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并称原因辨析

杜松梅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

温庭筠与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两位诗人，后世言晚唐诗者常温、李并提，至有“温李”的说法，且谓二人诗风相近。如宋人刘克庄《后村集》卷九十九“徐宝之贡士诗”记：“徐君诗……以温李为师。”同书卷一百八十四又记：“温庭筠与李商隐同时齐名，时号‘温李’。二人诗记览精博，才思流丽，其流艳者类徐庚(按：当为“庾”之讹)，其切近者类姚贾。”关注《题石林词》说叶梦得诗“婉丽绰有温李之风”。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三云：“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铁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又以“新声”属“温李”之诗风。明代金圣叹在点评唐诗时说：“世传温、李齐名，如此纤秾之笔，真为不忝义山也。”“纤浓之笔”明指诗言。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谓：“温飞卿与义山齐名，诗体丽密概同，笔径较独酣捷。”也就是说因诗风相近而言“温李”之齐名。至清代，王琦注李白诗集时犹云：“温李朦胧而绮密。”而对李商隐诗之笺注作出颇大贡献的朱鹤龄也说：“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岂徒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与飞卿、柯古争霸一时哉！”不仅以李商隐之诗对举温庭筠，且并提段成式，度朱氏之意，盖受《新唐书》“三十六体”之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评《西昆酬唱集二卷》时曾引冯武序：“元和、大和之际，李义山杰起中原，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调清拔，才藻优裕，为‘西昆三十六体’。”四库馆臣已辨“西昆三十六体”之误：“考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说，无‘西昆’字，亿序是集称取《玉山策府》之名，题曰《西昆酬唱集》，则‘三十六’与‘西昆’各为一事，武乃合而一之，误矣。”但于“三十六体”说之据未有说明，冯序“格调清拔、才藻优裕”八字，当指诗言。

从以上记载可见，就温李诗风相近而言“温李”齐名者历代不绝，至今这种看法仍然占据主流。王国安先生《温飞卿诗集笺注》(前言)中就认为：“温李齐名，主要是他们某些作品风格比较近似。”其中“某些作品”所指显然是诗。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亦云：“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因为此后诗人(包括词人)都是温李的追随者。”范先生虽概举诗词，但李商隐一生未有词作传世，因此，他所说的“温李”齐名仍只就诗而言。再如，陈伯海先生《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文亦以“温李”诗派而目此齐名之称。

虽然自宋以来据诗风相近而属“温李”齐名者不乏人在，但细绎记载较早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温李”并称的原始涵义其实可能并不在诗，而应指二人之文；至于后来的过渡到诗则应当是后世诗人学者在接受温、李诗文时的误解或有意移植。刘学锴先生即云“在晚唐五代，温、李并称之说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之并称兼包其整个文学创作，狭义之并称则专指其骈文”，虽然承认较早的温李齐名根源于骈文，但广、狭之分还是比较笼统，笔者以为在“温李”并称这个问题上应当有更清晰的界说。

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将温、李并提的是皮日休，其《松陵集序》记：“(咸通)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部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凡数编，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俾生参之，未知其孰为之后先也？”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温李”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有了温、李并称的含义；只是他虽然并列温、李，透露了当时人眼中二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或机缘，然细味此言，实看不出有二人诗风相近的意思，也就是说温、李并称在当时并没有后世所谓诗风近似的缘故。其二，这篇序言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温、李并提的说法很早就有了——此序约写于咸通十二年，时距温、李之卒未久，可以推测大约在二人生前就有这种称誉。再者，皮序的“之最”显然就诗歌而言，但这里仍然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温、李生前因骈文而得的并称到了皮日休的时代(“近代”)被“附会”成了诗歌；其二，温、李因骈文而得的并称在其生前就兼及了诗歌，至皮日休的时代自然可指诗歌，而皮序因是为诗集作序，故略文而就诗。由于皮序是较早记录温、李并称的文献，后世论温、李诗者自然会重视这种说法，况且，二人诗在很多方面确有相似处，具备被并举的条件，因此以至后来径自引及而不深究者大有人在。

大约与皮日休同时而稍后，五代裴廷裕的《东观奏记》也是较早提到温、李并称的文献。其文云：“廷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第一次明确使用“温李”这一说法。只是这里仍然没有指出温、李齐名的原因是诗还是文，之所以如此说原因有二：其一，庭筠“词赋诗篇，冠绝一时”，兼指温庭筠的各体文学成就，当然也包括文；其二，“词赋诗篇，冠绝一时”八字与下文“与李商隐齐名”可以不接续而单独成意。这样，“温李”齐名的原因当然也就有指文的可能。

二

在上述两种语焉不详的记载稍后，刘昫的《旧唐书·李商隐传》始较明确地提到文是温、李并称的原因：“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由于在被并称的同时又加入了段成式，还涉及“三十六”的所指，表面看问题变得复杂，但实际上恰好为温、李并称缘于文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

先看《旧唐书》的原意。初叙商隐早习古文，后得令狐楚指点始善今体章奏，又特擅诔奠之辞，以下紧叙其与温、段齐名，号“三十六”，其后又言庭筠文思比商隐清丽，自始至终未有一字及诗。“文思”一词，虽然可以指诗歌的语言、思力安排，但指文章内容、行文安排的理解更好些；且就刘昫原文来说显然更有意脉上的连贯性，也就是说，“时号‘三十六’”五个字恰处中间，无论承上还是启下，它都很有指骈文的可能性。且据上文所论，“三十六”者言外就某文体而言，此“文体”应当即指骈文。

再来说“三十六”的问题。今人尹博《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一文在列举历来关于“三十六”的四种观点后，认为，“‘三十六’是三人长于用典且颇富才学而得之名，这是最大的可能，也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然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简单地说，“用典”当有载体，不能脱离某种文学体式而单言。就文学称誉而言，无论时人给以什么样的称号，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或这些诗人的某种文学体式中异于常人处，他自己或他们共同的风格特色，脱离了这个前提是谈不上特异的评价或比较的。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宋人王应麟在《小学绀珠》卷四《艺文类》中早已有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唐书》用俪偶相夸号‘三十六体’，三人皆行第十六”，后来岑仲勉先生亦同此主张：“因三人俱行十六，故有是称，易言之即‘温、李、段’之绰号耳。”这是最明显也最切实际的，但就《旧唐书》完整或说言外的意思来说，此说还需有所补充：“三十六”者固就三人行第言，但“时号‘三十六’”之前还有两个字——“齐名”，也就是说，以何齐名至有“三十六”之称？盖言之，“时人”概举同行之并以指某文体或文风也，这是它承载的文学之意。

《旧唐书》用“三十六”谓三人齐名，到了北宋欧阳修等人作《新唐书》的时候，又增一字而成“三十六体”。一个“体”字带来诸多问题，后世学者多倾向于认为《旧唐书》原文本无“体”字，如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说：“自《新传》改为‘号三十六体’，添一‘体’字，易指人而指事。”然笔者以为此“体”字绝不是妄加，而是欧阳修等人对《新唐书》刘昫原意的明确表述。“体”者，在这里当指“文字的书写文体、文章的体裁风格”，此“体”字表明了一种“文体”意识，也就是说欧阳修等人认为温、李、段三人的“某种”文体具有相似的风格。此“体”在欧阳修等人眼里即指骈文：“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在字句、文脉上比《旧唐书》更明显——“俱用是相夸”，“是”者，显然指前文提到的“章奏”，亦即骈文。至后来计有功的《唐诗纪事》、陈鸿墀《全唐文纪事》等都继承了这种明确的表述，而明人姚希孟《响玉集》卷七《合刻中晚名家集序》亦云：“唐自李杜、元白以还，而欲镂混沌之须眉，盗渊岳之鐍钥者，必称温李诸子。会昌中李义山与温飞卿、段柯古以藻丽相夸，号‘西昆三十六体’，今‘三十六体’者不尽传，而温李诗盛行于世。”更明确区分其时“三十六体”与“温李”之别。

以上从新、旧《唐书》文意、文脉、后世引论等方面辨析了温、李、段三人齐名之缘于文，再看实际的情形。首先，骈文在晚唐复兴，章奏书檄几乎全部采骈文形式。其次，藩镇幕府在晚唐亦相当兴盛，文人及第后无进援之阶者投身幕府的比比皆是，而进入幕府的一项重要技能就是写得出一手漂亮的骈文，当时称为“时文”。无论是温庭筠还是段成式，都有过在幕经历，而李商隐则更特殊：“在唐代著名诗人中，他是居幕时间最长、诗文创作与幕府生活最密切的大家。”其佐幕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繁重的案牍公务中度过，写作的多是应酬文章。他曾两度编录自己的文集各二十卷，并分别为之作序——大中元年《樊南甲集并序》、大中七年《樊南乙集并序》，却不见他曾编录过诗集，以至存世诗仅三卷而已。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的诗不珍视，而是说在当时，在他生活的那个背景中，他人生的大多时间都倾注在了骈文的写作上，他最为人所知的也往往是那些出类拔萃的文章。早在唐末裴廷裕作《东观奏记》的时候就提到他骈文的成就：“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宋赞宁《宋高僧传》中也说：“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其骈文章奏的声名之高甚至掩盖了诗名。再者，温、李、段三人的文章，排比声律，刻意致思，大量繁复、生僻的用典，整齐、讲究的对偶，雕琢、华丽的词藻，这些骈文写作要素在三人时文中是十分突出的现象，相较于诗，这一特征首先被注意到，况且温、段之间还常以此“相夸”，这就难怪被赋予“三十六”的称号了。

再来说从“三十六”一语佐证温、李并称的原因是文。表面看“温李”与“三十六”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其实是同一所指的两种相近表述而已。也就是说，大约温、李相交在前，如前所述，基于二人骈文的突出成就或特征的“温李”并称到后来又加入了一个段成式，由于三人俱行十六，且段之骈文亦用典繁缛、雕琢，与温、李有似，时人遂并三人而有“三十六”之称。“三十六”这种“戏笔式”的提法可能更常为人提起，因之流播更广，而被史家径自录入史册，而未用“温李”的“时号”(“三十六”“温李”都应当是他们生前的称号，至刘昫作史书的时候既知“三十六”，不可能没听过“温李”之说)，大约即知二称同意，或至少所指有交叉，故以“三十六”概之。

但应当看到，段成式无论诗、文都难与温、李比肩，因此也就只剩下一个温庭筠，尚可与李商隐相较；加之温、李诗确有相近，二人之间且有交谊，因之，撇开段成式，“温李”并称的说法在后世论晚唐诗者那里自然更受重视，久而久之，失去当时的背景，“温李”齐名并称的含义遂略文而入诗了。其实，在当时，就诗而言，常与李商隐并提的诗人是李贺与杜牧，而不是温庭筠，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有述。

三

继刘昫之后出现的温、李并提的记载主要有：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条：“(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李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九：“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相关文字已于上引)；王谠《唐语林》卷七：“温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文章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范温《潜溪诗眼》：“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从以上引文可见，《唐摭言》《北梦琐言》《太平广记》与上引《东观奏记》的说法极似，可视为一个系统，应是沿裴廷裕的说法而来，未明确区分温、李并称就诗还是文；也正因此，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说，这些笔记小说的记载其实和《唐语林》一样，都是从最初的说法(即温、李并称原因在文)流传下来，只不过《唐语林》说得明确，其它诸家“一言以蔽之”了。

在上述几种记载中，值得玩味的是王谠、范温二家。王谠继刘昫、欧阳修等人之后再次明确提到“温李”并称在于他们的“文章”(骈文)。《唐语林》一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可见此书史料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其所记“温李”相关内容可能本于刘昫或欧阳修或其它佚著，不论何种情况，总之，它为“温李”并称首因骈文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

其次，范温之说亦值得重视。其《潜溪诗眼》可谓明确标举了温、李在诗歌上的并称，不仅如此，他还比较了二家诗之不同：巧丽与高情远意之别。范温颇赏义山诗，其所著《潜溪诗眼》有不少篇幅谈到其诗，上引范文出现的背景就是在评义山一系列诗句之后。细绎此段文字可知，他不满于世人对义山诗“巧丽”的评价，而认为其诗在看似“巧丽”的表象下自有“高情远意”，只可惜“俗学”不识。这里当然明确提到温、李齐名的原因——相近的诗风，但是，问题在于既然范温看得出李商隐诗的“高情远意”与温庭筠的“巧丽”不同，在他们二人生活的时代，至于时人温、李齐名(如若是因诗的话)的评价，作为当事人的李商隐难道会不知吗？再者，因此原因而齐名并称，撇开两位诗人不说，当时人眼中的温、李诗风即是如此吗？换句话，岂不是说给出这种评价的时人非“俗学”而何？要看到，范温的时代毕竟已到宋，去二诗人之卒均已百余年，其间温、李的诗、文都经历了各自艰难的接受命运，当时的历史不可再复，随历史而遗留的一句笼统模糊的话其涵义也就可能经历了翻覆的变化。当我们再来解读范温这段话的时候，无论他是否误解了“与温庭筠齐名”的原始含义——即将原本就文而言的温、李并称移植到指诗，这可能是后世学者们以自己所处时代的背景去解读“历史”，也可能是他们有意识的“引申”，事实上，自范论一出，才算真正明确宣示了“温李”并称的原因在于二人相近的诗风，它的意义之一即在于此。而实际上，范温的本意却是欲驳斥这种所谓诗风相近的评价。再到南宋时胡仔作《苕溪渔隐丛话》的时候就整段引了范温这段话，除了反映胡仔同意范温的说法之外，范、胡二家之说还向我们透露了到他们的时代，“温李”并称已经进入到诗歌的层面，或说完全不再及骈文的因素。

四

上文中提及，或作为一个反证，实际上，就诗而言，相较于温庭筠，在唐末至宋与李商隐并提的诗人更为常见的是李贺与杜牧。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即云：“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举李贺、孟郊、李商隐三家以明诗人穷困。《新唐书·文艺传序》载：“唐有天下三百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黄裳《演山集》卷二十一：“其谲怪奇迈，庶几贺、牧、商隐辈间见，风思飘逸绝尘不可追及，有谪仙之遗风。”范温《潜溪诗眼》：“殷潜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惟义山诗云……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隐之徒，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同书：“(李商隐)‘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杜牧之《华清宫三十韵》，铿锵飞动，极叙事之工，然意则不及此也。”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唐人以诗名家者甚多，独以李长吉、李义山、杜牧之为诡谲怪奇之作。”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其另一条记载：“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这些评价或言三人(李商隐、李贺、杜牧)诗谲怪诡奇，或说杜、李喜言闺帏事，或说杜牧诗不及李商隐之高情远意，都各自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三家诗。显然，上引文论无论高扬、贬抑都明确提到各自讨论的文体在诗，且有很突出的比较意识，而不是像某些记载在“温李”齐名并称这个问题上的笼统、模糊之笔。

五

既然“温李”并称有源于诗一说，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温、李诗的差异，釐清它们不具备的“可并称性”。

文章在开头部分引到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里的一段话，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范先生虽然在论到“温李”时主要以诗风概之，但其“在晚唐，李商隐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温庭筠是新趋势的发扬者”一语，却在客观上为我们解读“温李齐名”提供了一个视角。“旧传统的结束者”与“新趋势的发扬者”是两个对举的概念，涵盖的内容很多，它至少包括这些层面：就诗歌而言，李商隐是晚唐中国传统诗歌之集大成者，而温庭筠则有典型的晚唐风调。就文学整体创作而言，李商隐走的是传统道路，近儒家杜甫、韩愈一派，观其早年不喜时文，专尚古文写作可见一斑；而温庭筠，就一种新体裁的开创而言，则他对词的发展实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李商隐却一生未见有涉足词作之迹。再者，就二人生活态度、性情为人来说，概言之，李商隐虽多次佐幕，与歌妓乐女时有接触，然其常能洁身自好，赏而不近，观而不昵，绝非浮薄贪欲之辈；而庭筠性格倨傲，好讽刺权贵，又放荡不羁，纵酒放浪，虽二人有交，然性情为人实不同。可见，“新旧”一语兼就多方面情况，非止诗风一端；但若单举诗歌，可以说这是大相径庭的两个诗人，两种诗风，不过因为温、李诗在晚唐都达到了很高成就——“晚唐诗人温李称首，其余诗人都不能和他们比高下”，才有齐名之说，但这与因诗或因诗风相似而并举有很大不同。而且，细思这句话，联系皮日休“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二人文学成就在当时达到了最高，因之，温李并称或者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专指哪一方面而言的问题。

对温、李均深有研究的刘学锴先生在《温庭筠传论》一书中曾有专章论“温李之异”。概言之，刘学锴先生认为温、李诗之别在于：李诗善写秋色、以表现悲秋意绪，温诗多绘春景、其基调常为欢愉；李商隐对时代、人生有深刻的忧虑、悲观情绪，温庭筠则常于诗中表现积极、乐观情怀、愤激情绪；李诗偏于秾丽，温诗则显清丽之貌；李诗内蕴深厚，温诗则清浅得多。

如果说以上是随着现代研究的深入而对二人诗风作出的深刻、微细解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从唐五代以至清对温、李诗风差异的讨论。

对李商隐诗歌的最初评价多着眼于其诗用字用典的僻涩、繁复，是李贺“瑰迈奇古”一流。而黄裳更在《陈商老诗集序》中提到：“其谲怪奇迈，庶几贺、牧、商隐辈间见，风思飘逸绝尘不可追及，有谪仙之遗风。”则他认为李商隐诗在“谲怪奇迈”之外也包含了“风思飘逸绝尘”的意味。且不说当时类似“谲怪”的诗评未尝及于庭筠，就是“风思飘逸”也与庭筠诗相差太远。

宋代对李商隐诗评论最多的是谓其诗学杜甫，如《蔡宽夫诗话》“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风月堂诗话》卷下：“李义山拟老杜诗云……真是老杜语也。其他句……，置杜集中亦无愧矣。”其次，对义山诗的评价亦常用“健丽”“风骨”之类词，如范温《潜溪诗眼》：“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深稳健丽。”但这些评价却几乎从未及于温诗。又，李弥逊《筠溪集》卷二十二云：“自风雅之变……其他旁门异派，如沈、宋、韩、柳、贺、白、韦应物、刘禹锡、李商隐、杜牧、张籍、卢仝、韩偓、温庭筠之流，其精深、雄健、闲淡、放逸、绮丽、软美、变怪，各自为家。”(《舍人林公时旉集句后序》)也不将温、李置于同一类诗风。再者，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评温庭筠《商山早行》诗语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后来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对庭筠《卢氏池上遇雨赠同游者》一诗又这样评价道：“清不减贾，润更过之。”欧、贺二家评语实际上道出了庭筠诗善于写景，具有“即目”“直寻”(钟嵘《诗品序》)的一大特点，而这正是向以“秾丽”著称的李商隐诗相对薄弱的。

从以上诗论可见，对温李诗风的差异早在宋初就已有不少人道及，并非后来的新创；另一方面，从宋代开始温李并称专指诗歌，正是在这个由文到诗的转变过程中开始了大量关于温李诗风相似或相反的讨论。

再看明人的评价。陆时雍《唐诗镜》卷五一：“温庭筠诗如浪蕊浮花，初无根蒂，丽而浮者，伤其质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温诗)轻艳”，卷三十二：“(李商隐)深僻”。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庭筠五言律有六朝体，酷相类。七言入录者调多清逸，语多闲婉，在晚唐另为一种……与义山相反者也。”或谓其诗无骨，或明标其诗风与李商隐绝不相类。

至清代，对温李的研究更加深入，二人绝大多数诗注本也是在清代完成的。纪昀《瀛奎律髓刊误》：“义山诗感事托讽，运意深曲，佳处往往逼杜，非飞卿所可比肩。”又云：“义山殊有气骨，非《西昆》之比。”(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引)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论诗之厚薄云：“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温李并称，自今古皮相语。飞卿一钟馗傅粉耳。义山风骨千不得一。”又，王礼培《小招隐馆谈艺录初编》卷一：“温飞卿宛曲秾丽，诸体匀称，乐府影响齐梁，律体善于结束，有余不尽。由其出笔松泄，与义山绝异。”虽然大都对温诗贬抑过甚，但也庶几道出了其诗特点，及其与李商隐诗的本质差别。

总结说来，温、李诗风无论在当时与后世人眼里都是有差别的，退一步讲，即使温李并称源于诗或诗风相近，这种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表述不明确的比较评论。到了宋代，温李并称原因逐渐由文演化到诗，至范温始明确宣告这种演化的最终定型；但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温李诗风差异的讨论却从未断绝，一直延续至今。

结语

总而言之，由于早期文献材料记载的语焉不详，遂使“温李”并称之因成为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易索解；其次，由于温、李诗文本身都存在并称的条件和可能，更使这个问题存在诸多麻烦，以致后世诗人学者从这个角度解读，遂致误解。但是，尽管众说纷纭，通过比较较早的一些文献记载，笔者以为最初的“温李”齐名并称其因在文。因就史实来说，二人骈文在当时都排比声律，刻意致思，都有大量繁复、生僻的用典，整齐、讲究的对偶，雕琢、华丽的词藻，这些骈文要素即使在骈文颇盛的晚唐也很迥出；而虽然二人诗歌也很特出，但当时人对其文的关注显然过于诗，且评价也较高。至于后来在诗歌上的“温李”并称则主要是后世诗人学者在接受上的问题了，且即使在二人生前这种齐名并称的涵义就兼及了诗歌，也应是在骈文基础上的增意而非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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