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看明诗衰落

■汤锦蕾／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一、前言

明朝三百多年，诗人众多，诗作亦众多。清代朱彝尊《明诗综》收录明代诗人三千四百余；清末陈田《明诗纪事》有意补《明诗综》阙漏，录明代诗人近四千。明诗数量亦众多，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自1985年始直至其逝世，主持《全明诗》编纂工作近三十年，而后其科研团队继续此项工作，至今《全明诗》编纂仍未告罄，预计全书完成后，总册数超过二百，总字数超过一亿。然而，明诗质量总体低下，虽偶有佳作，但数量寥寥，诗歌至明朝已呈衰落萎靡之态。闻一多先生以为“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且以为明清两代有关诗歌的运动和论争都是徒劳而无意义的。钱钟书先生以为“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当代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更是直言“明诗专尚摹拟，鲜能自立”，批判明诗为“诗歌史上之一大厄运”。自古至今，论明诗之态度，贬远多于褒。明代虽以戏曲、小说为后人称道，然三百年大明诗坛竟衰落至斯，实令人痛心。明诗衰落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因素不容忽视，本文拟从统治者群体这一政治因素探讨明诗衰落。

二、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此论提出后，文学似乎就永远镌刻上了政治的烙印。《毛诗序·大序》在论及“诗经六义”的内涵时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阐述得更明确、详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风、雅”皆与王政废兴相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谓紧密相连。“上”指的是一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文学和政治间的密切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学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南朝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毛诗序》有关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其《文心雕龙·时序》开篇即云：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这是刘勰对上古历史文化中的文学现象与社会政治之间关系的最初始、最直接的理论表述。在刘勰看来，唐尧、虞舜、大禹、周文王、周太王和周幽王、周厉王这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对当代诗歌都产生了正能量或负能量的显著影响。“风动于上”“波震于下”此论与《毛诗序》的“上”“下”之说一脉相承，意义相近，可见刘勰也认为，社会政治因素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因子主要体现为一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

刘勰的文学发展观是：一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秉性爱好及政治风教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盛衰往往起着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刘勰此论未免有些偏颇，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兴衰，除政治因素之外，尚有社会经济状况、作者创作个性、文学独立性等诸多因素，且从本质上说，文学也绝不是政治教化的附庸，但是，若把中国古代文学纳入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中去探究分析则不难发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之中确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本质特质就是“皇权至上”。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政治教化必然会对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文学也必然包含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风气和及其兴衰必然会受到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巨大影响。统治者的这种影响力，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嬗变和盛衰走向，但它毫无疑问地成为影响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中的关键因素。

三、明朝统治者群体对明诗衰落的影响

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质来看，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对于文学的影响力是直接的，也是重大的。

（一）统观明朝统治者群体文化缺失，明诗衰落不足为奇

现当代词学大家胡云翼先生将“君主的提倡”列为“宋诗的发达”的首要原因，认为帝王“奖励提倡于上”，文人则“风靡于下”，曾于《宋诗研究》中明确指出，宋代皇帝对诗歌的偏好很是明显，甚至多有“诗癖”，一般文人为了升官发财，自然去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喜好，所以宋代虽然不是诗歌的全胜时代，诗坛也是俊才云蒸。

帝王“奖励提倡于上”，文人“风靡于下”， 此言亦同刘勰所论。胡云翼先生用了“诗癖”一词，“诗癖”应当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喜好阅读诗歌，二是喜好写作诗歌。而想做到喜好阅读和写作诗歌都必须具备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统治者自己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基础，不然，“诗癖”无从谈起。

纵观明朝统治群体，最为缺少的恰恰就是文化知识水平。自明太祖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称帝至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公元1644年自缢于北京，大明王朝绵延了近300年，期间共产生了一十六位皇帝。这十六位皇帝，除少数勤于学习外，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学习，尤以明中后期皇帝为甚。以经筵和日讲略论，经筵和日讲是中国封建时代皇帝学习的两种重要形式，而明代帝王大都对经筵和日讲敷衍了事：宪宗“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明史·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武宗学习了七年还没读完《尚书》《论语》等初级读本；熹宗即位后借故气候转冷而身体不适，从而日益“敬”日讲而远之（《明熹宗实录》卷3）。明朝皇帝如此惰于学习，其文化素质和诗文功底就可想而知了。

有论者以“问题皇帝”概论明朝皇帝的群体特征。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朝皇帝“问题”多多：或残暴好杀，或生性多疑，或嗜酒如狂，或纵欲无度，或好斗蟋蟀，或沉迷媚药，或痴迷木工……明朝皇帝群体似乎极具鲜明个性，实则大都是“问题皇帝”，且以两人为例：一是人称“风流天子”的明武宗朱厚照，另一是素有“木匠皇帝”称谓的明熹宗朱由校。

明武宗朱厚照，明朝第十位皇帝。朱厚照似乎一点也不留恋象征权利和地位的紫禁城，而是喜欢自己营建的小天地——豹房。豹房是供上层统治群体尽情玩乐的奢靡之所，里面豢养着虎豹狮狼等凶野猛兽，故以“豹房”命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朱厚照在正德二年改建豹房新宅，至正德七年宫添造房屋200余间，耗银24万余两，最终成为了朱厚照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豹房新宅中，猛兽和乐妓数量众多，此外，还居住着朱厚照的众多义子，据载，朱厚照在位十几年间，曾收义子200余位。朱厚照每日里不学无术、荒淫无度，根本无暇处理朝政大事。明熹宗朱由校，素有“木匠皇帝”之称。朱由校在位期间，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而此时朱由校却不务正业，痴迷于木匠工艺，一门心思与斧子、锯子和刨子打交道。明末清初的文秉在《先拨志始》一书中这样评价朱由校的木工水平：“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朱由校作为皇帝，令人诧异的，除了高超的木匠技艺，还有他极低的文化水准，人送称号“文盲皇帝”。由于没有文化，朱由校在处理政务时率闹笑话。据载，有一次，江西抚军剿寇后上章报捷，奏章中有“追奔逐北”一句，原意是说军士们为了平息叛乱而四处奔走，朱由校却理解为军士们“追赶逃走、追求赃物”，故而大发雷霆，下旨“贬奉”，处罚江西抚军。

文化的缺失不仅仅是朱厚照和朱由校的个体特征，也正式明朝皇帝群体的一大鲜明特征。据清代大学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载，在明代的十六位皇帝当中，能诗者不过太祖（5卷）、仁宗（2卷）、宣宗（6卷）、英宗（诗文1卷）、宪宗（4卷）、世宗（诗赋7卷）、神宗（诗文1卷）八人而已。姑且不论上述帝王诗文作品中含有多少的水分，就其所留下的诸体混杂作品总量也不足二十卷的事实，也就不难看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群体的知识和文采究竟如何了，更可见明朝最高统治者群体对诗歌的爱好和兴趣究竟有多大了。套用胡云翼先生的词语来说，明朝帝王大多是没有多少“诗癖”的。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诗癖”如是，明朝诗坛呈现衰落境况也自然不足为奇了。

为进一步论证之需，现将明、唐两朝的统治者相比较。与明朝最高统治者缺乏“诗癖”相反，唐朝的帝王多具有“诗癖”。武则天，在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史学家观念中，并不在李唐皇帝之列的，然其亦有浓郁的“诗癖”，她不仅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而且文学造诣十分深厚，尤喜诗歌创作。相传，武后率臣子们游山，以赋诗竞技为乐，胜出者武后便以锦袍相赐。这便是很有名的“锦袍赐诗”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武则天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诗癖”。事实上，武则天不仅大力鼓励文士们写诗，自己也亲作多首，从题材上将其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颂诗”，山水诗和爱情诗。其中“颂诗”所占比重最大，共有39首。所谓“颂诗”，当来源于《诗经》中的“风、雅、颂”，通常采用四言诗的体式，这种体式的诗歌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衰落了，而武则天当政时又使这种诗体重焕光彩。且看武则天的山水诗：“酒上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如松”（《游九龙潭》），其意境清雅幽美，语言清新自然，就是与盛唐时期的王、孟等人相较也毫不逊色。再看武则天的爱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如意娘》），其中“看朱成碧”四字后来成为唐宋人常用之语。比如李白有诗云“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前有一樽酒行》其二）。在武则天的带动下，唐朝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女诗人，据专家考证，在唐朝近三百年间，女诗人达两百人之多。尽管这些女诗人湮没在唐朝为数众多的诗歌创作群体中，然她们的诗歌别具性情与诗情，这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中都是极难见到的。何也？惟其女皇武则天所倡耳。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唐朝女性诗歌的发展无疑影响到了宋代女性文学的创作热情，这就为词体的发展买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如此可见，武则天作为一代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如此浓郁“诗癖”，无疑大大影响了一代文人及其创作。

（二）纵有“宫廷诗人”和“青词皇帝”，亦与明诗振兴失之交臂

明朝十六皇，大都文化缺失，惟两人例外：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素有“宫廷诗人”之称，另一位是明世宗朱厚熜，人称“青词皇帝”。在这两位皇帝统治期间，似乎是明诗能够振兴勃发的良机了，然后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明诗走出衰落窘境的契机。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代的第五任皇帝，他多才多艺，书画兼善，也是明代帝王中于文学最为偏爱的，能诗好文。现存《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44卷，诗集6卷，辑诗一千余首，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宣宗既有“诗癖”，按照“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的理论，其治下的明朝诗坛亦理应有所改观乃至有所兴盛。然结果却不尽然。原因何在？乃“三杨、蹇、夏诸贤辅政”所致也。宣宗统治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一种“太平盛世”的景况，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诸贤辅政”，诸贤者何？杨士奇、杨荣、夏原吉、杨溥、蹇义、张辅等六人也。这六人都是宣宗的亲信近臣，而杨士奇最得宣宗的器重和信任。据《明史·杨士奇传》记载，杨士奇在内阁中稳坐第一把交椅，常常替皇帝撰写重要旨意，文笔灼灼光采，且有政治感染力。杨士奇一直位于宣宗辅政集团的核心地位，他的思想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宣宗的思想和行为。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对宣宗言：“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从宣宗对杨士奇的倚重程度来看，杨士奇这种“诗不足为”的思想必定得到宣宗的认同，而一位皇帝和一位重臣的这种思想必然对当时的诗坛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宣宗虽有一点“诗癖”，但其文学创作明显体现出文重于诗的倾向，而以辅政“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创作重心亦为文而非诗。正如当代学者郭万金先生在评价宣宗治下明朝诗坛时说的那样，诗歌在这段最利于文学发展的朝廷文化中所得到的推扬与鼓励也是相当有限的（《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代的第十一任皇帝，他是另一位有一点“诗癖”的皇帝。世宗的诗歌创作亦有可观之处，旧时流行的启蒙读物之一《千家诗》里共选诗歌221首，诗歌作者是皇帝身份的只有两人，一位是唐明皇李隆基，另一位便是明世宗朱厚熜。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也称世宗“喜为诗文”。事实上，世宗一生最为钟爱的文字，既不是“文”，也不是“诗”，二是“青词”，故世宗素有“青词皇帝”之称谓。青词，也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蘸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形式工整而文字华丽。事实上也不乏用诗歌的形式来撰写青词的，中唐诗人李贺就曾撰写诗体青词《绿章封事》。宋代道教昌盛，作青词者亦众，其中也不乏一些大文人、大诗人，如苏轼共作17首，王安石共作26首，欧阳修共作45首。宋人撰写的青词中亦不乏具有积极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世宗好青词，于是乎“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其时文人亦大力撰写青词也。只是这些文人撰写青词的终极目的却是为了投其所好，冀望博得世宗的赏识，从而能在仕途上青云直上，嘉靖十七年之后，明廷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就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得到赏识而上位的（《明史·宰辅年表》）。可见世宗时，青词确已沦为文字游戏和“青云直上”的阶梯，这与文学艺术的本质背道而驰，况且青词毕竟不是诗，世宗朱厚熜爱好的是如此“青词”，其治时的明朝诗坛沦为败柳残荷之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诚如刘勰所言，“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应该是概莫能外之事。明朝皇帝大多缺失文化，更缺乏“诗癖”，偶有“诗癖”者，又与明诗振兴失之交臂，明朝诗坛的疲软不振也就不足为奇了。