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中国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
——临桂词派系列研究论文之三

2018-11-13 08:02
中国韵文学刊 2018年1期
关键词:词学词人转型

王 娟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陈水云《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一书,研究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说及朱祖谋、王国维和胡适三人对于词学现代转型的影响。其实,如再往前追溯,中国词学史上的最后一个流派──临桂词派,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于变与不变中,以“重、拙、大”为宗旨,对于歌词创作自身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变革中的时代,其相关主张及实践,实则已经开启了传统词学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以下试说说自己的浅见。

一 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

(一)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特征及表现

汤一介将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19世纪末到1949年这三个时段,视之为中国文化的转型期。他说:“文化转型时期是指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地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他以为,第三个转型期,中国社会处于较前两个时期更复杂的变动时期。这是中国社会以及文化近代转型的开始。此时,正处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以及鸦片和商品,打破清王朝闭锁的国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开始与西方近代文化相交汇。中华文化在尚未自我觉醒的情况下,便因外来文化强行侵入的冲击而被动地进入了转型期。正如陈寅恪所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清朝末年,甲午战败激起国人觉醒,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转型,最终以新学成为主潮,新型知识群体充当中西文化对接的媒体,新的知识分子取代旧的士大夫。其中,一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引进西学并结合传统,成为文化转型的倡导者。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传统学术和文艺的革新和演变。 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开始向近代文化转型;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门类开始兴起。转换有两个方面:一个由古向今转换,一个由中向西转换。两个方面的转换,促成当时社会于政治、文化上的一种巨劫奇变。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等人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并在文艺思想界展开戏剧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进行宣传,还在实践上积极推动,使得诗歌成为革命的对象和文化的焦点。然而,在戏剧、小说、诗歌革命的时候,唯独缺了词这种文体的革命。当此之时,以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为领袖的临桂派词人,于古与今以及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中,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矛盾中,对于传统词学的变与不变,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一方面希图跟上社会变革的潮流,富国强民,以实现其人生价值,一方面又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当中。临桂派词人在现实中处境,体现在创作上就是政治化倾向和非政治化倾向的矛盾与冲突。

(二)文化转型期临桂词派词人歌词创作的政治化倾向

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以匡济天下自命。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更是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临桂派词人同样具有匡时济世的时代责任感。临桂派的领袖人物,王鹏运和况周颐,都曾参加科举考试,任职内阁中书。虽官位较低,仍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尤其王鹏运,更加怀着干世之心、经国之志而步入仕途。虽屡试不售,“七见秋光老蓟门”(《长亭怨慢》〔乍吹起〕小序),亦仍不断上书,表达对于朝廷的忠心。

王鹏运(1849—1904),同治九年(1870年),二十二岁,中举人,十一年(1872年),二十四岁,补授内阁中书。光绪间官至礼科给事中。在谏垣十年,上疏数十。今传《王鹏运奏折》,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抄录复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计有折、片共三十四件,其中涉及到内政、外患、职官、军务和变法诸项内容。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二日,上《为和议万不可行请立罢奸邪以坚战计使折》;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奏息借扰民请旨寝罢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四日,上《频年荒歉折》,三月二十二日,上《和议要挟已甚流弊太深折》,十一月十七日上过《外患日深人心渐异请速讲求商务折》,十二月十五日上过《请铸银元开矿务折》,皆为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以上奏折,包括请旨饬下各省停止息借、请饬妥筹赈抚,提出讲求商务、开矿铸钱、争回利权、富国强民,以与列强竞争。此外,王鹏运作为御史上书要求开设京师大学堂。王鹏运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认同其变法自强的主张,并曾多次替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递交奏折,并因谏阻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驻颐和园之事触怒慈禧,险遭杀身之祸。

国难当头,王鹏运并不满足充当一名倚声家,除了频频上书,直接议论政事,还以歌词表明其政治立场和文化心态。包括对于王朝统治的信念以及为国为时所产生的忧愁。

例如《鹧鸪天》云:

太液秋澄露半销。天风依约响琅璈。漫将弱质轻蒲柳,得近宫墙也后凋。 移故步,认新巢。凤池回首日轮高。蔚州即墨声华在,珍重新恩赐珥貂。

这首歌词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十三日,题称“恭纪”,明显颂圣,但凤池回首、蔚州即墨,对于为圣上建功立业,亦充满信心和希望。

又如《蓦山溪》:

西园花委,狼藉疑无路。已是绿成荫,更惊人、鹃声处处。疏帘窣地,流影不禁风,无一语,空延伫,春又今年去。 新弦旧曲,赢得青衫雨。历落古今情,尽消磨、盲翁村鼓。高歌酹月,凄断倚阑心,深怀举,孤光注,愁入云千缕。

西园花委、狼藉无路,绿树成荫、鹃声处处;新弦旧曲、青衫泪湿,危阑孤光、愁云千缕。苍凉凄冷的环境,悲惨伤感的心境,可能与戊戌变法期间所出现的政治环境有关。

又如《念奴娇》:

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销沉久。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 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终古,滚滚边墙走。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

十三陵树影,王气销沉;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吊明廷之兴亡,伤清廷之不堪。既是对前朝怀念,也是对当朝的担忧。

又如《探春慢》:

柳擘绵轻,莺抛梭密,九十韶光荏苒。飞盖清游,题襟雅集,几度西园文宴。多少平生意,只赢得、衣尘频浣。也知不为闲愁,酒杯莫问深浅。 又是蜂痴蝶倦,漫料理吟笺,四愁三怨。花好春深,春浓人老,闲里枉将春恋。待向东君诉,奈遮却、流云一片。纵有并刀,无憀愁绪难剪。

谓九十韶光,转眼消逝;料理吟笺,四愁三怨。其身世之叹,国事之愁,以及家国之怨,并刀难剪。对于壮志未酬,沉沦下僚,无用武之地,不无牢骚之语。

又如《摸鱼子》:

镇无聊、一尊相属,罪言君试听取。管城食肉都无相,妄意凤修麟脯。君且住。问鳍合侯家,胜得童盐否。书空自语。叹臣朔常饥,将军负腹,奇气向谁吐。 麟阁上,往事不堪细数。算来图画难据。 高平博陆皆人杰,属国尔来何许。休起舞。便燕额权奇,无觅封侯处。歌予和汝。纵掣得金鳌,亮髦未扫,莫慰此情苦。

歌词附小序云:“瑟轩前辈阅近作拜新月词。有句云。钓竿百尺缀珊瑚。不羡麒麟阁上图。欲取鳌鱼斫作脍。问君何处觅沽屠。盖櫽括词中语也。倚此奉答。”可见是一篇与朋友讨论功名的歌词作品。谓麒麟阁上,往事不堪,即使有超世之才,亦无封侯之处。

(三)文化转型期临桂词派歌词创作的非政治化倾向

清末民初,文坛上各领域充溢着追求改革或者呼唤革命的内容,文学表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庚子变乱于诗中亦多表现。例如,巴里客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胡思敬《驴背集》、郭则沄《庚子诗鉴》、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大多直陈时事,不加掩饰。其中,黄遵宪 《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 》有云:“压城云黑饿鸱鸣,齐作吹唇沸地声。莫问空拳殴市战,余闻扈跸六军惊。波臣守辙还无恙,日驭挥戈岂有名。闻道重臣方受节,料应城下再寻盟。”在这一情势下,临桂词派词人,被动转型,其忧国伤时之情怀,大多以集社、赠别,祝寿、悼亡,以及题画、咏史等手法加以表现。即使是被誉为“词史”的《庚子秋词》,其时代声音和现实感,也并非黄遵宪压城沸地般的表现。正如王鹏运在《庚子秋词》卷首《记》中所说:“秋夜渐长,哀蛩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王鹏运一班倚声家,在列强侵入之时,乃相约“程课”,选调、选字、选韵,依例填词。因此,其所作大多并非为时、为事,未能放纵心思,为所欲为。

例如,王鹏运《卜算子》:

梦里半塘秋,断壁迷烟柳。诗意空明指似谁,鸥外凉蟾透。 愁向酒边新,拙是年来旧。话到江湖白发心,猿鹤惊人瘦。

这是王鹏运一班人于庚子“程课”所作组词之一,包括沤尹(朱祖谋) 、忍庵(刘福姚)及复庵(宋育仁)所作,计五首。歌词说,梦里半塘,断壁烟柳;话到江湖,猿鹤惊人。泛泛而作,既与庚子事件毫无相干,亦看不出有何悲,有何喜。

又如王鹏运《浪淘沙》:

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呴慰劳生。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 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

重度僵硬型脊柱畸形患者多合并严重心肺功能障碍[7],尤其是畸形发生在上胸椎的患者,由于脊柱短缩、椎体旋转偏移、胸廓塌陷等原因,导致胸廓容积减少、肺膨胀受限及顺应性降低,出现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其矫形手术的风险、围手术期相关并发症发生率都异常高。

歌词调下题称:“自题庚子秋词后”。谓华发山青、客梦零星,断尽愁肠、哀雁声声;心事疏檠、歌断谁听,留得悲秋、分付旗亭。和上引《卜算子》相比,此词联系到自己的身世,不无哀感。但仍未必就和民族灾难和爱国之情联系得上。

以上可知,临桂派词人对于现实社会的立场、态度,不仅与同时代的歌词作者明显的政治取向有异,而且其心态与其先时所表现“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王鹏运《念奴娇》句)也不一样。套用一句现代的话讲,就是临桂派词人的创作,已出现一种非政治化的倾向。

二 文化转型中歌词创作的出路问题

(一)变革:文化转型期临桂词派对歌词出路的一种探索

时事剧变,文化转型。置身于“古今之奇变”的社会环境,国人难免困惑。而当小说界、诗界革命兴起之时,倚声填词被视为无用的文学遭到批判。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说:“那些‘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伤春惜别’的诗词,不能目之为学。”并说:“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在这一情势之下,临桂派词人不能不于变化改革中,扮演着一种十分矛盾的角色。在两难中,临桂派词人注重于倚声填词自身寻找出路。

首先,在理论上提出重、拙、大口号,为提升词境。

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提出:

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

重,深挚厚重的思想情感;拙,质朴自然,不做作,不雕琢;大,大视野,大襟抱。三者当中,大为核心,而暗含重和拙。

重、拙、大的倡导,建立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是对传统词论的总结和发扬,同时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和改革。

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说:

诗余之“余”,作“赢余”之“余”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故曰诗余。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剩义,则误解此“余”字矣。

对于诗余,多数从乐曲角度立论,以为于朝成之诗,加入和声,是为之词,故作为诗之余解。况周颐以为,词为诗余,并非只是说声音,而是说情文节奏,以为由诗到词,除了将和声填实,体现其赢余之外,其情文节奏,亦有余于诗。这就是说,作为合乐应歌的词,并非只是诗之余,而是一种在情文节奏上,皆有余于诗的诗歌品种。此说正与词人自救革新光大词学的努力和诗界革命的潮流相呼应。

其次,在实践中写新事物,写城市文明转型,在题材上对于歌词创作有所开拓。

临桂词派主将况周颐在词作中较多写新事物、新题材,比如他的《望海潮》(江建霞属题日本女郎小华象)、《霜花腴》(哈园九日同沤尹作。园主人哈同,犹太人)、《醉翁操》(外国银钱,有肖像绝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国女王真像)、《水调歌头》(壬戌六月十一日集海日楼,为寐穸金婚贺。海外国俗结褵五十年为金婚)、《千秋岁》(赠日本涩泽青渊男爵),日本人、犹太人、英国女王都成为况周颐词作抒写对象,外国风俗也成为他吟咏对象。王鹏运在读过法国著名小说《茶花女》之后也作词咏之,题为《调笑转踏》(巴黎马克格尼尔)。外国新鲜事物和外国文学也成为临桂词派词人吟咏对象。

从歌词作的题材以及反映出的民俗传统转型来看,他们是现代的,是革新的,是与新时代俱进的,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的观念,具有开创精神。

另外,词人的词学生涯还出现了职业化的趋向,将写词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这当中不乏临桂派词人。比如况周颐就积极适应当时社会,成为一名职业词人。

况周颐晚年移居上海,迫于生计,卖文为生,在《申报·自由谈》《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国粹学报》上发表词论、词作颇多。况周颐曾自题寓所门联:“吾惟钱是视,民以食为天”。赵尊岳《蕙风词史》有云:“生事日艰”,“鬻文自给”。又据记载:“(况周颐)晚境殊窘,任《新申报》副刊《小申报》编辑。编辑室在三楼。以旧式屋无电梯必须拾级而登。老人以不胜足力遂辞职。乃托叔雍说项于申报主政。日撰《餐樱庑笔记》于副刊“自由谈”上。月博八十金。”此时的况周颐,穷困潦倒,已俨然是一名职业撰稿人。传统的词人逐步转入近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轨道,开始追求民众的认同。

与诗界、文界革命相比,临桂词派改革的方向仍有所不同。临桂词派的改革,不在于歌词的内容之是否政治化,而在于回归文学。临桂词派提倡重、拙、大,提倡尊词体,走的是一条理想化的复兴之路。

但这很难做到,许多问题,临桂派词人至今也没有解决好。这是传统文化转型所处的困境。

(二)坚守传统:文化转型期临桂词派对歌词出路的另一种探索

对于临桂词派词人来说,无论自觉不自觉的改革,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和不正常的感觉。有如论者在分析民国初年《小说月报》所刊诗词时指出:“(王蕴章)对《小说月报》能够吸引并刊登大量诗词,表示出‘风流未歇’的欣慰。‘风流未歇’实际上暗示着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文化焦虑,即对于传统文化消亡的恐惧。对文人来说,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是诗词古文之类,面对欧风美雨的袭击,如何不让诗词‘歇了’,始终是一个困扰人的大问题。”这种焦虑和恐慌,在临桂词派词人身上也是很明显的。

王鹏运《沁园春》二首,感慨歌词不再适合这个现代社会。其一云:

词汝来前,酹汝一杯,汝敬听之。念百年歌哭,谁知我者,千秋沆瀣,若有人兮。芒角撑肠,清寒入骨,底事穷人独坐诗。空中语,问绮情忏否,几度然疑。 玉梅冷缀莓枝,似笑我吟魂荡不支。叹春江花月,竞传宫体,楚山云雨,枉托微词。画虎文章,屠龙事业,凄绝商歌入破时。长安陌,听喧阗箫鼓,良夜何其。

其二云:

词告主人,釂君一觞,吾言滑稽。叹壮夫有志,雕虫岂屑,小言无用,刍狗同嗤。捣麝尘香,赠兰服媚,烟月文章格本低。平生意,便俳优帝畜,臣职奚辞。 无端惊听还疑,道词亦穷人大类诗。笑声偷花外,何关著作,情移笛里,聊寄相思。谁遣方心,自成沓舌,翻讶金荃不入时。今而后,倘相从未已,论少卑之。

二词祭词,其一致辞,谓百年歌哭,谁知我者,创作的这件事,甘苦自知。对于画虎文章,屠龙事业,无须抱有太大寄望。还是于长夜,听听长安道上传来的喧阗箫鼓。其二代词作答,谓壮夫有志,雕虫岂屑,未必小言就派不上用场。作为小歌词,其“穷人”或“达人”的效果,与诗相比其实亦相类同。不过于花外、笛里,聊寄相思而已。不要因为“金荃”的不入时,就将歌词看作“小道”。

对于新时代、新文化,临桂词派既表示颇难适应,其对抗的结果,又往往变成为对于传统的坚守。这种对抗和坚守,具体体现为如下二事:

首先,词籍校勘与重印,为文化传承保留宝贵文献。

王鹏运集合况周颐等人,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汇刻《花间集》《草堂诗余》《蚁术词选》及宋、金、元诸家,包括冯延巳、苏轼、贺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朱淑真以及蔡松年、白朴等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收录潘阆﹑朱敦儒等二十四家﹐刘秉忠、陆文圭等七家﹐共三十一卷﹐附入《四印斋所刻词》。这一大规模的词籍汇刻,遂成为晚清以来汇刻词集﹑词总集的开始,影响极为深远。王鹏运生前对于这一工作亦十分重视。所作《摸鱼子》有云:

莽风尘、雅音寥落,孤怀郁郁谁语。十年铅斩殷勤抱,弦外独寻琴趣。堪叹处。恁拍到红牙,心事粉如许。低徊吊古。试一酹前修,有灵词客,知我断肠否。 文章事,覆瓿代薪朝暮。新声那辨钟缶。怜渠抵死耽佳句,语便惊人何补。君念取。底断谱零缣,留得精神住。伫辛伫苦。且醉上金台,酣歌击筑,杂沓风雨。

歌词调下题称:“以汇刻宋、元人词赠次珊,承赋词报谢,即用原调酬之。”知乃友朋间酬唱之作。次珊,张仲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鹏运集戊戌第一社,次珊为社友之一。汇刻宋、元人词,指四印斋所刻词。十年铅斩,弦外独寻;低徊吊古,一酹前修。这是上片,侧重说刻词事。下片说对于刻词一事的观感。觉得千古文章,只配覆瓿之用;佳句斗不过新声,只能于杂沓风雨当中,酣歌击筑。杂沓风雨,可能有所指。

其次,坚守旧形式,沿用旧词汇,以传统艺术表现方法记述新事物。

况周颐《醉翁操》:

婵媛。苔颜。蓬仙。渺何天。何年。如明镜中惊鸿翩。月娥妆映蟾圆。凝佩环。典到故衫寒。得楚腰掌擎几番。 泛槎怕到,博望愁边。玉容借问,风引神山梦断。冠整花而端妍。鬒亸云而连蜷。东来兰絮缘。西方榛苓篇。此豸秀娟娟。倩谁扶上轻影钱。

歌词附小序,曰:“外国银钱,有肖像绝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国女王真像。”载有女王图像的银钱,全新的事物。但歌词所用意象,如蓬仙、月娥,等等,全是古典的词汇,所说故事,如镜中惊鸿、楚腰掌擎,等等,亦全是古老的故事。如果不看词序,不知本事,或许以为就是吟咏一位美女。

又如,王鹏运《百字令》:

杉湖深处,有小楼一角,面山临水。记得儿时嬉戏惯,长日敲针垂饵。万里羁游,百年老屋,目断遥天翠。寄声三径,旧时松菊存未。 昨夜笠屐婆娑,沿缘溪路迥,柳阴门闭。林壑似闻腾笑剧,百计不如归是。茧缚春蚕,巢怜越鸟,肮脏人间世。焉能郁郁,君看鬓影如此。

歌词小序有云:“天涯久住,颇动故园之思。”歌词记述家乡的山水、家乡的老屋以及儿时的嬉戏地。万里羁游,旧时松菊而今仍存未?表达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以及对于肮脏人间世的不满。谓百计不如归是。

临桂词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继续传统艺术表现方式。这既是对于文化转型期歌词出路的一种探索,也是对于歌词创作传统的一种坚守。笔者曾以粤西词总集《粤西词见》为例,论述过临桂词派寻根的理想。从临桂词派的基本词学观、广西前辈在况周颐词学之路上的重要作用、《粤西词见》的编选宗旨、《粤西词见》的价值取向、《粤西词见》与广西地域文化来论述《粤西词见》的寻根意味。这种寻根,同样也是一种坚守。

(三)变革与坚守:歌词反映现实,适应性的调整

临桂词派的形成及其词学主张,对于传统词学而言,是一种变革,尝试以适应新时代的变革。但临桂派的主张与变革,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与变革,梁启超进行诗界革命,主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重在内容方面的变革,重在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临桂派的主张与变革,重在词体本身以及词的风格的变革。这是词体自身对于物我关系的一种调整。因此,就其自身的地位看,临桂词派倡导“重、拙、大”,不仅奠定了这一词派的词学正宗地位,使得词体在晚清又一次实现了中兴,而且,就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看,临桂词派的这种调整,既是词体自身功能的调整,同时也是文化转型的一种体现。

三 变与不变,在矛盾的漩涡中上下求索

临桂派词人生当晚清、民国之间,处在文化转型之际,其人、其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们抱有救亡图存的理想,满怀忧患意识,为适应新时代,对于歌词的内容和形式,既以各种变而追求不变,又于变当中坚守不变。他们力图令倚声填词这一传统的诗歌样式既用于实践,用于社会,又保持其原有特质。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后,他们坚守住传统歌词的最后一块领地,令其所创立的临桂词派成为中国倚声填词在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个词派,同时,这一词派对于歌词创作反映社会变革所进行的调整,亦成为传统歌词现代转型的开端。这是今天探研文化转型所当记取的事证。

[1]汤一介.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M]//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2]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曾德珪.粤西词载[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

[5]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王鹏运.庚子秋词[M].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7]孙克强.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8] 郑逸梅.人物品藻录初编[M].上海:日新出版社,1946.

[9]张晖.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王娟.粤西词见:临桂词派的寻根之作[M]//词学:第三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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