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汉简《诗经》S001与《卷耳》新证

孙海龙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卷耳》全诗四章，每章四句，为方便讨论，录全诗如下：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一 诗旨异说分析与相关疑问的提出

《卷耳》这首诗并不长，但其中的问题并不少。无论训诂还是诗旨都有很多异说，下面简要地进行分析。汉代有两种说法。鲁诗：“思古君子观贤人，置之列位也。”毛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对比两者，其共同点是都提到了“贤”，可见鲁、毛都把此诗定位在周代贵族阶层，与国家用人选才相关，而且也都抓住“嗟我怀人”一句，将主旨统一在“思贤”的框架之下，这也符合汉代的诗学观念。而鲁、毛的不同有两个方面，第一，同是“思贤”但二者的视角不同。鲁诗“官贤”指的是：臣下思古贤人能各得其行列，这在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里有详论。而毛诗“求贤”指的是：后妃体恤臣下勤劳而思贤至忧。二者的人称不同。其原因是对诗中“我”这个人称代词的理解不同，鲁诗认为这个“我”是臣下，而毛序以为是后妃。第二，鲁诗除了涉及第一章之外，二、三、四章均未涉及。而毛诗则提到了“臣下之勤劳”与“至于忧勤”这两点对应的是二、三、四章。但是二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足。鲁诗显然用的是引诗证事的方法，与诗本意相差太大。而毛序的不足之处在于从诗文本身看并没有提及“后妃”，再则即使涉及二、三、四章也非常笼统且不清楚。毛传虽然也提到“官贤”但只是引用了一句，基本侧重在字的训诂上，对其它的问题也没做清楚的说明。全面阐发诗的主要内容的则是郑玄的《毛诗笺》和孔颖达的《毛诗正义》。1.人称问题。毛诗认为“我”指代是“后妃”，这便与后三章的“我马”“我仆”相矛盾，也无法解释“陟砠”等一系列描写。而郑笺把“我”分别解不同人，孔疏又加以调和融通：“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笺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诗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2.解释了诗的具体内容。郑笺把“勤劳”之事解为“臣以兵役之事行出，离其列位，身勤劳于山险，而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又进一步认为“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当设飨燕之礼，与之饮酒以劳之，我则以是不复长忧思也”。可见郑笺把“酌彼金罍(兕觥)”理解为兵役功成后返回与之饮酒以劳之。这样的理解看似可以贯通全诗，但细读之便发现其中有很多疑点。首先，郑笺随意地把“我”这个人称代词解为不同的人，没有任何凭据，也使得全诗显得支离破碎。其次，兵役本就是臣下应尽之责，功成后更是应该庆贺之事，这与二、三章对马病及伤怀等意境的描写十分不符。再则，“马”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也没说清楚，作为高级官吏出征或聘问，也不必要去特意描写仆病和马病以证明其劳苦。所以郑笺和孔疏对诗旨的理解仍不能令人信服。对诗旨提出不同看法的是朱熹，《诗集传》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可见朱子以为所思之人不再是“贤臣”而是“君子”。但这种理解还是没有脱离“思念”的主题，而且“后妃”之说也受到后世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代的方玉润。他在《诗经原始》里说：“故愚谓此诗是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方氏主张以文学来解诗，故而驳斥了“后妃”之说。而这种说法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就是，“金罍”“兕觥”这样贵重的青铜礼器不可能用于民间行役之人。现当代学者绝大多数不出“思贤”或“思夫”这一框架，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方法和出土文献等新材料加以融合补充。当然也有跳出这一框架的论述，于茀在《〈诗经·卷耳〉与上古陟神礼》中认为《卷耳》与上古陟神礼有关。这个观点很有新意，但其中亦有很多疑点。作者引的传世文献证据似乎都很难理解为“陟神礼”，并且只凭《卷耳》中有一个“陟”字就联系到“陟神”又似乎过于牵强，亦没有贯通全诗。晁福林《诗经〈卷耳〉再认识——上博简〈诗论〉第29简的一个启示》一文，结合新出土的楚简《孔子诗论》阐明了对《卷耳》诗旨理解不同的原因是求原创义与求整编义的不同而造成的，侧重社会思想层面。除上面所论之外，还有孙作云等学者提出的错简说，认为第一章与后三章为两诗，古来错简成一诗，这说法也不能完全忽视。

通过总结以往对此诗的种种解读，或存在矛盾，或流于片面，没有充分地解答全诗存在的许多疑问：诗中的“金罍”和“兕觥”到底有何功用？诗中描写的“马”又有何作用？而马疲病与人伤怀是何关系？诗中的“我”能否统一？如果这些疑问不作全面的回答，就不能明了全诗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比较客观的名物入手，试对上述疑问作解答，贯通全诗。

二 释“金罍”“兕觥”

1.“金罍”。“我姑酌彼金罍”毛传：“人君黄金罍。”孔疏：“此无文也，故《异义·罍制》：‘《韩诗说》：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诗说》：‘金罍，酒器也，诸臣之所酢。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金饰龟目，盖刻为云雷之象。’谨案《韩诗说》‘天子以玉’经无明文。谓之罍者，取象云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诸侯之所酢。’注云：‘罍亦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言‘刻画’，则用木矣。故《礼图》依制度云：‘刻木为之。’《韩诗说》言：‘士以梓。’士无饰言其木体则以上同用梓而加饰耳。《毛说》言‘大一硕’，《礼图》亦云‘大一斛’，则大小之制，尊卑同也。虽尊卑饰异，皆得画云雷之形，以其名罍，取于云雷故也。《毛诗说》：‘诸臣之所酢’与《周礼》文同，则‘人君黄金罍’，谓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风，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通过这一段孔疏对金罍的考释可知，“罍”是一种酒器，罍上刻有云雷样式的花纹，但孔疏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器物本身之上，而是在辩证金罍为何人所用。首先，“罍”的确是酒器。但酒器也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小雅·蓼莪》：“矣瓶之罄，维罍之耻。”毛传：“瓶小而罍大。”又《尔雅·释器》郭璞注：“罍形似壶，大者受一斛。”可知“罍”是大型的盛酒器。再则毛传说“金罍”是“黄金罍”，其实“金”在周代指的是青铜，“金罍”就是青铜罍。这一点更可以从出土文物的罍可以看出来。

而且由孔疏引这一段来看，各种文献所记“金罍”所用之人，或天子、或诸侯、或大夫，莫衷一是。根据实际出土的青铜罍也可知，单单凭借花纹和样式很难作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天子、诸侯，还是大夫，使用“金罍”这样的贵重青铜器所用之人应为周代的上层贵族。在《卷耳》这首诗里历代对其注释解读都只说其为“酒器”，但作为重要礼器的“罍”不仅仅是酒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是“祭器”。《大雅·泂酌》：“可以濯罍”毛传：“罍，祭器。”又《周礼·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又《仪礼·少牢馈食礼》：“司宫设罍水于洗东。”由此充分可证“罍”不仅可以作为于饮宴时的酒器，它还是用于祭祀的祭器，并且不但可盛酒也可以盛水。

2.“兕觥”。兕觥的问题很复杂。“我姑酌彼兕觥”毛传：“兕觥，角爵也。”郑笺：“觥，罚爵也。飨燕所以有之者，礼自立司正之后，旅酬必有醉而失礼者，罚之亦所以为乐。”由此，毛传以为“觥”是一种似爵的饮酒器。而郑笺在毛传的基础上又补充说明其功用是在飨燕典礼上对失礼之人进行罚酒。《说文》：“觵(觥)，兕牛角，可以饮者也。”这还是说明其为饮酒器。但是近现代学者根据实物或考古文物提出了不同意见。王国维《说觥》一文就认为上面的盖是牛头形的才是觥，无盖的为匜。而对于王国维的说法，容庚又根据出土文物加以驳正，并提出觥为盛酒器。《商周彝器通考》：“然余尚有疑问者，则‘守宫作父辛觥’中藏一勺，则此类器乃盛酒之器而非饮酒之器，与‘称彼兕觥’及罚酒之义不合。”据实际出土的“守宫觥”(《商周彝器通考》图685)来说，觥的里边有勺(或称小斗)，而且体内有隔层，分两室，这就更可以说明其为盛酒器。朱凤瀚又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觥进行非常详细的考辨，结论也是：“觥为盛酒器。”因此从出土的觥来看，有如此大的口不太适于饮酒，作为盛酒器的可能性非常大。至于觥到底是盛酒器还是饮酒器，又有调合说。钱玄《三礼通论》：“兕觥是饮酒器中容量最大的，有谓五升七升，所以有人以为兕觥是饮器兼盛酒之器。”总之，现在看来兕觥可以作为盛酒器，也可能作为饮酒器。其次，再从功能角度来看。孔疏在疏解郑笺时非常详细地考辨了“觥”为“罚爵”的功用，孔疏所引的文献内容非常之多，明文指出其有“罚”这个功用的是《周礼》中的《地官·闾胥》中“凡事，掌其比、觥、挞罚之事”与《春官·小胥》中“觥其不敬者”。郑玄是礼学大宗，著有《三礼注》。因此这里的郑笺谓“罚”义就是本《周礼》而来，而容庚先生则根据出土文物谓“与罚酒之义不合”。所以，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看《诗经》本身。《诗经》中“兕觥”一词出现过四次：

《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豳风·七月》：“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周颂·丝衣》：“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其实“兕觥”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也只出现五次，而《左传》中出现的那一次，也是引诗而来，那说明先秦文献中“兕觥”只出现在《诗经》中，其他文献只是说“觥”而不说“兕觥”，这又增加了一种可能性。那以《诗经》中出现的这四个“兕觥”来看，没有一个是当“罚酒”来解的。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豳风·七月》和《周颂·丝衣》这两首诗。《丝衣》是一首周王祭祀诗，诗中出现了“鼐”、“鼎”、“鼒”和“兕觥”，这一组青铜也都应是上层贵族祭祀相关的礼器。“不吴不敖”这句诗的意思是不喧哗不傲慢，这描写的庄严肃穆的祭祀场面，与饮宴罚酒的热烈场面也大相径庭，而且从出土文物的角度来看，兕觥作盛酒器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可以推想这里的“兕觥”的功用可能是盛香酒(郁鬯)以降神。而《七月》里“献羔祭韭”就指的就是杀羊献祭仪式。而“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的“兕觥”则同样可理解为与杀羊祭祀相关的礼器。之所以要特别注重这两首诗，是因为《七月》和《周颂》一直是先秦研究者公认的史料价值最高、最为真实可信、证据力最强的材料之一。而反观《周礼》从汉代开始就一直备受质疑，当下研究者多数也认为其成书较晚。但是随着“走出疑古思潮”的不断发展和考古证据的不断出现，又逐渐承认《周礼》成书虽晚，但其中的“礼典”(礼书中的礼制)不一定很晚。因此，本文基于不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文献和证据的前提下，列出了以下四种情况：

(1)“兕觥”本身就有多功能的用途。既可用于祭祀，又可作为飨宴礼的罚酒之器。(2)“觥”的功用，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开始可用于祭祀，后来慢慢演化为饮宴罚酒器。(3)由上文“兕觥”只出现在《诗经》里，且《周礼》中都作“觵”而不作“觥”，那是否可以推想“兕觥”与“觵”本来就是形制和功能不尽相同的两种礼器，只是人们在使用或后世学者定名时产生了混同。(4)某些祭礼的整个过程本身就带有典礼饮宴，也就是说，饮宴也是祭礼的一部分，故而需要作为酒器的兕觥，那兕觥同时有了祭祀相关的用途。

其实这四种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只是这四情况都可以打通《诗经》与《周礼》记载的不合，而本文不再对这四种情况加以细考或是做过多的推测。无论哪种情况而言，本文只要以最有史料价值、最真实可信、证据力最强的《豳风·七月》和《周颂·丝衣》为依据，“兕觥”作为祭祀所用的礼器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论，“金罍”和“兕觥”都是周代制作考究的青铜礼器，所用之人应该周代上层贵族，不仅可以作为饮宴时的酒器，也可以作为祭祀所用的盛酒器或盛水器。

三 释“我马瘏矣”

以上考释了《卷耳》中的两种青铜礼器的基本功用，但是单单凭这两种青铜礼器，并不能贯通全诗，上述的诸多疑问也不能仅凭此而得到解决。但是以名物来推诗旨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名物比较客观，反而事先设定一种诗旨再去随意解释名物则显得太过主观，甚至产生误解。《卷耳》这首诗中的名物，前辈学者最为重视的当然是“卷耳”，但是很难坐实且附会太多的经义。而对于后三章，往往只注意到这两件青铜器，而且随既成的诗旨只将其视为酒器。其实《卷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物，就是诗中提到的“马”。毛郑没有直接注释“马”，而是对“虺隤”“玄黄”“瘏”这三个词作了解释，都理解为马病、马疲之义。那以下就对诗中的“马”作分析。

首先，诗中的“马”不可能是牧马和养马。因为这根本不是上层贵族的工作，牧马也需在牧场，与本诗的地点不合，且太过于臆测。同时也不可能是旅行所骑之马。从断代上说，《卷耳》有多种说法，但最迟的也在西周末，更可能的是西周中前期。而西周和春秋的贵族一般都是乘车，而不是骑马。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然古人不骑马，故但经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诗经》和《左传》中提到的“乘马”也都是“乘车”之义。其实从文化史上讲，西周时也不一定完全没有骑马，但是西周和春秋时的战争主力都是车兵，战斗也是以车战为主，真正的骑兵是要战国时期才出现。《周礼·地官·保氏》里讲到周代贵族所学“六艺”当中的“驭”，指的也是驾车。并且从《卷耳》这首诗里也根本看不出来为何要骑马，更不可能疏通全诗，因此，“马”不能解为所骑之马。其实历代学者都认为这里的“马”，指的就是“车”，故而把“我仆痡矣”的“仆”解为车仆或是车夫。这样解从“马”这个单字上可以说通，但结合诗句来看，却有很多疑点。“陟彼崔嵬”毛传：“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崔嵬之高而不平者为土山戴石者矣。”又《小雅·谷风》之“维山崔嵬”毛传：“崔嵬，山巅也。”陈奂《诗毛氏传疏》：“崔嵬者，是山颠巉岩之状。”“陟彼高岗”毛传：“山脊曰岗。”《尔雅·释山》：“山脊，冈。”郭璞注：“谓山长脊。”由此可见诗里描写的地形是接近高山山巅的山脊，不仅陡峭而且多石不平坦。周代的车一般都是独辀马车，这种车的特点是驾车的马在两匹以上，乘车人一般是立乘，采用的是轭靷式系驾法。因此想要熟练地驾车难度很高，必须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方可。这也正是“驭”列入周代贵族“六艺”必修课的原因之一。贵族出行和战争所用之车一般都是“轻车”，轻车的速度快适于战斗和旅行，但其稳定性不如后世的双辕马车。从出土的车看，为了增加其性能，车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车辐逐渐增多。一般的车的车舆(车箱)较浅，人又要立乘，为防车行驶时过于颠簸而无法正常驾驶，导致翻车，车底都要编革带，起的就是减震功能。而且还要添加配件以增加其稳定性。孙机《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一文引《秦风·小戎》云：“文茵畅毂。”毛传“畅毂，长毂也”后说：“畅毂延长了轮对轴的支撑面，行车时可更加平稳而避免倾覆。”而且先秦文献记载中，大规模的车战也主要发生在平原上。因此，驾这种独辀马车攀这种既陡峭又多石不平的高山山脊，不仅不常见而且极容易翻车。《周礼·考工记》：“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意思就是：车轮做的过低，对于马就像常常爬坡一样难。可见当时车马爬坡是很因难的事。现在普遍认为《考工记》作于战国时，车制也反映的是战国时的车制，后来才补入《周礼》。这说明战国时的车爬普通的坡尚且较难，何况是西周时期的车，而且还要爬如此险峻的高山山脊，这与常理不合。退一步讲，即便是能爬，但从上下文的关系看，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如果是战争胜利或是聘问归来，那应该走官道，起码也应该是平坦大路，去刻意地驾车攀高山很难说通。再则如果是兵役，那马病或马疲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不能表现其“勤劳”，以此来解释“不永伤”“不永怀”“何吁”也很牵强。所以，诗中的“马”解为以上几种都有些问题。今本似乎无法解释这些疑点，而出土文献却提供了新思路。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诗经》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虽然是残缺得很厉害，但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第一简为：“□诶，我马屠诶，我。”这句话，正是《卷耳》第四章的前两句，今本作：“陟彼砠矣，我马瘏矣”。《阜诗》的整理者 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异文初探》云：“屠，毛‘瘏’，《毛诗释文》云：‘瘏，本又作屠，非。’是古本《毛诗》亦有作‘屠’者。《尔雅释文》：‘瘏，音徒，《诗》作屠。’陈乔枞谓《鲁诗》‘瘏’作‘屠’，古文通假。”虽然《毛诗释文》和《尔雅释文》已经提到“瘏”作“屠”，但并不清楚其年代。而《阜诗》的下限是公元前165年，而其写成时间可能更早。这就为古本作“屠”提供一定的依据。“屠”“瘏”二字通假，研究者皆无异义。但仅仅凭两个字的音近同，就以为其通假，而不去分别考察两字所在诗句之义及其对诗旨的影响，明显有盲目通假的嫌疑。而反观“瘏”字在这句诗中亦有疑点。《说文》：“瘏，病也。”(《毛传》《尔雅》同)但是“瘏”训为“病”，这个“病”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皆是形容“人病”而非“马病”。比如《诗经·鸱鸮》中的“予口卒瘏”，《楚辞·九叹》中的“躬劬劳而瘏悴”，都是用来形容人的疲病。其次，从诗句的对应关系来看，二、三章对应齐整，可以对应释训。但四章中每句四字且都是前三字加虚词“矣”，二、三章与四章的字数和句式都不同，不能形成对应对关系，也根本不能认为四章的“马□”是马病之义。所以，作“瘏”可能有些疑点。以下试以“屠”贯通全诗。

“我马屠”即是“我屠马”，是为应韵而倒文，这种情况在《诗经》中非常常见。比如《小雅·节南山》云：“民具尔瞻。”“尔瞻”是“瞻尔”的倒文。《小雅·巷伯》云：“既其女迁。”“迁女”是“女迁”的倒文。《说文》：“屠，刳也。”又云：“刳，判也。”在这里“屠马”的意思就是“杀马”，《周礼·夏官·校人》：“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郑注：“四海，犹四方也。王巡守，过大山川，则有杀驹以祈沈礼与？《玉人职》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马之礼。”贾疏：“谓王行所过山川，设祭礼之然后去，则杀黄驹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黄，故用黄驹也。”由此可见，祭祀山川正当以马为牺牲。《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孙诒让：“江永云：‘马牲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丧祭谴奠用之，将祭祀则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颁之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可见马牲非常珍贵，只有祭山川和天子丧礼时才能用。马牲不只是“黄驹”，周人尚赤，多用红马。《礼记·檀弓上》：“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郑注：“骍，赤类。”骍就是红色的马。因此，“我马屠矣”就是杀马以祭祀山川的意思。这也可以解释诗中为何要描写山的险和马的病，因为这里的“山”不是普通的小山，而是要祭祀的名山，只不过所登之处不一定是主峰，是便利于设坛进行望祭礼之地；“马”不是普通的马，而是用来祭祀的珍贵马牲，因而“马病”才能引起下文“伤”“怀”“吁”。杀马的方式就是上面提到的“祈沈”，孙诒让考证为“貍沈”，也就是把马埋于山或沉于水以祭祀山川。而祭祀山川亦要用“祼礼”，《冬官·玉人》：“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郑注：“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则用灌焉。……其祈沈以马，宗祝亦执勺以先之。”“灌”即是“祼”，就是舀酒灌地以祭，“宗祝”孙诒让考证为“大祝”。而“执勺以先之”就是在大祝在杀马之前用勺舀酒行祼礼。因此，要进行祼礼就必须有相关的礼器，而上文提到“金罍”和“兕觥”正是可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舀酒行祼礼很可能就是直接用到金罍，而兕觥则可能如上文所论盛香酒以降山神。但并不是说行祼礼一定要用这两种礼器，两者可能在祭祀中各有别的功用。按上文“设罍水”的作用是供祭祀人员盥手，可视为祼礼之前的一系列准备。而在祼礼当中或之后，可能有饮酒仪式用到兕觥，也可能望祭礼中直接用金罍进行祼礼。因为文献中没直接涉及，而且礼典的变化很复杂，很难说清。总之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依《玉人职》而将两种礼器理解为与祼礼相连，从而突出祼礼。那再看“我姑酌彼金罍”中的“酌”字，就不能训为饮，而应训为舀。《春官·司尊彝》郑注：“祼，谓以圭瓒酌郁鬯。”这里的“酌”就是舀取之义。而“我仆痡矣”的“仆”，就不是车夫，可能是《周礼·夏官》中提到的“大仆”：“大仆……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郑注：“牲事，杀、割、匕载之属。”也就是在祭祀中协助王做杀牲等工作。这里的“杀牲”历代注疏中并没有提到望祭礼。但依常理来推断，埋马和沉马都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也必须有诸如祭仆这样的人协助才能完成。全诗中的“我”这个人称代词，也可以得到统一，指的就是诸如大祝一类的主祭官员。最后，再看第一章“怀人”，指的就是“心怀君子”之义，因为大祝一类的主祭者是为君子而祭。但是这个君子，不一定非得是天子，因为诸侯卿大夫也可以祭祀自己封邑内的名山大川。而像“卷耳”“周行”这样素来难解的词，无论如何作解也无碍诗旨。另外，上文提到的错简如果真的存在，也不与本文的结论相矛盾，因为本文以后三章来立论，第一章不影响全诗的核心内容。以上对诗中字词、名物和相关问题作了训释，再对诗的主要内容加以贯通：一章为望祭名山途中采卷耳、置周行，并心怀君子。二、三、四章为祭祀过程，大意为登上所祀名山，进行祼礼和祈沉礼等祭礼仪式，祭马已疲病，而助祭之仆又生病，主祭人亦有伤怀之感。

总结：本文结合阜阳汉简《诗经》第一简，对《卷耳》的主要内容加以重释，认为《卷耳》这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大祝之类的主祭者的口吻，来描写周代天子或诸侯卿大夫进行望祭礼的经过。简言之，《卷耳》是一首周代上层贵族祭祀山川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