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文人集会看“欧门”的演进

张再林，章文明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所谓“欧门”，是指北宋以欧阳修为领袖和盟主的文人集团。明代胡应麟言：“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轼)、王(安石)门下”，并认为梅尧臣、苏轼等26人为欧门中之“灼然”者。王水照先生指出：“欧门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欧门”上承洛阳钱惟演幕府文人集团，下启以苏轼为盟主的“苏门”文人集团，在宋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不拟全面论述“欧门”在宋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主要尝试从北宋文人集会的角度探讨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以期得出一些关于“欧门”乃至(北)宋代文坛的新的认识。

北宋文人集会风气盛行，“文人集会活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了汉唐时代，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延到地方；集会主体包括从公卿大臣到举子书生的文人群体的各个层面，集会成为宋代文人的一种重要生活形态”。欧阳修虽不能说是宋代文人集会风气的开创者，但完全称得上是集会风气的助推者和引领者。不过，与一般文人集会的仅以诗酒相娱不同，欧阳修有意识地通过集会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士凝聚在自己周围，并大力奖掖后进，培养人才，最终促成了“欧门”的形成，同时也开创了北宋文坛集会和结盟风气盛行的局面。

据笔者统计，欧阳修一生积极参与和倡导发起的重要集会共有34次(含在其影响下的3次“欧门”弟子集会)，根据他在这些集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仁宗天圣、庆历年间集会，皇祐、嘉祐年间集会以及治平、熙宁年间集会共三个阶段，下面分别予以简要考察。

一 “文会忝予盟”：天圣、庆历年间文人集会与“欧门”的萌芽

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的文人集会又可略分为天圣、景祐时期以及宝元、庆历时期两个阶段。

天圣九年至景祐元年(1031—1034)，一批青年文士聚集于西京洛阳留守钱惟演幕府，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梅尧臣、欧阳修为骨干成员的文人集团。“这一集团对宋诗宋文宋词的时代特点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是欧阳修文学创作的起步期，他在此期间结交了不少有志于文学革新的同道，他们年齿相当，志趣相投，经常举行各种宴游集会。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集会共有7次。

1.普明院避暑之会

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年方二十五岁，在西京钱惟演幕府任留守推官，时谢绛为判官，尹洙为掌书记，梅尧臣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一日，会于普明院”。普明院为白居易故宅，又称大字寺园或会隐园。欧阳修在《游大字院记》中记述了此次集会的经过：“六月之庚，金伏火见，往往暑虹昼明，惊雷破柱，郁云蒸雨，斜风酷热，非有清胜不可以消烦炎，故与诸君子有普明后园之游。……非有清吟啸歌，不足以开欢情，故与诸君子有避暑之咏。”名为避暑消烦，实为文人风雅集会。

普明院避暑诗会是欧阳修入仕以来首次参与的重要集会，可惜只有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诗作完整保存下来，其它皆已残缺或散佚。从留存下来的作品可见，此次诗会系分题赋诗，体裁为五律。此时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注重声律用韵，重视辞藻和对偶，如其《普明院避暑》诗云：“拂琴惊水鸟，代麈折山花。就简刻筠粉，浮瓯烹露芽。”全诗格律工整，辞藻富丽，从中可以略见欧阳修早期诗歌创作所受西昆体的影响。

2.钱幕后圃之会

据钱世昭《钱氏私志》载，欧阳修在钱惟演幕府时，曾亲一妓。一日，钱惟演与梅尧臣、谢绛、尹洙等人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赏汝。’欧即席云：‘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从此次集会可以略见欧阳修早年风流狂傲的性情。而他被后人称为宋代“最浪漫的文人”，也确不为无因。

3.游览龙门之会

明道元年(1032)正月，欧阳修与张谷、杨愈、陈经等人一起游览龙门。一行人“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间，登山上方，路穷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楼，听八节滩，晚泛舟，傍山足夷犹而下，赋诗饮酒，暮已归”。龙门石楼和八节滩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为了观光休憩和行船安全而开凿和修筑的。秀丽的自然山水和文化遗迹诱发了众人的创作灵感，表现出风景名胜对文人所特具的文化意义。

此次游览集会只有欧阳修的《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和《送陈经秀才序》完整保存下来，陆经、张谷、杨愈所作今皆不存。欧阳修以组诗的形式描绘游玩的所见所感，对游览景点一一描写，堪称集会诗歌的一大新创。他在序中表达了惟有“卑且闲者”才能真正欣赏自然美景、真正获得游览之趣的思想：“然洛阳西都，来此者多达官尊重，不可辄轻出。幸时一往，则驺奴从骑，吏属遮道，唱呵后先，前傧旁扶，登览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与鱼鸟相傲然，群为徙倚之适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闲者宜之。修为从事，子聪参军，应之主县簿，秀才陈生旅游，皆卑且闲者，因相与期于兹。”后来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西湖，作《西湖念语》，仍然表达了这一思想：“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从这里也可略窥欧阳修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

4.初游嵩山之会

明道元年(1032)三月，欧阳修与梅尧臣、杨愈同游嵩山。欧、梅各作游嵩诗十二首，杨愈之作今不存，当时任陈州通判的范仲淹未参与聚会，也作《和人游嵩山十二题》。欧阳修的游嵩诗以组诗形式出之，并附以自注，对所咏名胜详加解说。如其第七首《天门泉》，其后注有“旧号救命泉，恶其名鄙，因取美名，书为续命泉。人书一字，立于泉侧”，用以说明泉名的来源。这种自注在集会之作中较为常见，无形中扩大了集会诗歌的表现功能。

二十多年后的嘉祐三年(1058)，梅尧臣作诗详细回忆了当年游览嵩山的经历：“各具一壶酒，各蜡一双屐。登危相扶牵，遇平相笑嘘……誓将新咏章，灯前互诋摘，杨生(杨愈)护己短，一字不肯易。”今天读来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诸人切磋争辩的热闹气氛。

5.池亭宴会

据《邵氏闻见录》卷八载，明道元年(1032)六月中伏日，钱惟演府第双桂楼、临辕馆落成，借此举办池亭宴会以示庆祝，命谢绛、尹洙和欧阳修各撰一记，遂引发了三人对作文技巧的交流切磋：

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夕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可见，欧阳修此时已开始有意识地向尹洙学习古文创作，但其所作《双桂楼》诗却依然带有西昆体的痕迹，不仅格律严谨、对仗精工，且好用僻典饰其博雅。

6.普明院饯别梅尧臣之会

明道元年(1032)秋，梅尧臣将赴任河阳县主簿，“欧阳永叔与二三君具觞豆，选胜绝，欲极一日之欢以为别，于是得普明精庐……各探一句，字字为韵，以志兹会之美”。此次集会的主题是送别，众人探韵作诗，欧阳修有《送梅圣俞归河阳序》《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饮饯梅圣俞分韵得亭高木叶下五首》，梅尧臣有《得高树早凉归》绝句五首、《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饮诗序》，惜其他人的诗作已佚。

7.再游嵩山之会

明道元年(1032)九月，欧阳修与谢绛、杨愈、尹洙、王复五人再游嵩山。途中尹洙时发怪语，欧阳修、杨愈高唱俚调，王复吹箫，尽显自得之乐。他们在山顶拜访了汪僧，受到了佛教的洗礼。欧阳修对佛教的态度也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从早年的痛斥僧人之“鄙”，变成了晚年的“六一居士”。此外，欧阳修在这次登山中广搜古碑石刻，获得了唐韩覃《幽林思》的诗碑，萌发了对金石学的浓厚兴趣，乃下决心广泛收集拓片，终于撰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金石学巨著——《集古录》一千卷。

此次聚游集会，欧阳修、杨愈、尹洙、王复无诗作留存。梅尧臣虽未参与此次集会活动，但也寄诗书以和。梅尧臣还将谢绛的书信改为《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一诗，将本应以散文表达的内容改用诗歌来述写，长达100句、500字，这是梅尧臣的第一首散文化长诗，也是钱幕文人集团“以文为诗”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

洛阳钱幕文人集团的集会活动持续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经常与会者，除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之外，“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在谢绛、欧阳修的教导下，王复、王尚恭二人同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王尚恭后官至朝议大夫，参加过著名的洛阳耆英会。景祐元年(1034)，钱惟演调离西京，整个钱幕文人集团失去了依靠，梅尧臣早于此前两年已调任河阳县主簿，欧阳修、杨愈、谢绛等人随后也相继任满离开。虽然钱幕文人群体“离合不一，但以欧阳修为中心的诗文交游都一以贯之，并以不同的方向吸引了新的参与者”。

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西京秩满，召试学士院，任馆阁校勘。此后，欧阳修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仅有敢论天下事的参政意识，还显示出明道与立言相统一的文化自觉，由此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广泛拥戴，在其身边形成了一个声势颇为壮观的文人集团。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集会共有5次。

1.苏舜钦、韩绛访欧(阳修)之会

景祐二年(1035)，欧阳修在京任馆阁校勘，住在城南，苏舜钦与韩绛同往拜访。苏舜钦与欧阳修早在天圣六、七年间即已定交，此次拜访，韩绛先有诗，苏舜钦和之以《和韩三(绛)谒欧阳九之作》，高度称赞欧阳修的学术文章：“永叔经术深，烂漫不可既。虽得终日谈，百未出一二”，甚至表达了希望成为欧氏门生的愿望：“他年老门墙，君子无我弃。”从这里可以见出欧阳修在当时士林已经声名日著，广获推崇。

2.襄州之会

宝元二年(1039)五月，梅尧臣调知襄城县事，谢绛、欧阳修前来襄州与梅相聚十余日。聚会期间，欧阳修请梅、谢二人阅览了自己所撰的《诗本义》《春秋论》等著作。聚会结束之后，梅尧臣作《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记叙了三人相聚的情形，是一封以诗歌形式创作的书信。欧阳修作《答梅圣俞寺丞见寄》回赠，诗中先叙三人相识于洛阳时的情形，“忆昔识君初，我少君方壮。风期一相许，意气曾谁让。交游盛京洛，樽俎陪丞相。”次叙五六年来三人分离的情况：“兹年五六岁，人事堪凄怆。南北顿暌乖，相离独飘荡。”复叙喜聚于襄州的欢乐之情：“忻闻故人近，岂惮驱车访。一别各衰翁，相见问无恙。交情宛如旧，欢意独能强。幸陪主人贤，更值芳洲涨。菱荷乱浮泛，水竹涵虚旷。清风满谈席，明月临歌舫。已见洛阳人，重闻画楼唱。”最后表达天热政烦，企盼清凉和后会的意愿：“自从还邑来，会此骄阳亢。神灵多请祷，租讼烦笞榜。犹须新秋凉，汉水临清漾。野稼荡浮云，晴山开叠障。聊以助吟咏，亦可资酣畅。北辕如未驾，幸子能来贶。”全诗纯用赋体，不避繁琐，散文化的趋向愈发明显。

3.东园宴集之会

庆历元年(1041)二月，欧阳修充馆阁校勘，参修《崇文总目》，与宋祁、王洙、李淑、刁约、王举正、杨仪等七位馆阁同僚宴集于东园，饮酒赋诗。众人以春集东园为题，欧阳修列韵，七人各赋一诗，五言十二句，宋祁为此次集会作《春集东园诗赋得笋字并序》，称“是集有三胜焉”：“地之胜，则如左睨都雉，前眺畿隧，林薄灌丛，铺棻自环；时之胜，如载阳之辰，戢惨傃舒，惠气韶华，怡豫天区；宾之胜，则如朝髦国俊，清交石友，驾言相从，簪盍就闲。三者先具，吾人所以挤天下细故，彷徉萧散而自适其适也。”

4.晏殊西园之会

庆历元年(1041)冬，欧阳修与馆阁校勘陆经雪中访枢密使晏殊，这本是一次清雅之会，而欧阳修席间所作诗歌，却明显含有讽谏之意：“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意谓身为宰辅的晏殊不能一味欣赏雪景，而更要想到边关戍卒的冷暖。但在晏殊看来，这种讽谏显得不合时宜，坏人兴致：“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此事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赵令畤《侯鲭录》、吴曾《能改斋漫录》、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均有记载，可见其在宋代士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5.中秋赏月之会

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知扬州，邀梅尧臣与许元、王琪等人中秋赏月。席间，欧阳修赋《招许主客》《中秋不见月问客》，构思别致，语言活泼诙谐，体现出清闲雅致的情怀。梅尧臣和之以《依韵和欧阳永叔中秋邀许发运》《秋夜同永叔看月》《中秋不见月答永叔》。席后，欧阳修还向众人出示其金石学著作《集古录》。

天圣、庆历期间，欧阳修积极参与各种文人集会活动，虽然此时他尚不是集会的主导者，正如他在襄州之会时所作《答梅圣俞寺丞见寄》诗中所言“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但他有意识地通过集会将一批有志于文学革新的志同道合之士聚集在自己身边，而“欧门”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集会活动中悄然萌芽。

二 “主人文章伯”：皇祐、嘉祐年间文人集会与“欧门”的形成

仁宗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北宋文坛以欧阳修为中心的文人集会，不论是参与者的数量，还是诗文创作的数量，都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持续增长。除钱幕时期的谢绛、梅尧臣等人之外，这一时期又先后有韩绛、韩维、刘敞、蔡襄、魏广、焦千之、裴煜、谢景初、谢景温、吴充、江休复、苏洵、曾巩、王安石、范镇等一大批新进文士加盟，使得“欧门”的文人基础更加广泛和壮大。此时欧阳修已从集会的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转而成为倡导者和发起者，并由此形成了以他为领袖和盟主的“欧门”文人集团。

这一时期重要的集会共有16次，下面分别予以简要考察。

1.聚星堂之会

皇祐二年(1050)正月，欧阳修与吕公著、刘敞、魏广、焦千之、徐无逸、王回等于颍州聚星堂分韵赋诗，“又赋室中物”，“又赋席间果”，“又赋壁间画像”，极尽逞才炫技之能事。

此时欧阳修已从集会的参与者转而成为集会的主导者，常为集会创作命题定规。据苏轼《聚星堂雪并引》记载，此次集会，为了“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欧阳修特地规定：“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其所作《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韵得“丰”字》一诗，表达了希望聚集更多志同道合之士，形成响若钧天之势以扭转文坛弊端的愿望，而刘敞所作《韩文公画像分题》，则表示要积极追随欧阳修，致力于复兴“斯文”的局面。惜魏广、焦千之、王回、徐无逸等人之作今已不存。

这次集会活动影响深远，“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杜衍虽未参会，仍作《聚星堂咏雪赠欧公》。嘉祐四年(1059)，苏轼舟行遇雪，作《江上值雪，效欧阳体》。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一日，苏轼知颍州，遇小雪，与赵令畤、陈师道以及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欧阳辩燕集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迩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后刘景文途经颍州，苏轼作会以诗留之，再次步《聚星堂雪》原韵。从这一意义上，聚星堂之会可以看作是“欧门”正式形成的一大标志。

2.寒夜聚饮之会

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某寒夜，刚刚结束十年外放生涯的欧阳修回到京城，邀请知制诰韩绛、刘敞等人聚饮集会。席间，欧阳修向众人展示了自己所收藏的古文碑碣和龙头铜。四人赏鉴古玩，尽兴娱情，怀念身在同州、未能与会的江休复：“江子独舍我，高鸿去难攀……胜事日向好，思君何时还。”

此次集会，刘敞和韩维分别赋《和永叔寒夜会饮寄江十》及《和永叔小饮怀同州江十学士》，推崇欧阳修为“主人文章伯”、“翰林文章宗”、“翰林文章伯”，这表明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和盟主地位已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可。

3.内直小饮之会

至和二年(1055)春，欧阳修与韩维、韩绛、刘敞、陆经内直，对月赋诗。清晨退朝，又聚于官舍小饮，相与唱和。

此次集会，欧阳修与韩维、刘敞皆有诗存世，韩绛的原唱及陆经的和作今皆不存。欧阳修作有《内直对月寄子华(韩绛)舍人》《答子华舍人退朝小饮官舍》，描述了此次集会的情形和心境。

4.食车螯之会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在京任翰林学士，曾置酒与梅尧臣、王安石、韩维共食车螯。席间，欧阳修赋《初食车螯》，梅尧臣赋《永叔请赋车螯》，王安石赋《车螯》，韩维赋《又赋京师初食车螯》。众人纷纷称赞车螯之美味，感叹其来之不易。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细琐之物投注了浓厚的创作兴趣，尽情描摹，细致刻画，促使宋诗逐渐突破了诗歌传统的题材范围。

5.赏兔之会

嘉祐元年(1056)十月，欧阳修在京城任翰林学士，有客送其一只白兔，欧阳修遂邀请梅尧臣、王安石、苏洵、韩维、刘攽、王珪、裴煜等人举行了赏兔之会。

此次集会众人皆赋有白兔诗，裴煜诗今不存。欧诗构思独特，想象丰富，引起众门人浓厚兴趣，迭相和作，争奇斗新。梅尧臣在《重赋白兔》诗题下自注：“永叔云：‘诸君所作皆以嫦娥、月宫为说，颇愿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几高出群类，然非老笔不可。’”梅诗用典精切，幽默风趣，不失为上乘之作。刘敞虽在扬州，未及与会，也寄唱和之作《题永叔白兔同贡甫作》。

白兔并非稀罕之物，集会诸人却有意识地加以细致描绘，发挥想象，尽情刻画，他们对平凡之物的关注体现了宋诗从多方面开拓诗歌创作题材和表现领域的努力，同时也体现出“欧门”在促进宋代文学风气变革方面的重要意义。

6.饯别裴煜之会

嘉祐元年(1056)，裴煜知吴江，欧阳修与梅尧臣、王安石、王安国、苏洵、杨褒、焦千之、姚辟等一同为之饯行。席间，众人分韵赋诗，梅尧臣得“黯”字，姚辟得“惟”字，苏洵得“而”字，欧阳修得“已”字，王安石先得“然”字作一首，又用“而”字作两首，获评最高，压倒同样用“而”字韵的苏洵。故龚颐正在《芥隐笔记》中推测说王安石与苏洵之间的过节，很可能即是由此事而引起：

荆公在欧公座，分韵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唯别而已’分韵。……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盖用《周礼·考工记》：“瓬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又云：“春风垂虹亭，一杯湖上池。傲兀和宾客，两忘我与而。”最为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苏之憾，未必不稔于此也。

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众人以诗相娱，以难相挑，相互切磋，充分体现了“欧门”集会在促进交流、共同提高方面的功用和意义。

7.分题赋虎图之会

据蔡絛《西清诗话》载，欧阳修曾与梅尧臣、王安石等人集会，“坐上分题赋《虎图》。介甫先成，众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从中可以见出北宋文人集会创作的竞技争胜意识。

8.礼部贡举之会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主持进士考试，韩绛、王珪、范镇、梅挚权同知礼部贡举，梅尧臣为参详官。他们痛恶时文险怪奇涩，决心利用这次贡举的机会矫正科场文风。时苏轼作《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读后，“以为有孟轲之风”，遂荐于欧阳修，“文忠惊喜，以为异人”，准备以此文为第一，但又恐是学生曾巩的文章，为避嫌疑，特将其列为第二名。接着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名。

此次贡举共录899人，其中进士388人，诸科389人，特奏名122人，得人之盛，著称一时。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皆为此榜所录，另有政治家吕惠卿、曾布、王韶，思想家程颢、张载、朱光庭，藏书家莫君陈、傅燮等等一大批精英人士。欧阳修由此确立了他在文坛不可撼动的盟主地位，“欧门”也迎来了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

欧阳修等六人在处理考试事务之余互相唱和，所作诗歌达170多首，结集为三卷本《礼部唱和集》，惜今已失传。现从各人诗集中尚能搜集到94首，其中多“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的游戏之作。

9.来燕堂之会

嘉祐二年(1057)春，欧阳修与赵概、王珪、王洙、韩绛会于李端愿所建之“来燕堂”，众人联句作诗。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述了此事的原委：

嘉祐丁酉，李驸马都尉和文之子少师端愿,作来燕堂，会翰林赵叔平概、欧阳永叔修、王禹玉珪、侍读王原叔洙、舍人韩子华绛,永叔命名，原叔题榜，联句刻之石，可以想见一时人物之盛。

10.啄木曲唱和之会

嘉祐二年(1057)十月，欧阳修、梅尧臣等人拜访刘敞，在刘家听杨褒婢女演奏宋代流行的琵琶曲《啄木曲》，引发众人的诗兴。时欧阳修为右谏议大夫，梅尧臣、杨褒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所作《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褒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巧用比喻和联想来形容琵琶曲的声韵和情境：“春风和暖百鸟语，山路硗确行人行。啄木飞从何处来，花间叶底时丁丁。林空山静啄愈响，行人举头飞鸟惊。”接着以琵琶女虽然美丽却面露饥相来调侃杨褒家贫：“虽然可爱眉目秀，无奈长饥头颈缩。”全诗寓庄于谐，意趣深奇。梅尧臣和之以《依韵和永叔戏作》，刘敞和之以《奉同永叔于刘功曹家听杨直讲女奴弹啄木见寄》，韩维虽未临现场，也作有《又和杨之美家琵琶妓》。

11.龙团茶会

嘉祐三年(1058)，蔡襄自福建向欧阳修寄赠贡余之龙团，欧阳修即邀集梅尧臣等人举行了龙团茶会。此次集会，欧阳修作有《尝新茶呈圣俞》《次韵再作》，梅尧臣分别和之以《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次韵和再拜》，往复酬唱。举凡福建催茶生长的“喊山”习俗“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茶具的精致以及与会的嘉宾“泉甘器洁天色好，座中拣择客亦嘉”，斗茶时“从柔至碾用尽力，只取胜负相笑呀”的场景，皆一一细致描摹，反映出北宋文人清闲雅致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

12.唐书局之会

嘉祐四年(1059)四月，欧阳修在翰林，与梅尧臣、刘敞、吴奎、江休复、祖无择、范镇等六人观赏唐太和年间石刻《赛阳山文》，“六人者相与饮弈，欢然终日而去，盖一时之盛集也”。

此次集会，欧阳修作有《和圣俞唐书局后丛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韵》，诗中盛赞梅尧臣的过人才学，既对其大材小用寄寓深切同情：“文章高一世，论议伏群公。多识由博学，新篇匪雕虫。唱酬烂众作，光辉发幽丛”，又以生活哲理对其进行劝慰：“在物苟有用，得时宁久穷。可嗟凡草木，粪壤自青红。”全诗比喻形象贴切，议论生发，状物抒情有机结合，表明此时欧阳修的诗歌艺术已臻高度成熟的境地。

13.饯别祖无择之会

嘉祐四年(1059)夏，时为直集贤院、户部判官的祖无择出知陕州，迁湖北转运使，欧阳修设席于西掖门外唐书局，邀请梅尧臣、刘敞、吴奎、江休复、范镇、司马光等人为之饯行。欧阳修当时以翰林学士兼领书局，先作《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称颂祖无择的治绩文章：“西州政事蔼风谣，右掖文章焕星斗。”众人皆和欧诗赠别。

14.重阳赏菊之会

嘉祐四年(1059)重阳，梅尧臣邀请欧阳修、刘敞、范镇、江休复、吴奎、韩维等人到家中赏菊，诗酒唱和。梅尧臣赋《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记述了此次集会的情形：“秋堂雨更静，佳菊粲粲芳。置酒延群公，掇英浮新黄。心犹慕渊明，归来醉柴桑。莫问车马之，去迹乱康庄。”惜其他人的诗作今俱不存。

15.拜访梅尧臣之会

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修与刘敞、范镇、何郯等人到梅尧臣家拜访，免不了又是一番诗酒唱和。欧阳修作《会饮圣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圣从》，抒发人生匆匆，须珍惜欢乐时光的情怀：“坐中年少皆贤豪，莫怪我今双鬓秃。须知朱颜不可恃，有酒当欢且相属。”梅尧臣和作《次韵和永叔饮余家咏枯菊》，叙写欧阳修等人到自己家中集会情形，特地将重阳赏菊和时下面对枯丛的情景作了对比：重阳之时是“黄金碎剪千万层，小树婆娑嘉趣足”，而如今则是“阶旁犹见旧枯丛，根底青芽叹催促”。由枯菊之衰败，引发了白发年衰之叹。欧、梅此时的诗风老练纯熟，旷逸之余深蕴哲思，耐人寻味。

16.西斋饯别吴充之会

嘉祐五年(1060)九月，吴充出知陕州，欧阳修与刘敞等于西斋设宴为之饯别，众人分韵赋诗。欧阳修分得“黄”字为韵，作有《西斋小饮赠别陕州冲卿学士》，刘敞分得“华”字为韵。后欧阳修再邀刘敞会饮西斋，赏菊登高，亦有诗。

皇祐、嘉祐期间，欧阳修经常发起和组织各种集会，他在文坛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凸显。除上述诸会之外，还有一些集会，欧阳修虽并未参与，但仍寄诗助兴。如杜衍、朱贯等致仕官员于庆历末年举行的“睢阳五老会”，梅尧臣、马遵等人于皇祐四年(1052)在普照院举行的品鉴书法之会，欧阳修均未与会，但仍分别作《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及《因马察院至云见圣俞于城东辄书长韵奉寄》相寄，可见欧阳修对集会酬唱的浓厚兴趣。

在此期间，欧阳修的文学理念和创作风格均已成熟，他的创作成了北宋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引起一大批追随者纷纷效仿。尤其是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打击辟涩怪诞的太学体，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促进北宋诗文风格的转变影响深远，正如《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之八》所言：“本朝嘉祐中，刘几倡为怪僻之文，士子翕然效之。欧阳修适知贡举，痛加排斥，然后文体复归于正。”此时的欧阳修无论在政坛上抑或在文坛上皆名望日隆，成为人所共推的一代文坛盟主，如毕仲游在《欧阳叔弼传》中言：“(欧阳修)以道德文章为三朝天子之辅，学士大夫皆师尊之，出文忠之门者，得其片言只辞见于文字为称道，已足自负而名天下。”蔡絛亦言：“(欧阳修)文章周流天壤，斯文主盟，信不诬已。”而刘敞所称之“主人文章伯”，正是欧阳修在这一时期文人集会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写照。

三 “翁今自憔悴”：治平、熙宁年间文人集会与“欧门”的转化

英宗治平至神宗熙宁年间(1064—1072)是“欧门”的转化期。首先，“欧门”内部成员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分化。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变法，朝野上下出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熙丰年间，反对派或自求外任，或请求致仕，聚饮游赏，在集会中品评时政。其次，随着追随左右的骨干成员的相继去世，欧阳修也逐渐淡出了文坛中心，而曾巩、王安石以及三苏父子等人则在欧阳修的提携和引导下逐渐走向成熟，欧阳修最终将主盟文坛之责交付苏轼。苏轼曾对门下之士谈起个中情形：“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而伴随着这一过程，“欧门”也逐渐向“苏门”转化。

这一时期“欧门”较为重要的集会共有6次，虽然集会次数有所减少，但其上承嘉祐、下启元祐的过渡和转化意义不容忽视。

1.韩琦家宴之会

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治平二年(1065)重阳节，时为宰相的魏国公韩琦置酒私第，邀请欧阳修及几位朝中大臣赴宴，而苏洵“乃以布衣参其间”，韩琦却待其为上客，礼遇有加。苏洵知名于士林离不开欧阳修的认可和援引，“苏明允(洵)至和间来京师，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献(琦)诸公皆待以上客”。席间苏洵赋《九日和魏公》一诗，诗中虽谦称自己不才，华发早生，但“意气尤不少衰”，对自己的才学充满自信。纵观全诗，意态自若，不卑不亢，丝毫没有受宠若惊之状，故叶梦得认为此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明人胡应麟也高度评价此诗“典实豪宕，实佳作也”。

2.饯送曾巩之会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新法颁行，曾巩认为行坐讲非师道，乃作《讲官议》，言变法需先正本，因劝谏不果而自请外任，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离京时馆阁同僚集会相送。

此次集会，众人分韵作诗，苏轼探得“燕”字韵，乃作《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称赞曾巩的品行与才华，称其为“欧门”中最贤能的弟子：“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巩)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其他集会诸人的诗作俱不存。

3.观音院饯送钱藻之会

熙宁三年(1070)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藻出知婺州。钱藻，字纯老，吴越王钱镠五世孙，皇祐五年(1053)进士。苏轼、曾巩等三馆同僚饯饮于城东佛舍的观音院，与会者多达二十人。钱藻作诗二十言以示坐者，在席之人从中各取其一言，分韵赋诗送之，畅叙离别之情，“(东坡)分得英字韵，作古诗送之(《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其余参与集会者之作今已不详。后钱藻在婺州欲刻石为记，请曾巩作序。

4.颍州西湖之会

熙宁四年(1071)九月，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分歧，乃请求外任，通判杭州，至陈州见苏辙，遂一同前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师生三人一同宴游颍州西湖，作诗论文。

聚会期间，欧阳修命苏氏兄弟赋其所蓄石屏，兄弟二人乃分别作《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欧阳公所蓄石屏》，另作有《陪欧阳公燕西湖》《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在欧阳修的指导和影响下，苏氏兄弟对诗歌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使得宋诗的表现功能进一步提高，实用性进一步增强。

5.扬州之会

熙宁四年(1071)九月，苏轼与孙洙、刘攽、刘挚等三位“欧门”同门会于扬州知州钱公府(君倚)座上，集会三日，宴饮赋诗。

四人之作，均以其他三人的字(按：刘攽字贡父，孙洙字巨源，苏轼字子瞻，刘挚字莘老)为韵。苏辙虽没有参与这次集会，却也次韵兄长之诗，作《次韵子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以其字为韵”，即指用“贡”“源”“瞻”“莘”为韵。

6.赵概访欧(阳修)之会

熙宁五年(1072)春，欧阳修退居颍州，赵概自南京来访。赵与欧曾同在中书省任职，嘉祐二年(1057)一起参加过来燕堂集会，私交甚深。二人在颖州流连一月有余，尽兴而返。时吕公著守颖州，在西湖书院旁建“会老堂”，盛称一时。欧阳修“乃自为口号一联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两闲人，谓公(赵概)与文忠也”。赵概返睢阳后，欧阳修在二人常游之地悬挂“会老堂”匾额以示纪念。韩琦知道此事后，乃寄《闻致政赵少师远访欧阳少师于颍川》一诗。后欧阳修欲回访赵概，未及行而逝。

此次聚会，欧阳修作有《会老堂》一诗：“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于今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酹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诗中叙写自己晚年百病缠身，人事几废，老友来访，引发了豪宕的酒兴和深沉的人生感慨。

“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熙宁年间，欧阳修退出政坛，随后不久便去世，“欧门”遂告一段落，但其在文坛的影响依旧在延续。苏轼、王安石、曾巩、司马光等人在欧阳修的影响下仍然热衷于组织和参加各种集会。尤其是苏轼，他继承和发扬集会结盟之风，继续积极组织各种文事活动，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一大批青年才俊相继归于其门下，形成了以他为核心和盟主的“苏门”，从而促使宋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正如南宋曾慥在《题苏养直词翰巨轴》诗中所称：“元祐文章绝代无，为盟主者眉山苏。”

综上可见，通过北宋文人集会这一角度，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欧门”从萌芽到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向“苏门”转化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轨迹，而且可以“窥斑见豹”式地看到北宋文人人生态度、审美追求以及创作风尚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宋代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