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清诗总集研究述评
——以现代清诗总集研究的整体历程为背景

夏 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笔者曾于2006年撰《清诗总集研究的历史回顾》一文，翌年刊发，大抵面向2005年以前问世的研究成果。当时清诗总集研究尚未风气大开，故有“总体上的滞后状况仍然十分严重”的论断。时隔十年，清诗总集研究已实现跨越式发展，令人欣喜，但存在的问题也依旧显著，有必要作相应的总结与思考。本文拟在现代清诗总集研究历程的大视野下，梳理清诗总集研究近十年大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对若干热点与问题进行剖析，希望能对清诗总集研究的进一步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一 清诗总集研究之阶段性发展特征的整体观照

考察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大发展，须在该领域研究的历程中予以整体把握。自1922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发表《清诗の总集に就いて》(《关于清诗总集》)一文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清诗总集研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从宏观视角看，可分其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前中期。《清诗の总集に就いて》面世后，清诗总集研究并未顺势而起，而是和整个明清诗文研究一样，长期处于冷落境地。该阶段只有李调元辑《粤风》等极少数总集获得较多关注，并有一批成果问世。这主要缘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大幅抬升了通俗文艺的地位，使之迅速成为学界的前沿热点；而《粤风》恰是古代少有的较纯粹的民间歌谣总集，且含大量广西少数民族歌谣，遂获颇多现代学者青睐，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均撰文论述。钟敬文并有整理重编《粤风》之举，北京朴社1927年6月前后出版，是为清诗总集之现代整理本的早期代表。钟氏还与刘乾初合作，将原书所收部分少数民族歌谣译成现代汉语，取名《狼獞情歌》，附《方言考释》，1928年夏在广州出版，是现代意义上的清诗总集研究著作的早期滥觞。需指出的是，该阶段有关《粤风》的论著其实主要属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成果，是相关研究者出于各自的学术兴趣观照该书的产物；而在清诗研究领域，《粤风》同其他清诗总集一样，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

第二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历史新纪元，清诗总集研究顺势而起，一改此前《粤风》一枝独秀的局面，专门论述其他总集的论著开始成批出现。二十年间约有五十篇文章、两部专著问世，发展可谓显著。只是发展的同时却也留下不小的缺憾，尤其对于我国大陆学界而言。一则两部专著均出自非大陆学者之手，为日本学者松村昂《清诗总集131种解题》(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1989年版)与美国学者谢正光、香港学者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再则大陆学者的最大关注依旧是《粤风》，而其他成果多为面向某种清诗总集的单篇文章，大抵有三十余篇，涉及二十余种总集，除胤禛辑《悦心集》、张应昌辑《清诗铎》、汪森辑《粤西诗载》、莫友芝辑《黔诗纪略》、谢梦览等辑《鹤阳谢氏家集》等少数几种外，均为一书一篇，可见研究对象分布之零散。至于文章本身，颇多较简单的概论或介评文章；有的甚至只是连带论及清诗总集，如冯尔康《清世宗的〈悦心集〉与曹雪芹的“好了歌”》(《南开学报》1983年第6期)便更像红学论文。实际上，该阶段大陆学界成果多可归入考察乡邦文献、发掘稀见材料的范畴，而注目于“清诗总集”或“清诗”的研究者则颇为罕见。可以说，该阶段大陆学界的“清诗总集”研究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少有学者明确认识到它的巨量存在与价值并付诸研究实践。这正折射出当时清诗总集乃至整个明清诗文研究相对冷落的处境。

第三阶段即21世纪以来。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不少学科都对自身的成绩与不足，以及未来方向做了认真总结与思考，古代文学同样如此。在此背景下，曾被称为“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的明清诗文研究，很快“走出了原来冷落寂寞的境地”。水涨船高，作为明清诗文研究领域弱中之弱的清诗总集研究也迎来转机，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这种加速态势在本世纪最初五六年间，就已出现端倪。从2000到2005年，至少有二十篇单篇论文发表；还有两篇学位论文问世，即潘承玉《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与李佳行《〈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北京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潘文后于2004年以《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的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可谓大陆学者第一部有关清诗总集的正式专著。这份成绩单较之此前二十年，可谓斐然。更令人瞩目的是，2005年之后，这种加速势头愈加突出。短短十年问世的成果数量，已是过去八十余年所有成果总和的数倍之多，堪称暴涨式发展。

要之，现代清诗总集研究有过两次大的换挡提速。近十年正是第二次换挡后，提速效应显著凸显的阶段。可以说，正因为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大跃进，使我们得以认清现代清诗总集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以及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在其间的特殊地位；而十年前，笔者其实并未清晰意识到长期冷落的清诗总集研究已悄然改变，正走上加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同样，如今在现代清诗总集研究之阶段性发展格局的整体观照下，我们也能对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作更准确到位的论析。

二 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发展概况

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大发展，首先表现在成果数量的激增上。笔者初步统计，从2006到2016年，至少有二百五十篇集中论述清诗总集的单篇论文发表，三十余篇学位论文问世，七部专著出版。反观此前八十余年，成果总和大抵不出百种。其中增长尤为显著的，应属学位论文。清诗总集成为学位论文选题，是本世纪才有的新现象。如前所述，本世纪前五年先后有潘承玉、李佳行的两篇学位论文问世，可谓初开风气，只是依旧予人寥若晨星之感。到2006年，乃一次性涌现出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高春花《恽珠与〈国朝闺秀正始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宋迪《岭南诗歌总集研究》(中山大学硕士论文)等多篇学位论文。此后，大抵每年都有多篇专以清诗总集为论题的学位论文问世，真正堪称蔚成风气。

其次，研究对象的范围大幅扩张。此前清诗总集研究的对象分布相当零散，且存在大面积空白。单种总集方面，有专文论述者仅三十余种，唯《粤风》研究较为集中；典籍类型方面，以考察乡邦文献者较集中，主要包括李鼎文《读〈姑臧李郭二家诗草〉》(《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约三十篇地方类清诗总集研究论文、石华常《浅谈〈潘氏八世诗集〉》(《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2期)等近十篇宗族类清诗总集研究论文。近十年来，随着成果数量的激增，所涉总集的种数亦成倍增加，至少有六十种新近得到专门的个案考察。在总集类型方面，举凡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歌谣、闺秀、方外、域外等主要类型的清诗总集，均有专文探讨，可谓全面开花。甚至若干此前少有研究者涉足的类型，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成果。如书院课艺总集，便有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九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陈小华《〈诂经精舍文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一批论著专门论述，堪称有声有色。

再次，研究路数广泛开拓。此前的清诗总集研究方式多为传统的文献考据、文学评论，且文献考据所占比重更大。即就彼时问世的三部专著来说，《清诗总集131种解题》与《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乃典型的文献考据之作，《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亦以文献考据为学术底色。近十年来，随着学科交叉的日益频繁深入，更多研究方法被引入清诗总集研究。如汪毅夫《〈台海击钵吟集〉史实丛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使用史学方法，通过《台海击钵吟集》考察闽台关系、科举、女权等方面的史实；田范芬《〈沅湘耆旧集〉辨误》(《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使用语言学方法，考察《沅湘耆旧集》编者擅改原作，从而导致原作的方言特色被隐没的现象；徐雁平《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以社会文化学视角观照216篇清代家集的总序，分析其功用、形成机制、文体特色与文化意蕴；付琼等《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基于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闺秀诗总集《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使用计量统计与分析的方法，考察清代女诗人的籍贯分布特征；刘凤《〈江西诗征〉明代部分数据库及其诗歌概说》(南昌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引入计算机技术，为《江西诗征》的明代部分制作了数据库检索系统，并在文中予以阐述。

第四，研究的深广度显著提升。就研究之深入来说，可以前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与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为代表。前者著录现存清代书院课艺总集196种，叙录大致包括书院简介、版本序跋、课艺内容、作者考略四部分，内容甚为详赡，考证亦颇精审，尤其对大批声名沉寂的中下层士人的查证，更显作者功力，可谓清诗总集之目录文献学研究的个案典范。后者以清代前中期诗坛与文化史的演变动态为背景，对著名清诗总集《清诗别裁集》的编选目的、原则，及其编者审美取向与诗学观念、内涵、价值等，作了细密而新颖的解读，可谓清诗总集之文艺学研究的个案典范。就研究面之广泛而言，可以刘和文《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与笔者的《清诗总集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为代表。刘著着眼于清人编选之清诗总集，先从编辑特点、地域性特征、群体性特征、繁荣原因四方面考察其基本特征，随后以概论与个案结合的方式考察其诗学批评功能、指导创作效能与文献价值，论域相当开阔，尤其着重探讨清诗总集对于考察清代诗学思想、诗歌创作的价值，堪称该书的显著特色与亮点。笔者则将自清初直至当今的所有清诗总集视作整体，从宏观层次出发，综合清诗总集编纂的繁荣表现、流变过程、基本类型、编纂体例、文献价值、文学意义、文化内涵等多重视角，对清诗总集研究的主要题中应有之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

三 近十年清诗总集研究的热点

这可以分总集本身与研究取向两方面来看。

先看总集本身的热点。就单种总集而论，2005年以前只有《粤风》称得上名符其实的热点；此外像《清诗铎》有约四篇单篇论文专门论述，已然堪称受关注度颇高的一种。其他则基本只有一两篇单篇论文。近十年来，除《粤风》《清诗铎》的成果继续增加外，又有数种清诗总集成为新的热点。最典型者为沈德潜等辑《国朝诗别裁集》，亦即《清诗别裁集》。此集过去几十年间罕有专文论述，只有1979年日本《名古屋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3辑发表的松村昂《沈德潜と〈清诗别裁集〉》(《沈德潜与〈清诗别裁集〉》)等。2005年之后，至少已有近二十篇专论此集的单篇论文问世。以专章专节论述此集的著作亦屡见不鲜，如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第五章与石玲等《清诗与传统》第三章第三部分的标题均为《〈国朝诗别裁集〉研究》。再加上王炜与翟惠的同名学位论文与专著《〈清诗别裁集〉研究》，可以说《清诗别裁集》乃是继《粤风》之后，清诗总集研究领域内的又一大热点。

就总集类型而论，以全国性综合选本与地方类清诗总集受关注较多。这从三十余篇学位论文的选题即可见一斑。研究全国性综合选本的有近十篇，除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等外，多为个案研究，涉及邓汉仪辑《诗观》、王士禛辑《感旧集》、王昶辑《湖海诗传》、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前及《国朝诗别裁集》等。考察地方类清诗总集的在十五篇以上，亦以个案研究居多，涉及王豫辑《江苏诗征》、阮元辑《两浙輶轩录》、曾燠辑《江西诗征》、桂中行辑《徐州诗征》、朱绍亭等辑《续金陵诗征》、吴颢等辑《国朝杭郡诗辑》系列、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等；此外又有前及《岭南诗歌总集研究》、陈凯玲《清代广东省级清诗总集研究》(浙江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研究》(浙江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李美芳《贵州诗歌总集研究》(浙江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等着眼于考察某一地区之清诗总集者。

至于研究取向方面的热点，可概括为四大板块。

一是文献研究。发掘清理文献资料向为古代文学学科所关注，清诗总集研究也不例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文献考据一直是该领域成果的大宗。即就近十年问世的七部专著来看，便有松村昂《清诗总集叙录》(日本汲古书院2010年版)、谢正光等《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前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属典型文献学著作。此外，朱则杰师《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的第二辑，有关清诗总集考证的篇幅有四百二十余页。这些内容大都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总数多达三四十篇，广泛涉及目录、校勘、辑佚、计量统计乃至人物、作品与典籍考证等方面。可以说，朱则杰师是目前清诗总集文献研究领域创获最丰的学者。

二是选本研究。由于总集的很大一部分存在“选”的因素，其间往往流露出文学意味，遂长期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注目，形成选本研究的传统，诸如《文选》、“唐人选唐诗”等均为热门选题。该思路影响及于清诗总集研究，使不少研究者围绕“选”字做文章。据笔者初步统计，标题明确揭橥“选”字的论著至少有近三十种。尤以清初诗选本的成果最成规模，并且还出现前及《清初清诗选本研究》这样专为清初诗选本作整体研究的成果。这应是受上世纪末问世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之影响的缘故。

三是诗学研究。清诗总集既以“诗”为名，则通过它来考察清人诗歌理论与创作，自然会成为一大关注点。相关成果的常规思路，是透过总集的选人选诗来探讨编者的诗学思想，有的还进一步联系到相关时代的诗学思潮，如王宏林《〈清诗别裁集〉选诗宗旨与格调性灵之争》(《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即是。何诗海《明清总集凡例与文体批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8期)、马卫中等《清人辑选清诗总集评点考论》(《复旦学报》2013年第1期)虽亦以文学批评研究为鹄的，但分别专门着眼于总集凡例与评点，颇有新意。至如许结《〈桐旧集〉与桐城诗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乃独树一帜，从徐璈辑《桐旧集》所收诗人诗作的若干具有共性的创作特征中抽绎概括桐城诗法，令人耳目一新。

四是区域文学研究。此类研究除少数立足于宗族、唱和等类型清诗总集，如徐雁平《清代家集的编刊、家族文学的叙说与地方文学传统的建构》(《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朱则杰师《“南华九老会”与其〈倡和诗谱〉》(《常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等之外，多以地方类清诗总集为依托。至其着眼点，则包括地方诗派、诗史乃至诗人诗作等，皆往往有之。如马卫中《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与诗派之关系》(《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倪惠颖《从〈吴会英才集〉的选编看乾隆中后期的诗史景观》(《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史国强《〈永平诗存〉所辑《伊江杂咏〉著者考辨》(《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等，即可为代表。

综上可见，近十年来清诗总集研究已在成果数量、对象范围、研究路数、研究水准等诸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并形成若干热点。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清诗总集研究虽已有九十余年历史，但直到近十年才真正步入堪称兴盛的阶段。

四 有待改进的若干领域与环节

虽然近十年来清诗总集研究已取得可喜进步，但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它其实依旧是清诗研究的薄弱环节，依旧处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世界。目前清诗总集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文献清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研究工作相当不平衡。

文献清理方面最突出的不足，即清诗总集的存世家底仍不清晰。这种认知混沌，从根本上制约着清诗总集研究的水准与未来发展。关于清诗总集的存世数量，十年前朱则杰师在为《清史·典志·文学艺术志·诗词篇》撰写《清代诗词研究综述》时，曾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的著录，提出当有两千种以上存世。该数字后为笔者所承袭。经过数年来的进一步调查，朱则杰师和笔者都认为存世清诗总集可能多达四五千种以上。至其上限究竟何在，则尚未可轻下定论。调查清诗总集的存世家底，并为之编纂《总目》、撰写《提要》，应是今后清诗总集研究的一大目标；随着近年来杜泽逊教授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的竣工，以及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相关成果渐次面世，达成该目标的条件已是越来越成熟。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摆脱这种认知混沌。

已有的不少研究成果，同样存在文献清理力度不够的问题。即就学位论文来说，有的着眼于单种总集做个案研究，但未全面调查存世版本。如阮元辑《两浙輶轩录》、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便不止《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的通行刻本，而至少还有上海、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等图书馆收藏的五种稿本。这种调查功夫的缺失，使相关作者与有关《两浙輶轩录》系列之成书、传播过程的更真切的结论失之交臂。有的则未对相关总集所收作家作品进行精细的统计、分类与解析，即大发议论，甚至还有不能提供相关总集所收作家作品之确切数字者。如王豫辑《江苏诗征》号称清代规模最大的地方诗总集，但它究竟收录多少诗人诗作，却至今仍是个问题。相关学位论文对该问题围而不打，未免令人遗憾。至于着眼于某一类总集的学位论文，能像陈启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与前及《云南诗歌总集研究》那样，分别附录一份《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叙录》与《云南诗歌总集知见书目》的，也不多见。这两种附录，前者著录清代女性诗歌总集97种，后者著录明代至民国间的191种云南诗歌总集，均包含大量此前罕有甚至未有书目著录的稀见总集，既体现了作者为清理文献而下的苦功，也为读者更清晰地认知相关类型总集提供了精准数据与便捷途径，值得今后作类似研究的人们借鉴。

至于清诗总集的整理工作，尤需进一步加力。应该说，近十多年来随着古籍整理出版的日益兴旺，我们能方便接触到的清诗总集的数量较之以往已是大幅提升。不过，这种方便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方便，当我们进行某一项专题研究时，仍往往有捉襟见肘、茫然无措之感。如考察山东地方清诗总集，由于有《山东文献集成》系列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影印的约二十种此类总集，研究条件可谓相当优越。但据笔者初步摸查，仅清人编纂的山东地方清诗总集便不下百种，今可确知存世者亦至少有约六十种。因而就山东地方清诗总集研究这个选题而言，能较方便接触到的存世文献至多只占三分之一，遑论不具备这等文献条件的选题？毫无疑问，清诗总集的整理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关于研究工作的不平衡，一则体现在现有成果所涉研究对象之范围上。就单种清诗总集来说，相当多成果集中于《粤风》《清诗铎》《清诗别裁集》等少数久已为人所熟知的总集，而更多声名不彰却颇有价值的总集则或无人问津，或虽有人论及，但并不深入。尤其众多清代抄稿本以及民国时期编纂的清诗总集，大都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就清诗总集的类型来说，以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凡六大类型为数最多。这六大主干类型中，目前只有全国、地方两类获得较多关注，而致力于研究宗族、唱和、题咏类的学者便相当少见，成果亦偏于零散。至于课艺类，除书院课艺总集外，其他诸如应制、试帖、会课、地方官员测士等小类型，更堪称被遗忘的角落。进一步来说，某些热门领域内部其实也存在冷门甚至盲区。即如全国类清诗总集，受关注较多的乃是综合选本，而像“同人集”这样带有专题性质的总集，研究热度明显低得多。地方类清诗总集更是如此，不同区域间的研究热度反差很大，并从整体上呈现出南方较热、北方偏冷的格局。北方清诗总集研究的冷清，并非缺乏文献遗存。仅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清代与民国编纂的面向北方诸省的清诗总集，今尚存世者便在百种以上。特别是山东，其地方总集编纂风气冠绝北方，较之很多文化较发达的南方省份都毫不逊色，甚至占据上风，唯逊于江苏、浙江而已。如此庞大的文献遗存，本身就是种显著的文学文化现象，期待有心人留意于此，以尽快改变地方类清诗总集研究的区域落差。

更深层的不平衡体现在研究观念与方法上。虽然新世纪以来的清诗总集研究在数量、论域范围等诸多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并涌现出一批相当出色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还是有很大部分成果属于就事论事之作。就研究方式而论，偏于扁平化，目光往往停留于相关总集的表象；就研究格局而论，偏于碎片化，每每有见木不见林之弊。究其根源，应在于清诗总集研究起步既晚，学术积累薄弱，加之清诗总集自身面广量大，疑云重重，于是必然意味着研究者们须首先从表象入手，花大力气去认知其基本面貌，而且这种表象层次的认知过程无法大幅缩短，更无法一步到位。要之，清诗总集研究目前往往存在的扁平化、碎片化问题，与其自身所处的较低阶的发展层次密切相关。相信随着清诗总集日益引人注目，学术积累日益增厚，今后必将有更多成果的着眼点从表象概括走向规律揭示，从静态写生走向动态展示，并且即便是微观、中观层面的研究，其背后也能有历史源流观念的支撑，体现出作者对清诗总集的整体把握。

总之，近十年来的清诗总集研究成绩相当可观，不足亦颇为显著。这种现状正预示着它广阔的开拓空间。可以说，清诗总集研究方兴未艾，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研究前景非常广阔。

[1]夏勇．清诗总集研究的历史回顾[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2)．

[2]周明初．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J]．文学遗产，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