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学史上的“陶渊明体”关捩

王澧华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本文选取陶渊明当代人命名的“陶彭泽体”，从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评析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特立独行；从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陶潜传》与钟嵘《诗品》分析隐士与诗人的定位；从鲍照、江淹的拟学与命题，探寻“陶体”的诗学价值；从萧统兄弟对陶诗的赏析与取舍，阐释南朝文风与文论对新体诗的执着追寻、对“陶体”的保留态度；从白居易等人的“效陶体”与苏轼等人的“和陶诗”，探寻唐宋诗人对陶渊明诗的风格认同与审美膜拜，藉此阐释中国古典诗学视野上的“陶体”关捩及其诗学意义。

一 诗运转关之际，陶渊明疏离时代主流

(一)晋宋之际，名士告退，才人登场

陶渊明(365？—427)，“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浔阳县之某里”。元嘉四年(427)距刘宋开国仅仅8年，可见陶渊明基本上生活在百年东晋的后半期，从西晋末年开始的玄言诗，至此已经历载过百。号称一时文宗的孙绰(314—371)、许询(？—361？)，梁代钟嵘(468？—518)《诗品序》将其诗作嗤之为“平典似《道德论》”。而在陶渊明的后半生，文坛诗风已经开始转向。

依据南朝文论家的共识，晋宋之际的诗风转变，大体发生在晋末义熙(东晋安帝年号，405—418)年间，如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孙、许诗风)”；钟嵘《诗品序》说“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变创其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殷)仲文始革孙、许之风，(谢)叔源大变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气”；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