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多择录小令之原因考论

李博昊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7)

《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文人曲子词集，产生于乐舞风行的后蜀时期。就词体文学的形制而言，此时小令、中调、长调皆已有之，但《花间集》在编选之时，则多择小令。前人曾注意到《花间集》编纂上的此种特征，元好问即指出《花间集》“亦止小令短歌耳”，然对于此书缘何只择令词，却未见阐释。《花间集》选录小令短歌或与唐五代以来的文学喜好、后蜀宫廷精雅的文化品尚、蜀地制笺工艺的发展及小幅笺纸的流行等因素关系密切，下文试述之。

一 《花间集》编纂之际已有长调

就唐五代时期词体文学之创作形制而言，早在敦煌曲子词中，中调、长调即已出现。如《倾杯乐·求名宦》：

忆昔笄年，未省离合，生长深闺院。闲凭着绣牀。时拈金针，拟貌舞凤飞鸯。对妆台重整娇姿面。知身貌算料。□□岂教人见。又被良媒，苦出言词相诱衒。 每道说水际鸳鸯，惟指梁间双燕。被父母将儿匹配，便认多生宿姻眷。一旦聘得狂夫，攻书业抛妾求名宦。纵然选得，一时朝要，荣华争稳便。

《倾杯乐》是唐教坊曲。《明皇杂录》记唐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乐府杂录·新倾杯乐》记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内有数拍不均”，宣宗初捻管，令俳儿拍，不中，“上瞋目瞠视之”，俳儿“忧惧，一夕而殒”。此曲后演化为词调，敦煌《云谣集杂曲子》录此调两首，《求名宦》外，另有《五陵堪娉》，均为百字以上的长调。

《云谣集杂曲子》又录《内家娇·应奉君王》：

丝碧罗冠。搔头坠髻。宝妆玉凤金蝉。轻轻敷粉。深深长画眉绿。雪散胸前。嫩脸红唇。眼如刀割。口似朱丹。浑身挂异种罗裳。更薰龙脑香烟。 屐子齿高。慵移步两足恐行难。天然有□□灵性。不娉凡间。教招事无不会。解烹水银。炼玉烧金。别尽歌篇。除非却应奉君王。时人未可趋颜。

《内家娇》是盛唐创调。任中敏根据《应奉君王》中“教招”一词，考证出此首及后一首《御制林锺商内家娇·长降仙宫》均是当时宫廷乐工所写，盛赞杨贵妃，以邀人主之崇。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记前蜀时期宋光嗣多为戏判。“判小朝官郭廷钧进识字女子云‘进来便是宫人，状内犹言女子。应见容止可观，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图亲近官家，直向内廷求事。’”此反映出《内家娇》首辞从初制入讲唱后，即向外流传：地由长安传至四川成都，直线距离且千五百里，不为不远；时由天宝四年(745)起，唱达王蜀(891—925)，已历百八十年，亦不为不长。而此时此地其辞尤脍炙人口，朝野皆习，然后始有可能触事缘情，采其句入戏判。如此可见后蜀时期长调《内家娇》广泛流行，其时蜀地并非小令独领风骚。

《花间集》的姊妹书《尊前集》中亦收录了文人创制的中、长调作品。如杜牧的《八六子·洞房深》为中调，李存勗的《歌头·赏芳春》为长调。更需说明的是，《尊前集》收花间词人李珣的《中兴乐·后庭寂寂日初长》八十四字体，但《花间集》未录此首，却录毛文锡同词牌的《中兴乐·豆蔻花繁烟艳深》四十一字体。《尊前集》又录花间词人尹鹗的《何满子·云雨常陪胜会》七十三字体，《花间集》则录毛文锡的《何满子·红粉楼前月照》三十六字体。不仅如此，《尊前集》所收尹鹗的《金浮图·繁华地》《秋夜月·三秋佳节》，两首《拔棹子》之《风切切》与《单脸腻》等词作，皆非小令。此进一步表明花间词人并非未曾创制中长调，惟《花间集》在选录词作之时，有意略去此类作品，择小令短歌而已。

二 花间令词与后蜀宫廷的审美趣尚

《花间集》为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主持编纂，欧阳炯《花间集·序》言此集编纂的用意之一乃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表明《花间集》带有乐歌集的功能，其中作品乃为在酒宴之上以佐清欢。如此，集中的作品自当符合后蜀宫廷贵族的文学喜好。

后蜀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前蜀主王衍“尤酷好靡丽之辞，常集艳体诗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孟昶“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所制《洞仙歌令》中“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已脱“月貌花容”之俗境，进入了“美”的另一境界。孟昶“好学，凡为文皆于理”，喜好蕴藉风流之作，小令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特征恰与之趣好相符。孟昶宠妃花蕊夫人《宫词》云：“新翻酒令著词章，侍宴初闻忆欲忙。宣使近臣传赐本，书家院里遍抄将。”展示出蜀宫宴会之时写作传唱酒令歌词的情形。

后蜀宫廷钟爱小令与自唐以来对绝句的推崇是一致的。唐人好绝句，其高难度的创作技巧使之成为文人展示才情的载体，善写绝句的诗人往往受人仰慕，其创作也谱曲入乐，广为传唱。清代人李重华言：“盖唐时入乐，专用七言绝句。诗家亦往往由此得名。”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序》言自开元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后蜀花蕊夫人长于诗咏，曾仿王建作宫词百首，时人多称许之。《宋诗钞》赞曰“清新艳丽，足夺王建、张籍之席。盖外间摹写，自多泛设，终是看人富贵语，故不若内家本色，天然刘丽也”。百首宫词篇幅短小却含蓄隽永、意味深长，如李渔所言，乃“如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令人销魂欲绝者也”。

绝句为唐之乐府，小令则是五代教坊新宠。作为新兴的文体样式，小令在唐五代、北宋时期尤为文士所喜。宋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四十八个词调中，小令为三十四调，占百分之七十之多。小令形神皆似唐人最爱的绝句，创作难度很大，艺术境界高妙。张玉田曾言：“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最单纯、最天真、最概括、最富于启示性的艺术本质。这种文学风格与境界正为孟昶所崇尚。或因如此，《花间集》在采选词体形制时，多择录新兴的词家小令，以佐酒宴清欢。

花蕊夫人《宫词》有云：“才人出入每相随，笔砚将来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孟昶常制新辞，其将新作书写于彩笺，不仅展示出其文学才华，亦彰显出《花间集》多令词的另一个原因。

三 花间令词与蜀地笺纸的风行

欧阳炯《花间集·序》描绘了其时宫廷官宦之家宴饮的情状：“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递叶叶之花笺”展示出宴会上通过笺纸传递词作之景致。以“叶叶”形容“花笺”，可见笺纸之小巧可人。而令词短小的形制，恰适合书写于笺纸之上，在酒宴樽前辗转送递。此正是唐人贾餗所描绘之“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

笺乃特殊之纸品，或用单色漂染，或用套色印刷，或加以浮雕图案，或洒以金银色粉屑，赏心悦目，文人雅士往往爱不释手。笺纸在魏晋时已经出现，西晋张华《博物志》载王羲之“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谢安求如此之多的笺纸展现出风雅之人对笺纸的喜爱，亦表明当时制笺技术已相对成熟。《初学记》引应德詹《桓玄伪事》云：“玄诏令平淮作青、赤、缥、桃花纸，使极精，令速作之。”说明其时已有青、红、浅青、桃红等多种色纸。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言：“桓玄诏令平淮，作桃花笺纸，及缥绿青赤者，盖今蜀笺之制也。”两晋制笺的做法为唐五代积累了经验，其中蜀笺尤是珍品。

蜀地制纸誉满寰中，益州笺纸更名扬天下。李唐时期，益州西南郊浣花溪盛产的笺纸，备受文士青睐。羊士谔曰：“掷地好词凌彩笔，浣花春水腻鱼笺。”郑谷言：“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李商隐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唐诗中又有“蜀笺染翰光”“浣花溪纸桃红色”“蜀川笺纸彩云初”“金碧烂光烧蜀笺”之语，表明蜀笺在文人中名倾当时。

蜀笺以“锦水桃花薛氏笺”最为风雅。“薛氏笺”因晚唐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得名。薛涛本居长安，后入蜀，“侨止百花潭”。其好制小诗，惜松花笺“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薛氏“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明朝何宇度《益部谈资》言：“蜀笺古已有名，至唐而后盛，至薛涛而后精。”“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续博物志》载：“元和中，元稹使蜀，营妓薛涛造十色笺以寄，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薛涛《寄旧诗与元微之》亦言：“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薛涛曾以笺纸与元稹通书，还曾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薛涛笺遂名重一时，成为风雅的象征。

后蜀具备制作薛涛笺的条件。宋应星《天工开物》言“四川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制，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也”。薛涛笺采芙蓉皮为原料，再将芙蓉花汁掺入纸浆，诗笺呈粉红色。后蜀时期，成都附近遍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孟昶谓左右之人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此表明后蜀时期薛涛笺或仍盛行。后蜀宰相韦庄《乞彩笺歌》中“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或可为佐证。宋人喜爱蜀地的十色谢公笺，亦是在薛涛笺的基础上制造。然正如上引《资暇集》《蜀笺谱》所言，薛涛笺较短，“才书四韵”，《太平寰宇记》又记薛涛笺“短而狭，才容八行”，形制的短小使之适于在宴会上传递，但在书写的词作形制上，以令词为最佳。是以赵崇祚在编纂《花间集》之时，只收录了适合笺纸形制的“小令短歌”。如此，《花间集》之“花间”，或亦带有“花笺”之意。

此外，《花间集》择录了十卷共五百首令词，为保持各卷五十首的体例，不惜将一人之词分置两卷。此种编纂方法前所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花间集》“惟一人之词，时割数首入前后卷，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花间集》编纂之时体例的设计不甚合理，遂常加改动。但《花间集》原有之编排方法，或与蜀笺制作之法相关。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蜀人造十色笺，凡十幅为一榻”，“逐幅于方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笺纸制作之时似以“十”为计数单位，《花间集》每卷收词数量一致，或有此原因。此外，《蜀笺谱》记：“蜀笺体重，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番”有“张”“片”之意。《新唐书》言“况继奉天子诏和解，能无一番纸坠北路乎”。宋人高荷亦有“万金不如一番纸”之语。一夫可担负五百张笺纸是《花间集》录词作五百首的一个辅因，或亦说明《花间集》的编选与蜀笺有着密切的关系。

[1]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评[M].合肥：黄山书社，1995.

[2]任中敏.敦煌歌词总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3]〔唐〕郑处诲.明皇杂录[M].田廷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唐〕段安节.乐府杂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宋〕王明清.挥尘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清〕张宗橚.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合编[M].杨宝霖,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夏承焘，臧克家，缪钺等.苏轼诗文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9]〔宋〕张唐英.蜀梼杌[G]//傅璇琮.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10]〔清〕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王运熙，顾易生.清代文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2]〔清〕吴之振等.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罗芳洲.词学研究[M].上海：教育书店，1947.

[15]葛晓音.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J].文学评论，1999(01).

[16]徐式文.花蕊宫词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17]王稼句.看书琐记二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18]唐长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宋〕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元〕费著.蜀笺谱[M]//黄宾虹，邓实.美术丛书三集.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

[21]〔唐〕李匡乂.资暇集[M].张秉戍,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2]〔明〕何宇度.益部谈资[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晋〕李石.续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6]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