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双卿的经典化历程

沙先一，杨楚楚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接受者通过一系列活动将其确立为经典的过程。近年来，中国古代作家中的女性群体得到了较多关注，尽管不少学者有意提升对女词人的重视程度，研究成果颇丰，但仍有很多值得开拓的研究空间。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贺双卿，在其作品接受与经典化过程中，由于她身份的特殊性、创作的陌生化，呈现出许多饶有意味的话题。

贺双卿，初名卿卿，一名庄青，字秋碧，为家中第二个女儿，故名双卿，江苏金坛薛埠丹阳里人(今江苏镇江)，有《雪压轩诗词集》。她生于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自幼聪慧，颇有才情，年十八嫁于绡山里周姓农家子。然佳人薄命，出嫁后受婆婆和丈夫的折磨，在病重中去世。双卿生前就声名远播，她的作品经史震林的记载、传播，深受时人喜爱。世人惊叹其才情之余，也赞美她的品德。在其经典化历程中，贺双卿一度陷入证真与辨伪的漩涡中，遭到质疑，但凭借具有经典美质的文学作品，经过读者的阐释与历史的考验，至今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长河中光彩熠熠。

一 双卿诗词的经典潜质

美国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经典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对象创作的美学价值。贺双卿能够成为经典作家，与她的作品所包含的经典美质不无关系。她的诗词里有大量集中描写农事的内容，这些是词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

“农事”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七年》，本指耕耘、管理、收获和贮藏等事宜。郭沫若在《从周代农事诗论周代社会》一文中较早使用“农事诗”一词，并指出在《诗经》中有《豳风·七月》《大田》《噫嘻》《载芟》等十一篇农事诗，说明写作农事诗的传统由来已久，人们对这一题材并不陌生。在农业文明的时代，文学作品中对乡村田园有不少叙写，陶渊明、储光羲、范成大等创作了大量描写农村景色、农村生活的诗作，或抒闲适之情，或写稼穑之苦。唐宋乡村田园词中，以表现农民生活宁静、欢快的作品居多，如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作的《浣溪沙》五首，就描述了他在乡间的见闻，有淳厚的乡村风味。至于涉及农村中常见的灾害、歉收、租税等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像王炎《南柯子》“人间辛苦是三农”表达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与同情的作品，则至为罕见。

以上例证都是男性文人以“他者”的眼光观照农民和农事，始终“隔了一层”，贺双卿身为农妇，她的作品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焦虑与痛苦，是劳动女性形象的自塑。她以古代社会中最底层的劳动妇女身份，描写了大量劳动生活场面，反映了农妇真实情感。如“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迟”(《浣溪沙》)，写的是打水种瓜、烧火做饭的场景；“正腊衣催洗，春波冷，素腕愁沾”(《春从天上来·梅花》)，描写的是在寒冷的溪水里洗冬衣的画面；“紫陌春晴，慢额裹春纱，自饷春耕”(《春从天上来·饷耕》)，写春耕时为夫送饭之事；“细纫麻鞋线几重，采樵明日上西峰”(《和白罗诗九首》(其三))，叙写为上山砍柴的丈夫缝纫麻鞋的过程。这些作品用家常口吻展现了村夫农妇的日常生活，是其他女性作家在文学创造时不太可能触碰的题材。

贺双卿的作品还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贫穷，表达得真实、深刻，具有泥土气息。譬如描述天灾会给农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和白罗诗九首》(其二)中写到“今年膏雨断秋云，为补新租又典裙”，收成不好时，农民迫于生计典衣换钱。又《岁旱·和梦觇》“岁旱木棉花未发，杼寒梭冷倚空机”，写织妇无棉可织，空倚机叹息。这些内容给古代女性创作园地带来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双卿作品的独创性，它能提供给读者的精神产品是与其前后的作品绝不雷同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认为，艺术之所以产生陌生化效果，是因为文学能更新人们对生活与经验的感知，使那些已变得平常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农民从事农事劳作，是司空见惯的，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可是双卿用她的农妇视角和感触把习以为常之事写在诗词里，却是将意料之中变为意料之外，把众所周知之事变为陌生的新鲜，唤醒了读者对“新”的敏感，从而产生欣赏与品味的兴趣，为其作品的经典化注入了可能性。

贺双卿还在她的诗词中展现了自己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些作品惹人同情，容易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纵观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作家，她们多是闺秀、歌伎、女冠、僧尼，这些女性创作群体虽因生活空间有限，可能产生精神上的孤寂，但她们一般不会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也不会受到家人的打骂。双卿作为社会下层的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所以她出嫁后，操井臼，事舅姑，米盐琐屑，处处谨慎小心。然而她的勤劳并没有换来一个和睦的家庭，经常受到婆婆与丈夫的暴虐。生病时亦不能稍事休息，往往带病劳作，得不到家人的慰藉，《一剪梅·答段玉函》：“最闲时候妾偏忙，才喜双卿，又怒双卿。”《薄倖·咏虐》：“受多少蝶嗔蜂怒，有药难医花症。”记录了家人喜怒无常给双卿带来的苦难。

面对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痛苦，家人的不理解，对生活的不满、苦闷在双卿心中慢慢积聚，她把女性生存之痛转化成文字，借助诗词而展现。分析《西青散记》可以发现，贺双卿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处之泰然的行为带有宗教色彩。她不仅读过《心经》和《感应篇》，还经常抄写。她参透了世间万物生老病死因果律，深信佛教“业报”说，认为今生受的苦难是前世报应，如果苦修，就可以为来世积福，所以她笑对苦难，安然接受。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双卿选择了“安命”，安于现状，更加尽心地侍奉姑舅，疼惜丈夫。尽管丈夫目不识丁，不懂得怜惜自己，她仍然留下又轻又暖的棉絮为夫御寒，担心寒风吹向早起砍柴的丈夫，许下“莫向郎吹尽向侬”的愿望。双卿对家庭的“愚忠”在现代人看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然而在古代社会，她的做法具有普遍性。同时，她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佛教思想给失意的文人一种启迪，“凄凉劝你无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和“酸和苦，生死俱甜”的思想容易引发仕途不畅之人的共鸣，最初传播双卿事迹的文人有史震林、张梦瞻、恽宁溪、段玉函、郑痴庵等人。史震林多次乡试，屡屡不中，直到乾隆三年才考中进士，而这时他已46岁。双卿是“沦落佳人”，面对未知的前途，双卿对灾难的解读给同为沦落之人带来了安慰，激励了许多失意文人，她的“安命”思想，客观上也成为其诗歌能够流传甚广的助推器。她感叹人间的怨女有共同的悲苦与不幸，甚至希望自己代替她们承受苦难，这种思想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直击读者的心灵。

贺双卿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农妇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女性作家，这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特殊的农妇身份、带有陌生化倾向的诗词创作，得到了众多文人的关注。譬如，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提到其祖父筠溪公曾为双卿赋芦叶诗二百余言；顾翰《贺新郎·感〈西青散记〉所载绡山女子贺双卿事》一词感叹双卿错嫁、命短，认为她在叶上以粉写的作品是“幽泪”；屈复有《杨花十首》，在序言中称赞双卿“贞洁自守”。史震林离开绡山外出交游时随身携带着《西青散记》，文人们拜读双卿的作品后，虽不能亲临绡山一睹其风采，却也写下了不少作品，表达对双卿的仰慕之情，如曹震亭写《读〈西青散记〉和双卿秋吟原韵九首》，其六云：“萧然四壁女相如，月府将空堕望舒。绝句双花兰可佩，心经一叶桂能书。病怜游子难亲疗，疟苦仙娥强自除。世上姻缘休更说，鸳鸯多半锁因诸。”词中赞扬了双卿在忍受疟疾折磨与姑恶夫暴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宽容的美好品质。这些有感而发的作品或赞美双卿品德，或感慨双卿事迹，扩大了双卿作品的传播。

二 集体赞扬与双卿经典地位的确立

贺双卿的创作独出机杼，且语言通俗晓畅，不事雕琢，家长里短，絮絮道来，不觉繁琐，清幽之气沉浸其中。许多文学评论家称赞其作品的艺术成就，如丁绍仪评价《薄幸·咏虐》与《浣溪沙》两首词云：“读此二词，觉道韫当年，未为不幸。”谭献评《黄花慢·孤雁》曰：“清空一气如拭，忠厚之旨出于风雅。”谢章铤认为《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虽近于曲，然颇清脆可诵”。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中记录了他对双卿词的看法：“其词清绝幽绝，如橄榄，如槟榔，细味之而佳愈出。不特闺秀罕见其偶，即《散记》中所载诗词，亦不能不让其独树一帜。此其所以可传也，乌得以其少而遗之?”从这些评价中可见晚清民国文人对双卿诗词的推崇与赞赏。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批评家在评价女性词人时，除了在审美意象、风格特点、艺术技巧与成就高下方面直接进行点评外，还对其创作取径与师法加以说明，以唐宋已有定论的前贤、本朝已成典范的词家作为一个标杆来衡量女词人创作的得失。批评家们经常以男性作家为参照对象来评判女性作家的成就，如谭献认为徐灿《踏莎行》(芳草才芽)抒发兴亡之感可以使“相国愧之”，顾信芳《浣溪沙》“几可抗手梁汾”。或以李清照为标尺，如李佩金《金缕曲》(月照梨花白)“笔势奇纵，清照却步”。不过，当批评家们将目光投向贺双卿，他们惊奇地发现，不能以传统评价尺度来度量这位农妇。她没有师法对象，措语既不像温韦，亦不类周秦姜史，找不到其创作师法源自哪里？只好溯源至《诗经》，以公认的诗歌源头作为类比批评的对象。黄燮清便拈出《诗经》作为参照物，在《国朝词综续编》中评价双卿词曰：“情真语质，直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自籁？岂非奇才？乃其所遇之穷，为古才媛所未有，每诵一过，不知涕之何从也。”将双卿词向诗学靠拢，向《诗经》靠拢，旨在打破诗词畛域的评点。黄燮清十分欣赏双卿，于《国朝词综续编》中选入贺双卿十首词作，自《国朝词综续编》问世，贺双卿词名更著。光绪年间，陈廷焯对双卿作品加以遴选评注，从而奠定了双卿创作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家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往往少不了大文豪、批评家的参与，萧统《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是确定《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关键；若无钟嵘对陶渊明“隐士诗人之宗”的评价以及苏轼创作的“和陶诗”，陶渊明的关注度也许会下降；如果不是朱彝尊对史达祖的推崇，恐怕史达祖在乾嘉词坛很难达到与姜夔、张炎并列的地位。在双卿经典化建构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陈廷焯对她的揶揄，陈廷焯对双卿词进行总结，有效地提高了双卿的知名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收录、评鉴了双卿的六首词作，《词则》收录贺双卿全部词作(陈廷焯认为双卿存词十二首)。陈廷焯编选《词则》时，为表明对所选词作的高下之评，用九种标符以示区别，其中“〇〇〇”为最高，《词则·别调集》给予“〇〇〇”只有14首，陈廷焯对双卿称赏备至，所选12首作品中给予最高等第者达7首之多，可见对双卿的推举之意。

陈廷焯如此看重双卿词作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双卿词作的风格与陈廷焯所推举的“沉郁说”相一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要求作者本诸儒家精神。据杜芳琴对《贺双卿集》收录的双卿14首词作统计(包括词题)，双卿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有“春”，出现38次，“谁”12次，“双卿”9次，“愁”9次，“病”9次，“自”9次，“冷”8次，“寒”7次，“忙”5次，“空”5次，可见双卿词作中所塑造的孤苦无依、无人问询的自我形象。作者本人既多病又多愁，虽怨却“不怒”，词风呈现出幽冷的特点。陈廷焯因主张“沉郁”之说，非常欣赏这种创作风格，《白雨斋词话》卷五评贺双卿词曰：“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贺双卿缺少倾诉对象，一腔哀怨无处诉说，尽发之于词，穷而后工。而在抒写这种情感时又能不激不亢，情致深厚，所以深为陈廷焯所赏识。其次，陈廷焯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学传统意识，蒋寅先生曾指出明清两朝文人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清晰地显豁出来，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先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与尊崇。陈廷焯是丹徒人，现在一般认为双卿是丹阳里人，两地都在今江苏镇江，相距不远。如果考察陈廷焯对同乡庄棫的评价，更能发现陈廷焯的同乡意识，他直言庄棫“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贺双卿作为陈廷焯的乡里先辈，陈氏难免也会对其大加称赞。

陈廷焯甚至在评价双卿词时，对待词中叠字的态度也出现了前后矛盾之处。陈氏本不提倡在词中连用叠字，譬如，他认为李清照《声声慢》只不过是奇笔，并非高调。然而，他却十分欣赏双卿词作中叠字的运用，《凤凰台上忆吹箫》：“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 青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陈廷焯评云：“其情哀，其词苦。用双字至二十余叠，亦可谓广大神通矣。易安见之，亦当避席。”《白雨斋词话》卷五评李清照《声声慢》又云：“然如双卿《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阕，叠至四五十字，而运以变化，不见痕迹，长袖善舞，谁谓今人不逮古人？”之所以给予这首词如此高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双卿使用叠词数量超过李清照，而是双卿成功刻画了一位孤苦无依的妇女形象，比易安词多了一份含蓄蕴藉、哀怨缠绵的韵味。此外，还运用了“断魂魂断”“见谁谁见”这样颠倒使用的词组，增加了复叠与变化相结合的艺术效果，细腻地表现出她内心抑郁的情绪。

明清男性文人在评价女词人创作时，经常使用的坐标是李清照，如果表示某词人的创作不逊于李清照，那就往往意味着给予了该词人最高肯定。陈廷焯直言此词艺术成就超过易安，或有夸张之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贺双卿有匹敌李清照的意识，并根据自己的遭遇，加以铺排，以情胜。无论这是男性批评家有意溢美，还是他们敢于向已经建构好的传统经典作出挑战，都能说明贺双卿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地。

另外，后世对词人成就的评价，见仁见智，不少词坛名家也会招致微词。譬如以诗为词的苏轼，对词境开拓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陈师道《后山诗话》指出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在《词论》中强调东坡词多不协律，不是当行本色，是别格异调。面对双卿有些近于口语的作品，况周颐指出那虽是村僻小家语，也没有必要过分指责。文学界给予双卿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扬，集体确认她的文学贡献，这是经典化过程中较为独特的现象。

文学评论家在建构贺双卿经典化路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使双卿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人们在评价作家的作品时，不忘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观，往往对作家的人品加以叙说。而对于明亡之后出仕清廷之人，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如钱谦益、陈之遴，肯定他们文学成就的同时，不忘谈论其气节问题。女子虽不存在气节问题，但贞洁对她们来说至关重要。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改嫁之事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有趣的是，明清之际有许多人都在为李清照开脱，否认她再婚之事。他们认为李清照这么一个有教养、有学识、文学造诣极高的女诗人，是不该或者说是不能改嫁的，如有失节之举，则有损易安形象。与李清照相比，贺双卿坚守了“从一而终”的准则，符合才子对佳人的所有幻想，具有极高的“妇德”。贺双卿所适非人，所遭非幸，是沦落不遇之佳人，能使读者为之惆怅、感慨，同情其遭遇，她身上所体现的女性道德力量、人格之美亦使后世派生出另一个有别于诗学批评传统的评价体系。试想，这些描写农家琐事之诗词如果由男性文人之笔写出，则会被指责内容粗陋，若是由大家闺秀之口出之，批评家们或许会认为“浊”。如朱淑真四言诗中起居服御的内容，仍惹非议，然而，双卿直言农忙琐事的作品，却得到了读者肯定。究其原因，即在于双卿的农妇身份，还因为贺双卿遇人不淑，姑恶夫暴，劳瘁至死的经历引人同情。如果文人们在传阅双卿诗词时，不了解她的生存环境，不知道她是一位农妇，只知是一位女性词人，那么，赞扬之辞或许就要减弱几分。双卿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引起关注，是因为她的悲惨遭遇与农妇身份以及诗歌写作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其作品有一定水平。面对这么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创作主体，道出了前人所未道者，评论家对所谓的评价准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

不少选家在综合考量双卿成就时，仍选取她的作品收入选本中，为贺双卿的经典化做出了贡献。如汪启淑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双卿诗词的价值，且具有以词存人意识。所选《撷芳集》在平均每人选入不到4首词作的情况下，存双卿词13首。清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存双卿《雪压轩词》一卷，共16首。近代苏者聪在《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中也给双卿留有较多篇幅。另有学者致力于搜集贺双卿的全部作品，编成专集，民国张寿林辑有《雪压轩稿》，近人杜芳琴在《贺双卿集》中存贺双卿词为14首，诗为39首，文为5篇。双卿的作品被广泛地收入选本中，又有专集流传，这些物质载体至今能够传播贺双卿的诗词，与她主体意识的强化分不开。古代社会，男性话语霸权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也一直压抑着女性天性解放。女性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不被重视的，就连创作主体也认为自己的作品不能被外界知道，把作品拿给男性评赏是败坏自己名声的行为，有损了清白。譬如朱淑真生前创作了许多作品，在她去世后，她婆婆焚烧多数诗稿，幸存之篇仅是少数，这种情况在明清得到了改善。《西青散记》记载，当史震林想把此书手稿焚烧时，幸而得到双卿劝阻，此书才能保存下来。她在给史震林的信中写道：“此书可烧，则口亦可以不言；蝶不言而贪花，蛆不言而嗜粪。世之不言以欺人者，香则为蝶，臭则为蛆。双卿见之，虐且愈笃。夫双卿犹梦耳，梦中所值，颠倒非一；觉而思之，亦无悔焉。知我罪我，俱不在此。”多亏了双卿这段言辞激烈之语，《西青散记》才没有被焚毁，否则缺少最基础的物质载体，双卿的经典也就难以确立了。

三 身份存疑与双卿的经典化建构

在顾太清经典化过程中，其贵族身世是惹人注目的，与龚自珍的丁香花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创作的长调及和宋人诸作同是研究的热点。吴藻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因为她出身商贾之家，嫁于商人，突破了传统闺阁文学与青楼文学，并且有才名意识，在创作中体现出“入世”情结，但最终“出世”，皈依宗教。徐灿因在诗词中揉入家国之感，洗去脂粉气与妮子态，加深了词境幽曲感，并体现了词体雅化时代的到来，为世人所推崇。谈高景芳经典化，不可不谈她对词境的拓展，她的词不仅能捉住一些刚刚出现的新事物进行咏叹，而且还体现了女性词日常化趋向。秋瑾作为女性词史上最后一座高峰，提倡男女平权，参与民族解放运动，写下了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悲壮诗篇，体现出民族忧患感。由此得出，每位女词人在经典化历程中都有各自独特之处，经典建构时，并没有遵循着同一模式。本文所要探讨的贺双卿，在其经典形象延续过程中，也呈现出独一无二之处。

贺双卿被赋予 “清代李清照”之称，在她为读者所接受时，有一个因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身份存疑，引来众多学者争鸣。双卿因此也遭到了批判，险些被踢出经典之列。莫管争议结果如何，议论本身就是对经典化的鼎力支持。

之所以说存在疑问，是因为至今文学界尚不能百分之百断定历史上真的存在过才华横溢的贺双卿。双卿出自史震林《西青散记》，其虚实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康正果指出，“我们基本上可把《散记》界定为介乎笔记小说与纪事诗话之间的书籍。”《西青散记》中只有五分之二内容涉及双卿事迹，其他部分大多描写史震林同其他文人交游情况，也包括为沦落女子鸣冤之事。他最常进行的文学活动是用“扶乩”之术请仙对诗，有学者以此推断，贺双卿可能是众仙子之一，是史震林幻想出来的，并不可信。邓红梅在《双卿真伪考论》中用内证和外证方法考证，指出双卿只是“人间幻象”。所谓“内证”是指从《西青散记》本身考察。邓红梅指出双卿具有神秘身世、神奇的学养，《西青散记》中有前后矛盾与不合情理的记述，还有过于生动、涉及私密的细节。同样也是用内证，杜芳琴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认为双卿文学素养明显高于史震林等人，作品艺术成就也不在同一个层次，所以双卿之作断不能出自史震林之笔。叶嘉莹从文学本身性质作出判断，她认为双卿词不仅不是史震林能够捏造出来的，而且从唐代到清代的词人都写不出这么极有特色的作品。

除了从作品方面进行考证外，仍有部分学者从双卿的籍贯入手。因董潮《东皋杂钞》记载：“庆青，姓张氏，润州金坛、田家妇也。”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卷二十二云：“贺双卿，字秋碧，丹阳人，金沙绡山农家周某室。”针对双卿籍贯之谜，严迪昌在《〈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疑事辨》中从史学角度考证董潮生平与思想，指出因《西青散记》流通面有局限，董潮或未及见《西青散记》，只是记下耳目传闻。又“董潮自幼远离原籍，已连自身父系祖辈均生疏，有关人氏的籍贯、辈分、称呼都说不准，耳目传闻之事与史氏载录有出入，有何可疑？”认为董潮是误记，并不可信，不同书目所记籍贯有出入之处也是可以商榷的。

更有学者考证双卿年龄。诸多考证实是针对胡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五点疑问之辞的答复。尽管胡适强有力的质疑引起了学术界新一轮研讨，对贺双卿的经典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他忽略了史震林和双卿作品中的文学之美，险些把研究贺双卿的方向引入偏颇的误区。其实，早在考证风波开始之初，雪蛆就倡导欣赏史震林文笔之美，不要过分重视书中人物真实性。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并没有关注这一论点，正方和反方在论辩时似乎全力找出对方阵营不足，回避自身被诟病之处。直到1997年台湾学者周婉窈发表《绡山传奇——贺双卿研究之检讨与展望》，指出两方各有的弊病，并详细阐述了从“双卿”到“贺双卿”的过程，《西青散记》里称“双卿”，是没有姓氏的，陈廷焯《词则》里也是称其为“双卿”，并没有冠以“贺”姓。至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一代女词人才被加上姓氏、字号，还有自己的作品集——《雪压轩诗词集》。周婉窈指出：“九〇年代的这些关于贺双卿的研究，除了杜芳琴还努力考证贺双卿的真实性外，新的趋势是刻意避开贺双卿的真假虚实问题，而改用一些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加以论述。”康正果也强调，我们的关注点应该在双卿轶事叙述方式与它所产生的阅读效果上。

美国克拉克大学罗溥洛教授曾在金坛、丹阳考察，回国后写成《谪仙：寻找中国农民女词人双卿》一书，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他认为双卿在中国文化上的神圣形象早已超越了探讨其历史真实性的必要。不论她是否真实存在过，那些词作是不是她的作品，贺双卿已经成为一个文学现象。贺双卿身份之谜正是她与众不同之处，与一般词作家相比，考证其人真伪是贺双卿在经典化过程中独特的一环，对双卿进行批判的言论也建构着贺双卿的经典化。

毫无疑问，当双卿从《西青散记》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女性词人形象时，这一形象是各方合力“重塑”的混合形象，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农妇到文化偶像，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虽然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贺双卿不存在，双卿作品也具有虚拟的文学价值，《西青散记》一日存，双卿即一日不朽。如果我们对双卿身份真伪存在误读，当误读的内容成为大众的理解，受众把误读的意义附加到原义，达到一种集体共识，所形成的误读部分的经典，也是经典化的一部分。

四 余 论

以上讨论了贺双卿作品中包含的经典美质，批评家对双卿的文学批评以及附带的道德批评对经典地位确立的重要性，众多学者对贺双卿身份的争议对经典化建构的意义，都是在肯定其人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现在我们退而论之，假设贺双卿是史震林创作的人物，仍然可以从经典化的角度研究此人，贺双卿被经典化的历程是“另类经典”，更有研究其诗词的必要。归于班婕妤名下的《怨歌行》实是后人假托之作，理应视为“无名氏”之作，但后世读者却希望看到班婕妤能有这类叙写弃妇之怨的作品，选择将《怨歌行》视为班氏的抒情作。现在学术界存在质疑双卿身份的声音，不仅没有打击学者研究双卿的积极性，反而在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激起了大家的兴趣。原因就在于在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从未出现过具有超高文学素养的农妇这一类传奇式人物形象，读者宁可相信那些反映农民声音的创作是来自农民本身。贺双卿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史震林个人的文学思想，而且对我们研究17、18世纪文学思想大有裨益。那么，为什么史震林能够成功塑造这一形象？他的立足点又是什么？我们认为，首先与社会环境的风气有关，明清文人普遍从政治上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这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其次与史震林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中，而且经济状况不乐观，是游走在文学边缘处境的小人物。史震林或许也受这一流行风气的影响，初具经典化意识，试图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新经典，有意识地补缺罅漏。把注意力转向了为官方社会之外的人物立传，描绘他们的形神风貌与生活情趣。

历史上并不缺少男性假借女性之名，以女性的身份叙写女性苦难的实例，如陈思王曹植之《弃妇篇》《七哀诗》，清吴兆骞伪托女性之名写的组诗。读者相信这些作品是出自女性之手，并在此基础上接受它们。同样，即使贺双卿是文学想象的产物，是男性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这种概率十分渺小)，贺双卿及其作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身份存疑并不能阻碍双卿作品的流传。贺双卿的出现使失意之人在女性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遂产生一种认同感。或许面对困境双卿所做的选择正是史震林的选择，他只是借助双卿之口说出来，借助双卿的行为来表达，进而推行自己的观点。史震林代贺双卿传达出的这种安命、任命思想无疑是沦落之人所需要的，以至于失意者乐于接受其作品。我们可以透过与双卿交往文人的作品窥探17至18世纪边缘文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在文学界没有重大发现之前，在这一问题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不妨搁置虚实问题，重点研究《西青散记》的文学意义，探讨双卿故事所反映的十八世纪至今中国社会及文学界的现实演变情况，窥探那个时代妇女生存的境状。

关于双卿的探讨，清乾嘉以来从未中断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掀起的“贺双卿热”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的著作与发表的论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些成果无疑为双卿经典化增添了推动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相比，贺双卿的经典化程度还是不够的。双卿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史震林把她的作品推荐给了不少文人，但与之交往的士大夫中未见高层人物，终没有文坛大腕为史震林揄扬，因此作品流传范围有限，无法进入主流文坛与上层社会。而今，双卿的创作流通层面仍不宽广，其人其词未能进入教材，在贺双卿经典化过程中缺少教育这一途径。无论是游国恩亦或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给予清词的篇幅都十分有限，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一定篇幅的清代女词人更是微乎其微。幸而严迪昌先生《清词史》于第五编专论清代妇女词，第二章附论贺双卿，指出贺双卿词的意义在于：一个贫苦才女愁闷，虽有所幻想，但最终甘于贫困，又能抵御外来的诱惑这种品质。并选取了双卿三首词进行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双卿词的传播。

此外，作家的诗词在当世和后世被模仿和追和也是经典化的途径。譬如明清文人在建构易安词经典过程中，选择模仿她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意象，在自己作品中直接使用“绿肥红瘦”一语，或是化用。另有模仿《声声慢》中叠字者，如曹景芝《高阳台·秋窗风雨图》(凄凄切切)，席佩兰《声声慢·题风木图》(萧萧瑟瑟)。自苏轼开创追和古人先例，作和陶渊明诗，这种风气一直流传至清，清代有作家选择追和易安词，许德萍有《和漱玉词》。与易安的境况不同，后世文人中并没有选择模仿双卿创作风格者，也没有出现集体性的学习创作。那么，为什么没有后学者？而且双卿只存词14首，为什么没有出现遍和现象？为什么不像“易安体”“诚斋体”“山谷体”那样出现“双卿体”？笔者以为，之所以没有出现模仿群体，原因有二。其一，文学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和她具有相同身份的作家，后世之人或许也想把她奉为典范，追和双卿作品，但他们缺少相似生活经验，创作不出同一题材的作品，因此缺少和意之作，虽追慕前贤词风，然信心不足。其二，不同于一般闺秀词无病呻吟腔，也没有闺怨词中华美意象，贺双卿没有读过经史子集，她的作品完全是凭天才的、直觉的感受，写社会生活中切身体验，感情真切。她没有文人写作时的名利观念，因而总能真切地抒发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不管是有感而发还是应考而作，贺双卿写诗都是笔随情走，不假细思。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呓〉引》：“夫迫而呼者不择声，非不择也，郁与口相触，卒然而声，有加于择者也。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躍也。”指出民间作品“郁”而“真”的特点。贺双卿的作品正具有“真”这一特质，她抒发感情痛快淋漓，以真情动人。没有出现后学者或许从另一方面说明，双卿的创作已经达到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文人们无法模仿她的创作，即使效仿也只会效而不及，更别提超越一说了。

要之，本文论述了贺双卿的经典化历程。双卿作品具有内在美质，她突破了已有题材的藩篱，开创性地写农家琐事，农民疾苦，于诗词中融入“安命”思想。语言自然淳朴，通俗易懂，不事雕琢，这些特质开启了贺双卿的经典化历程。《西青散记》的刊行为贺双卿经典形象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史震林等人对其作品的传播，批评家们将双卿跟李清照媲美，集体褒奖她的文学创作成就，在给予较高的文学评论之外，还掺杂着品行批评，赞美双卿“徳之贞”，种种文学活动共同建构着双卿的经典形象。但由于贺双卿身份的真伪问题仍没有定论，一定意义上影响了贺词传播，为提高其经典化程度，还需要研究者诸多努力。

[1]王兆鹏.唐宋词分类选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杜芳琴.贺双卿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苏者聪.从贺双卿诗词看清代农妇的思想性格[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4]詹福瑞.论经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5]史震林.西青散记[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5.

[6]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7]谭献.清词一千首[M].罗仲鼎,校点.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

[8]谢章铤.谢章铤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9]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0]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1]沙先一,张宏生.论清词的经典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

[12]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

[13]曹明升.论梅溪词在雍乾词坛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过程[J].文学评论，2011(4).

[14]沙先一.《云韶集》、《词则》与清词的经典化[M]//曹虹,蒋寅,张宏生.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5]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6]张宏生.中国诗学考索[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7]蒋寅.清代文学论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8]张宏生.经典确立与创作建构——明清女词人与李清照[M]//中华文史论丛，2007(4).

[19]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康正国.边缘文人的才女情节及其所传达的诗意——《西青散记》初探[M]//张宏生,张雁.古代女诗人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1]叶嘉莹.名篇词例选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

[22]董潮.东皋杂钞[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3]严迪昌.《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疑事辨[J].泰安师专学报，1999(1).

[24]周婉窈.绡山传奇——贺双卿研究之检讨与展望[M]//李贞德,梁其姿.妇女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25]孙康.中国文学作者原论[J].张健,译.中国文学学报，2016(7).

[26]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27]吴文治.明诗话全编[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