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北宋代表性词人之一的柳永之201首，这一事实从馆藏学和传播学角度，就凸显了欧阳修词作的价值和意义。

一 从宋至清《六一词》的大致传播状况

我们对宋代至清代的词作选本总集的情况来作简单考察，会发现，欧阳修在词坛的影响历久不衰：如在宋人选词总集中，高宗绍兴年间曾慥《乐府雅词》是选编较严格，影响较大、时间较早的词选本总集，其中就认真甄别筛选欧词79首，作大面积推出，同期词人仅选王安石词11首，张先词11首，晏殊、柳永词均未入选，可见选家对欧词的格外关注和肯定；其后宋理宗淳佑年间黄升的《花庵词选》中《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更将欧阳修作为宋词的开山者，列在第一位，且一次性选取18首词。所选歌词数量，在同时代词人中仅少于苏轼之30首，却多于晏几道12首、柳永11首、张先7首、晏殊6首、王安石6首、钱惟演1首，亦可看出黄升心目中欧词的重要地位。又如南宋无名氏《草堂诗余》，虽遭朱彝尊等诟病，但《四库提要》认为：“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王国维辩解：“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目贱耳也。”《诗余》在卷一、卷二、卷四中共选欧阳修词12首，为集中选词较多的词人，与同时期词人相比，多于晏殊6首，张先11首，仅比柳永20首少，也说明了选家对欧词之推崇。再如清代四库本《御选历代诗余》选取欧阳修138首词，作为各种词调之示范；另评词选本中影响较大、理论色彩较浓的黄苏的《蓼园词选》，周济选、谭献评的《词辨》，以及周济选评的《宋四家词选》，都将欧阳修作为宋词早期的代表性词家之一，予以庄重推介和高度评价。如周济《宋四家词选》将欧阳修作为周邦彦一家的重要词人，选词9首加以赏评，比选晏殊词4首要重视得多，可看出周济对《六一词》的高度青睐。

另还有众多批评家，在言及宋词之成就时，亦喜拣欧阳修词为典则，广为弘扬，如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评欧词“秀逸”，许昂霄《词综偶评》称欧词“闲雅处自不可及”，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论欧词：“欧阳永叔六一词，工绝”，大多着意于表达对欧词的妙赏和崇拜。

二 欧阳修名篇词作误读现象辨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

(《南歌子》)

此词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据《胥氏夫人墓志铭》系于天圣九年，甚妥。从词中所描绘的生涩而甜蜜的爱情来看，女主人公为欧阳修第一位夫人胥氏，亦当合理。胥氏为欧阳修恩师胥偃之女，十五岁嫁给欧阳修，夫妻情投意合，极为恩爱，但婚两年后，胥氏卒。欧阳修托门人徐无党作《墓志铭》，自作哀辞：“清冷兮将绝之语：言犹可记仿佛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情绪极度悲伤。此词用生活化的意境，全真地展现了初婚少女的羞涩、含蓄和纯真，千般爱意，溢词而出。许昂霄称：“真觉娉娉袅袅。”明沈际飞评曰：“前段态，后段情，各尽，不得以荡目之。”清先著、程洪评：“公老成名德，而小词当行乃尔”，错把此词当艳词读，实为不当。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浪淘沙》之一)

这首词为明道元年(1032)年所作，其内容与明道元年所作《与梅圣俞》之第一书，以及嘉佑八年《集古录》中《唐韩覃幽林诗》之解说三十一年前游嵩山情境高度吻合。写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杨子聪、王几道六人于天圣九年游嵩山，再难相聚。此六人是欧阳修《七交七首》一人一咏诗之“洛阳八友”中核心成员，也是欧阳修出道时肝胆相照的挚友。欧阳修在“洛阳文会”期间，逐渐成为文会中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从其《与梅圣俞》书中称梅尧臣为“二哥”看，可能私下“洛中八友”皆以兄弟相呼，“大哥”应该为谢绛。通过文会近乎狂热的盛宴、歌舞酒会、豪放之游，欧阳修好游成癖，乃至招致钱惟演离洛后，继任留守王署的多次无奈却善意的指责。相关这两首词的创作心态，其与圣俞书中有详细记载：“幕中事比圣俞在时差多，盖东都兴造，日有须求，仓卒供办，未尝暂休息职，此未始得从容聚首。……人生不一岁，参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沉、生死、离合、异同，不知后会复几人得同不得同也。”此年六月，河南府重修官署，河南主簿梅尧臣忙于官差，从上次嵩山之游后，近四个月未至洛阳，一直缺席文会交游活动， 欧阳修思念至极。从这两首词的迫切呼唤中，我们能体会到欧阳修对真挚、患难友情的格外珍惜和高度依赖、晶莹透亮的朋比之心，动人心弦、感人至深。刘德清将此词系年于景佑元年(1034)临别洛阳之际，误。黄苏《蓼园词选》评第一首词：“末两句犹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亦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却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尽。”明显不领会词之创作背景和主题内涵，妄加揣度，犹梦中语。陈廷焯评第二首词：“‘可惜明年花更好’，想到明年，真乃匪夷所思，非有心人如何道的？”颇有见地。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说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玉楼春》之四)

这首词是景佑元年(1034)最后离别洛阳前夕酒席间作。开首两句，直接描绘了歌宴上凝重感伤的离别气息，尊前话别，无声哽咽本已伤感；“情痴”“风月”之语，更将男人之间的离伤推向极致境界，在层次上将友情告别高置于男女情爱告别之上；对宴席歌乐的叮嘱，更是词人离伤难控的间接表达；结尾两句是冀望明天离开前，再游遍洛阳，减却离别之痛，是词人唯一能做的无奈补偿(从其离洛诗来看，词人离别前的确如此)。全词感性兴发，情感炽热，意境缠绵悱恻，伤怀至极，令人难以自禁，堪称古代离歌之绝唱。王国维评此词曰：“‘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从词面上解词，估计为没有深入了解此词为欧阳修三载洛阳狂欢之后，朋友离别之际的断肠离歌，其所举之前两句，不是豪放之词乃哭泣之词也，唯结尾处有勉强的释怀之意，是伤极之后、临别之前在樽酒间许愿，表示明天要重游，对洛阳作离别前最后的回顾和铭记，王国维之评仅稍近词之风旨。

叶嘉莹赏此词：“他(欧阳修)在小词中所经常表现出来的意境，可以说乃是一方面既对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常有着赏爱的深情，而另一方面则对人世间之苦难无常也常有着沉痛的悲慨。这一首《玉楼春》词，可以说就正是表现了其词中此种意境的代表作。……第一句的‘尊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景，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尊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尊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乃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叶先生在并没完全吃准词作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态的情形下，凭着超常的感悟力和深厚的词学修养，将此词的主题定格在欧阳修词中对欢乐和苦难的二维解码上，虽显得模糊，但指向绝对是正确的。欧阳修离开洛阳，最舍不得的，是洛阳的山水楼台、名花异草、在出道之际满腔热忱栽培和青睐自己的钱惟演相公，以及朝夕相处、休戚与共的“洛中八友”，特别是那段让人难以割舍的浪漫年华；绝对不是渺若浮云的浅薄简单的男女情爱，所以词中才有“此恨不关风与月”的真切表白。

对词中“春容”之解，很值得商榷。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中，不太可能有狎语浪声的存在，此“春容”或是对宴席间男性朋友白里透红的酒酣脸色的形容，并非实指女性之娇容媚态。欧阳修诗词中本来就有用花容女色来描绘尊前男人酒酣脸红之态的习惯，如《渔家傲二十首》之十八：“青女霜前催得绽，金钿乱散枝头遍。落帽台高开雅宴，芳尊满，挼花吹在流霞面。”写霜雪催寒梅，用人态状花态，用“流霞面”喻男人之酒红，用“芳樽”代酒壶；《渔家傲》十二首之二：“二月春期看已半，江边春色青犹短。天气养花红日暖，深深院，真珠帘额初飞燕。 渐觉衔杯心绪懒，酒侵花脸娇波慢。一捻闲愁无处遣，牵不断，游丝百尺随风远。”其中用“花脸娇波”写中酒男人，与本词之“春容”乃为同一笔法。另外，欧阳修诗词中，一贯喜欢用女性情状来描写酒席中的男人。如《鹤冲天》“戴花把酒祝东风，千万莫匆匆”写酒席间男人戴花、女人装扮；《蝶恋花二十二首》之三“瘦觉玉肌罗带缓，红杏梢头，二月春犹浅”，用“玉肌”形容男人体态等等。如果我们理解了欧阳修诗词中男态女描之习惯，对本词中的“春容”之解，也就有了些落脚之地。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临江仙》)

此词创作时间很明确，即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礼部唱第后十年即康定元年(1040)，不须再考。本词是和同年登科的黄注的唱和之作，时间应该介于此年三月欧阳修至滑县赴任，四月底黄注去世之间，其时，黄注为南阳主簿。黄注是欧阳修儿时相识、患难相交的朋友，据欧阳修所作《黄梦升墓志铭》载：“予少家随，梦升从其兄茂宗官于随，予为童子时，梦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予虽幼，心已独奇梦升。后七年，予与梦升皆举进士于京师，梦升得丙科。初任兴国军、永兴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复调江陵府公安主簿。时予谪夷陵令。遇之于江陵，梦升颜色憔悴，初不可识，久而握手嘘唏……后二年，予徙乾德令，梦升复调南阳主簿，又遇之于邓间。常问其平生所为文章几何？梦升慨然叹曰：‘吾已讳之矣，穷达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梦升素刚，不苟合，负其所有。常怏怏无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阳，梦升讳注，以宝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

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与黄注乃莫逆之交。欧阳修从洛阳留守推官后，仕途上也并不顺利，虽由王署荐任馆阁校勘等职，但两年后即贬夷陵令近三年，后辗转乾德令而至滑州武成军节度判官，亦可谓一路沧桑。然黄注却因为个性耿介而长期沉于下僚，且精神状态极差，更为悲凉。欧阳修至滑州，上任伊始，便写此词与其唱和，以倾诉满怀心绪，悲慨情丝。词中上阕既有对早年洛阳文会潇洒快意生涯的深切缅怀，也有对后来颠簸坎坷历程的无奈叹息。下阕揭示风尘路上，好友难聚，表达对同处逆境朋友的无尽记挂和思念。意境典雅，情感深切，苍凉中蕴着坚强，悲切间饱含关切。灵动飘渺、去留无迹，令人沉思和陶醉。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解此词之原委曰：“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晩为险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己闻此阙，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公尤不喜浮屠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文莹虽为熙宁年间人，与欧阳修同时代且见过面，但可能由于其释子的身份局限，使其所记漏洞颇多：将滑州谓滁州，不知黄注之名，以“将赴阆倅”解释词中“阆山”“阆苑”则完全错误，黄注乃婺州金华人，见其家也不必到“阆山”“阆苑”去。“阆苑”乃阆风之苑，神仙所居，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一云：“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处不栖鸾。”此乃欧阳修对黄注消极入世、封闭自囿的生活境况的艺术表达：“阆倅”并不是指地名。但其评此词飘逸清远、与李白相类，还算稍着边际。由此可见即使时人之论亦不可完全相信，同时，对《湘山野录》之成书真伪，也不得不怀疑了。

刘德清《纪年录》将此词系在庆历六年(1046)贬谪滁州时期，并按：“‘十年歧路’当指三年贬谪夷陵至本年，为时正好十年”，错，词中“十年”，指的是天圣八年(1030)礼部唱第，到康定元年(1040)由乾德令权滑州武成军节度判官，正好十年。此说误差整整六年，实有必要辨正。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蝶恋花二十二首》之九)

《张惠言论词》曰：“‘庭院深深’，闺中既已邃远矣。‘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过’，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此词亦见冯延巳集中。李易安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阙，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易安去欧公未远，其言必非无据。”张惠言据李清照语，认定此为欧公所作，不须再考。他还将此词作比兴寄托词来解读，更独具慧眼，但“庭院”作“闺门”解，又和其“寄托说”相左。我们通过对欧阳修仕途遭遇的精细考辨，基本可以确定，本词其实为一首寄托遥深的政治遣怀词，且其创作时间为庆历五年(1045)。张惠言虽知欧阳修词作有寄托，但可能是对欧阳修复杂人生理解不透，不能较准确的判断此词的寄托之具体所在，便有了以上虽有敏锐感悟，但难以定夺的模糊与抵牾终令人感到遗憾。

自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晏殊擢欧阳修为谏官，成为欧阳修甚至整个改革派的转折点。接着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进谏罢免保守派夏竦枢密使。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九月提出新政的“十大主张”，随着保守党的领袖吕夷简致仕，标志着“庆历新政”的正式开始。庆历四年四月，内侍蓝元震弹劾范、欧结“朋党”营私，欧阳修作《朋党论》予以回击。其后，改革派更加活跃，八月，欧阳修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但十一月苏舜钦以监进奏院祠神，召妓女开席会宾客，遭到王拱辰等保守派诬劾，除名为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亷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揺衍。”同时还有王洙、刁约、江休复、王益柔等一大批人的被贬。韩琦、赵概等救之不能，据费衮《梁溪漫志》载：“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独韩魏公、赵康公论救之而不能回也。并得罢时，欧公按察河北，子美贻书自辩于公，词极愤激而集中不载。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恨不能为之言。’盖公已自谏省出矣。”此次事件宣告了“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仁宗怒斥“朋党”：“属文之人，类亡体要，底斥前贤，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庆历五年，仁宗将改革派几乎全部逐出朝廷，欧阳修权知成德军，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杜衍罢知兖州，富弼出知郓州；启用保守派之贾昌朝为宰相兼枢密使，王贻永为枢密副使，宋庠为参知政事。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暴，给欧阳修所造成的心灵重创，可想而知。

如果如张惠言所言，此词为比兴寄托之词成立，那么，从词中所包含的或显或隐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离开京师奔赴镇阳新任之际。词的上阕，“庭院深深深几许”用比兴象征手法，“庭院”即为皇宫大院的象征性表达，连用三个“深”字，则为表现皇宫中政治风云的深不可测，寓含了欧阳修对一直以圣君、明君来看待的仁宗喜怒难测、翻脸无情的陌生和恐惧，以及对高位重禄的朝官生涯的胆战心惊。与李商隐诗《谢往桂林至彤庭窃咏》之“城禁将开晚，宫深欲曙难”有一丝相似之处，皆有在恩怨之间无所适从的幽怨。接着“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两句景语，是对朝中暗流涌动的官场黑幕的暗喻，“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句，张惠言似乎有所察觉和“庆历新政”有关，便以“小人之径”点到为止，其实此语是暗指庆历旧党精心谋划、爪牙满朝、急竞奔走、上蹿下跳之情状。下阕仍然用象征手法，虚实结合，语义双关。“雨横风狂三月暮”句，欧阳修是三月赴任，遇到狂风骤雨，抑或为实，但谁能肯定他不是在借此来表达对险恶旧党在朝中掀起滔天巨浪的愤慨。“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句，表面是对风横雨狂中百花凋零的无奈叹息，又何尝不是对苏舜钦等改革派同仁遭受重创，自己却无力相救的深深自责和郁闷，以及对“庆历新政”完全失败，已经无力回天的叹息。结尾“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句，表面上是对花的怜惜和挽留，实际也是对遭受挫折之同仁的安抚和慰藉，花已飘零，秋千还在，则是在象征地表达对同道已经各奔东西，革新的风潮也已经烟消云散，但深信革新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不会就此消亡。从词中蕴含的情感来看，很可能是寄给自己在生活中是挚友，在仕途中是帮手，其时正处于极端逆境中的苏舜钦的遣怀之词，泪眼中所问之“花”，极可能是对苏舜钦的暗喻。

对此词的理解，除张惠言外，主张“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词论家周济似乎也对其比兴意蕴有所感悟，其《宋四家词选》在选欧阳修九首词时，专在此词旁作整体评论“数词缠绵忠笃，其文甚明，非欧公不能作。延巳小人，纵欲伪为君子，以惑其主，岂能有此至性语乎！”谭复堂则在周济《词辨》中旁批此词：“宋刻玉玩，双层浮起，笔墨至此，能事几尽。”以宋刻玉玩作比喻，指出此词有表层和引申双重境界。但由于他也并没细致追讨本词创作的原始环境，和张惠言一样，便只是欲言又止，未作具体的索隐考辨。黄苏《蓼园词选》中，评曰：“首阙杨柳烟多，若帘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深如此，即下句章台不见亦如此。总以见柳树之迷人，加之雨横疯狂，即拟闭门，而春已去矣。不见乱红之尽飞乎？语意如此，通首诋斥，看来必有所指。第词旨浓丽，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词。”通过对词作上下阙内容的分析，觉得不和谐，必有所指，但可能无法判断欧公此词的创作背景，便也只能点到为止，然敏悟如此，亦难能可贵了。

但除张惠言、周济、黄苏三人之外，自古而今，一般品词者都将本词作为伤春词来解读，如金圣叹完全将此词作伤春词来解读：“通篇不出正意，只是怨庭院，怨春，怨花，章句甚奇。……‘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得无端，三个‘深’字奇绝，唐人诗，每以此为能。……人自去远，与庭院何与？人自不归，与春何与？亦可谓林木池鱼之殃矣。”王国维就将本词结尾句作为“有我之境”之典型境界，估计也是从伤春词的角度来理解的。今人徐培均更是完全将其作为伤春词来鉴赏。如其解下阕曰：“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着女主人公的芳年。他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感到无奈，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她一样的花上。”恰如刘熙载所言：“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对于富有高度文学涵养的欧阳修之词，其中的深厚内蕴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与创作情感作深度解读，方可窥探其旨趣所在。如果过于直觉和浅层，可能和词家创作之原旨南辕而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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