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沧浪诗话》与诗歌教育之关系

张 伟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 ，广东 珠海 519000]

宋元时期《沧浪诗话》被当作诗法论著在通俗诗学领域流行。现在该书通常被视为宋代诗学批评的代表性著作，除极少数论著中提到《沧浪诗话》具有诗歌教育的性质之外，鲜有人从这一视角来理解和解释这部著作。本文从言说对象、体例安排分析严羽主观上具有通过《沧浪诗话》教人作诗的自觉意识，从后世的诗法对《沧浪诗话》的尊崇和袭用来分析客观效果，通过对《沧浪诗话》文本的细读和对后世影响的分析，考察《沧浪诗话》与诗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 言说对象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屡次提到“学者”“学诗者”。从《诗辨》篇的语境看，“学者”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诗学风尚的引领者，如王禹偁、杨亿、刘筠、盛度、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四灵等人；一是特指学诗者。若将“学者”理解为诗学风尚的引领者当然没有问题，但从学诗者的角度来理解《沧浪诗话》的创作初衷，或许更接近严羽的本意。

《诗辨》开篇即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此处言说对象是学诗者，言说内容则是谆谆告诫“入门”法则。“故曰”引禅宗话头“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师”是指模仿的对象，具体来说，是严羽所推重的汉魏晋盛唐诗人；而叙述者严羽本人，亦在无形中充当了“师”的角色。在本书中，严羽正是以“师”的身份引导着他假想的言说对象——诗歌的初学者——走向入门之路，为其导夫先路。

严羽对于学诗者倾注了诸多关注。《诗辨》:“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这里的“学者”显然是指学诗者，告诫学诗当以识为主。《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这是从趋避的角度谈；“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是从学诗过程来谈；《诗体》：“有一字至七字”，自注云：“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为法，故不列于此也”，这是从体裁的角度谈；《诗体》“有四声，有八病”，自注云：“四声设于周颙，八病严于沈约。八病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之辨。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这是从声律的角度来看。以上分析可知，严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谈学诗，为学诗者提供了方便法门。

严羽自称“参诗精子”，有“金刚眼睛，不眩于旁门小法”。他最得意的是善于辨家数、辨体制:“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惟辨之不精，故所作杂而不纯。”家数是指家法传统，流派风格。体制是指文章的体裁、风格。严羽既自负能识得气象，辨得清家数、体制，所以干脆直接给学诗者指出一条康庄大道，即“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然而此说颇有争议。郭绍虞说：“所觉得有一些缺憾的，乃是于辨尽诸家体制之后，再加一句‘不为旁门所惑’的话。既不要为旁门所惑，那么，大家走康庄大道足矣，为什么再要后人辨什么诸家体制。钱牧斋说：‘俾唐人之耳目蒙幂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唐诗鼓吹序》)沧浪论诗的结果，真有这种弊病。”这种不留余地、锋芒毕露的言说方式在古代诗论家中是非常少见的，宇文所安将其称之为“大喊大叫”。在笔者看来，这种教训人的态度主要与其以师自居的心态有关。日本学者赤井益久指出：“宋元时代大概有重视中晚唐的倾向，如宋初流行的‘白体’、模拟李商隐的词藻和重视典故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的‘西昆体’、还有南宋末推重贾岛、姚合等的‘清苦’诗风的赵师秀、翁卷等的‘永嘉四灵’等就是其例。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主张以盛唐为法，是对上面那种重视中晚唐趋势的反正。针对埋头于苦吟或雕琢诗句的倾向，严羽以诗禅相通为依据，主张‘兴妙’‘气象浑厚’。他的这种独特性诗应该得到认可的吧。”严羽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学诗者，所面临的是晚宋诗坛所弥漫的埋头于苦吟或雕琢诗句的倾向。他意识到想要通过此书让读者成为其诗歌主张的实践者，以他主张的方式重新开始学习诗歌，必须下猛药，方能警醒世人。这种旗帜鲜明的决绝态度表现在文字上，就出现了类似“倘犹于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之类的言论。

笔者认为，严羽以师自居的言说方式可能与其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有关。严羽的社会地位很低，但自信很高。《送主簿兄之德化任》云：“唐世诸严盛西蜀，郑公勋业开吾族。后来避地居西闵，几代诗名不乏人。叔孙伯子俱成集，我兄下笔追唐及。”据陈定玉先生考证，其诗中所提到的“郑公”就是唐代宗时期镇蜀的严武。虽然到了严羽这一辈已无人仕宦，但先祖的勋业对于严羽依然有着很强的激励作用。这一点与陶渊明有几分相似。陶渊明虽然辞官归隐，但《命子》诗流露先祖的勋业而带来的极强的家族荣誉感。严羽盛夸其先祖勋业，也以近世严氏诗人辈出自矜。朱霞《严羽传》云：“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家于樵川莒溪之上，沧浪之水出焉。先生生于宋末，隐居不仕，遂自号沧浪逋客……群从九人俱能诗，时称九严，先生其一也。”“同族参字少鲁，仁字次山，皆有诗才，号三严。”“九严”“三严”，大概就是其诗中所提到的“几代诗名不乏人”“叔孙伯子俱成集”的盛况。宋代初期科举以赋取士，《六一诗话》：“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科举对赋的重视导致上流社会文人对诗的漠视。随后科举以策论取士，导致论策亦陷入程式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严羽布衣终生，对科举应试之学(赋与论策)皆不热衷，反倒是对进士不复留意的诗歌有很浓的兴趣。他热爱盛唐之诗尤其是李白之诗，对李白全集进行了评点。王琦《李太白全集跋》：“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严羽的个性与李白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壮怀与李白的任侠又有区别。他有满腔报国之志而苦无报国门径，故而其诗时常流露出感时伤逝、忧怀难抒、满心悲愤的情感，这与我们通常认为严羽脱离现实的艺术主张有明显差别。徐中玉说：“我们试读他的这一些诗句：《梦中作》：‘少小尚奇节，无意缚珪组。远游江海间，登高屡怀古。前朝英雄事，约略皆可睹……’《从军行》：‘负剑辞乡邑，弯弓赴国仇。……报主男儿事，焉论万户侯。’《出塞行》：‘连营当太白，吹角动胡天。何日匈奴灭，中原得宴然。’这些诗句约略可以看出他的志节、抱负、期望。”严羽热爱诗歌，但他不在上流社会的文人圈里，甚至不屑于与一般的文人儒者为伍。他说：“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于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禅宗理论只是他的工具，为他所用，而不被其所限制。他身处底层，但其边缘身份恰恰使得他可以独立潮头，提出新的观念。社会地位低而诗学品位高，再加上其不同流俗的个性，使得他以无所顾忌的姿态尽情发挥自己的学说。徐中玉先生认为，严羽不留余地的言说方式乃是其理论勇气的体现：“如果他确是既僭又妄，这种态度当然不值效法。问题乃在于他所坚持的诗道，确有道理，大醇而小疵，他有这种不平凡的勇气，就值得称道了。”

《严羽传》中说他“为人粹温中有奇气”，“奇”字很准确地概括了他不同流俗的个性特征。他在针对学诗者采用以师自居的口吻，针对诗学前辈亦毫不客气。叔叔吴景仙曾委婉地批评他不要“直致褒贬”。他的回答是：“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严羽并非空言，他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本朝诸公均“直致褒贬”。如《诗体》“有古诗旁取六七许韵者”，自注曰：“韩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欧阳公谓：退之遇宽韵则故旁如他韵，非也。此乃用古韵耳，于集韵自见之。”欧阳公语见《六一诗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欧阳修一代文宗，《六一诗话》地位不可小觑，严羽一介寒士，公然反驳，自然会“得罪于世之君子”。他对王安石的诗学眼光深表怀疑，《考证》第三十条言其所选《百家诗选》“至大历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今人但以荆公所选，敛衽而莫敢议，可叹也”。第三十一条言其所选曹唐诗“不足以书屏障，可以与闾巷小人文背之词……但可与师巫念诵也”。可见他的所谓“大喊大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表演，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作为支撑。他要改变一时之风气，所以在表述上有所过激。

二 技法介绍

《沧浪诗话》诞生于宋代晚期，分为五章：《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宇文所安认为只有《诗评》和《考证》才算得上“本色”的“诗话”：“在以‘诗话’为名的诗话中，13世纪的《沧浪诗话》算得上最有影响的著作，可是，它失去了太多本色，很难再配得上‘诗话’这个名称。它是由几种批评文类混合而成的，只有最后两章还算得上‘诗话’。”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他把“诗话”的标准定义在其诞生之处的诗学语境中，而按照这种定义，《沧浪诗话》的体例看起来驳杂不纯，简直配不上“诗话”这个名称。

诗话这种批评文类最早源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欧阳修在其卷首自述：“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欧阳修既是诗话的开创者，也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带动了诗话的发展。此后，司马光模仿他的体例写了《续诗话》。开篇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这两部著名的诗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简短的条目记录趣闻轶事、对诗歌的见解，和朋友之间关于诗歌的讨论等。宇文所安指出：“像许多文类一样，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它记录了口头创作和社交场合的情况，或者试图再现对这些场合的印象。”诗话诞生之初具有很强的漫谈风格，表现出悠然自得的魅力，属于非正式散文。按照诗话诞生之初的标准来衡量《沧浪诗话》，它确实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体系性。早期的诗话如《六一诗话》的编排并无明显体系，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沧浪诗话》则条目清晰。严羽最重要的理论主张都在《诗辨》篇；《诗体》篇从文类、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角度对自有诗歌以来的诸多诗歌体裁进行了梳理；《诗法》篇郑重地告诫学者该如何趋避作诗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诗评》似现在的文学批评教材，以个人感悟的方式，对古代的诗学大家和诗作进行了相关点评，可与《诗辨》参照对读。《考证》篇则探讨了具体诗歌作品的归属和版本问题等。《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各个部分虽有补充说明的关系，但都独立成章。许印芳对此五个部分评价如下：“严氏辨诗明皙，诗评诗法，大较的当，胪列诗体，考证事实，亦较详核。”相比于《六一诗话》，《沧浪诗话》的体系性是大大加强了。

其次是理论主张更为清晰。严羽在《诗辨》篇明确提出几个核心观念：以禅喻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别材别趣、妙悟说、熟参说。在其他各章中，对其核心观念加以补充说明。他不是像欧阳修那样以一种悠然的语气回忆诗歌社交的种种轶事，而是像《文心雕龙》《诗品》那样开宗明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树立理论的权威。他一方面许诺按照他的学诗方法，工夫从上做下，自楚辞至李杜诗，熟读讽咏，枕藉观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一方面声称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正确的诗歌理论：“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这种个性张扬的理论宣扬方式与欧阳修略带忧伤的缓慢而优雅的叙事显然有极大的差别。

《沧浪诗话》共五章，《诗体》《诗法》《诗评》《考证》占据了五分之四。为什么严羽本人很看重《诗辨》，却又写了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惊世骇俗的《诗法》等？ 在《诗辨》篇中，第二条与第三条是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诗法、诗品这类具体技法类的条目看起来比较特别，也不太受到重视。考虑到《诗辨》总共只有五条，其余三条皆阐述了上述最重要的核心观念，这两条的存在实在很蹊跷。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代理论与文学批评有两种文类，一种是高级的文类(书信、短文、序言与诗歌)，一类是较为低级的文类，见于技法手册。诗话是一种以“非正式散文”为特征的文类：它既不像诗歌技法手册那样“低级”，也不像正式散文那样“高级”。笔者认为，严羽不采取像《六一诗话》那样较为高级的形式而在《沧浪诗话》中介绍了更多的诗歌技法有其现实的考量。他的言论是针对宋人对中晚唐诗风的模拟来展开，且要针对自己的言说对象。初学者除了需要宏大的理论指导之外，更需要清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法则加以引导，因而严羽对诗法提出总体性的建议，辨明自己的诗学主张之后，把更多的力气放在充分阐释这些理论主张上，提供更多可操作性的实用技法的知识，以便初学。比如如何熟参、如何悟入，以及具体说明盛唐诗为何优于其他时代的诗歌等等。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人最为重视《沧浪诗话·诗辨》的“以禅喻诗”论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中倒不怎么提及，因为这个夺人眼球的观点实在不过是他为了“说诗得透彻”所采取的手段；今人不甚重视的体制、家数实乃诗学入门之重要门径，“辨体制”“辨家数”也是他最得意的本领， 所以值得他花大力气来阐述。

《诗法》篇纯是介绍诗歌技法的，对于初学有所裨益，无需赘言，其余篇章对于初学这也有诸多富于针对性的条目。以《诗体》篇而论，该篇从文类、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等角度对自有诗歌以来的诸多诗歌体裁进行了梳理，属于典型的“辨体制”范畴。此篇看起来虽繁杂，对于初学者却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自序》云:“尤爱诗体一则，谓其包括万有，牢笼百象，诚论诗者之星宿海矣……存四十余条，以申沧浪之说，而兼补其原注所未详，或可启初学途径，而凫胫之续，知未免贻笑大雅耳。”“包括万有”固然是《诗体》的特征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并非对古今诗体一网打尽，而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加以区分。譬如第六条“至于建除体”小注：“鲍明远有《建除诗》。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诗虽佳，盖鲍本工诗，非因建除之体而佳也。”此条将诗体与具体诗作区分看待，告诫初学者不需学鲍照之作而做无益之尝试。又指出：“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之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此类游戏之作对于初学并无实际的进益，虽无伤大雅，但不足取法。小注又云：“近世有李公《诗格》，泛而不备。惠洪《天厨禁脔》，最为误人。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盖其是处不可易也。”严羽对于同时代的品格不高的诗格、诗法采取谨慎的态度加以介绍，对于初学者也是有益的指导。

严羽在《诗体》篇中对个人风格的介绍，除了其所推崇的汉魏晋盛唐诗人外，还对中晚唐诗人，尤其是本朝诗人进行了介绍。以陈简斋体而论。陈与义，字去非，有《简斋集》，方回《瀛奎律髓》视其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严羽注曰：“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诗派而小异。”此说堪为的评。钱锺书《宋诗选注》对陈与义的看法与严羽一致，但阐述得更为清晰，有助于我们了解所谓“小异”到底“异”在何处。钱锺书指出：“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笔者注：陈与义)是最杰出的诗人了。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着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地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诗歌患难中的知心伴侣。……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南宋末期，严羽说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刘辰翁更把他和黄庭坚、陈师道讲成一脉相承；方回尤其仿佛高攀阔人作亲戚似的，一口咬定他是江西派，从此淆惑了后世文学史家的耳目。”严羽对于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判断清晰而准确，虽然只有短短一句，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倒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回犯了“高攀阔人做亲戚”的错误，掩盖了事情的真相。

严羽《诗体》又有自注的小注，对每一种体裁的来源进行说明，对于时人的误解加以辩驳，可视为诗体辨析。如第四“又有所谓选体”，小注：“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玉台体”小注：“《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这些小注细心地辨析了时人对于诗体的错误观念，以免初学者再犯同样错误。

在谈论古代诗人优劣的《诗评》篇，他对学诗者如何入门也有所提及。“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至于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等篇，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体耳。”郭绍虞评：“实则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与后人学古优孟衣冠者不同。”“拟古虽是古人用功之法，但时代所限，固难字句皆拟，仍其自体，亦势所必然。”对于古人用功之法、今人入门途径的“拟古”之法，他用了两个条目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可见其良苦用心。

三 客观效果

严羽的《沧浪诗话》诞生之初是以诗法类著作被认同和接受的。所谓诗法，不排除理论的介绍，但主要是从技法的角度来谈论如何作诗，针对的对象往往是诗歌的初学者，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沧浪诗话》确与诗学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早收入《沧浪诗话》的是南宋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这是一部为学诗者提供入学法门的诗法著作。该书将《沧浪诗话》全文辑录，安插在不同的卷中，虽然只收不评，但其编排体例和编排方法反映了同时代人对《沧浪诗话》的看法和认识，对于我们了解南宋人的观点有所帮助。元代诗法学著作对《沧浪诗话》的收录情况有所不同。张健《元代诗法校考》所收的25种诗法中有5种明显直接引用《沧浪诗话》。不过这些诗法学著作只收录《沧浪诗话》的若干片段，大大削弱了《沧浪诗话》的理论价值。许学夷对此现象深恶痛绝：“近编《名家诗法》，止录其《诗体》，而诸论略附数则，其精言美语，删削殆尽，良为可恨。”这条评论从侧面说明具有可操作性的《诗体》对于初学者而言最为重要，其余的“精言美语”的实用性反倒有限，因而不受重视。

《沧浪诗话》的若干观点最早在元代的通俗诗歌领域得到流行，从客观的角度也说明了其体例安排在某种程度获得了成功。以元代杨载的《诗法家数》为例。该书作为通俗诗歌手册，其重点不是阐述诗学理论而是诗歌教学，这部书的几个部分就直接来源于《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诗法家数》：“今之学者，倘有志乎诗，须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沉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则又访诸善诗之士，以讲明之。若今人之治经，日将月就，而自然有得，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这一条主要是介绍学诗的程序。宇文所安认为：“严羽建立了‘诗歌课程’这样一个观念：‘学诗’从此有了严格规定：它以文学史为基础，并且直接承袭了经学的学习模式。”对比来看，杨载未将《楚辞》列入必读书目，增加了向同时代人访求讲诗的过程，其余学诗程序和方法(“若今人之治经”)与严羽几乎完全一致。

《沧浪诗话》：“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诗法家数》云；“诗之为体有六：曰雄浑，曰悲壮，曰平淡，曰苍古，曰沉着痛快，曰优游不迫。”

杨载将严羽的诗体论与诗品论混为一谈，把沉着痛快、优游不迫当作诗体，说明他对严羽的理解是生吞活剥的。杨载将雄浑置于诗体第一，表明此处至少对《沧浪诗话》的文本是忠实的，但《诗法家数·作诗准绳·炼句》之“要雄伟清健，有金石声”，又令人颇为怀疑他是否见到了《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相关辨析，又或者他对此有不同见解。

《沧浪诗话·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诗法家数》：“诗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语，曰俗韵。”

除俗之说为宋时习见之语，如黄庭坚有士不可俗之论，但将除俗凝练为“五俗”观念却是严羽首创。杨载将其列入诗之忌，只捐去了“俗体”而已。

最后，关于创作自信力的问题。

《沧浪诗话》：“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

《诗法家数》：“仆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

这段话表明严羽已经对宋诗的创造性自信不足。郭绍虞评论此条：“沧浪诗之所以‘徒得唐人体面者’，正在于此。这句话，不知误了明代多少诗人。”笔者认为此条反映了严羽审美的最终标准不是“似古人”而是“真古人”，虽然容易导致摹古的倾向，忽视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但主要是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着眼，所以并非不通。况且严羽虽然不敢与唐人争胜，但至少敢于“同”。元人则连这一点文化的自信都丧失了。这种论调出现在诗歌教学手册上，令人感到悲哀。

宇文所安指出：“到了14世纪，《沧浪诗话》的一些术语、句子和观点就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严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非正式批评和通俗诗歌教学。”《沧浪诗话》的影响之所以首先在“非正式批评和通俗诗歌教学”中受到重视，原因就在于它的文本本身包含了许多可供通俗诗歌教学取法的部分，这些部分的潜在读者就是诗歌的初学者。其在明清时期进入到诗学批评的领域，则与严羽本身的理论素养和《沧浪诗话》的理论高度有关。尽管如此，其诗法学的价值在清代依然受到重视。《诗法萃编》跋曰：“诗话之作，宋人最夥，后学奉为圭臬者，群推沧浪严氏书。”《诗法萃编》是一本典型的诗歌教学手册。此跋表明，《沧浪诗话》虽然到明清已被视为诗学批评之作，但仍有部分学者将其视为诗学教育的典范。

结语

《沧浪诗话·诗辨》自述其创作初衷：“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惟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余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在严羽看来，盛唐是“第一义”，中晚唐诗是“第二义”“声闻辟支果”。众人未学到唐诗之正宗。学诗者在初学诗时就走入了歧途，这是极其不幸的。他提出以盛唐为法，就是为了纠正时人学诗以中晚唐诗为尚之弊。严羽对于宋代以后以文为诗的风气深感不安。以文为诗，即“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种创作习气破坏了诗体的纯洁性。严羽提出别材别趣之说，目的就是为了强调诗歌“吟咏性情”的本质属性。对于学诗者而言，就是要回到唐诗的诗歌语境中，保持诗体的纯净性。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虽然，以我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后之贤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姜夔的说法明确地表明了《诗说》与诗学教育之间的关系。由此反观《沧浪诗话》，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沧浪诗话》本是为“不能诗者”(即“学诗者”)而作的。他通过此书告诫初学者当以“熟参”为基础，掌握了相关的理论与技法之后，不断“悟入”，“造乎自得”“得兔忘筌”，成为真正的能诗者。借此扭转晚宋诗坛由江西派末流和四灵等人带来的不良风气，树立新风，或许这才是严羽诗学教育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