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篇的体“道”之路
——庄子的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贴近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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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历来被认为是《逍遥游》篇之旨要，道家追求的人生境界之高深的最精要之处。也被认为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最大分歧，但从实质上看这两种思想从未远离，最大的分歧处正是他们最接近彼此，最接近真理之处。然而无论道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最终都是为了通向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只是途径不同罢了，但道家思想从未否定过现实的人生实践，而是要求我们有一种超越精神，不拘泥和执着于现实的林林总总的欲望，而是归本复原、回归自然得以达生。

一、体“道”之源：鲲鹏的凌云之志

鲲鹏一仭九万里，翱翔天际，“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对于鲲鹏庄子认为其境界是甚高的，是有大智慧和有宏图之志的，这是很难被尘俗之人理解的，因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在庄子看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面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鲲在实现鹏的华丽蜕变的过程中是必定要经历一个凤凰涅槃的重生，这个过程必定要经历苦痛、孤独和沉淀。在庄子看来蜩与学鸠对鹏鸟的误解根源在于人生境界的高低之别。正因为鲲鹏拥有大智慧，他懂得沉淀，懂得要成就一跃九万里展翅高飞，必经内修和时运。内修即“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只有具备这样的修为和能力，才可能具备一跃九万里的潜能，而时运则是“绝云气，负青天 ”这是使青云之志得以施展的所待。

鲲鹏之大智慧正是在于它的凌云之志，这种凌云之志使他超绝了尘世的纷扰，使他显得清丽脱俗。而这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圣贤的气度。

二、体“道”之本：无己、无功、无名的最高境界

对于“圣人无名”庄子的认识是“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许由作为圣人其达到“无名”之境界是通过辅佐尧治天下，在许由的辅佐下天下大治，所以尧以日月、时雨来称颂许由，可见许由是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经天纬地之才，但许由在入世之中，并不执着于名，而是遵循着自然的秩序与运化，安其位，处其事，而不被名所附。许由并不像那些消隐遁世之徒那样，避于世而自命“无名”，而是在积极入世中，助于天地化育、天下大治。历代的许多圣贤之士，选择以功成身退，去成全盛世太平，得以流芳百世，而历代又有多少将相因累于功名而隐没后世，甚至招来千古骂名。

对于“神人无功”庄子的认识是“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浅看起来庄子似乎是十分赞许那些消隐遁世之徒、仙风道骨之人，那些避于人世、远离人世的纷扰以保持内心的安宁与纯净的人。因而常常以此作为儒道最大的分歧之处，但仔细体悟其实质，这是对庄子或道家思想最大的误解之处。神人之所以始终保持清丽脱俗，内心的安宁与纯净，根源就在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这样一种忧心苍生的天地情怀，使他不愿与俗世的纷扰与利欲为伍，而时刻注重内在的修为。

对于“至人无己”庄子的认识是“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庄子认为要达到忘我，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在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的过程中，不执着和拘泥于尘世的权欲，而能做到心斋坐忘，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独立与超越，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是体“道”之根本，是实现与“道”合一的必经之途。因为认识到万物齐同为一，所以尘世中的权利、欲望等等实际上都不是我们最终要通达的最高境界，都只是通向与“道”合一的路径，所以就不应该去执着于它们。因而“吾丧我”是不执著于物我的分界，齐同万物，包举宇内，心任自然的宽广胸襟与抱负。

三、体“道”之精：“无用乃大用”

庄子论述完上述问题后，并未就此结笔，庄子继续写到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用了如此大的篇幅来论述“无用乃大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看似与整篇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大，而庄子文章历来文笔简练，惜墨如金。但为何在《逍遥游》篇不吝笔墨的去论述这一看似与文章主旨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问题，从根源上讲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文章主旨不仅不背离，而且更是对主题的延展与升华。

《逍遥游》篇铺展开的正是庄子体“道”的历程，而在这一历程中庄子绝不是消隐遁世或者孤独前行，在体“道”的这一路上，他有着他的同行者，而其中最为庄子视为同路中人的正是儒家，儒家可谓是登上了“东皋”，这就注定儒家只能有“小鲁”的眼界和情怀，而庄子走的更远，攀登的更高，庄子和道家可谓登上泰山之顶。因而获得了“小天下”那般开阔的眼界与胸襟，也正因为登上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所以最终庄子及道家与“道”更贴近，真正的实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